回望中華（41）大秦帝國的興起與坍塌_風聞

 如果把7000年前伏羲氏部族從遼西南下中原，作為“中華民族——中國”這個民族型國家的起始，那麼，伏羲氏時代，就是一個“霸主型部族性奴隸制”時代；神農氏時代，就是一個“共和型部族性奴隸制”時代；五帝時代，就是一個“貴族兄弟型奴隸制中央集權”時代；夏商周時代，就是一個“貴族君臣型奴隸制中央集權”時代。

到了秦漢時代，奴隸社會就結束了，封建社會就形成了。

那麼，大秦帝國，實際上就是處在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轉折階段。

由此，我們來看一看，大秦帝國，為什麼能夠快速崛起呢？又為什麼會迅速坍塌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為什麼是秦國——秦始皇統一中華，而不是別的什麼國、別的什麼人統一中華？

中國的奴隸社會，是一個農業性的社會。

在農業社會的起初，由於農業生產的辛苦，以及農業生產所產生的消費品相對剩餘，使得部族或部落之間的戰爭，不再僅僅是為了佔領地盤，求得一時之生存；而是為了佔領對方的土地，擄掠對方的人口，榨取對方的勞動價值，求得自己部族或部落更好的生活與發展。

這樣，就有了伏羲氏的“霸主型部族性奴隸制”時代。

由於霸主性部族與部落的殘酷壓榨，導致被征服部族或部落的堅決反抗，以及其它未被征服之部族或部落的恐懼與抵制，於是，伏羲氏的“霸主型部族性奴隸制”垮台，神農氏的“共和型部族性奴隸制”時代興起。

但是，部族或部落的共和，使得各方部族與部落、在制度設計上形成了勢均力敵。

這樣造成的權力分散，就使社會的公共權力機構，難以形成意志的統一，缺乏快速反應的管理效率。

於是，部族或部落之間，在缺乏公權力制約的情況下，就又是強者為王；天下，就又在失去公權制約的狀態下，越來越走向混亂。

黃帝打敗炎帝，戰勝蚩尤，等於是消滅了部族隔閡，形成了文化統一和政治機構的集權化。

這對於抑制天下紛爭，提高公共權力機構的工作效率，是一個大的促進。

但是，生產力水平的制約，導致這時的生產關係、生產製度，仍然是需要奴隸主的武裝，強行壓制奴隸們進行生產。

而奴隸主們的武裝，在完成壓迫奴隸進行生產的同時，就意外地又起到了另一個作用——幫助奴隸主部落，與代表公權力的帝王族系分庭抗禮。

代表中央集權的帝王族系，也是私人武裝。與帝王族系意志相左的奴隸主部落，也是私人武裝。

這要是打起仗來，誰勝誰負，還不一定。

所以，五帝時代的中央集權，名義上是帝王具有管制天下的權力，實際上，這個帝王當得也很窩囊，是吃力不討好。

大禹制訂《洪範九疇》，正是對五帝時代代表公權力的帝王族系之名不副實的總結與矯正。

要想帝王族系的武裝，能夠對具有異心的部落武裝形成壓倒性優勢，從而鞏固中央集權，就必須實行納貢制度，使帝王族系的經濟實力，能夠在制度機制上，形成對其它族系的壓倒性優勢。

但是，僅僅從經濟的層面着手，並不能夠防止意外；並不能夠防止一些具有異心的部落，仍然能夠在實力上，超過帝王族系。

特別是一些共同對帝王族系不滿的強勢部落，形成了聯合；或者，是他們勾結外邦，引狼入室。這些情況，都能夠對帝王族系所代表的中央集權，形成致命威脅。

所以，帝王族系的保障自己權力鞏固之終極手段，還是要回到自己作為中央集權的核心價值上，就是鋤強扶弱，維護天下太平。

所以，“周初大封建”，就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口號。

但是，還是由於諸侯貴族具有自己私人武裝的原因，即便是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口號，實際上並不能夠落到實處。

諸侯的實力，仍然能夠超過帝王族系的實力。大小諸侯之間，仍然能夠無視帝王的存在，而大打出手、相互兼併。

總而言之，生產力水平，是制約生產關係、制約社會形態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而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生產力水平，就恰好發生了大的改觀，導致奴隸制的大生產，越來越沒落，農奴制的小生產，越來越當道。

於是，隨着奴隸制大生產的沒落，壓迫奴隸們進行大生產的奴隸主武裝，也沒落了。

這，才是大秦帝國能夠快速崛起的背景性因素，也是這一社會現象能夠產生的根本性因素。

在東方那些老牌諸侯國的眼中，西方的秦國，當時還是一個被人蔑視的“蠻夷”之邦。然而，正是那些老牌諸侯國眼中的所謂“蠻夷”，正是她的“落後”，才是那些老牌諸侯國的催命符，才是大秦帝國能夠後來居上，一統中華的“運氣”所在。

我們都知道，變法與改革，是秦國由一個落後的“蠻夷”之國，一躍而成為天下霸主的根本原因。

但是，其他的諸侯國，也都進行過改革，卻都不成功；只有秦國的變法，最後成功了，這是為什麼呢？

並不是窮則思變，而是因為，窮與落後，就使得秦國喜歡“共和”的貴族集團，相對地勢力單薄，喜歡“專制”的百姓和君主之間的聯合勢力，就相對地勢力強大。這就使得秦國上下，能夠説改革，便改革。

這在今天，也是一樣。

儘管馬克思主義學説，是產生於西方的資本主義世界。但是，社會主義的運動，卻是成功於東方的封建主義國家。

不是因為，東方的封建主義勢力支持社會主義運動，而是因為，東方的資本主義實體不發達，沒有足夠的實力，對抗社會主義運動。而西方國家，因為資本主義實體發達，導致其勢力強大，所以，他們那裏的社會主義運動，就難以成功。

在春秋戰國時代，變法圖強的主要內容與途徑，是什麼呢？

就是先進的生產力要取代落後的生產力，新生的農奴制，要取代固有的奴隸制。

農奴制，就是勞動者租種地主的土地，向地主交租。

這樣，勞動者具有了人身自由和發展的希望，也就具有了勞動積極性以及主觀能動性。

而另一方面，地主，也因此不必承擔因為荒年歉收，而白白養活奴隸的風險；也不必因為管制奴隸，而和奴隸們發生面對面的對抗。

這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奴隸制，就是勞動者沒有人身自由，只管勞動，也不必關心勞動效果的好壞。

因為沒有出頭之日，也受人管制，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當然就不會很高。

至於他們的主觀能動性，那就是是集中精力思考，怎樣才能夠既破壞了主人的勞動工具，又不會讓主人發覺到，是自己有意破壞的。

另一方面，對於大地主來説，許多奴隸集體勞動，他好管理；而農奴制的小生產，太分散了，不好管理，還要他提供先進的生產工具給農奴，萬一農奴帶着生產工具逃走了，他就虧得大。

最關鍵的還是，我不對奴隸進行直接的管理，怎麼顯示我是主人，他是奴隸啊；怎麼能夠顯示我和他不是一個等級啊；能夠讓那些奴隸，顯得和我是平等的，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嗎？

所以，越是大地主，越是大貴族，就越喜歡落後的奴隸制生產；越是小地主，越是小貴族，就越喜歡先進的農奴制生產。

但是，小地主的農奴制生產，效率比大地主要高得多，這就必然地會將經濟優勢，累積成政治優勢，對大地主的貴族特權地位，構成威脅。

所以，大地主就要壓制小地主的農奴制生產，要千方百計地限制這種生產方式的發展。就像今天的資本主義必須壓制社會主義；自由經濟，必須反對宏觀調控一樣。

而秦國由於底子薄，小地主多，貴族階級少，所以，改革，就沒有多少阻力。

商鞅之所以被車裂，不是由於貴族集團的強大，而是由於當時的君主一時糊塗，站錯了隊。

商鞅雖然死了，但是，他開創的變法路線，並沒有停止，而是繼續向前發展。這就顯示了，新興的地主階級，力量是強大的。

這是秦始皇所在的秦國，能夠成功崛起，最終統一中國的根本原因。

然而，秦始皇統一了中國，為什麼統一了中國的秦王朝，又迅速垮台了呢？

這就是因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要矛盾，而當人們一心一意地關注前面一個主要矛盾時，不提防以前的次要矛盾，這時候，就突然地轉變為了主要矛盾，以致於搞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秦王朝被推翻的表面原因，是陳勝吳廣所發動的大澤鄉“農民起義”，導致天下諸侯蜂起，秦王朝應變不及。

而其背後真正的原因，則是宦官趙高陰謀奪權，粉粹了秦國君臣之間的政治關係，導致了秦王朝的名存實亡。

天下諸侯，只不過是在和一個死了的、沒有魂靈的秦王朝之屍體作戰，焉有戰之不勝的道理。

必須説明的是，陳勝吳廣所領導的大澤鄉起義，並不是所謂的“農民起義”，只不過是一種換了形式、顯示了一些政治手腕的諸侯復辟行動而已。

《史記·成涉世家》記載：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謫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

陳勝吳廣，是兩個所謂的“農民起義”之“領袖”嗎？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

《禮記·曲禮上》：“男子二十,冠而字”。

這就是説，人之“字”，源於“禮”。

而“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

一般庶民，是不講“禮”的，是不會有“字”的。

所以，有“字”的，就不會是庶民，而是貴族。

陳勝吳廣兩個人，都有“字”。

這説明，他們的出身，絕對不會是什麼庶民甚至於農民；而應該，是屬於或大或小的、某一個階層的貴族。

那麼，為什麼又“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呢？

這就正是陳勝吳廣，之所以仇恨秦王朝，要煽動大澤鄉起義，反抗秦王朝“暴政”的根本原因。

他們，原本是被秦王朝滅亡的、某個諸侯國的“遺少”，是某一個諸侯國之貴族的後代。

他們先前所在的諸侯國，被秦始皇的秦王朝消滅了，他們就因此而失去了貴族的地位，淪落為了庶民，就“嘗與人傭耕”。

所以，他們的心中，就充滿了對秦始皇，對秦王朝的刻骨仇恨。他們就時刻都在想着復辟——“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那麼，他們復辟的手段，又是什麼呢？

那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

這還有“立場規則”嗎？這還有“禮義廉恥”嗎？

只要能煽動造反，那是——什麼都顧不得了。

至於“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這就——只能是秦王朝的“暴政”了。

然而，我們今天發現，從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中，清楚地寫着：

“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其得（也），及詣。水雨，除興”。

翻譯一下：

“為朝廷徵發徭役，如耽擱不加徵發，應罰二甲。遲到三天到五天，斥責；六天到十天，罰一盾；超過十天，罰一甲。所徵發人數已足，應儘速送抵服役處所。降雨不能動工，可免除本次徵發”。

一切的“懲”與“罰”，都是針對官僚與官府的，並不關老百姓什麼事啊。

至於要——“法皆斬”嗎？

有那麼嚴苛嗎？

當然，不論復辟者們採用什麼欺瞞哄騙的手段，秦王朝，總算是垮台了，滅亡了。

這就説明，秦王朝，還是確實是不行。

然而，秦王朝雖然是不行，可她，真的是被這些復辟者們打垮的嗎？

如果復辟者們真的能夠打垮秦王朝，那麼，他們又為什麼不能夠推翻秦王朝所建立的各項制度呢？

為什麼楚霸王項羽，會被十分弱雞的劉邦給打敗呢？

為什麼劉邦所建立的漢朝，會沿襲秦王朝的各項制度呢？

這一切都説明，秦王朝，不是敗於復辟者之手，而是敗於她自身的制度不夠完善。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就取消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將地方上的軍政分開，從而強化中央集權。

這也就是總結歷史經驗，吸取歷史教訓的結果。

這就是為了阻斷諸侯雄立之路，防止中央權力被再次架空，從而導致天下紛爭，戰亂不斷的歷史悲劇再次重演。

另外，在阻斷外部勢力架空及奪取中央權力之路的同時，秦始皇也在探索，阻止王族內部成員，利用機會非正常地篡奪權力的路子。

所以，對於接班人的問題，他就沒有提前宣佈。

而這，也就造成了一個制度上的隱患，製造了一個因為帝王的一時不能行使權力，而形成權力真空的的情形。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宦官，帝王的身邊之人，就能夠假帝王之名義，而發出非帝王之本意的命令，使得天下，不得不服從一個篡權者的命令。

這個問題的產生，本質上還是一個“人治”與“法制”的矛盾，是一個“情感”與“理性”的矛盾。

人類社會之內部的根本矛盾，就是強者與弱者之間的矛盾，是少數強者與多數弱者之間的矛盾。

多數的弱者，為了對抗少數的強者，就必然地要組織起來，就要形成一個統一。

而這個統一，就必然地要有一箇中心。

這個處在中心之人，他就必然地要取得大家的信賴。

這就是一個感情的問題。

它就形成一個“人治”的政治氛圍。

但是，感情並不能包辦一切。

人們的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還是必須要有理性，必須要由理性指導。

這就導致，在“人治”的基礎上，人們，又不得不引入“法制”。

而且，隨着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理性，是越來越強；“法制”的氛圍，也就越來越濃厚。

但是——又一個但是，“法制”，雖然是更有利於人們的政治生活，它的本質，卻又是理性。

而理性的本質，又是什麼呢？

理性的本質，就是人們的知識，就是人們對於客觀世界的真切認識。

理性是知識——可人們，又有多少知識？

理性是人們對於客觀世界的真切認識——可人們對於客觀世界的真切認識，又有多少？

秦始皇所制訂的皇帝與官僚系統之間的關係，當然是屬於一個“法制”系統。

但是，這個“法制”系統，是完善的嗎？

當趙高利用秦始皇的突然去世，而竊取王朝大權之時，恰恰是這個“法制”系統，阻止了王朝大臣們，因為感情因素而能夠起到的作用，扼制了“人治”因素，所能夠發揮出的對於這個王朝的挽救能力。

人類是高級的，但是，一個人的頭腦，一旦遭到襲擊，這個人，就必然是嗚呼哀哉。

螞蟥是低級的，但是，即使你把螞蟥切成了兩段，螞蟥不是死了，而是一隻變成了兩隻。

這就是高級與低級的辯證法。

大秦王朝的覆滅，不是因為她太“低級”，而是因為她太“高級”。

是她高級的“法制”，搞死了她自己。

所以，信奉“法制”，信奉“理性”，往往是失敗的肇始；而講究人情，講究世故，恰恰是成功的開端。

人啊，不能夠見風就是雨，總還是得悠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