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羣人去古巴幫助當地青年朋克，卻找不到中國朋克自己的出路_風聞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4-11 11:49
採訪：熊韌凱、老月亮
作者：老月亮
為了避開警察，梅二一行人選擇凌晨出發，到達哈瓦那的海邊時，太陽正在緩緩升起。
幾個沒有穿上衣的男子撕開包裝，把安全套湊到嘴邊，腮幫子漲得鼓鼓的，努力將其吹到最大——六個剛剛好，系在魚鈎上，順着洋流，可以把魚線帶到足夠遠的地方。
温柔的朝陽下，漁夫們一言不發，看着安全套在藍色的海洋中慢慢變小，梅二感慨道：
“這不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嗎？”
他和樂評人張曉舟從中國漂洋過海去古巴，本來是要為兩位民謠歌手拍攝旅遊紀錄片，陰差陽錯下，竟然變成了一場尋找古巴朋克樂隊的魔幻之旅。
而那羣用安全套釣魚的人裏，就有梅二要尋找的朋克樂手。
朗姆酒、雪茄、卡斯特羅、切·格瓦拉、配給制、汽油味兒、高昂網費……古巴是一個很難用七十年代中國或者朝鮮一言蔽之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這個人人勞動，家家有靠着糧本定額領取小麪包，買個打火機都得去黑市的地方，因為鄰近美國，搖滾樂已經通過“敵台”悄然入侵了60來年，“古巴的音樂從來就沒落後於我們”，梅二説。
我們找到了返回的阿木爾和梅二，跟他們聊了聊中國朋克的兄弟們。
從左至右：吳維、梅二、蘭州大灌音樂的負責人兼錄音師陳品良、阿木爾、攝像師胡瀚鵬
那是還沒有“頂馬”的時候，梅二剛踏入社會，在廣告公司上班，大學的樂隊解散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喝一夜的劣質白酒。
在看了張廣天導演的話劇《切·格瓦拉》後，他不明白身邊坐的年輕人為什麼這麼傻逼，對着一個紅色革命家流眼淚。出於好奇，梅二開始閲讀切·格瓦拉的傳記，由此竟然成為了一個左派青年。
在媒體“騷客文藝”裏，梅二寫道：
“革命和左派成了我和世界對抗的一個出口。我還幻想過有一天我去了古巴，當我露出我格瓦拉紋身的時候，那裏的人民露出欣慰的眼神並請我一起喝酒。甚至我還幻想過去尼泊爾參加當時的毛派游擊隊，解放加德滿都，成為文化部長，回訪中國。”
十五年後，當梅二為了看一場古巴朋克的演出，真的去到切·格瓦拉在聖克拉拉的紀念館時，他沒有像當年想象的那樣頂禮膜拜，熱淚盈眶，還放了一個極臭的屁，轟動了同遊的朋克哥們兒：我們在格瓦拉紀念館遭受了生化武器的襲擊!
而對於梅二自己來説，他早已瞭解了英勇光環背後的殘酷，也親眼看到革命之後，赤裸裸的古巴人民生活。
“破敗”，這是梅二對古巴最深刻的印象，年久失修的建築、隨便一拉把手就會掉下來的出租車門……一切都是破破爛爛的。
在古巴，不光是食物，所有的物資都被嚴格管控着，用安全套釣上來的魚只能偷偷送到黑市上去賣，每個人都必須勞動，而工資則被牢牢固定着，一個普通古巴人想要買一雙鞋，得攢一年的工錢。
也不是沒有高樓大廈的。梅二也曾路過卡斯特羅居住的區域，“像是在歐洲，一排洋房別墅”，只是，這些都與古巴玩朋克的人無關。
梅二説，在古巴，想要掙到錢，要麼家裏有多餘的房子可以辦民宿，要麼家裏有車，才可以開出租，而辦民宿需要裝修材料跟官員有特殊關係才能弄到，開出租不被罰款，也得通通門道，“在古巴，知識分子不值錢，知識特別不值錢。”
除了收聽來自美國的電台，古巴的黑市裏流轉着一些珍貴的硬盤，都是從遊客手裏走私過來的，裏面裝滿了“資本主義毒草”。
古巴沒有牆，但網費貴得驚人，上一回得花掉一個月的工資，古巴年輕人最友好的打招呼方式就是連藍牙，最近存了什麼新的歌，拿出了大家一起分享。
做樂迷都如此艱難，搞樂隊更得花一番心思。
沒有吉他，就請人造一把指板 5 釐米厚的假 Rickenbecker ，買不到琴絃，就把自行車閘線抽出來做一根，從上一輩樂隊那裏繼承的架子鼓骨皮破了，還好醫療是公費的，去照一張大號 X 光片安上……
靠着自己創造條件，到被梅二發現時，古巴朋克從 80 年代至今已經續存三代了。
在那篇叫做《我居然沒在格瓦拉的墓前痛哭》的文章裏，他説：
“我覺得我來晚了十年，如果我還是當初那個左翼青年，我會在格瓦拉的墓前痛哭，並感受那種回家的感覺。可是，我在38歲的時候，夢早就破碎了，看到格瓦拉的一切都像是看到一個符號。”
在中國，“切·格瓦拉”這個符號從當年的滾青最愛演變了一次又一次，印着格瓦拉頭像T恤、軍綠揹包早已經過時了。
更年輕人們聽到這個名字時，腦中浮現的不是那個帶着帽子一臉堅毅的英雄，而是穿着獄服的捲髮男人對着鏡頭説：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從反抗標兵到時尚標籤，再到最後的戲謔，第一次去古巴，梅二也許就察覺到，切·瓦拉格在中國的命運和頂樓的馬戲團太相似了。
這個樂隊最初在迷笛上向橘紅色的天空叫喊過“我們永遠地年輕，我們永遠地純潔”，後來玩起了朋克，用三個和絃罵“朋克都是娘娘腔”，主唱陸晨想學臭名昭著的美國朋克 GG Allin 在舞台上拉屎，脱光了全身的衣服，可惜沒拉出來，在警察來之前溜走了。
2009年，那首挖苦世博會、傳到境外的《上海不歡迎你》“玩”過火了，頂馬一年沒有在上海任何場地演出過。
一直用滬語唱歌，頂馬甚至還吸引了一大批中年人，有樂迷告訴梅二，他爸想要一個《蘇州河戀曲》的伴奏帶，在公司年會上表演。
樂迷記得的還是那個“不要臉”的頂馬，在演出時脱衣服不再是樂隊的自我解放，變成了頂馬演出的保留節目，很多人會在台下討論“今天陸晨會脱嗎”，他一出來就會起鬨“脱！脱！脱！”。
毆打觀眾也沒什麼稀奇的，大家都有默契，這是“朋克”，樂隊成員一跳水，大家就開始嬉鬧，推推摸摸。
“搖滾樂在中國是一種快消品”，梅二説。
主唱離開之後，梅二和剩下的成員組了個有歌詞的後搖樂隊叫“反狗”，對於梅二來説，樂隊要轉型，首選肯定還是朋克，可是自己都四十了，“鼓手打不動了，我也彈不動了”。
心心念唸的，還有古巴一身勁兒沒有樂器可施展的兄弟。他接受採訪，自己撰文，為古巴朋克眾籌，捐款的人可以得到他託人翻譯、設計的實體專輯《憤怒 虛無 朗姆酒》。
紀錄片的名字叫做《憤怒與朗姆酒》，梅二告訴我，專輯名“憤怒 虛無 朗姆酒”引自一個研究古巴搖滾歷史學者的文章，當他們第二次去到古巴時，朋克們真的一點也不虛無了。
“虛無是誕生在富人中的，現在的古巴朋克，就是窮人傻樂，每天都得討生活，虛無個屁”。
第一代古巴朋克出現在80年代，那時的古巴還有蘇聯的援助，年輕人們不用每天跟餓癟的肚子作鬥爭，他們想解放的是自己。
VIH 樂隊的佩德羅就是在那時出現的。
西語中的”VIH”就是 HIV 的意思，古巴政府發現艾滋病毒之後，把所有的艾滋病人都關在一個醫院裏隔離，一批古巴年輕人為了和自己的親人朋友團聚，主動用注射器注入了艾滋病毒，醫院變成了無政府的烏托邦，也是古巴朋克最早的培養皿。
不過，哈瓦那平民街區裏，唯一一個攝像頭，還是正對着朋克樂隊“裏卡多的色情片”的主唱。這個樂隊批判卡斯特羅的專政，從歌名就能看出來：《主席同志》、《文化警察》。
第二代古巴朋克中，最有名的還有聖克拉拉的威廉。
對於朋克們來説，威廉才是領導人民獨立的切·格瓦拉。威廉創立的“礦渣”是古巴第二代朋克中最有影響力的樂隊，在古巴，每一個朋克樂隊都會唱那首《Eres tu》（《是你》）：
“別相信演講，也別相信某位大人物的甜言蜜語，不管你反對的是戰爭還是死刑，他們只給你兩種選擇，成為奴隸，或者士兵。”
第一次見到卡洛斯時，他每天向梅二索要朗姆酒，喝得爛醉如泥，跑到街邊調戲小姑娘，梅二離開的三年裏，他和一個意大利女孩結了婚，在意大利住了一陣，可最後又回到了古巴。
卡洛斯覺得歐洲全是假朋克，生活得那麼好，喊出來的憤怒都是演戲，他在那裏失去了創作動力，就跑回來了。
梅二對卡洛斯説：“這就是我們生在這樣的國家的好處，我們天生就有一個敵人，有反抗的根基”，卡洛斯表示完全同意。
回到古巴之後，卡洛斯完全戒了酒，想喝酒的時候就用酒洗洗臉。他的樂隊裏全是十幾歲的孩子，卡洛斯想像威廉一樣，教他們遠離艾滋病、毒品和酒精，以身作則，為後輩樹立一個好榜樣。
回到古巴之後，卡洛斯完全戒了酒，想喝酒的時候就用酒洗洗臉。他的樂隊裏全是十幾歲的孩子，卡洛斯想像威廉一樣，教他們遠離艾滋病、毒品和酒精，以身作則，為後輩樹立一個好榜樣。
每一個聚會都是一棵奇怪的花草，生長在這片培育痛苦的、貧瘠的土地上，天一亮立刻就枯萎。
就像紀錄片的結尾所説：一場宿醉之後，大家都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了。
阿木爾和吳維是去年和梅二一起去的古巴，阿木爾在北京有一個自己的攝影工作室，平時靠接一些商業短片賺錢，吳維在陽朔幫別人看管酒吧，三個人能夠湊在一起，都是因為朋克。
“武漢沒有朋克，如果有，就只有吳維一個”，生命之餅是武漢第一支朋克樂隊，主唱吳維在朋克屆是公認的大哥，那句“我不會灑了我手中的酒，更不會鬆開我的拳頭”一直鼓舞着後輩們。
他告訴我，自己看着古巴朋克那麼窮，還要為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歌唱，他也想去找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