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技工作者也是悲劇_風聞

編者按：昨日，世界首張黑洞照片出爐，中國科學家為EHT黑洞成像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科學無國界，但高科技有國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封鎖高科技，以保持它們對落後民族的壓迫、剝削。中國的進步，中國的科技進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國界限制，就是對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實踐。”本文是北大潘維教授在中國科學院工程碩士開學典禮上的演講，收入作者新著《士者弘毅》。

   面對這麼多自然科學領域的青年精英，我不知道講的話會不會對大家有益，感到非常惶恐。可我並不因此怯場，因為我不過想講出內心的一個感受，題目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

    沒有什麼“美國特色”或者“中國特色”的科學知識。**科學沒有國界，科學知識是人類共享的。在今天，科學家經常跨國工作，成為當前人類社會里最國際化的一個羣體，是全球化的先鋒隊。如此，科學工作者的祖國認同似乎應當逐漸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話：“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那麼，今天的科學工作者還需要祖國嗎？

一、科學工作者的國家認同

    科學工作者需要祖國認同嗎？這要看你是哪個國家的科學工作者。在我們這個西方人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只要是生為中國人的科學工作者，即使自己主動想忘掉祖國，也很不容易。

    我在美國讀書時有個中國大陸去的同屋，他讀材料學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學生之一，是尖子裏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國前30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艱難，是那時少見的城市貧民。他父親靠拉板車養活妻子和六個孩子，孩子裏只有他一個唸了大學。他赴美不久，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很快開始激烈批評自己的祖國，批評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國。他的博士論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畢業後卻長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用我們的話説是“保密行業”，不容外國人插足。儘管他不喜歡祖國，卻也無法通過美國政府的“安全檢查”（security clearance）。後來，他給一家小公司做實驗員，掙的是在大學裏當助教的工資，每小時不到十塊錢。再後來，他放棄了自己心愛的專業，轉行去做芯片工廠的質量檢查員，工資才隨着IT業水漲船高。那是種普通而平靜的美國生活，他卻永遠不會成為陶瓷材料專家了。

    作為美國名牌大學的材料學博士，他若回祖國研究陶瓷材料，沒有security clearance的問題，他可以成為我國最出色的陶瓷材料專家。

    不是大陸人的華人又如何呢？40年前的1964年，年輕的李文和先生離開了當時令人失望的台灣，去美國讀博士學位。他很出色，畢業後在美國找到了工作，成為核專家，在美國能源部所屬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而且成了那裏受擁戴的精英科學家之一。那是美國最高級的實驗室了。李先生認同美國，熱愛這個給了他機會和富足的新祖國。在這個新的祖國，他踢足球，喜歡野外活動，還是個好丈夫、好父親。他還經常參加學術交流活動，甚至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來中國做基礎科學的學術報告，進行學術交流。他是美國人，但畢竟也是中國人。希望在自己母國的文化圈裏獲得認同和尊敬，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還都和美國情報機構配合，肩負瞭解中國核專家和核研究進展的任務，每次返回美國都向情報機構彙報。還有報道説，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國情報機構的合作者。

    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右派掀起了反華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責之一是中國竊取了美國核武器的技術。美國情報機構斷定，中國顯然已經把核彈頭微型化，而中國人不可能發明這種技術，除非是從美國偷。可他們找不到中國偷竊技術的根據。於是，華裔核科學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國情報機構邀功請賞的替罪羊。李先生並不研究武器設計。就武器設計而言，他是個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開除出了他工作了20多年的實驗室，還喪失了退休金。美國聯邦調查局威脅説，如果他不“承認”為中國做間諜，就要像處死羅森伯格一樣用電椅處死他（羅森伯格夫婦1951年因向蘇聯提供美國核技術機密而被捕，1953年被雙雙處死）。李文和被關押在一個單獨的牢房，牢房沒有窗户，燈是永遠開着的，夜裏也不會熄滅。他在牢裏還要戴上手銬和腳鐐，還經常捱餓。李文和自己感到，政府知道他不是間諜，也無法接觸敏感信息，所以想逼他自殺，把案子坐實。他因此早就提前聲明，自己絕不會自殺。新世紀更替的2000年元旦，他是獨自一人在囚室度過的。在被關押了九個多月之後，他終於被迫承認一些輕微的過錯，説明美國政府抓他有理，這樣才換取了出獄。他的“過錯”是什麼？就是把一些數據下載到個人計算機裏。那些數據是公共信息，絲毫沒有敏感性，不過代表一個程序員的正常工作，實驗室裏人人都這麼做。現在，李先生依然認同美國，在個人網站上發起了簽名運動，期待美國總統向他道歉，期望美國政府向他道歉，從而能賠償他失去工作的損失。然而，在他新出版的自傳裏，他卻這樣寫道：

    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裏，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使自己淪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獄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無論多麼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亞裔，像我一樣的華裔，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是的，對美國而言，你李文和雖然是美國公民，卻是中國人。對中國呢，李文和是美國人。科學無國界，如果華裔科學家沒有祖國，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除非他不想成功，不想成為科學家。

二、在悲劇的祖國

    大家可能會認同“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這種説法。我想進一步説，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工作者也是悲劇。

    大前天（2月23日），《參考消息》用一整版轉載了美國《時代》週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抨擊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卡迪爾汗。卡迪爾汗生於1936年。他11歲時，印度獨立了，祖國卻被英國分裂成了兩個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為穆斯林的卡迪爾汗遷至巴基斯坦，但他的家鄉是印度的博帕爾。博帕爾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順便提到，20年前的1984年，博帕爾市發生過一起著名慘案。那裏的一家美國工廠泄漏了40噸劇毒氣體，導致3150人立即死亡，5萬人失明，8萬人終身殘疾，150萬人受影響接受治療，佔博帕爾市總人口的一半。1953年，卡迪爾汗17歲，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理工學院學習，不久又去歐洲學電氣工程和冶金。他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荷蘭工作，從事原子學研究。1976年，當印度開始了原子彈項目，40歲的卡迪爾汗回國了，帶着他的核能知識。在他的領導下，巴基斯坦努力了20多年，也擁有了原子彈。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後進行了6次公開的地下核試驗，卡迪爾汗從此成為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成為祖國教科書課文裏的英雄，兩次被授予國家最高勳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國各地的卡車、公共汽車背面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是全國知名度最高的人，比總統的知名度還高。巴基斯坦人口與俄羅斯相當，是美國的一半，是英、法任何一個國家人口的兩倍。但美國、俄羅斯、中國、印度可以有核武器，英國、法國甚至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卻遭到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裁。卡迪爾汗大概相信，原子彈能減輕伊斯蘭世界受到的壓迫和屈辱，所以試圖向其他伊斯蘭國家出售一些核技術設備。他顯然沒有成功，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廠和房間裏都安插了間諜，甚至收買了他最親密的助手。這就是“巴基斯坦國”。很幸運，中國不是這樣的。現在卡迪爾汗已被自己國家的政府逮捕了，而且受美國情報人員的訊問。在壓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或者編造一切美國所需要的謊言，使美國得以要挾其他國家，比如伊朗。

    是的，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家也是悲劇。

三、在成功的祖國

    1996年，在中關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裏有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是僅次於美國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羅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網絡上讀到了一點北京航天城裏的故事，很感動。1999年11月20日，中國的第一艘航天試驗飛船神舟一號從酒泉發射中心升空，飛船的一舉一動都由北京中心遙控，從點火升空到返回着陸，成千上萬條調度命令要從這裏發出。任總調度的是一個北航畢業生，名字叫申勁松，當時只有26歲。神舟一號升空之日是他的26歲生日。第二天飛船返回時，他發現狀態有些不對，可他只有20秒鐘的時間做決定，而且決定的後果是巨大的。他做了決定，而且做對了。返回艙落地之時，申勁松沒了感覺，就是腿軟，汗從握緊的拳頭中流下來。到2002年神舟三號發射升空，這個1973年出生的28歲大男孩已經連任三屆總調度了。他的工資只有1300元。事實上，整個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員都是這樣的一些青年人，全部是我國自己培養的。到神舟三號升空，他們的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與高能物理及原子彈不同，中國的載人航天沒有胸有成竹、滿腹經綸的專家領軍撐腰，就靠剛從學校出來的這些年輕的本科生和碩士生。

    現在已經成為飛船軌道專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師大天文系的碩士畢業生，一進來就做軌道設計軟件。可飛船還在製造中，飛船數據還不明確。他對整個任務系統一無所知，而且沒有任何參考方案，沒有一個可用的程序、文檔。他拼命了，日以繼夜閲讀國外資料，希望能發現一點漏網的蛛絲馬跡，而且他用天文學知識來啓發自己的思路。他幾乎沒離開過機房，怕思路中斷就難以續上，每天靠方便麪填肚子。經過半年沒日沒夜的工作，他成功了。

    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這樣的例子並不少。控制軟件專家歐餘軍是1995年從長沙國防科技大學畢業的，1998年開始負責遙控保障軟件的編寫。那是個決定飛船能否安全返回的關鍵性軟件，包括對飛船發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鏈和注入數據。沒有任何現成的資料可借鑑，要從零開始。中國飛船能否回得來，就全看這25歲的小夥子了。整整兩年零八個月，沒白沒黑，他把軟件做了出來。結果發現有問題，近三年的勞動成果全被推翻。他傷心得一個人躲在機房裏放聲大哭。中心的領導人認為哀兵必勝，堅持不換人。只剩下幾個月了，歐餘軍成了機房裏的拼命三郎，不管什麼時候，人們走進機房都見他端坐在那裏冥思苦想，像個活菩薩。任務完成了，他的身體也垮了，得了腎積水，經常疼得滿頭流汗。這時，中國第一次飛船發射開始，一切全新，誰也不是內行，有許多軟件只有他一個人會發指令。醫生和護士把他從醫院抬到指揮大廳，他邊輸液邊打鍵盤，在擔架上堅持了幾天幾夜，飛船返回後才被抬回去做手術。

    我為什麼要講他們，因為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就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旁邊，他們的同學、朋友在那裏每個月掙萬元以上。可在航天飛行控制中心，申勁松一千多元的工資還意味着日以繼夜的辛勞，甚至一個月才能和在城裏工作的妻子見一面。申勁松是這樣説的：

    如果單從掙錢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幹不成了。外面的誘惑確實很大，但我既然幹了這個，就要認認真真地幹。這個機遇不是每個人都能遇上。對一個人來説，一輩子能趕上一次就非常難得了。

在這篇網絡文章之後，有個跟帖，也很有意思。跟帖的作者回憶説：

    1992年畢業前，酒泉來人，希望我們這些學控制的人去那裏工作，並且明確説是為了宇宙飛船工作。可我們當時想的都是出國、考研，對此漠不關心。在動員大會上，許多人插科打諢，胡言亂語，嘲弄帶隊的軍官。學校也沒起正面作用，只是應付了事，找了幾個拿不到學位的差生和來自邊疆地區的學生糊弄軍隊。十年了，我們這些人出了國，成了所謂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實説，都是“行屍走肉”，所學所用都在為外國人牟利，而且我們的所謂“成果”在他們面前是如此的淺薄、渺小、微末。是那些當年被我們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學們真正在為祖國奉獻着，我真不知道將來見面時如何面對他們。我們是逃兵。

    為中國宇宙飛船事業獻身的這羣年輕人“成功”嗎？也許成功，也許不成功。也許有些將來成功，有些連將來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國“兩彈一星”的元勳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於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國讀了機械工程學博士，然後去一所美國大學當講師。如果沒有新中國的建立，他也許就這樣生活下去了，過一種平靜的美國生活。1949年，像那個時期的許多留美學生一樣，34歲的任新民先生也趕回來建設新中國，為祖國出力。他很快就成為我國遠程導彈的材料專家，負責設計製造了“長征一號”，就是發射了我國第一顆衞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歲了，因為得到了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他的貢獻才為人所知。1995年，他80歲了，得到了“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在他85歲時，國家向他頒發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和“航天獎”。然而，他説，“航天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個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記得其他著名的“兩彈一星”元勳也説過類似的話，而且舉出了很生動的例子。任新民院士今年90歲。在他70歲以前，沒什麼人知道他的所謂“成功”。

**成功的或者所謂“不成功的”，他們都獲得了成功，因為他們的祖國成功了，祖國是科學工作者們最堅強的後盾。**他們推動了共和國的進步，他們與共和國一道前進。人民會忘記很多事情，但將永遠尊敬和記住這樣一羣人：他們為祖國生死攸關的重大事業當了螺絲釘。這些人不屈不撓，忠貞愛國，延續了關於中華民族的偉大神話，成為我國精神遺產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們從此懂得，即便那些所謂“不成功”的科學工作者，他們與共和國重大進步聯繫在一起的業績，也會博得同胞們永恆的紀念，為世世代代的中國科學工作者樹立榜樣。

四、什麼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

    我今天談的題目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祖國是個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環境、僱主的名聲乃至北京户口，祖國似乎是個虛無縹緲的概念。

     然而，**中國的科學界向來有愛國主義傳統。中國的科學就是為挽救國家危亡而興起的，“科學救國”是中國第一批科學工作者們的動力。**我國的進步依賴科學。沒有科學，沒有現代科學精神的普及，沒有用科學精神取代迷信和矇昧，沒有普及科學精神的現代教育，就沒有我們貧弱的國家今天走向強大、富裕。祖國靠科學工作者，科學工作者背靠祖國，於是撐起了祖國這棟大廈。這大廈也給科學家們帶來榮耀。數學家陳省身和物理學家楊振寧的落葉歸根，只是這兩者之間相互依存關係的象徵。世界上得到諾貝爾科學獎的人有數百人，但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分子的代表而贏得諾貝爾獎，那榮耀屬於一個在科學精神下復興的古老文明，屬於億萬中國老百姓那期待科學成就的眼睛。

**什麼是祖國？祖國就是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是每一箇中國公民，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祖國是我們大家的家。祖國在哪裏？祖國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學位論文裏，就在你的實驗室裏，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面對的同學、老師、同事。**祖國的興亡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是我們每個人每天的行為積累起來的。當我們未來的科學家、工程師們去廟裏算命，買飯不排隊，甚至加塞兒，那就是國家落後的原因。如果唸書只是為了自己出人頭地，不惜踩着別人往上爬，就不善與人合作，就會偷懶，走歪門邪道，就抄襲、剽竊、造假數據，甚至會把國家的科研經費“洗”出來給自己買汽車和房子。這樣，我們的國家就落後，就貧困。

    的確，我們的家、我們的國家，落後、貧窮，很多地方不如別人的家。在一個遍地小農的國家，我們好不容易建設起了強大的工業，實現了工業化，卻發現我們夜晚的天空沒有了閃亮的星斗，我們城市裏的空氣骯髒得令人窒息，茂密的森林變成了荒原，遼闊的草原變成了黃沙。空氣髒了，水不夠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樣性正在被迅速扼殺。如此，綠色的中國變成了黃色的中國，黃色的中國又正在變成灰色的中國——到處都是扼殺生命的工業化學污染。我們終於有了充足的食物，卻沒有了可以稱為“安全”的食品。於是，工業化了，我們的國家卻還是發展中國家，看不到成為發達國家的希望。不僅如此，我們的政策不合理，給國家帶來光榮的宇航科學家卻只得到很低的工資。豈止是這樣，我們還有一些普通公民受了委屈，冤屈不能洗清，正義不得伸張。

    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們全體公民，特別是肩負着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科學家、工程師們，要一起來努力，要用我們大家的手把這座房子撐住。

**別人的房子再好，那是別人的家。我們的房子再破，也是我們自己的家。**我們的家是我們的依託，也是我們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的依託。這房子再簡陋，也能給我們遮風擋雨，給我們一份終極的歸屬感，給我們温暖和安全。為了撐住我們的這座簡陋的房子，為了把這座簡陋的房子變成堅固舒適的廣廈，為了一個工業的而且是綠色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們要時刻準備着，準備吃虧，甚至做出犧牲，正如那些航天城裏的年輕人。

    我們不如人，我們承認。我們沒有必要否認。但知恥而後勇，我們勇敢，我們不屈不撓。我們如愚公移山，前赴後繼地努力，努力把國家建設成最好的家。這就是祖先留給我國精英們的忠誠精神。

**忠誠是什麼？忠誠是成不了一棵引人注目的茂密大樹，就成為樹底下的一粒泥土。**這不是中國普通民眾所固有的精神，這是精英才有的精神。正是我國的這種精英文化孕育了我們民族的希望和未來。

    “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你的國家落後、貧困，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你的國家先進、富裕、強大，你沒有成名成家，但你永遠不敗，因為這國家的成功有你一份，你與國家共同進步。

    然而，畢竟“科學無國界”啊。人們會説，你潘維講的這許多，不是狹隘民族主義嗎？不，不是。我講兩個道理。第一，中國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強。中國的進步是對全人類進步的巨大貢獻。中國的貧困落後問題解決了，人類解決第三世界貧困落後問題的能力就會有決定性的提高，全世界的貧困落後問題也就接近於解決了。第二，**科學無國界，但高科技有國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封鎖高科技，以保持它們對落後民族的壓迫、剝削。中國的進步，中國的科技進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國界限制，就是對“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實踐，就是給全世界被壓迫、被侮辱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因此，祖國的進步是中國科學工作者的神聖使命，這使命屬於世界，屬於全人類，是人類進步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天，我講了許多，概括起來有四個內容。第一，來自被壓迫民族的科學工作者註定有祖國，不管他自己承認還是不承認。第二，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家依然是悲劇。第三，祖國的成功，是科學工作者成功的依託，是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希望。第四，在你們這些年輕的科學工作者身上，全體中國老百姓寄託了熱誠的期待，期待着你們勤奮、誠實、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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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為結尾的四個故事

    我想講四個故事來結束我的發言。至於解讀這些故事與科學工作者的關聯，那就請諸位年輕的科技精英見仁見智吧。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9世紀美國的薩克拉門託市（Sacramento）。那裏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州府，是淘金熱的中心，也是華人聚居的地方，有很多華人到那裏去淘金。那裏有一條大河，叫薩克拉門託河（Sacramento River），河上有橋。一天，清朝政府有位領事，是一位武官，正在過橋。他身後有兩個美國農民，或者美國礦工，也在過橋。兩人看着這個中國官員穿着清朝花花綠綠的官服，腦後拖着長辮子，很好玩，打賭這個中國外交官會不會游泳。於是兩人一使勁，就把這位官員扔進了薩克拉門託河。他不會游泳，淹死了。然後，什麼也沒有發生，也不會發生什麼，就像這件事從來不曾發生一樣。那個時候，中國人並不認同“中國”。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1900年。八國聯軍只有兩萬個士兵，卻打敗了中國軍隊，佔領了北京城，太后逃到西安去了。結果是，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個數字是按照當時中國户部的人口統計得來的，也就是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賠一兩白銀。這筆錢摺合成八國各自的貨幣支付。八國之中，美國“損失”（出力）較小，僅分得賠款中的7.3% ，即四億五千萬兩中的三千三百萬兩，估算為美元兩千四百五十萬元。後來，美國政府方面承認，其半數賠償要求屬於“虛報”，故將該款之近半，即一千二百萬美元，交還中國，條件是用於興辦西學。那時的一千二百萬美元是很值錢的。今天在美國買棟房子要五十萬美元；那時候，只要幾百美元。1867年，美國僅支付了七百二十萬美元就從俄國買下了阿拉斯加。國會當時還嫌貴，差點就否決了。四億五千萬兩白銀能買多少個阿拉斯加？能買46.4個。阿拉斯加比整個中國東北還大，是美國最大的黃金、石油和魚產品生產基地。庚子賠款自1902年起付，38年後的1940年付清，其間年利率為4％，總共支付了將近十億兩。在1900年之前，中國剛剛賠完日本，是甲午中日戰爭的賠款，兩億五千萬兩白銀，價值25個阿拉斯加。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人想不認同中國也難。

    第三個故事大家都熟悉。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之後半個世紀，到1950年，中國軍隊把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了。這是中國自1840年以來打贏的第一場對外戰爭，而且是對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作戰，而且是在外國的領土上作戰。那是中華民族崛起的最明顯標誌。為了別人能平等地對待自己的民族，為了一份尊嚴，這就是像任新民院士那樣的科技精英們迴歸祖國的理由。

    第四個，也是我要講的最後一個故事。有一位國民黨將領，從大陸敗退到台灣後，因為是敗軍之將，不被重用了。20世紀60年代，他辭職去了南非，做點小生意過日子。那時南非與中國台灣關係密切，都自稱是反共的堅強堡壘。與美國一樣，那時候的南非還奉行種族隔離政策，比美國還嚴格。黃種人是有色人種，在公共汽車上必須坐後排座，前排的座位屬於白種人。40年前，1964年10月17日，這位先生乘公共汽車，上車後他習慣地往車後面走。司機對他説：“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後面了。”老先生非常詫異，説：“我是中國人。”司機説：“我知道，我看出來了。”老先生説：“那，我不就該坐後面？”司機説：“你沒看今天的報紙？昨天中國爆炸了原子彈。能造出原子彈的民族當然是優等民族。從今天起，中國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過了一會兒，他淚流滿面地説：“這車我不坐了，我下車走路。”紅色中國為他掙來了前排座，掙來了一個民族整體的尊嚴，卻永遠斷絕了他跟着蔣介石反攻回大陸的希望，也就永遠斷絕了他迴歸故鄉的希望——至少在那個時候他是這樣理解的。

是啊，認同祖國不是件簡單容易的事情，那裏面摻雜着無數個人的恩恩怨怨、愛恨情仇、委屈與失望。是啊，家很醜陋，但那是我們自己的家。

《士者弘毅》是潘維教授繼暢銷10萬冊的《信仰人民》之後的又一思想文集，包括師友追憶、文化自覺、社會主義三部分。作者憶陳瀚笙、張培剛、浦山等學術大師，生動風趣，娓娓道來，有真性情。作者談文化與政治，則以深邃的思考、清新的史觀、直擊人心的語言探討了政學兩界關注的熱點問題：為什麼大學要培養理想主義？科技工作者的國家認同有什麼意義？黨如何組織社區居民辦好養小、送老等百姓最關心的事？黨政體系如何根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如何提高都市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