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速成的台灣版《清史》錯漏百出，簡直是學術界的笑柄！_風聞

上世紀60年代，由台灣地方當局組織纂修的八卷本《清史》一經面世，即引發了很大爭議。試想，僅短短一年時間，如何能編出一部規模宏大、能夠涵蓋近300年史事的學術精品呢？

1961年，由台灣地方當局組織纂修的八卷本《清史》付梓。該書一經面世，即引發了很大爭議。次年3月，台灣“立法委員”劉振東（1897—1987，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後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歷史學與經濟學，獲博士學位，曾任中山大學教授）提出質詢，指出台灣版《清史》存在的十方面問題，認為這部書“體制不對、立場不對、態度不對、見解不對，錯誤甚多”。之後，他又多次質詢。這場筆墨官司几上幾下，沸沸揚揚地打了一年多，成為當年台灣政界學界的一起公案。

一年速成的《清史》

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之後，於1954年召開了第一屆“國民大會”。會上，100多位代表聯名敦請台灣地方當局延攬史家，從速編纂清史。其後，幾位台灣“監察委員”於1959年又提出“敦促政府迅修清史案”。次年，第三次“國民大會”中200多位代表聯名提出“請政府迅速編成清史以維護文化傳統案”，聲稱“大陸確已着手編擬清史，顯有篡竊之企圖，故此事刻不容緩”。

在這一波波聲浪之下，蔣介石終於同意纂修清史，並在“國防研究院”成立了清史編纂委員會，張其昀為主任，蕭一山為副主任，彭國棟任總編纂。但這部《清史》從一開始就被定位成“獻禮工程”，張其昀決心於1961年“元旦出版第一冊，雙十節出齊，以為慶祝五十年國慶之貢獻”，這樣，留給修史者的時間就只剩下一年了。

經過內部討論並徵求各方意見，台灣“國防研究院”清史編纂委員會首先擬定了21條凡例，後來成為台灣版《清史》卷首的敍例。凡例中明確此《清史》將以《清史稿》為藍本，主要是修訂而非撰寫。之後修史人員明確各自分工，除23位編纂委員以外，又外聘了幾位專家參加撰稿和修訂工作，最後由主任和總編纂負責統稿。一年後，台灣版《清史》告成，以“國防研究院”和台灣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名義刊行。

劉振東質詢案****的來龍去脈

劉振東提出質詢後，1962年6月，“國防研究院”清史編纂委員會作出書面答覆，對台灣版《清史》是否為正史、是否已有人批評、對孫中山稱名而未稱“國父”、本紀是否歪曲事實等方面問題加以回答，基本上不同意劉的觀點。張其昀同時致信劉振東，稱諸多學者曾在美國亞洲學會年會上討論該書，“反應良佳”。

10月，劉振東在“立法院”會議上對《清史》問題再次質詢，提出了長達4萬字的《重修清史方案》。他指出，歷代政府對於官修正史，都十分鄭重謹慎，不敢掉以輕心，因為一旦“自壞民族之歷史”，將成為民族之罪人，而清史編委會的答覆，卻“公然説謊，修辭不誠”。

“國防研究院”清史編纂委員會再次答覆，對劉文中涉及的學術問題和有關細節進行了辯解，稱劉振東“讀書太少，少見多怪”。“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則在“立法院”會議上口頭答覆，説這部清史“不是官修的正史”，“所以對於現在的這部清史的編纂並不是政府的意思，而且事實上連史也説不上，因為編者在序裏就已説過‘稍作增補以存史料’，它僅是一種史料而已”。

​1963年8月，劉振東發起第三次質詢，評價清史編委會的答覆是一篇“沒頭沒腦毫無內容的罵街文字”，指出即使台灣版《清史》不是正史，最起碼也應該算是台灣地方當局組織編纂的官書，當局對該書的質量問題應該負責。他認為通過自己的反覆質詢，台灣當局，特別是學術界，對於這個問題更加重視，大家都同意清史修纂是國家大事，真理因辯論而益明，經過幾番質詢與答覆之後，對於修史大業必能有所裨益。他堅信自己所提出的種種意見完全正確，並表示願在學術界對此展開公開辯論。

三次質詢之後，“行政院”院長陳誠在答覆中推託編纂台灣版《清史》並非“行政院”直接主辦，該院已將劉振東的質詢案送交“國防研究院”，請其在後續的修訂工作中予以採納。這樣，經過一年多的唇槍舌劍，此事最終以不了了之的方式平息下去。

對台灣版《清史》的評價

那麼，塵埃落定之後，對台灣版《清史》究竟應該如何評價呢？筆者認為，綜合各方面評論來看，首先可以肯定這部《清史》確實優於《清史稿》。這一點連反覆對其質量問題提出質詢的劉振東也同意。他承認，“《清史》以《清史稿》為藍本，經一年的修正，比原書較優”。

首先，台灣版《清史》對《清史稿》的內容進行了部分訂正。一方面，台灣史家修改用詞，使其筆法較為客觀。如書中有關明清戰爭的內容，《清史稿》中稱明朝“寇”“犯”等字樣，一律修改為“攻”。其他如在行文中根據情況將“誅”改為“殺”、“僭號”改為“建號”，“為亂”改為“舉事”等。

另一方面，台灣版《清史》增補了一些史事，改正了部分錯誤。這在紀、志、表、傳各部分中都有所體現，如本紀中，台灣史家根據《清實錄》等書的記載，對一些錯誤的時間記載加以修改，還增補了一些重要史料。《天文志》中增補了一些天象記錄，《災異志》中刪除了一些荒誕不經的內容和並不罕見的三胞胎記錄等，其他地理、職官、藝文、邦交各志也有一些修訂。

表的方面，對部分年表進行重新規劃，更正了《清史稿》原表中的幾千處錯誤，還重寫了《大學士年表》和《疆臣年表》的序言。傳的方面，《后妃傳》中不再避諱，客觀記錄了清代帝王誕生後的名字，如“太祖生”改為“生努爾哈赤”、“太宗生”改為“生皇太極”等等，又刪除了宣統退位後在民國年間給予舊臣的封號、諡號，其他各傳增訂或改正的地方還有很多。

其次，台灣版《清史》新編了《南明紀》、《明遺臣列傳》、《鄭成功載記》、《洪秀全載記》和《革命黨人列傳》。這部分內容大多源於國民黨敗退台灣引發的政治需要和學術興趣，雖然由於政治取向問題使得某些史評未必客觀，但台灣學者對這一部分是下了較大功夫的。他們廣泛收集史料，增補了許多史實。

從彭國棟（彭國棟，1902年出生，茶陵縣秩堂人。先後任上尉科員、中校幹事和中央組織部訓練科長、少將處長、第九戰區政治部代理主任、政治總教官、湖南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徐州綏靖公署政務處中將處長兼社會部署西南急賑大隊長、山東省民政廳長等職。1950年4月去台灣。以後主要從事教育和著述，曾任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的教授。1959年創辦亞洲詩社，被選為社長。著述頗多，主編《清史》，成為有名史學家。1988年病逝。——古籍公眾號注）的《清史纂修紀實》一文所見，僅《南明紀》就引用了55種史料，《鄭成功載記》亦引用數十種。這樣，僅從保存大量史料一點來看，這部分就自有其史學價值。

但是，總體上看，台灣版《清史》確實是錯漏百出，無怪乎劉振東義憤填膺地3次質詢。身為總編纂的彭國棟自己也承認，台灣版《清史》80%沿用《清史稿》，因倉促付印，沒有時間詳細考證，該書本紀中的時間錯誤還有許多地方沒有修正。

又如《天文志》中正文與附表內容不符，《清史稿·地理志》中原來就缺少的察哈爾一卷居然仍沒有補入等等。即使是修史者自己非常重視的新編部分也有諸多問題，有些提法在清史範疇裏顯得不倫不類，有的地方不合體例。例如《革命黨人列傳》四卷，第一、二卷是編年體，第三、四卷是傳記體，名為列傳並不合適。此事雖被提前發現，但是因為該書的目錄早已印出，為了前後一致而沒有更名，最後造成了名實不符的錯誤。

台灣版《清史》之所以留下了這麼多的遺憾，除了當時台灣缺乏清代檔案文獻資料、修史條件並不理想等客觀因素外，和主事者不按學術規律修史，一門心思與內地纂修清史搶時間、打造“獻禮工程”有着很大關係。

短短一年時間，無論如何也編不出一部規模宏大、能夠涵蓋近300年史事的學術精品。此前只有同樣為人詬病的《元史》編纂如此倉促，無怪乎張其昀不得不在台灣版《清史》序中聲明“依新史學之體例與風格，網羅有清一代文獻，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則寄厚望於後來之作家”。回顧半個世紀前的這段史事，發人深省，可資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