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德國“水晶之夜”爆發時，國內的新聞界反應如何？_風聞

【胡凱 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系副教授】

1938年11月7日，猶太青年赫舍爾•格林斯潘HerschelGrynszpan行刺德國駐巴黎大使館秘書恩斯特•馮•拉特Ernst von Rath，致後者於11月9日傷重不治。此事被納粹黨利用，成為其煽動大規模反猶運動的藉口。

11月9日至10日凌晨，對猶太人有組織的迫害席捲德國各地。在打、砸、搶、燒的暴行中，“有276個猶太教會堂被夷為平地，裏面的設施也遭到劫掠或損壞。有超過7500家企業被破壞，91名猶太人被殺，另有其他一些絕望的猶太人自殺”。

此外，還有數萬名猶太男性遭到逮捕並被投入集中營。猶太商店被砸碎的窗玻璃撒落在德國的街道上，在月光照射下閃閃發光，因而這場浩劫也被稱為“水晶之夜”。

一、中國新聞界在“水晶之夜”前後對納粹反猶報道的變化

1933年初納粹黨上台後，德國猶太人的處境每況日下，種種反猶暴行令世界震驚，也令中國的有識之士動容。

1933年5月13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宋慶齡等人士的領導下舉行了抗議納粹焚書和反猶的示威活動，並向德國駐滬領事館遞交了題為《譴責對德國進步人士與猶太人民的迫害》的聲明。聲明指出“德國政府和法西斯黨有計劃地組織並鼓動起來的對猶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猶暴行，更是人類與文化倒退到中世紀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個徵象。”

這也是中國記錄在案的第一份抗議納粹反猶暴行的公開聲明。

6月23日，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以整版篇幅報道與評論此事，並譴責納粹反猶是“企圖以民族的仇恨來轉移民眾反對他們的鬥爭”。

然而在“水晶之夜”發生前，納粹反猶問題並未得到中國主流媒體的重視。從1933年起至“水晶之夜”發生，在民國期刊界地位尊崇的《東方雜誌》僅刊登過1篇論述德國猶太人問題的文章及2篇譯文。

至於報界，當德國於1935年9月頒佈褫奪猶太人公民權及大部分政治權利的《紐倫堡法案》時，在當時頗有影響力的《申報》、《大公報》、《新聞報》和《中央日報》對該事件的反應均僅限於9月17日的1篇報道。

而從觀點上分析，主流媒體對納粹反猶的態度均趨於保守、消極，一般都只以有限的篇幅做客觀報道，或從學術角度分析猶太民族受迫害的歷史原因，文字之間難尋詰責與批判立場。而且，《新聞報》和《大公報》在報道1933年4月抵制猶太人運動時稱抵制運動限於市內，未波及郊外猶太人商店，店主亦未受到滋擾。

《紐倫堡法案》頒佈後，《大公報》和《中央日報》還於9月18日報道了希特勒禁止國社黨對猶太人實施恐怖行動的消息。

水晶之夜

如果説這麼做是為了秉承客觀與中立，那麼《大公報》刊登國社黨天津支部執行委員會主席奧爾魏茵粉飾納粹反猶政策的專稿，《申報》採信德方對猶太人高犯罪率的指控，指責“猶太人食毛踐土，不知仰答高深，歌功頌德，竟然不知檢點，迭犯刑章，猶太人真不識時務矣”的做法，就不無替納粹反猶張目之嫌。

所以，柯偉林認為“沒有證據表明當時中國人像國際社會那樣反對納粹的種族政策和種族學説。相反，他們按照自己的不見得是刻毒的文化主義和種族偏見以及民族復興的願望去解釋德國的種族主義”。

“水晶之夜”發生後，中國共產黨秉持一貫的反法西斯立場，其機關報《新華日報》於11月14日發表社論，斥責“這次的反猶暴行，其破壞的劇烈，和規模的廣大，卻使全世界先進人類對於德國法西斯野獸增加無窮的憤怒，對於苦難中的猶太籍人民寄予熱烈的同情”。

社論援引美國駐德大使的憤慨評論道“從來沒有一個有統治權的國家，像這樣野蠻的專心於消滅自己的國民，這樣從容的違犯人性和文化”

11月20日，《新華日報》轉引蘇聯《真理報》社論，指出“德法西斯虐待猶民，足證德尚保存野蠻狀態，並顯示其為人類之死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共出版物，之前對猶太人問題較為沉默的主流媒體紛紛聚焦“水晶之夜”，對德國反猶暴行進行跟蹤報道。以《申報》為例，在1938年11、12月間，《申報》上海版刊登了73篇相關報道與評論，《申報》香港版上的相關文章則有41篇。

《新聞報》從11月12日起，連續十數日以近兩版的篇幅報道

“水晶之夜”及後續的事態進展。因抗戰轉移而於12月1日才在重慶復刊的《大公報》儘管錯過了新聞報道的上佳時間，但該報在12月間還是刊登了4篇有關納粹反猶的後續報道。

從內容上看，除新聞報道外，《申報》和《新聞報》亦關注猶太人受迫害的歷史淵源、納粹反猶的原因以及世界各國對“水晶之夜”的態度等。儘管《申報》、《新聞報》和《大公報》對納粹罪愆的抨擊不如《新華日報》直接、深入，但其同情猶太人遭遇和抗議反猶暴行的立場卻清晰可見。

這一點，僅從“重演黑暗時代慘劇”、“國社黨野蠻手段報復全球共憤”、“對排猶暴行尤深惡痛絕，發揮獸性玷辱近代文明”、“柏林排猶如瘋如狂，妨礙美德邦交”、“德國虐待猶太人，二十世紀所不應見”、“德國虐囚，慘無人道”、“德國橫徵暴斂，猶人財產不保”、“德國虐猶，壓迫日甚直欲置之死地”等《申報》和《大公報》文章選用的標題中便能解讀。

而11月24日的《新聞報》則揭露了德俘虜營虐殺猶太人的劣跡。《新聞報》稱，俘虜營守衞圍成圈，令猶太人在圈中奔跑並用鞭、棒等對其鞭撻，“有十二人當即被笞傷重殞命，另五十人已昏迷不省人事，此種刑法，竟延長至一小時三十八分鐘之久，其他猶太人，有被剜去雙目者，亦有面目完全被擊成扁平狀者”，其狀慘不忍睹。

作為期刊，《東方雜誌》對“水晶之夜”的報道力度無法與日報相比，但其對納粹暴行譴責之堅決卻不下於上述報紙。該刊不僅追蹤納粹反猶劣跡和英美等國的抗議聲浪，而且在數月後又刊文詳述德國反猶運動的發展，在指出

“希特勒的政權一日不推翻，德境猶太人就會永無翻身的日子”的同時，亦呼籲國人“應當站在弱小民族的聯合戰線上，一致來對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敵人”。

《中央日報》亦從11月13日起，對納粹反猶進行了為期近兩週的跟蹤。作為國民黨機關報，考慮到政府的外交立場，《中央日報》對納粹暴行的措辭相對謹慎。

鑑於因中日開戰而陷入僵局的中德關係，《中央日報》更為重視世界各國對納粹反猶的態度及該事件對國際形勢和東亞戰局的影響。即便如此，“德人反猶暴行，舉世鹹感驚惶”、“人間猶有正義與同情德國反猶恐怖政策所生影響愈益嚴重》等標題還是反映出《中央日報》對納粹反猶的基本態度。

由此可見，“水晶之夜”以後，中國新聞界不僅對納粹反猶進行了高密集度的報道，而且主要媒

體一改中立、保守的態度，幾乎一致對德國的種族政策加以譴責。

若僅從媒體的正義感與同情心出發，不對當時的時代背景加以分析，是無法全面解讀中國新聞界對納粹反猶問題前所未有的密切關注與嚴厲批判的。

二、中國新聞界對納粹反猶報道變化的背景

“水晶之夜”的發生，正值中德關係因德國一系列親日棄華的舉措而急轉直下，這不僅迫使國民政府調整其外交策略，也導致中國媒體中的德國形象一落千丈。往昔中國新聞界對德國的好感逐漸被不滿甚至敵意所取代。而在猶太人問題上，這種情緒又與基於人道主義的義憤交織在一起，流露於撰稿人筆端。同時，日寇對中國的欺凌令中國新聞界對德國猶太人的苦難感同身受，也促使其積極尋找兩個受壓迫民族之間的聯繫，並從猶太民族的遭遇中汲取教訓。因此，筆者認為宜從中德關係的變化及當時的抗戰形勢這兩個方面入手，分析中國新聞界對納粹反猶問題的態度轉變。

中德關係的起伏

從中德兩國交往的角度看，中國社會輿論對猶太人問題的態度轉變，可以被視為中德關係的起伏在中國新聞界的投影。

1921年7月，中德兩國簽訂了以“覺悟領土主權之尊重與夫平等互相各種原則之實行為維持各民族間睦誼之唯一方法”為基礎的《中德協約》，這是中華民國對外關係史上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孫中山對德國的重視，蔣介石對法西斯集權模式的崇拜與仿效，中國知識界和軍政界對同樣遭受不平等條約剝削、致力於擺脱國際壓迫的德國的認同與好感，都為積極、正面的德國在華形象的構建奠定了基礎。

30年代，聘自德國的塞克特、法爾肯豪森等軍事顧問對國民黨軍隊的建設貢獻良多。更重要的是，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德國工業產品商貿公司於1934年簽訂了《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

兩年後，《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的簽訂更將這種易貨貿易上升到政府層面。互惠互利的中德易貨貿易的開展為苦於財政困頓又無法取得國際貸款的國民政府開闢了以鎢、錳等德國急需的特殊礦產和農產品換取德國工業產品及軍需品的模式。尤其在軍械方面，德國幾乎成為中國唯一的進口渠道。據統計，中國進口德國軍火的價值由1935年的84萬餘馬克上升到1936年的640萬馬克。1936年、1937年兩年，德國向中國輸送軍火佔其軍火出口總額中的比例分別為28．8%和37%。

這些軍火對中國抗戰頗有助益。而良好的中德關係也增強了中國新聞界對德國的好感。以對德國於1936年3月公然違背《凡爾賽和約》和《洛迦諾公約》、派兵進駐萊茵非軍事區的報道為例，

《申報》、《大公報》等媒體非但未迎合西方輿論加以譴責，反而視德國的舉動為“收復完全主權”之舉，因為“萊茵地帶，原為德國的土地，德國的土地，駐紮德國軍隊，原是天公地道的事”。

《新聞報》則認為法國對德國的過度防範令“英意等國都覺得法國逼人太甚，轉而同情於德國”，且認為希特勒“解釋德國人並無好戰樂死的心理，這話很有幾分可信。……假使列強處置得當，也許能夠化大為小。”

向來保守的《中央日報》則於3月9日刊發與未署名德國人的訪談錄，借德人之口解釋“此次少數軍隊之開入萊茵非武裝區域，並非侵略之表示，乃實行自衞之措施”。

由此，不難看出上述媒體對德國的態度傾斜。

然而到了1938年，中德關係卻因為德日締盟的公開化而瀕臨破裂。直到30年代初，德國始終缺乏具有整體性和關聯性的東亞政策。

但隨着中日爭端日趨激烈，德國平行、孤立地處理與中國和日本關係的做法難以為繼。鑑於日本在經濟方面無法取代中國的地位，德國外交部始終反對以犧牲德中睦誼為代價發展與日本的政治同盟。

所以，無論是與偽滿洲國的貿易往來，還是1936年11月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的簽訂，德方均着力遮掩、小心解釋，避免中國反應過激。同時，國民政府為求取德援，亦儘量剋制忍讓，極少從政府層面攻訐德國的親日政策。

因此，中德關係雖然齟齬不斷，但總體上仍能保持穩定。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出於自身的戰略選擇，同時也是迫於日方的壓力，德國外交開始倒向日本這個被希特勒視為有能力承載與維持文化的唯一亞洲人種。

1938年2月，裏賓特洛甫取代牛賴特成為德國外交部長。十多天後，德國便在外交上承認“偽滿洲國”。同年4月，戈林下令禁止向中國輸送戰爭物資。這不僅使作為中德睦誼重要基石的易貨貿易趨於停滯，對於陷入抗戰困境而急需德國軍事援助的蔣介石政府而言，此舉更不啻為釜底抽薪。非但如此，裏賓特洛甫更於5、6月間召回所有在華工作的德國軍事顧問。此外，新任中國駐德國大使陳介向希特勒呈遞國書一事竟然被一再拖延，而在此期間偽滿洲國公使卻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見。此一系列媚日抑華的舉措將原本熱絡的中德關係推向危機的邊緣。

相應地，對德國的憂慮、質疑與批評越來越頻繁地見諸報端。如《申報》香港版在報道出訪歐洲歸來的孫科對國際局勢的評論時稱“近年來德國態度更變，德政府的外交政策，是走向所謂柏林羅馬東京的路線，所以對國內新聞實施統制，多登日本通訊社發的消息，絕少刊載有關中國方面抗戰的新聞……尤其今年3月以後，因為接受日本的要求，態度愈益惡劣，如不許中國學生在德國學習軍事，撤回顧問等等，都是很明顯袒日的。”

之後又發表社論，譏諷乞求德國在中日戰爭中支持中國的想法“人家已經打我們的嘴巴説‘啐你配做朋友嗎’我們還要陪着笑臉，苦苦地哀求人家賞個臉。”

連《中央日報》都直言“中國人對德國，現在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感覺到親切。”

 “水晶之夜”恰於此時發生。於是，原本未受國人重視的猶太民族問題成為中國輿論界向德國發難的爆發點和宣泄不滿的出口。猶太人的遭遇本就令人同情，何況譴責反猶暴行佔據道德的制高點，且與世界輿論一致，英美等國通訊社及報刊均有大量抨擊納粹種族政策的素材可資轉載。

​需要指出的是，考慮到中德的傳統友誼以及德國能夠給予中國的實質性援助，輿論界並未完全放棄對德國的爭取。如上文提到的《中央日報》社論同樣表示中國人不僅不“反德”，而且對戰後在壓迫下艱苦求解放的德國人充滿同情與尊敬，並稱中國是“最‘瞭解’德國的國家”，深知德國被視為“和平陰影”和“戰禍象徵”是“其特殊的歷史條件與物質環境造成”的。

對德態度較為激烈的《申報》也依然借中德合辦之歐亞公司航班遭日機襲擊一事勸誡德方向日方施壓，以維持中德之間的傳統商業關係。

《大公報》的評論或能詮釋這種不無矛盾的心態“中國一般人過去對於德國的復興，頗表同情。就到今天，在理論上也還沒有將德日同看。因為日本是赤裸裸的侵略者，而德國迄今為止，其發展還可以説是在統一民族收復失土的範圍……所以就中國而言，從未有反德情緒之發生相反的，在雙方人民間，毋寧維繫着有許多好感。這種情形，是過去事實，所以除非德國拋棄這傳統的友誼，中國是不會無端拋棄的。”

因此除中共報刊外，一般媒體對德國的抨擊多留有餘地，未將納粹暴行與日寇侵華罪行直接掛鈎，也未將德日兩國類比並捆綁鞭撻。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可將對德國的責難囿於人道主義範疇的聲張正義，同時以示對德國和日本的區別，避免過激的宣傳加重中德關係的負擔而導致其徹底破裂。

二中國的抗戰形勢

中國新聞界對納粹反猶問題的關注與態度轉變，不僅是對中德關係惡化的被動反應，同時也是國人在抗日救亡的時代背景下，主動地將猶太人問題與中國的抗戰大局相聯繫的思考結果。

首先，中國新聞界將德國猶太人的遭遇視為警示國人、號召國人抗戰到底的負

面例證。《紐倫堡法案》頒佈後，《東方雜誌》便刊文正告國人“倘使猶太是一強國，則國社黨決不敢對於猶人施以如是的壓迫。所以亡國的人民，備受痛苦而無所告訴，即弱國僑胞每為外國虐待，而不得申雪，國人其猛省諸”不過在當時，這樣的警示較難引起國人共鳴。1938年，抗戰已全面爆發，中國在日寇的屠刀下艱難圖存，不免有人喪失抗敵信心、妄圖苟活偷安。猶太人的處境對這些人而言不啻為前車之鑑。11月15日的《申報》社論指出“他們猶太人的資產階級，朝夕孳孳，只知道一己的富有，卻不知有祖國民族。因此二千年來，猶太人總是建立不起自己的國家。

可是今天，在德意法西斯的鋒刃下，‘寄人籬下’的猶太人，無論怎樣的富有，終於嚐到了亡國的絕大痛苦了。”所以，撰稿人借猶太人的悲劇堅定國人的抗戰決心“中國目下正在生死存亡的鬥爭中，中國人民要免受猶太人民的悲慘遭遇必須搶救他們可寶貴的祖國……因為這次政府抗戰，以求最後的勝利，根本為的就是不願中國偉大的民族成了第二個猶太民族。”

其次，也有人將猶太人的遭遇與日寇鐵蹄蹂躪下中國人的苦難相比較，希望引起世人對中國局勢的關注。據《新聞報》報道，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在與英國外相會見時稱，“德國猶太人之苦楚，已引起世界之同情，惟其有不能不言者，中國災民之處於困苦地位，遠甚於德國猶太人者，數逾一萬萬人，而世人在比較上似未注意及之”。

對於發生在中國的人道主義災難，西方各國較少關心，更缺乏直觀感受。但借其耳聞目睹的反猶暴行加以類比，能為中國在西方爭取更多的同情與支持。因此，“英外相聞其所言，頗為動容，擬設法以國際合作救濟中國災民”。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媒體借世界各國對“水晶之夜”的反應，分析中國外交政策的走勢，思考如何為抗戰贏得有利的輿論環境和國際支持。鑑於中德之間矛盾頻仍，早有人提出聯絡英美、拋棄對德意法西斯國家幻想的主張。

而“水晶之夜”令國際輿論為之譁然，大多數國家紛紛譴責納粹的暴戾，更有因此召回本國駐德使節以示抗議、甚至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的。中國新聞界對國際形勢的變化頗為重視。作為中國努力爭取的對象，美、英兩國———尤其是美國———對納粹暴行的抨擊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比如，胡佛和羅斯福的公開譴責就被各大報紙雜誌轉引。

值得注意的是，媒體在猶太人問題上倒向英美的輿論造勢，與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考量也是一致的。面對大批湧入的猶太難民，當時的國民政府着手擬定了大規模安置猶太人的計劃。最先提出建立猶太人寄居區設想的是時任立法院院長的孫科。他指出“希特拉並奧後，屠殺奧猶，變本加厲，最近更藉口德駐法大使秘書為猶殺害，發動大規模之排猶運動，其手段之毒辣亙古未聞……上海最近因被逐猶人洶湧而至，苦於無法容納。”所以，他於1939年2月17日提出在“在西南邊區接近國際路線之處，劃定若干方里，為猶太人寄居區域”的建議。

他的提議交由內政、外交、財政、軍政、交通等國民政府各部門審議論證，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同情猶太人的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對該計劃十分熱心，並擬定了在入境、入境後居留及職業介紹方面給予猶太人協助的具體辦法。

而云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則建議讓猶太人蔘與雲南的墾荒與開發。

在自身尚處抗戰危局的情況下仍啓動猶太難民救助計劃，國民政府秉持的人道主義立場和履行孫中山聯合與援助弱小民族國策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當然，從國民政府的外交戰略上看，安置猶太難民亦能收改善中美、中英關係之實效。孫科認為“就對英言，援助猶人可以增進英國一般民眾對我之同情。更有進者，英國之遠東政策實取決於在遠東之鉅商與銀行家……而此鉅商與銀行家則以猶太人為多，故此案實施當可影響英國對我態度進一步之好轉。”

對中美關係而言，“美國援猶運動，近已獨佔全國人民之注意，援華運動受其影響甚巨。此案實施以後，不獨能獲得美國一般人民之好感，且足以移美國注視猶太之目光轉而向我”。由於日本方面的阻撓與破壞，再加上不利的戰事令國民政府自顧不暇，而且德國方面又以有損中德邦交為名對中國施加壓力，尚不願與德國徹底決裂的蔣介石不得不擱置此項計劃，改為對無國籍猶太難民實施部分救助。儘管如此，國民政府援助猶太難民的誠意應當被歷史銘記。

三、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新聞界對“水晶之夜”的密集報道以及前後報道的變化，既是對猶太民族深切同情及對納粹反猶政策反感痛惡的明確表達，又是對前途未卜的中德關係失望與憂慮之情的真實寫照。中國媒體將前所未有的注意力投向“水晶之夜”，不僅是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或是因為此次暴行的烈度遠甚於以往，而且更是中國新聞界結合國內危機及國際形勢對這一事件進行綜合分析的實踐嘗試。但無論如何，中國新聞界對受迫害猶太人的正義聲援是無可否定的事實，這也是中國對猶太民族施以援助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