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所謂中國考古學_風聞

又一篇雅文，建議歷史思維、科學精神持有者閲讀。精美、精日、“自稱為左派”的民科、鍵盤研究員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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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轉自博客 穴居的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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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説中國崛起也許還有點太早，但是21世紀中葉中國崛起將是可以期待的現實。中國經濟的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已經超過了美國，2035年前後按匯率計算的經濟規模也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經濟大國，中國的工業規模目前已將近是美、日、德三國之和，所以經濟上有“中國模式”的説法。它代表中國獨特的資源稟賦、發展思路、與管理策略。政治上很早就有“中國道路”，文化上有關“中國文化”的討論也非常熱烈，大家在討論中國文化能夠給世界帶來什麼不同的東西，中國傳統這個老樹能夠發出怎樣的新花。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禁不住也會想到中國考古學，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考古學會有怎樣的發展，怎樣的貢獻。

             當我們説到“中國考古學”的時候，它基本有三種含義：一種是“有關中國的考古學”，中國就是個地理範圍，全世界所有研究中國這片區域考古學問題的，都可以統稱為中國考古學；第二種是指“中國的考古學”，它的範圍要比第一種小，即中國考古學家所從事的研究，它的所指限於國家範圍，沒有什麼特殊的內涵；第三種是在學術意義上，所謂“中國考古學”指的是一種具有特色的學術體系，有點類似上面所説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文化”。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談論的“中國考古學派”類似之。問題是這個特色能否成立，是否有意義。我所説的就是這第三種意義上的中國考古學。

             我們能不能説“中國考古學”呢？或者説當我們提及“中國考古學”的時候，我們能夠想到什麼足以支持它的特色？我們可以説美國考古學，説到美國考古學的時候，我們會想起它強烈的人類學色彩，想到目前還佔主導地位的過程考古學範式，想到它世界範圍視野等。雖然剝開其科學的外衣，骨子裏似乎總有幾分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色彩。我們可以説法國考古學，它總是那麼特立獨行，説到它的時候，我們會想到法國的結構主義大師們，他們的思想深入到了考古學中，歷久彌新，尤其表現在法國曆史悠久的舊石器考古中。法國考古學的骨子裏似乎總有那麼一點特立獨行的貴族範。我們還可以説日本考古學，它把田野考古技術推向了極致，把科學分析方法推向了極致，它把材料的細緻整理推向了極致，但是其思想似乎有點迷茫……，讓人想到日本文化中把身心都託付給大名的武士。

             當我們説到中國考古學的時候，我們想到了什麼呢？五千年文明？兩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農業史？這些是中國的古史，不是我們説的中國考古學。這些古史當然是由一系列的考古發現與研究組成的，發現且不説了，研究如何呢？我們在説中國考古學的學術特色的時候，會想到區系類型理論、文化因素分析法，會想到它的馬克思主義特色，會想到在黃土區域非常實用的田野發掘方法，會想到它日益發達的技術，會想到它無與倫比的文化遺產開發利用……。不知怎麼，總會讓人想到土豪。

            為什麼想到的是土豪而不是其他的形象呢？中國考古學的“豪”特別是表現在文化遺產的開發利用上，如興建一座國家考古公園，一下子收回幾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花費上百億拆遷，然後興建道路、博物館、旅遊服務設施，這種社會動員能力恐怕世界上罕有。在考古發掘上也有表現，如三峽工程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動員全國的考古力量大會戰，五十年代黃河小浪底工程也是如此。我想如果考古學研究需要興建大型的科學設施的話，中國一定是能夠首先做到的。雖然沒有大型的考古科學設施需要興建，但是我們可以搞大型的考古學研究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匯聚全國的研究力量，聯合攻關，國家是集中資助。這種“豪”的項目或工程的典型特徵是政府出面組織協調，國家拿出專項資金資助，研究機構各司其職。曾經參與過這個工程學者説，值得紀念的倒不是真正實現了什麼，而是前所未有的多學科合作，讓人受益匪淺。

            我們該怎麼評價這種“豪”的做法呢？從西方以個人為本位的立場來看，無疑國家管得太多，行動太粗野，但是又不得不承認，這麼做效率確實高。這種中國經驗可以稱為社會大協作，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頻頻使用，短時間內就建起來兩三萬公里的高速鐵路、大量現代化的機場、碼頭等等。中國傳統上就是一個集體本位社會，只要目標清晰、合理，中國人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像電影《流浪地球》所講的，為了帶着地球去旅行，修建的發動機高達萬米，一座不夠，那就建一萬座！在飽和式救援中，不要問究竟是誰是英雄，所有參與者都是。的確，集中力量辦大事應該是我們的強項，前提是目標的正確、合理。

             這裏就涉及到另一個我們有點不大願意去談的方面，“土”。什麼是“土”呢？為什麼會“土”呢？我小時候是在農村長大的，剛進小城鎮，就顯得很土。因為我對外界瞭解太少，無論是衣着，還是行為習慣，都顯得與周圍格格不入。就中國考古學而言，還是在不久之前，我們的主要研究形態還是20世紀上半葉的，我們信奉的一些前提還是19世紀的，比如社會的單線進化。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中國考古學派，無疑是難以成立的。我曾經著文説，中國考古學本來是可以有自己的特色的，其中之一是中國的歷史考古，中國古人在文化意義上塑造了中國的物質遺存，包括中國的山山水水，而那些物質遺存也形塑了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文化精神，但是我們利用“科學”閹割了中國物質遺存的文化意義。另外一個是馬克思主義考古，因為歷史的曲折，我們曾經犯了“以論代史”的錯誤，把馬克思主義原理當成了歷史本身，結果兩條本可以有特色的路都沒有走出來。

            西方後現代主義興起之後，對考古學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後過程考古學形成。後現代思想對於科學的反思，後過程考古學之於物質遺存文化意義的關注，都促使我們開始關注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關注中國物質遺存的文化意義。李澤厚先生著《該中國哲學上場了》，最近讀到的張岱年、張世英、樓宇烈等老先生的著作中都開始肯定中國思想文化的現實合理性，在21世紀，在面對中國與世界的問題時，我們的思想方法、價值觀是有重要意義的。就好像中醫一般，面對新世紀產生的大量心腦血管、糖尿病等慢性病，它彷彿就是為21世紀存在的醫學（上個世紀大量的是感染性疾病，中醫的效率並不高）。在21世紀，面對世界存在的種種問題，中國文化似乎找到了用武之地。這麼説顯得很籠統，中國文化究竟能給21世紀貢獻什麼呢？將可能通過什麼來影響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呢？中國考古學若能紮根於新的思想方法，就像法國考古學有結構主義思想傳統一樣，那麼中國考古學就可以成立。

             確切地回答這些問題，目前還不現實，我們已經在政治、經濟、社會、哲學等諸多領域看到了一些端倪。比如説對實踐的重視，這裏實踐是指一種融合體驗與理性認知為一體的、人與物相互交融、並處在社會背景關聯中的人的行動。這類似於王陽明所説的“知行合一”，跟那種把人置身物外、人與物相互分割的所謂客觀認識論相區別，它對於我們理解人與社會更有效。再比如説對總體性的關注，它有些模糊，但是不失大體，相比那種條分縷析，最後不知所云的研究，其實更準確。對於人類社會這樣的複雜巨系統，總體性的把握是更有效的研究方式，就像西方反恐，越反越恐，因為它總體上就錯了。的確，我們有關的思想還不成熟，但我們似乎可以覺察到，網絡與信息時代非常有利於基於中國文化的思維與行動方式。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考古學家，有必要從中國文化中去汲取營養，而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在文化上揮刀自宮。

           在考古學領域，我們可以看到後過程考古學與中國文化本身的一些契合，我也注意到年輕一代似乎天然地喜歡後過程考古學。如果未來中國考古學在理論上有所突破的話，似乎首先應該發生在歷史考古領域。但是矛盾的是，考古學理論研究似乎一直是史前考古領域的事情，目前的研究也是如此。舊石器考古領域完全為科學思維所主宰，雖然目前也呈現出明顯的社會考古轉向，強調人類社會認知發展的重要意義，但是總體上還沒有達到把握人類社會與人本身複雜性的程度。舊石器考古需要重新理解人與物的關係（如藝術品），尤其是這種關係的起源與基礎（社會與心智等多方面的）。新石器-原史考古處在兩者之間，是考古學的典型代表，一直是理論的主要生髮地。當前的研究趨勢就是社會考古，這也是一個適合開展社會考古的領域，就像在討論中國文明起源或社會複雜化這一類問題的時候，需要考慮其歷史意義，而這是我們能夠更好理解的方面，或許我們能夠在這個考古學分支領域獲得突破。究竟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考古學會是怎樣的，會在哪裏獲得突破，現在還只是一種朦朧的猜測。

              當然，科學仍然是不可忽視的。認識到科學的重要性跟認識到科學不是解決人類社會問題的唯一途徑一樣重要。當前特別引入注意的是，除了科學與人文之間固有的矛盾之外，在中國學術界與一般民眾之間，由此引發的中國與西方之間爭論都十分對立。其中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是作為一個新生的力量出現的，而且越來越自信，越來越有力量。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文化中似乎固有一些玄談、索隱的毛病，這在各類民科研究中很普遍，又讓我們感覺到，中國的科學道路還有些遙遠。學習科學與批判科學，我們是在同步進行的，如此矛盾，自然也就引發了非常對立的情緒。

              我在説什麼呢？好像是在説一件子虛烏有的事情，然而我又彷彿看到中國學術的影子，聽到中國考古學來到的腳步聲，還有些遙遠，有些輕微，但是越來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