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中國家庭，正在放棄方言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網易數讀”

“網易數讀”用你的家鄉話應該怎麼説？

對大多數讀者來説，這並不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儘管越來越多的生活場景需要我們使用普通話乃至英語，但方言依然是難以遺忘的一部分。

許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會在工作/學習的閒暇與父母通個電話，那一口濃濃的鄉音，連接的不僅僅是信息，更是他鄉和故鄉的兩個空間。

不過，這一情景似乎不會出現太久了。從研判未來的角度來看，方言正在離我們越來越遠。

中國的方言實在太多了

方言這個名詞看起來很簡單，但在中國的語境裏，它背後指代的類型需要以成百上千來計算。

根據通俗分法，漢語方言分為七大類：官話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閩方言。每一大類方言下可分為許多次方言，這些次方言繼而又細分成若干個方言片及方言點。

有一句老話是“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調”，強調的便是中國方言類型多、區別大的特點。

中山大學徐現祥等人曾利用方言片的數據對各地區的方言多樣性指數進行度量，結果顯示在廣西、安徽等方言多樣性指數較高的省份，一些城市最多可以同時出現５種漢語次方言。[1]

以典型的“西紅柿”為例，根據2008年版的《漢語方言地圖集》，西紅柿在全國930個方言點中有160多種衍生叫法。

Div對應數即該地區的方言多樣性數量 /《方言與經濟增長》

這麼多種方言有利於傳播、交流嗎？答案通常是否定的。

萊頓大學湯朝菊等人曾選取15座代表城市，考察中國各地方言的互通性。結果顯示，北方方言整體較易聽懂，最難懂的是温州話和福州話，後二者分別是吳方言和閩東方言的代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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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證實了“五里不同音”的説法——哪怕是身處同一方言區，語言也並非一定相互理解。西安話的被測雙方之間可理解度僅67%，南昌話甚至只有50%。

可見，中國人的“南腔北調”雖包羅萬象，且富有文化趣味，但難免讓彼此的交流感到困難重重。

普通話正代替方言

難以聽懂的方言通常與習得難度有關。尤其是在南方，徑流縱橫，地形複雜，區域流動困難，諸多方言由此獨立生長，自成一派。

不過，較高的學習難度又會影響方言的傳承，尤其是在普通話被大力推廣的國家意志下，部分地區的方言使用率正在明顯下降。

吳語愛好者@神樣胡桃製作的圖表“6-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人羣比例”此前曾在互聯網上流傳。數據顯示，北方官話區、西南官話區能夠熟練使用方言的年輕人比例依然較高，閩南語區、吳語區的使用比例則非常低。

6-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人羣比例 / 

6-20歲暑期社會實踐《各地本土出生人士方言使用情況調查》項目

儘管這份圖表並沒有披露詳細的調研方法，科學性存疑。不過多份研究的確對吳、閩、客家等分區的青少年兒童方言能力明顯下降的現象進行了證實。[3][4][5]

為什麼方言使用率下降了？

我們提到有普通話推廣的因素影響——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謝俊英等人結合普通話推廣情況的調研數據發現，無論是在江蘇（作為南方方言區樣本）、河北（作為官話區樣本）還是廣西（作為少數民族語言地區樣本），居民能用普通話交談的比例都有明顯增長，其中年輕人的掌握率遠高於中老年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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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教育在新一代人中的落地和推行，讓普通話的使用場景變得越來越廣。一邊是習得難度較大的家鄉話，一邊是學校“學好普通話”的大力號召，一些地區的方言自然向邊緣化邁進。

此外，新城市移民的增多，也讓方言失去了使用的必要性。2018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2.41億，無數人從中西部向東部一線城市湧入，並努力在後者安家、生育。

當人口頻繁流動，普通話會成為最便利的溝通方式，因此也不外乎在這一條件成長的下一代，早就與原生故鄉切斷了聯繫，普通話成為他們唯一的生活語言——亦或是英語。

年輕父母的“文化自覺“

無論是部分方言的習得難度、宏觀教育政策的影響還是新城市移民的增多，它們都是讓方言離我們越來越遠的客觀原因，非常容易理解。

不過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現象是，哪怕是在方言使用率較高的地區，你所看到的本地兒童也基本以普通話為生活語言了。

他們多是因為年輕父母的“文化自覺”，也就是説，是父母讓他們主動放棄了方言。

南京大學的研究者王玲對305組居住在南京的中國家庭調研訪談後發現：父母之間的交流可以採用普通話、本地話或各種形式。但與孩子交談時，普通話的使用比例會遠遠高於其它語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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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家庭語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的變化源於他們的“語言教育焦慮”。

研究進一步顯示，受訪父母認為，即使自己平時不説，可面對孩子時，一定會多用普通話，這可被稱之為一種“教育語言”。

這並非一個地區性的孤證。中國地質大學汪衞紅等人基於武漢家庭的研究發現，作為城市中產階級的年輕父母會擔心方言影響兒童的語言學習，因此有意避免讓孩子接觸方言。

他們把英語視為孩子們未來生活中實現階級上升不可缺少的語言，學會方言只會成為一種障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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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出發，會得出一個很有趣的推論——身為90後的父母或許是最後一批能夠熟練使用家鄉話的人了，因為他們會親手把方言扼殺在孩子的搖籃裏。

這句話聽起來很刻薄，但它並非一種批評。“保護方言，傳承文化”這些辭令人人聽起來都會覺得有道理，可當自己的下一代面臨與其它孩子的競爭時，害怕落後的父母會將任何一種教育嘗試視為挽救劣勢的方式。

因此，當我們説方言離我們越來越遠，可能並非是因為這些語言做錯了什麼，它的核心依然是家長如何提高子女競爭力的焦慮，與擇校、補課、素質教育等議題齊平。

方言本身，不過是一個“非常不重要”的犧牲品罷了。

作者 | 趙鹿鳴

設計師 | 趙鵬路

參考資料：

[1] 徐現祥, 劉毓芸, & 肖澤凱. (2015). 方言與經濟增長. 經濟學報, 2, 1-32.

[2] Tang, C., & Van Heuven, V. J. (2009). Mutual intelligibility of Chinese dialects experimentally tested. Lingua, 119(5), 709-732.

[3] 俞瑋奇, & 楊璟琰. (2016). 近十五年來上海青少年方言使用與能力的變化態勢及影響因素. 語言文字應用, (2016 年 04), 26-34.

[4] 陳燕玲. (2012). 閩南方言文化傳承的問題與對策——以泉州青少年方言認知與習得為例. 東南學術, 6, 334-341.

[5] 黃南津, & 李金陽. (2017). 普通話的推廣與客家方言的傳承——基於廣西客家方言區語言使用情況調查. 玉林師範學院學報, 38(1), 24-31.

[6] 謝俊英, 李衞紅, 姚喜雙, & 魏暉. (2011). 普通話普及情況調查分析. 語言文字應用, 3.

[7] 王玲. (2016). 語言意識與家庭語言規劃. 語言研究(1), 112-120.

[8] 汪衞紅, & 張曉蘭. (2017). 中國兒童語言培養的家庭語言規劃研究: 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例. 語言戰略研究, (2017 年 06), 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