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頡書》的解讀思路與初步結論_風聞

寫完《岣嶁峯蝌蚪文天書《禹碑》解讀思路與初步結論》一文後，因為總結解讀過程時，提出了幾條破譯解讀這類疑似或偽託為上古文字符號的物件時的可行思路，以及應着重注意事項，還順帶提及了《倉頡書》的問題，於是，自己挖出的坑，就有義務自己來填埋或種出點什麼來。

或者説，有必要用《倉頡書》做一次驗證了。

一、《倉頡書》也是偽造的麼？

解讀《禹碑》《倉頡書》這類石刻或書寫有疑似古代文字符號的物件時，第一個問題常常就是它們是否為後世所偽造。

疑古，往往是研究這類託名上古之物的第一選項。

這也很正常。

上古文明歷史即便悠久，但文明成就總是相對低端落後的，認知水準也是比較低下的。即便時間長度以幾百年上千年為單位，活動範圍以方圓千百里大範圍去考察，上古文明時代也沒有可能產生出幾個能有空閒時間去從事腦力勞動的"文明人"。他們很少能給後人留下什麼文字類、符號類物件。

能夠發展出象形文字類最簡單抽象思維文化凝結，已經至少是發展到部落聯盟乃至準城邦國家時期，有了一定數量的能專門從事腦力勞動的文明瞭。

而象《禹碑》《倉頡書》這類疑似文字的符號，已經比相對簡單的象形文字更具有抽象思維特徵，更加複雜。這類文字符號，還包含有一定的數字數量線索，數學概念、思維已有了萌芽，甚至被經常使用運用，已作為某種知識乃至權利開始了傳承。這樣的情況，從文明文化考古標準上來説，大多已是直接對應國家王權時期的文明瞭。

三皇五帝堯舜禹時期，華夏文明已邁入國家王權時期的門檻。到殷商時，已有了甲骨文這樣比較早期象形文字更具抽象思維特徵也更成熟的文字系統了。

雖然夏文明時期，至今仍是缺少文字符號類考古實物。但存留在商代"國家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廷藏書室"之類性質的機構庫房中，被考古發掘所發現的大量殷商甲骨文。它們所保藏記錄的，未必只是殷商時的王朝檔案，未必就沒有夏朝的歷史遺存。

從文明角度而言，夏商是一體的。夏商更迭，並沒有殷周革命那樣明顯的以封建取代王政，以農耕定居定都取代半農半牧、文明中心與王權都城屢遷的文明大躍進特徵。商湯滅夏與武王伐紂周公制禮作樂，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更迭。

殷商的甲骨文存留，或許就是直接接受繼承自夏文明的文字系統。商夏更迭，更可能是滿清入主中原式的。王權上是商滅夏，文明文化上則是商被夏文明所同化。

不然，解釋不了夏文明長達幾百年，幾個疑似夏王都的城址都已被考古發掘了，卻始終沒有出土過文字類物品。

不是沒有，更可能是遷一次夏都，就帶走一次全部文字類物品，最後則被殷商所全部接收了。

蕭何為劉邦所做的事情，伊尹為商湯早就幹過。漢代承秦制，乃至後來百代皆依秦制度，一直到清朝。同樣，商也承夏制，依夏制度，為三皇五帝帝開始的華夏文明所同化。甲骨文不是他們首創的，更大可能是學習來自夏人的燒龜牛骨刻甲骨文卜辭。文化文字上説，從秦到漢唐明，千年來都是隸楷行草一脈相傳，明亡清興，滿清主要仍是用漢字漢制。而從三皇五帝到夏桀，同樣是幾百上千年內，也許同樣是燒龜甲刻甲骨文，到商湯放桀，仍然是學甲骨文。

夏文明不是沒有文字歷史，甲骨文中一定有一些甲骨，甚至很大部分甲骨文就是夏人的歷史。所佔比例可能有三分之一乃至更多。因為堯舜禹乃至更早的三皇五帝們，沒準兒也是燒龜牛骨活兒幹得溜，才被祖父輩們視作骨骼清奇之人的。

在考古沒有發現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符號之前，可以直接把甲骨文視為華夏文明第一代文字系統。它的使用歷史不只是殷商時期、整個商代，而且可以直接前推到夏代、三皇五帝時代。

武王伐紂時，因商紂自焚於鹿台燒掉了一些，剩餘的大批乃至主要的殷墟甲骨文則秘藏於地下直到近現代才被髮掘出來。

商周之間的鼎革，不僅是政權更迭，也不但是制度革命，更可能也還是文字文化革命。

因為商代以及從前的夏代乃至三皇五帝堯舜禹時的文字文化，很可能僅有鑄刻於銅鼎銅盤的金文才得以流傳到了周代。數量眾多的甲骨文則可能因為人亡文字甲骨埋，而失去了傳承。

扯遠了，回到《禹碑》與《倉頡書》這類文字符號。

它們顯然比解讀甲骨文還要麻煩。

一方面它們這些符號系統比較複雜，不象甲骨文那樣類型簡潔明確；另一方面它們全是孤品，不象甲骨文成百成千成萬件。它們都沒有同類物品可比照研究。因為兩個特徵，它們也就顯得脱離了中國文字系統的一般發展軌跡。

這些都容易讓人產生故弄玄虛的感覺，也容易判斷其有極大偽造嫌疑。

《禹碑》因為刻石於南嶽岣嶁峯，顯得非同尋常。它的製作目的與功能、製作者地位身份文化水準，也都有特殊範圍限制。

如系偽造，比較容易從這些特定範圍限制條件下，找到它的偽造者。不是偽造，更能直接根據它的適用時代、符號特徵，推斷其可能的相對應的漢字時代、古文體時期，縮小並最終找出其可選擇文字範圍。起碼，它裏面不會出現"的地得"“回"字四種寫法之類的東西。

古人也不會精心製作一篇77個不同古漢字組成的文章。他們所發明所能用的字太少，一般會大量重複使用。一字多功能一字多含義，才是正常狀態。越是年代久遠的古人，他們也就越是玩不出這種文字遊戲。若非特別有意去玩文字遊戲，從古至今，也從未出現過這種文本。更不要説鄭重其事跑到南嶽岣嶁峯刻石，卻專門做這種文字遊戲。

古人沒有什麼數學思維能力，攢下的那一點數學秘籍，現代小學生們就已經全部能秒殺掉。他們特意隱藏在符號系統中的那些自認為精巧、意義非凡的數字或數字密碼，現在小學奧數初中數學水準的學生就能輕鬆破解。

這類因古代研究少而破譯顯得有些難度的數字密碼，卻往往能幫助現代人輕鬆找到解讀思路、捷徑。

古人使用得上，需要用到數字的東西太少了。含有數字數學的文字文本太少了。精通算術、漢字構造以及古文本兩方面知識的，能夠堪比現在語文數學都能打七八十分小學畢業考試水準的，整個古代中國，也都找不出幾個人。

所以，解讀《禹碑》蝌蚪文，一旦能拋開楊慎那種八股考試狀元之才的制式作文思路，找到正確思路真地不難。

和禹碑蝌蚪文這號稱的第一天書相比，解讀《倉頡書》這個東西反而就要更麻煩些了。

它只有二十八個符號，面世現身的最早年代又是北宋建立初期，是收錄到《淳化閣法貼》上。此前，則是既無史料記載又不見實物。

此後，有一塊據説是已流落到美國博物館收藏家之類手中的玉器，號稱是出自5000年前紅山文化的古物。它上面刻有幾乎與《法貼》一模一樣如筆畫的符號。符號順序與《法貼》相同，但佈局與《法貼》略有差異，而每個符號具體筆畫則完全一致。

5000年前古人用玉刀在石上，刻出了1000年前宋人書法在紙上的宛轉柔滑秀美效果。

不用多説，這疑其偽造的判斷已躍然字上了。

現在對《蒼頡書》比較有代表性的解讀，首先是肯定其為上古之物。然後大多是把《倉頡書》按古彝文或甲骨文中相近似的古字類比附會解讀，並精心研製拼湊出一篇有若干意義的小文章段落。

判斷《倉頡書》是上古之物的，雖然證據不充足，但從內在邏輯而言也有很大理由。

比如，如果系後世偽造或假託為古人之物，目的是什麼？有什麼必要？為何不見相關記錄？。

偽造這個東西，又偽託為蒼頡所制，弄這麼大個題目，總要有其緣由。

有哪些可能原因呢？

除了偽造古物以牟利，還有哪些可能性？

從千年前《法帖》與據説是五千年前的玉器兩者各種高度一致，能巧妙互相證明各自年代久遠來看，如系偽造，這偽造牟利的可能性並不小，效果也還很難説是太好還是太假。

除此之外呢？

為何偽造出它？最大可能性無非是讓蒼頡造字的傳説歷史更真實，從而讓當時才製作的某些文字字體假託為直接繼承自蒼頡時代，進而推廣起這種文字來有若干政治效果。

北宋建立時，遼國便早已着手創立了自己的文字系統，其皇室也認同宣揚自己的炎帝或夏朝子孫血脈身份。它們創設契丹文字時，製作這麼個東西出來，就不無可能。創制契丹文字過程中，不會一步到位，中間出現各種試驗試用階段，產生一些類似《蒼頡書》這樣不太成熟文字符號的物品，也不無可能。

唐末五代諸政權與北宋都和契丹長期有敵對鬥爭，又都以華夏中原正統自居，針鋒相對造出這個東西，以示文化正宗、祖脈淵源悠久，也不無可能。

特別是遼滅後晉時，曾入主開封一陣子。在那個特殊時期，五朝元老馮道等人制作出這個東西，為遼國統治者某種政治需要服務，可能性就很大。

但它們都不太可能既鄭重其事地冠之以《倉頡書》之名，卻又完全不記錄入史料不留任何線索。

究竟是誰，為何製作它出來？

這樣比《禹碑》還要太過缺少史料記錄的孤品，真地難以判斷。

蒼頡時代，就不能製作出這種文字符號？

從其構造簡單、形態頗多近似重複特徵看，上古如果使用文字符號，除了象形字，這種字體符號也很有可能性。

總之，如果系宋代五代之人偽造偽託上古之物，冠之以《蒼頡書》之名，就很可能是為遼國創建文字、入主中原服務。而遼滅後晉佔開封那段時期，馮道這類人就嫌疑比較大。

但也不能排除它傳自上古的可能性。

二、拋開真偽問題，如何解讀？

且不必去管《法帖》上、玉器上、國內各地清代所臨刻以及現在這幾年現摹現刻在各種石頭上的這些《倉頡書》，不計較它們的來歷不明、真偽存疑。

只從這些符號本身出發，還能解讀它麼？

按解讀《禹碑》時所總結出的幾個關注點，可以找找有哪些線索？

1，首先，數字數量線索。

最早的《法帖》上，是這樣佈局:

總數28個符號，大致呈3列(每列8、9個)佈局，另有兩個符號單列左邊上方。

那件玉器則呈完全3列布局，各列按9，10，9，來安排。順序則完全一致。

佈局上主要有這些數字3、9(輔以8、10、2)、28(2+26)。

其次，再看單個符號，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數字數量線索。

最明顯的單個符號，是幾個點線組成的符號，與其它單純線條符號明顯區別。

共有3個圓點與直線組成符號。分別是1個圓點1條曲折線、6圓點1直線(中間短直線分上下各三圓點)、7圓點2直線(一長一短直線並排，短線下稍長線上3圓點，長線下4圓點。

另有一符號，線下為2個圓點，線上則為2個短線漢字撇捺點。它也是總共才2個的由三種不同符號組成的字符之一。

此外，還有短線撇捺點符號與直、曲折線段符號組成近似漢字＇興＇＇米＇`當＇的符號。最後的近`米＇字符號，下方撇捺為連續雙曲線形狀，也是另一個由三不同符號組成的字符。

最後，還分別可將其按一個符號、兩種符號組成、三種符號組成，一筆畫、幾筆畫，左右結構、上下結構，等等，區分抽象出更多的數字數量關係來。

2，製作目的與功能範圍

拋開其來歷、真偽，只從《蒼頡書》的名目及28個字符佈局本身來考慮。其製作目的與功能範圍是什麼？

既名為或託名為《蒼頡書》，其目的與功能範圍實際上已有限制。蒼頡他老人家，會寫科幻小小説麼？不會。

他會做的，只能是天文星相、祭祀大典、重大歷史、城邦王國軍政事務之類特殊事件的記錄，或字典字模、偏旁部首切音讀音之類文字創設相關事業。

作為孤品，怎麼解讀都可以，甚至為28個符號編出一部煌煌大著也可以，只要附會編得出來。

但總有可能性相對而言更大，更合理更可靠的。

28這個數字，很容易聯繫到二十八宿這些古代天文認知。

《禹碑》77個符號，不但把"歲日月星辰歷數"這個幾字都收入進去，還特別排放在符號集合圖形最中間位置(第5列中間位置)，置之於中心地位。從此中可見一斑，天文星相歷數時間這些東西，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天文、星相、時間、數學，這些東西，在古代文明認知體系中，是最神聖最難理解也最重要的那部分。如果要用文字符號記錄承載文明認知已有成果，這一部分，確實有給予最優先記錄、最佳保存方式保存、最優先傳承的必要。它們往往也是古文明各種文化記錄中保存得最好、傳承得最久的部分。

所以，《倉頡書》如果不是最優先的字典字模集合、偏旁部首集合、音符注音聲韻母類集合，最可能的就是天文星相類知識的符號表述。其次則是與祭祀喪葬有關的符號表述，如墓碑、墓誌銘、祭告天地祖宗神靈類。

也只有這三種情況，才可能深埋之於地秘藏之於庫，才最可能留傳下來，傳承下來。

即便是北宋建立前後的古人煞有介事偽託而製作，但既託名之《倉頡書》，製作者也不會讓它去玩文字猜謎遊戲，寫什麼"今天殺了幾頭羊，特向山神祖靈告知"日記之類的東西。

這種東西，蒼頡不會參與，也留傳不下來。偽託蒼頡的製作者，也沒必要將它託名為《蒼頡書》。

3，怎麼尋找對應物？對應解讀文本？

《禹碑》就是洪範，與《洪範九疇》文本可以對應，能明確確定其解讀可供選擇範圍。

但《蒼頡書》無論是確定為字典字模、偏旁部首、聲韻字母符號類集合，還是天文星相、祭祀喪葬類相關知識相關信息，都難以找到對應文本與之相匹配。

因為蒼頡與它們存在關聯的史料記錄太少。

天文星相與祭祀、墓葬類知識信息的古代相關文來、考古物證還是有一些。

大禹陵的窆石，就有上古墓碑之説，也曾有篆類、漢隸銘文。魯訊《會稽窆石漢隸考》，還考證過上面銘文為三列29字。

離唐末五代諸朝與北宋時的都城開封較近的，河南濮陽西水坡上古墓葬，內中就有二十八宿信息。這座墓葬附近是否也曾有過禹陵窆石那樣的墓碑？上面是否就刻錄的是《蒼頡書》？

此外，《甘石星經》之類最早天文著作中，有沒有二十八宿有關記載？

這些都可以作為重要參考。

總之，《蒼頡書》作為孤品，既冠之以蒼頡之名，在有確實考古證據之前，對它的解讀同樣應擺脱過去那種八股文章式的牽強作文附會解釋模式。

在沒有考古實證摘掉它頂上的"蒼頡"冠冕之前，解讀它最好從古人造字的過程着手，按音韻、部首、字模集，而非文句段落文章去解讀。這更合理更靠譜。

其次，至少也要從祭祀喪葬天文星相類相關古代考古信息文本資料中，尋找出合適的對應物加以解讀。

最後，《蒼頡書》裏的數字數量線索要重視。古人數學水平不高，但他們在這類故弄玄虛的文字符號中，卻往往會有意無意隱藏一些數字信息。能吊打古人數學知識的現代人，沒必要放過任何數字信息線索。

雖然，有興趣解讀這類符號的古文字研究者，往往喜歡做八股文章，往往把自己的數學知識全都還給小學老師了。但是，總還是能比那些菜鳥到渣的古代數學家兼文字符號鬼畫符製作者要強一點吧？

不要把古人玩文字遊戲水平估計太高，自己玩得興高采烈，然而，那樣離古人也就太遠了。解讀破譯古文時，卻學做濫八股文章，這種愛好與習慣，很普遍。但老實説，也未免太Lo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