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女人”和房子的故事_風聞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叁裏河

作者: 洋平

普蘭·德·拉巴爾早在十七世紀就説過：“但凡男人寫女人的故事都是值得懷疑的，因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當事人。”

有些姑娘不願意進入這樣的故事。在她們敍述的故事裏，主角是自己，另一個主角，則是大大小小的房子。

屋裏，住着一個確切的自我，走到屋外，世界卻沒變。

1、單身女兒

0.7秒後，大約是兩個眨眼的時間，35歲的林青終於覺得，自己在杭州城，算是紮根下來了。

這是2017年某個零點，橋西板塊一個熱盤開始微信搶房。提前兩秒，林青就開始猛按屏幕上那個紅色的“立即選擇”按鍵。

林青瞄準的是120多平的大三房，相比89的剛需房和更具性價比的130多方四房，她的選擇更有把握一些。

“恭喜你，選擇成功”，當綠色的對鈎跳出來，這一刻，五六年的漂泊感消失了。在她，買房是一個快速決策的過程，杭州房價在G20後經過了一波猛漲，勢頭不減。“買漲不買跌”，林青覺得，作為投資，買房是最划算的。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自己應該享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了。父母曾提議，賣掉老家富陽的一套房子，來支持女兒買房。林青理所當然地拒絕了，就像弟弟買房時，她拿出了二十萬那樣理所當然。

屬於弟弟的這套房早在2007年就買下了，花掉了父母的全部積蓄。兒子買了房，才好成家立業，至於女兒，“女兒是要嫁人的，沒必要買房。”父母並不重男輕女，但這個樸素的想法像常識一樣無需解釋。

“從夫居”，這種家庭婚姻關係中的居住安排，已經延續了千百年。儘管這背後，往往意味着家庭中男性的主導地位和女性的附屬地位。但在包括林青在內的全家人看來，順理成章。對於林青，父母的關心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操心她的婚姻大事。

只是，這幾年裏，林青並沒有談戀愛。既然沒遇上什麼特別想嫁的人，那就自己安個家吧。

父母似乎也放棄了催婚，轉而支持女兒買房的決定。畢竟女兒作為民事律師，年收入在50萬左右，養活自己綽綽有餘。

貝殼發佈的《2019女性安居報告》統計，去年有高達46.7%的購房者是女性，而在二線城市這一比例更是高達35.7%。

林青成為其中的一員。為此，她開始到處湊錢，拿出所有積蓄，把手上所有信用卡套現，借空了螞蟻借唄的所有額度，再加上從朋友那裏補上的空缺，林青交上了所有首付。

付完首付那天晚上，林青約閨蜜于飛吃了頓飯。兩人碰着酒杯，林青説：“從今以後，我可沒錢請你吃飯了。”

此時的于飛，剛剛離婚，賣掉了婚前自己名下那套小居室。為了財產分割，“給了前夫一百萬，算是買回了自由。”

丈夫孕期出軌，對她是一記當頭棒喝。于飛確信，自己做到了一個好妻子應該做的所有部分，自己買的房子，供公婆來杭探望時居住，作為記者，滿浙江跑，依然把兒子帶在身邊。

陡然明白女性獨立多麼重要，大約就是從這來自男人的重大傷害開始，從意識到男人不可依賴開始。

“再也無法相信男人了。”于飛向閨蜜吐槽，林青因為接了不少離婚案件，看到過丈夫在財產分割中的種種作為，對這一觀點也多少感同身受。

2、安全感

文佳深知缺乏安全感時的生理反應。通常是在入睡前，她會不停翻身，等不到睡意只好玩手機，等打亮了屏幕就又變得心不在焉。轉轉頭，彷彿就有一大堆焦慮的情緒流出來，積在枕頭坑窪處。

如果是在房東提出要自己搬走的時候，自己就會在焦慮感裏泡上好幾夜，憂慮一切事情：能不能找到房子？如何在這個城市立足？自己的未來會怎樣發展？甚而還無中生有地擔心起自己和父母的健康來。

正是在這樣的焦慮中，文佳決定，要在工作的杭州買套房子。

父母一開始並不支持，理由也直接，沒男朋友也沒決定最終就留在上海了，何必買房。在長輩看來，房子是漂泊之後的終點。文佳卻覺得，這算是個中點。她給父母算賬，房租每月就大幾千，自己月月月光，到頭來都是給別人打工。不如把房租的錢用來還房貸，好歹房子還是自己的。

“找不到男朋友就不買房？十年不找呢？”文佳説，自己絕不會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尤其不會放那個掛在另一個人身上的籃子。

她帶父母看房，整理杭州樓市的發展軌跡，來説服父母，一切看漲。最終，在父母一部分首付的支持下，她買下了一間40年產權的商住兩用loft公寓。

買下房子的那一刻，她才感覺到，自己對這個城市有了歸屬感，而不再是個借居在此的異鄉人。

“異鄉人”的尷尬境地，Jane在美國體會地尤其充分。自從特朗普上台後，Jane説，她能感受到身邊對外國人不友善的人多起來了，曾有服務員學她的口音説話，交通警察掃她一眼，第一句話就是生硬地問，你會不會説中文。甚至與樓下租住的黑人打個照面，他竟然眯起眼睛看着她，哪怕Jane其實有雙漂亮的大眼睛。

這種明確的歧視感讓Jane覺得沒趣味，再加上她沒有抽到工作簽證，在美國唸書、工作七八年後，Jane回國了。選擇了温暖的深圳，沒錯，這個北方姑娘其實很怕冷。

一回國，還藉助在朋友家的Jane就看到了自如租客住甲醛房患上白血病的新聞。

在美國那幾年裏，她都通過美國的Service Apartment租房，只需要提交申請，步驟簡單，也安全。來到深圳，Jane反倒有些抓瞎，她不太信任網上的租房信息，也對房產中介提供的房源安全性產生了懷疑。

那就索性買個房吧。因為自己就是做企業戰略諮詢的，正在學習一些金融知識，Jane更看重房子的投資價值。Jane列出了國內的通脹率、深圳平均工資漲幅、房價這幾年的漲幅，幾個數字一擺，父母就成了她堅定的支持者，物色購買小公寓。

買到房後，文佳的焦慮感消失了：“終於有了保障。”

正如李松蔚在《難道一切都是我的錯嗎？》提到：“我們的安全感並不來自“糟糕的事永遠不發生”——雖然我們也希望如此。更現實的安全感，是我們相信糟糕的事就算發生，我們也能應對。”

3、屋裏

Jane不太在乎房子大小和地段，卻尤其看中小區環境、物業和交通設施。她最終選擇了一套套內面積50多平的小公寓。

父母出了首付，接下來的貸款和裝修就全自己來。Jane沒找設計公司，她相信，獨自生活了這麼多年，只有自己最瞭解自己。她自己調顏色、選材質，所有的買買買全都一個人完成。

她剛買了地板。“不買不知道，”Jane説，原來地板有這麼多規格、型號、顏色。不同的地板用的膠還不一樣，她不僅要挑選規格色彩，還要考慮着跟未來的軟裝是否搭配。

這是一個麻煩卻相當愉快的過程。Jane發現，這是第一個完全由她自己説了算的空間。她不愛下廚，就把廚房改的很小，空間留給了寬敞的客餐廳。

《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有一段頗煽情的結語：家是我們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風港，是我們忙完學習工作之餘、在街頭歷劫種種之後的去處。有人説在家裏，我們可以“做自己”。只要離開家，我們就會化身為另外一個人。只有回到家，我們才會褪下面具。

在外人眼裏，吳瀟是上海一位職業利落的互聯網品牌銷售，回到自己的家，她卻變成了一個少女的樣子。

這個家也是一間loft公寓，拿着父母的一部分支持，吳瀟自己買下了它。連同接下來的裝修，她刷光了信用卡，着實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不過，住進的的時候，之前的艱難立馬就變得意義重大。

大部分上海家庭，把這個户型的loft當做兩居室，另舍一間客房，供未來孩子或父母的住處。吳瀟偏不，她把客房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衣帽間，衣服、鞋子、包，全都分門別類安置。二樓就是主卧和這間衣帽間，連同她開闢出來的大化妝台，和一個在落地窗邊的閲讀區。這是屬於自己的私密空間。

一樓則用於和朋友聚會，吳瀟把這裏改造成一個大開間，一個供客人使用的衞生間，和一個小小的廚房。“朋友來也是喝酒，不下廚的。”

Loft公寓對於大多數單身女性來説，總是一個不小的誘惑。不僅單價更低，商住兩用便不用浪費大城市首套房的房票，價格合適，居住環境又往往比住宅更現代化。

在文佳看來，最吸引她的是“趣味性”，loft動靜皆宜，住在裏面，跑上跑下，自己也變得活潑起來。她不喜歡一眼望穿的平層住宅，因為那很“無聊”。

4、決策

為了杭州這套鍾愛的loft公寓，文佳着實付出了一些代價，房貸五千元，再加上交房前的房租，每個月月初，她工資的三分之二就已經交出去了。

“前面兩年過得非常苦，沒有閒錢。”文佳説，一些明顯的消費只能放棄了，比如買花、做指甲、美容、旅遊。錢要用來專注於吃喝、交通，以及作為剛需品的衣服和化妝品

從前很少算錢的文佳開始精打細算。每個月，她要把房貸、房租、信用卡的錢全都加起來，再算這個月還有多少可支配收入。

也就是從開始還房貸的那個月起，文佳居然覺得，自己成熟了不少。從前一氣之下就想辭職的脾氣，已經被壓下來不少。文佳再也不會在沒找到下家的情況下就離職。即便有了合適的選擇，她也要做個表格，多方比較，薪資水平、未來發展空間等等，從中挑選出一個最穩妥的決策。

“理性客觀”，成了文佳常常提醒自己的內容。她在嘗試改變自我管理比較鬆散的狀態。此前，她曾經拍着胸脯向爸媽保證，房貸一定能用自己的能力還完，絕不要他們幫忙。“有了房子後，責任感更強了。”文佳説

文佳最愉快的時候，是看到一些漂亮的生活用品時，那些廚房用品和收納盒，總在她精確的花銷裏佔有一席之地。她喜歡買這些東西，攢着，等到新房交付，就能用了。

2018年末，新房交付了，這些東西卻沒有進入到新房，文佳自己也沒有。文佳英語教育專業出身，在杭州已經做過多份工作，只覺得天花板越來越明顯。“我必須得走了，往北京去。”

文佳很快找到一份出版社教育培訓的新工作，提着包就北上了。新房子剛交付，就租了出去。儘管非常心疼，“但我不會讓房子綁定我的生活。”

林青則決定紮根在杭州。房貸和信用卡還款壓力不小，她便努力接更多業務。朋友説她，越看越像《離婚律師》裏的姚晨，滿身的獨立女性派頭。

在北京的一次培訓，她又遇上了幫她湊齊首付的閨蜜。兩個人在酒吧坐着，于飛打聽她最近的生活。林青告訴她，自己另開了一張銀行卡，保證裏面永遠有五萬塊錢，夠還三個月的房貸了。

就在買了房以後，她第一次辦了一張健身卡，一週去三天，跑步、擼鐵，過得非常自律。朋友問她，這麼瘦，何必健身。林青笑笑，她需要強壯的身體和清醒的頭腦，應對高強度的工作。

于飛打趣：“我看你就是要想辦法活到把貸款還完。”

5、漏洞

吳瀟也離開了自己在上海的安樂居所，追隨愛情奔赴了北京。

“婚姻只是我的一部分。”吳瀟説，她的一部分底氣，就是來自對房產的投資。即便沒有婚姻，她依然可以獨立生活，為此，她覺得自己對丈夫和家庭的依賴，就控制在一個有限而平衡的範圍裏。“我想要的生活，我自己能承擔的起。”

北京與丈夫共住的房子，吳瀟做了不少妥協，應公公婆婆的要求，衣帽間小了很多，騰出一間客房。

換個城市重新開啓生活卻並不容易。

已婚未育，大概是女性所面對的最尷尬的境地。在北京的幾次面試中，得知吳瀟新婚，面試官都流露出一種商榷的眼神，詢問她生育的計劃。

“用人單位也要考慮性價比。”這似乎可以理解，光是產假，就是一項不小的成本。我國現在實行《女職工勞動保護 特別規定（ 草案）》規定，女性職工生育享受的產假98天。而男性職工，陪產假則多為15天左右。

吳瀟發現，這恰恰是一個悖論，看似照顧女性，提供了比男性六倍以上的假期。但這也意味着，對用人單位來説，招募男性職工，就要划算得多。同是銷售崗，吳瀟提供的業績成績單，需要比同齡男性好得多，才能獲得用人單位的青睞。

她曾經一天干了三四天的工作，早上開會，之後去河北出差，當晚回來，晚上還接着見客户。當天還是生理期。“如果是男性，未必能堅持。”她把生理上的弱勢，補償成為韌性。

“有時候這也是性別優勢。”吳瀟説。有些客户，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單子，也許撒個嬌，示個弱，就能談下來了，這顯然是男性同事做不到的。

不過，這也許又是一個悖論。吳瀟潦草的想着，把疑惑埋到心底。

女性主義者普蘭·德·拉巴爾在十七世紀説過：“但凡男人寫女人的東西都是值得懷疑的，因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當事人。”

有男人握着于飛的手，暗示自己可以幫她完成一些經營任務。“男性有了經濟地位，就覺得很容易得到姑娘。”于飛説。“女性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上是弱勢的。”于飛説。

每一次，于飛都硬氣的拒絕，“我有工作能力，養得起自己。”名下的房產則是一條底線，讓她有路可退。

“我需要完完全全屬於我自己的房子，”在深圳從事互聯網工作的小悦強調。

小悦説，自己在單親家庭長大，父親帶着小三過逍遙日子，所以她從小缺乏安全感。個人資產是她最主要的安全感來源，即便婚姻失敗，房子既是一份產業，也是一條退路。

在深圳工作後，她一直計劃着買一套公寓，自住也好，投資也罷。男友看她攢錢辛苦，主動提出，要送她一套。

男友在自己父母的幫助下，全款買下一套兩百多萬的公寓。在公證處，正式贈與小悦。也是這套房，“加速了與他結婚生娃的進程。”

小悦説：“願意給我買就買吧，反正我錢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