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女人”和房子的故事_風聞
叁里河-叁里河官方账号-2019-04-15 10:59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叁裏河
作者: 洋平
普蘭·德·拉巴爾早在十七世紀就説過:“但凡男人寫女人的故事都是值得懷疑的,因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當事人。”
有些姑娘不願意進入這樣的故事。在她們敍述的故事裏,主角是自己,另一個主角,則是大大小小的房子。
屋裏,住着一個確切的自我,走到屋外,世界卻沒變。
1、單身女兒
0.7秒後,大約是兩個眨眼的時間,35歲的林青終於覺得,自己在杭州城,算是紮根下來了。
這是2017年某個零點,橋西板塊一個熱盤開始微信搶房。提前兩秒,林青就開始猛按屏幕上那個紅色的“立即選擇”按鍵。
林青瞄準的是120多平的大三房,相比89的剛需房和更具性價比的130多方四房,她的選擇更有把握一些。
“恭喜你,選擇成功”,當綠色的對鈎跳出來,這一刻,五六年的漂泊感消失了。在她,買房是一個快速決策的過程,杭州房價在G20後經過了一波猛漲,勢頭不減。“買漲不買跌”,林青覺得,作為投資,買房是最划算的。
更重要的是,她認為,自己應該享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了。父母曾提議,賣掉老家富陽的一套房子,來支持女兒買房。林青理所當然地拒絕了,就像弟弟買房時,她拿出了二十萬那樣理所當然。
屬於弟弟的這套房早在2007年就買下了,花掉了父母的全部積蓄。兒子買了房,才好成家立業,至於女兒,“女兒是要嫁人的,沒必要買房。”父母並不重男輕女,但這個樸素的想法像常識一樣無需解釋。
“從夫居”,這種家庭婚姻關係中的居住安排,已經延續了千百年。儘管這背後,往往意味着家庭中男性的主導地位和女性的附屬地位。但在包括林青在內的全家人看來,順理成章。對於林青,父母的關心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操心她的婚姻大事。
只是,這幾年裏,林青並沒有談戀愛。既然沒遇上什麼特別想嫁的人,那就自己安個家吧。
父母似乎也放棄了催婚,轉而支持女兒買房的決定。畢竟女兒作為民事律師,年收入在50萬左右,養活自己綽綽有餘。
貝殼發佈的《2019女性安居報告》統計,去年有高達46.7%的購房者是女性,而在二線城市這一比例更是高達35.7%。
林青成為其中的一員。為此,她開始到處湊錢,拿出所有積蓄,把手上所有信用卡套現,借空了螞蟻借唄的所有額度,再加上從朋友那裏補上的空缺,林青交上了所有首付。
付完首付那天晚上,林青約閨蜜于飛吃了頓飯。兩人碰着酒杯,林青説:“從今以後,我可沒錢請你吃飯了。”
此時的于飛,剛剛離婚,賣掉了婚前自己名下那套小居室。為了財產分割,“給了前夫一百萬,算是買回了自由。”
丈夫孕期出軌,對她是一記當頭棒喝。于飛確信,自己做到了一個好妻子應該做的所有部分,自己買的房子,供公婆來杭探望時居住,作為記者,滿浙江跑,依然把兒子帶在身邊。
陡然明白女性獨立多麼重要,大約就是從這來自男人的重大傷害開始,從意識到男人不可依賴開始。
“再也無法相信男人了。”于飛向閨蜜吐槽,林青因為接了不少離婚案件,看到過丈夫在財產分割中的種種作為,對這一觀點也多少感同身受。
2、安全感
文佳深知缺乏安全感時的生理反應。通常是在入睡前,她會不停翻身,等不到睡意只好玩手機,等打亮了屏幕就又變得心不在焉。轉轉頭,彷彿就有一大堆焦慮的情緒流出來,積在枕頭坑窪處。
如果是在房東提出要自己搬走的時候,自己就會在焦慮感裏泡上好幾夜,憂慮一切事情:能不能找到房子?如何在這個城市立足?自己的未來會怎樣發展?甚而還無中生有地擔心起自己和父母的健康來。
正是在這樣的焦慮中,文佳決定,要在工作的杭州買套房子。
父母一開始並不支持,理由也直接,沒男朋友也沒決定最終就留在上海了,何必買房。在長輩看來,房子是漂泊之後的終點。文佳卻覺得,這算是個中點。她給父母算賬,房租每月就大幾千,自己月月月光,到頭來都是給別人打工。不如把房租的錢用來還房貸,好歹房子還是自己的。
“找不到男朋友就不買房?十年不找呢?”文佳説,自己絕不會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尤其不會放那個掛在另一個人身上的籃子。
她帶父母看房,整理杭州樓市的發展軌跡,來説服父母,一切看漲。最終,在父母一部分首付的支持下,她買下了一間40年產權的商住兩用loft公寓。
買下房子的那一刻,她才感覺到,自己對這個城市有了歸屬感,而不再是個借居在此的異鄉人。
“異鄉人”的尷尬境地,Jane在美國體會地尤其充分。自從特朗普上台後,Jane説,她能感受到身邊對外國人不友善的人多起來了,曾有服務員學她的口音説話,交通警察掃她一眼,第一句話就是生硬地問,你會不會説中文。甚至與樓下租住的黑人打個照面,他竟然眯起眼睛看着她,哪怕Jane其實有雙漂亮的大眼睛。
這種明確的歧視感讓Jane覺得沒趣味,再加上她沒有抽到工作簽證,在美國唸書、工作七八年後,Jane回國了。選擇了温暖的深圳,沒錯,這個北方姑娘其實很怕冷。
一回國,還藉助在朋友家的Jane就看到了自如租客住甲醛房患上白血病的新聞。
在美國那幾年裏,她都通過美國的Service Apartment租房,只需要提交申請,步驟簡單,也安全。來到深圳,Jane反倒有些抓瞎,她不太信任網上的租房信息,也對房產中介提供的房源安全性產生了懷疑。
那就索性買個房吧。因為自己就是做企業戰略諮詢的,正在學習一些金融知識,Jane更看重房子的投資價值。Jane列出了國內的通脹率、深圳平均工資漲幅、房價這幾年的漲幅,幾個數字一擺,父母就成了她堅定的支持者,物色購買小公寓。
買到房後,文佳的焦慮感消失了:“終於有了保障。”
正如李松蔚在《難道一切都是我的錯嗎?》提到:“我們的安全感並不來自“糟糕的事永遠不發生”——雖然我們也希望如此。更現實的安全感,是我們相信糟糕的事就算發生,我們也能應對。”
3、屋裏
Jane不太在乎房子大小和地段,卻尤其看中小區環境、物業和交通設施。她最終選擇了一套套內面積50多平的小公寓。
父母出了首付,接下來的貸款和裝修就全自己來。Jane沒找設計公司,她相信,獨自生活了這麼多年,只有自己最瞭解自己。她自己調顏色、選材質,所有的買買買全都一個人完成。
她剛買了地板。“不買不知道,”Jane説,原來地板有這麼多規格、型號、顏色。不同的地板用的膠還不一樣,她不僅要挑選規格色彩,還要考慮着跟未來的軟裝是否搭配。
這是一個麻煩卻相當愉快的過程。Jane發現,這是第一個完全由她自己説了算的空間。她不愛下廚,就把廚房改的很小,空間留給了寬敞的客餐廳。
《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有一段頗煽情的結語:家是我們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風港,是我們忙完學習工作之餘、在街頭歷劫種種之後的去處。有人説在家裏,我們可以“做自己”。只要離開家,我們就會化身為另外一個人。只有回到家,我們才會褪下面具。
在外人眼裏,吳瀟是上海一位職業利落的互聯網品牌銷售,回到自己的家,她卻變成了一個少女的樣子。
這個家也是一間loft公寓,拿着父母的一部分支持,吳瀟自己買下了它。連同接下來的裝修,她刷光了信用卡,着實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不過,住進的的時候,之前的艱難立馬就變得意義重大。
大部分上海家庭,把這個户型的loft當做兩居室,另舍一間客房,供未來孩子或父母的住處。吳瀟偏不,她把客房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衣帽間,衣服、鞋子、包,全都分門別類安置。二樓就是主卧和這間衣帽間,連同她開闢出來的大化妝台,和一個在落地窗邊的閲讀區。這是屬於自己的私密空間。
一樓則用於和朋友聚會,吳瀟把這裏改造成一個大開間,一個供客人使用的衞生間,和一個小小的廚房。“朋友來也是喝酒,不下廚的。”
Loft公寓對於大多數單身女性來説,總是一個不小的誘惑。不僅單價更低,商住兩用便不用浪費大城市首套房的房票,價格合適,居住環境又往往比住宅更現代化。
在文佳看來,最吸引她的是“趣味性”,loft動靜皆宜,住在裏面,跑上跑下,自己也變得活潑起來。她不喜歡一眼望穿的平層住宅,因為那很“無聊”。
4、決策
為了杭州這套鍾愛的loft公寓,文佳着實付出了一些代價,房貸五千元,再加上交房前的房租,每個月月初,她工資的三分之二就已經交出去了。
“前面兩年過得非常苦,沒有閒錢。”文佳説,一些明顯的消費只能放棄了,比如買花、做指甲、美容、旅遊。錢要用來專注於吃喝、交通,以及作為剛需品的衣服和化妝品
從前很少算錢的文佳開始精打細算。每個月,她要把房貸、房租、信用卡的錢全都加起來,再算這個月還有多少可支配收入。
也就是從開始還房貸的那個月起,文佳居然覺得,自己成熟了不少。從前一氣之下就想辭職的脾氣,已經被壓下來不少。文佳再也不會在沒找到下家的情況下就離職。即便有了合適的選擇,她也要做個表格,多方比較,薪資水平、未來發展空間等等,從中挑選出一個最穩妥的決策。
“理性客觀”,成了文佳常常提醒自己的內容。她在嘗試改變自我管理比較鬆散的狀態。此前,她曾經拍着胸脯向爸媽保證,房貸一定能用自己的能力還完,絕不要他們幫忙。“有了房子後,責任感更強了。”文佳説
文佳最愉快的時候,是看到一些漂亮的生活用品時,那些廚房用品和收納盒,總在她精確的花銷裏佔有一席之地。她喜歡買這些東西,攢着,等到新房交付,就能用了。
2018年末,新房交付了,這些東西卻沒有進入到新房,文佳自己也沒有。文佳英語教育專業出身,在杭州已經做過多份工作,只覺得天花板越來越明顯。“我必須得走了,往北京去。”
文佳很快找到一份出版社教育培訓的新工作,提着包就北上了。新房子剛交付,就租了出去。儘管非常心疼,“但我不會讓房子綁定我的生活。”
林青則決定紮根在杭州。房貸和信用卡還款壓力不小,她便努力接更多業務。朋友説她,越看越像《離婚律師》裏的姚晨,滿身的獨立女性派頭。
在北京的一次培訓,她又遇上了幫她湊齊首付的閨蜜。兩個人在酒吧坐着,于飛打聽她最近的生活。林青告訴她,自己另開了一張銀行卡,保證裏面永遠有五萬塊錢,夠還三個月的房貸了。
就在買了房以後,她第一次辦了一張健身卡,一週去三天,跑步、擼鐵,過得非常自律。朋友問她,這麼瘦,何必健身。林青笑笑,她需要強壯的身體和清醒的頭腦,應對高強度的工作。
于飛打趣:“我看你就是要想辦法活到把貸款還完。”
5、漏洞
吳瀟也離開了自己在上海的安樂居所,追隨愛情奔赴了北京。
“婚姻只是我的一部分。”吳瀟説,她的一部分底氣,就是來自對房產的投資。即便沒有婚姻,她依然可以獨立生活,為此,她覺得自己對丈夫和家庭的依賴,就控制在一個有限而平衡的範圍裏。“我想要的生活,我自己能承擔的起。”
北京與丈夫共住的房子,吳瀟做了不少妥協,應公公婆婆的要求,衣帽間小了很多,騰出一間客房。
換個城市重新開啓生活卻並不容易。
已婚未育,大概是女性所面對的最尷尬的境地。在北京的幾次面試中,得知吳瀟新婚,面試官都流露出一種商榷的眼神,詢問她生育的計劃。
“用人單位也要考慮性價比。”這似乎可以理解,光是產假,就是一項不小的成本。我國現在實行《女職工勞動保護 特別規定( 草案)》規定,女性職工生育享受的產假98天。而男性職工,陪產假則多為15天左右。
吳瀟發現,這恰恰是一個悖論,看似照顧女性,提供了比男性六倍以上的假期。但這也意味着,對用人單位來説,招募男性職工,就要划算得多。同是銷售崗,吳瀟提供的業績成績單,需要比同齡男性好得多,才能獲得用人單位的青睞。
她曾經一天干了三四天的工作,早上開會,之後去河北出差,當晚回來,晚上還接着見客户。當天還是生理期。“如果是男性,未必能堅持。”她把生理上的弱勢,補償成為韌性。
“有時候這也是性別優勢。”吳瀟説。有些客户,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單子,也許撒個嬌,示個弱,就能談下來了,這顯然是男性同事做不到的。
不過,這也許又是一個悖論。吳瀟潦草的想着,把疑惑埋到心底。
女性主義者普蘭·德·拉巴爾在十七世紀説過:“但凡男人寫女人的東西都是值得懷疑的,因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當事人。”
有男人握着于飛的手,暗示自己可以幫她完成一些經營任務。“男性有了經濟地位,就覺得很容易得到姑娘。”于飛説。“女性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上是弱勢的。”于飛説。
每一次,于飛都硬氣的拒絕,“我有工作能力,養得起自己。”名下的房產則是一條底線,讓她有路可退。
“我需要完完全全屬於我自己的房子,”在深圳從事互聯網工作的小悦強調。
小悦説,自己在單親家庭長大,父親帶着小三過逍遙日子,所以她從小缺乏安全感。個人資產是她最主要的安全感來源,即便婚姻失敗,房子既是一份產業,也是一條退路。
在深圳工作後,她一直計劃着買一套公寓,自住也好,投資也罷。男友看她攢錢辛苦,主動提出,要送她一套。
男友在自己父母的幫助下,全款買下一套兩百多萬的公寓。在公證處,正式贈與小悦。也是這套房,“加速了與他結婚生娃的進程。”
小悦説:“願意給我買就買吧,反正我錢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