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政變三大未解謎團_風聞

【吳基民 文史學者】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路向北，一路向東南。在全國勞苦大眾的支持下，節節勝利。受北伐勝利的影響，上海工人舉行三次武裝起義，終於取得成功。在1927年3月22日組建了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主的臨時政府，這件事震驚世界，引起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恐慌。於是國民黨右派蔣介石在帝國主義及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將屠刀殺向了他的盟友中國共產黨及廣大勞動大眾。於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中國革命陷入低潮。但“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了只有槍桿子才能出政權，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

“四一二”政變，史家研究頗多，但還有一些問題，似是而非。筆者根據自己的研究，解答一二，以饗讀者。

一、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是誰領導的？

1926年末或1927年初，周恩來風塵僕僕從廣州趕到上海，住進了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復興中路復興坊，與上海新的標誌性建築思南公館僅一步之遙——筆者注）孫津川的家裏，這裏也是中共中央軍委的辦公點。周恩來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陳獨秀的副手，但據中共早期活動家鄭超麟在其晚年的回憶錄《史事與回憶》（第一卷）中記載：“周恩來（除了分擔陳獨秀的組織工作外）還擔任了非常秘密的工作，即軍事工作。”

此刻，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已經失敗，擔任這次起義的領導人是國民黨員鈕永建和共產黨人、時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的汪壽華。1926年10月23日晚，共產黨領導的工人200餘人與鈕永建領導的幫會組織百餘人（對外號稱800人與1000人），兵分兩路攻打閘北與南市兩地的警察局，由於雙方兵力懸殊，不到一小時就失敗了。但共產黨損失慘重，中央軍委的核心成員奚佐堯和他率領的十餘人中有多人犧牲了。

1927年2月，北伐軍打入浙江，兵臨杭州城下，2月23日上海工人舉行了第二次武裝起義。領導者是剛從北方調來上海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與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由於缺乏經驗，以及原先答應“並肩參加暴動”的國民黨人吳稚暉、鈕永建等按兵不動，又失敗了。

但共產黨人不屈不撓，在失敗當天就準備再次組織第三次武裝起義。陳獨秀親自參加了中央與上海區委的聯席會議，決定由上海總工會發布命令，擴大武裝組織，準備再次暴動。會議決定成立指導第三次武裝起義的“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尹寬、彭述之、周恩來、汪壽華、顧順章8人組成，並由羅亦農、趙世炎、周恩來、汪壽華負責第一線指揮。周恩來為中央軍委書記。其實當時的中央軍委書記，並不十分重要。共產黨連一支軍隊都沒有，熟悉軍事的領導人也很少。至於周恩來，當時也還不是中央政治局成員。

從“特委”成立至3月30日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完全勝利，“特委”共舉行31次會議，陳獨秀參加了30次，每次會議他都發表了重要講話。3月19日，北伐軍攻佔龍華，“特委”決定3月21日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特委”決定羅亦農坐鎮虹口施高塔路四達裏總指揮部；周恩來、趙世炎在前線指揮，陳獨秀在中央宣傳部所在地北四川路橫浜橋南鄭超麟的住所，通過交通員鄭超麟和夏之栩與指揮部聯繫，掌握情況，參與指揮。3月21日凌晨，在起義最後緊急關頭，陳獨秀還匆匆趕到羅亦農處，與羅亦農一起指揮。3月22日當起義取得完全勝利，上海總工會第一次公開在閘北湖州會館掛牌辦公，陳獨秀還在慶祝勝利的大會上公開發表演説（見《徐梅坤回憶錄》）。由此可見，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領導的結果，陳獨秀是主要領導人。

圖 | 杜月笙唯一穿軍裝照，時年四十歲

**二、在“四一二”政變時，**杜月笙扮演了什麼角色？

1927年4月初，上海的形勢波詭雲譎。4月5日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將自己親筆書寫的一塊“共同奮鬥”的牌匾送到上海總工會，同時卻磨刀霍霍，準備對他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大開殺戒！而這一系列活動中，打先鋒的是上海幫會。

4月11日晚，年僅27歲的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坐一輛汽車，連一個警衞員也沒帶，來到了法租界華格臬路（後改為寧海西路182號，現為延中綠地約在上海市民林附近——筆者注）杜月笙公館。他是應杜月笙邀請到其府上商議解決工人糾察隊與幫會組織“中華共進會”之間的摩擦事宜的。臨行前，工人糾察隊的總指揮顧順章曾建議他帶一小隊工人糾察隊員去，但汪壽華笑着回答：“不用。我和杜先生是老朋友了，這次暴動成功，他幫了我們不少忙，給了我們不少槍。再説，不久前一羣潰兵滋擾浦東杜家祠堂，是我派兵將他們滅了的。我與他有來有往，翻不了臉。”但是這一次，汪壽華大意了。

一進門，只見大客廳裏站着殺氣騰騰的大流氓張嘯林，邊上是杜月笙的四大弟子芮慶榮、葉焯山、馬祥生與顧嘉棠。汪壽華吃了一驚，連聲説：我是杜先生請來的客人……張嘯林回答：等的就是你！説罷將手一揮，只見芮慶榮衝上前來，掄起大棒劈頭砍下，汪壽華應聲倒地……“不要做勒我屋裏廂，不要做勒我屋裏廂……”不知什麼時候，杜月笙跑了出來，他連聲高叫：“新房子剛剛造好，拿伊做勒我屋裏廂，今後啥人還敢來上門？！” 馬祥生疾步上前，將汪壽華癱軟的身子塞進麻袋，與顧嘉棠一道抬出房門裝上汽車，開到楓林橋，將汪壽華活埋了！這樣，就在4月12日前幾個小時，汪壽華被殺害了，使得事變發生時80萬工人羣龍無首！(見上海解放初馬祥生、芮慶榮被捕後的交代，以及上世紀80年代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由章君穀著、陸京士校訂的《杜月笙傳》第二冊第一節“開刀祭旗宰汪壽華”至第六節“白光一道活活埋掉”對將汪壽華擊昏於杜公館、活埋於楓林橋的詳細描述——筆者注)。

杜月笙一生信奉的是“刀切豆腐兩面光”，在大事變中哪股勢力都不得罪。這一次他是嚴重誤判了形勢，徹底倒向蔣介石那一邊，傷害了共產黨！事後，蔣介石論功行賞，封他為少將參議。但是他這套少將服，一生只穿過一次，拍了張照，就壓在了箱底。

以後杜月笙拿半生來贖罪，秘密地、或者是半公開地幫助共產黨人與進步人士，他安排中共秘密黨員楊度住在薛華立路（現建國路）自己的住所；楊度去世後，他用自己的車深更半夜送周恩來到楊府見了楊度最後一面，此刻周恩來人頭值8萬大洋；他資助斯諾出版《西行漫記》；他幫助許廣平出版《魯迅全集》……但是都沒有用。1949年初，他拖兒帶女，帶着一家老小離開上海移居香港，身上只有10多萬美金，坐吃山空。他身患哮喘，這種疾病最不適合在香港這種濕熱的氣候下生活。據説潘漢年曾派人做過他工作，希望他返回上海生活；據説他還動過回上海的念頭。但其實這是不可能的。杜月笙是何等聰明的人？在港期間他專門訂了份上海的報紙，天天仔細翻閲。

​1950年刊出的兩則消息令他心驚肉跳：一則是汪壽華烈士的遺體在楓林橋挖出，血衣等遺物在新成立的工人文化宮公開展出。另一則是留在上海殺害汪壽華烈士的兇手馬祥生、葉焯山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並在逸園舉行萬人公審大會後，押赴楓林橋，在他們活埋汪壽華的地方槍斃……

杜月笙長嘆一聲，他在上海發家，曾被外國人稱之為“上海王”，但這一次他是再也回不去了……

圖 |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發佈命令地點

**三、在“四一二”政變時，**周恩來是否被捕過？

沒有，準確地説，周恩來只是被國民黨反動軍隊短暫扣押了一段時光。

1927年4月12日清晨，在上海工人糾察隊各個機關都被反共的國民黨26軍佔領，3000餘杆槍統統被收繳以後的關鍵時刻，周恩來突然接到26軍第二師師長斯烈的來信，邀請他到寶山路天主教堂該師部商談。據1957年12月22日，周恩來在上海會見曾經參加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老工人代表時説：“我是接到該師師長斯烈託人帶來的信，來見他的。他的弟弟斯勵，是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的學生……”

於是周恩來帶着時在中央軍委工作的徐梅坤，一會兒來到了寶山路天主堂的第二師師部。哪曉得一進門，一隊士兵蜂擁而上，將他們倆扣了下來。

“你不是要我來談北伐軍與工人糾察隊衝突的事嗎？”周恩來神色凝重地斥責道。

“現在已經不是説話的時候了！”斯烈回答。他匆匆離去，將周恩來交給了在該師擔任營長的他的弟弟斯勵，吩咐他嚴加看管。

斯勵跨步上前，行了個軍禮説：“周主任好！”

周恩來臉色鐵青：“你還有臉承認自己是黃埔的學生！你還有臉來見我這個先生！”

斯勵連忙回答：“周主任，這裏不是説話的地方，快跟我走！”説罷，他帶着周恩來、徐梅坤從天主堂側門走出，送到了安全區域……（見徐梅坤回憶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時的周恩來》一文）

又據當時在羅亦農身邊工作的黃逸峯迴憶：羅亦農聽説周恩來去了第二師師部，十分焦急，親自打電話給26軍黨代表趙舒（當時北伐軍各部，擔任黨代表的基本上都是共產黨員——筆者注）。當趙舒匆匆趕到寶山路天主堂第二師師部，周恩來已經獲釋了。

周恩來不會忘記自己的學生斯勵的！難怪他在1931年顧順章叛變後的那個非常時刻，在那個漆黑如磐的夜晚，當他和趙容（即康生），帶着中央特科的十多個槍手，來到顧順章的家裏，突然看見與顧順章的妻子張杏華一塊兒打牌的斯勵時，是那麼的驚訝，以及説不出來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