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國70年來的發展談現代經濟學理論自主創新的必要和方向_風聞

本文為2019年3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新）成立大會暨中國經濟學70 年演進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現場演講內容進行整理，文字已經演講者本人審閲。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下午好！

今天很高興到人民大學參加這個盛會，首先我要恭賀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新）成立。人民大學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經濟學科的奠基者、開拓者，是我國經濟學研究的重鎮。解放以後國內開始學習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當時在人民大學這個地方請了蘇聯的專家授課，把國內當時各個大學教經濟學的老師集中到這個地方學習，人大的宋濤老師是班長，我在北大讀社會主義專業的導師張友仁教授是班裏的學員，我的碩士論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下社會總勞動按比例分配規律的表現形式”寫完以後，很榮幸請到宋濤老師當校外評委。

人大除了推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在我國的傳播之外，1978年年底我國開始改革開放，人大的老師在引進現代西方經濟學上也做了非常重要的貢獻。我想在座的很多學界的朋友們都讀過高鴻業老師翻譯的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的第10版，我個人受益良多。另外在90年代初由黃達教授和普林斯頓大學鄒至莊教授主持的福特班，為國內第一次系統培養了現代經濟學的人才，在座有幾位老師是當時班上的同學。

經濟學院此次重建，我想，一方面是要繼承過去的光榮傳統，更重要是推動我國經濟學科進一步發展。今年是建國七十週年，我今天的報告想從過去七十年來我國經濟的發展反思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並且對現代經濟學理論自主創新的必要性和方向談幾點粗淺的看法以就教於諸位。

一、中國過去70年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的主流思路

過去這七十年，我國經濟發展從大的方面來講，可分成兩個階段：一是，從1949年到1978年，當時我們推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二是，從1978年年底到現在的改革開放，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學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原著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參考的經驗主要是蘇聯的經驗，它的目的是想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重工業體系。

當時我們所學的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跟那時世界主流的經濟學理論有不少不謀而合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後，凱恩斯主義成了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強調市場失靈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經濟要發展好必須靠政府克服市場配置資源的侷限性。同時，二次大戰以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第一代領導人的帶領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因應這個需要，西方主流經濟學分出了一個新的子學科--“發展經濟學”。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理論現在稱為結構主義，結構主義主張發展中國家要民富國強，要趕上發達國家，就應該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大工業。其理由是：“民富”希望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其條件是必須有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勞動生產率。要跟發達國家有一樣高的勞動生產率，就必須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技術跟產業。要“國強”就必須有先進的軍事裝備，那些裝備也是由先進的技術和產業生產的。然而，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當時的產業都是傳統的農業，或是自然資源的產業，勞動生產力水平很低，所以收入水平也很低，國家也不強。因此結構主義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以發展現代、先進的產業作為發展的目標，這個目標其實跟我們50年代、60年代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一樣。但是，那些現代化的產業在發展中國家靠市場發展不起來，於是就認為是市場失靈，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由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以進口替代的方式發展現代化的產業。

這種發展方式可以讓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迅速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尤其，我國在60年代的時候就可以試爆原子彈，70年代衞星就可以上天，這當然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績。不過推行這種發展方式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成績相當不好，從國內的情形來看，人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到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我國的產業結構水平看起來非常高，非常先進，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來非常低。例如，按世界銀行的統計指標來衡量，1978年的時候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當年價計算是156美元。當年，世界上最貧窮的非洲國家平均數是495美元。也就是説，經過建國以後的30年的努力，從收入水平來看，我國連世界上最貧窮的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一都沒有達到。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跟我們的情形一樣，如果從工業體系來看都很先進，從生活水平來看都相當滯後，其他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包括拉丁美洲、南亞、非洲國家，在當時主流的理論思潮的影響下，也是工業建設有成績，但是生活水平沒改善，並且經濟出現了停滯，各種危機不斷湧現。

我國是1978年年底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率先進行從計劃經濟體系向市場經濟體系的轉型。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前蘇聯、東歐則隨後在80年代、90年代開始轉型，其他非社會主義的拉丁美洲、南亞、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在80年代、90年代從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經濟向開放的市場經濟轉型。

上世紀80年代國際上的主流思潮是新自由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其它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對市場干預太多，造成各種扭曲，經濟發展不好是由於政府失靈造成的。從經驗實證來看，政府主導的經濟體系效率不如發達國家那樣的市場經濟體系。所以，轉型的目標是向市場經濟體系過渡。按照當時的主流思潮認為要向市場經濟體系過渡就必須建立起市場經濟所必要的制度安排。市場經濟體系需要哪些制度安排？市場的好處是能夠有效的配置資源。怎麼樣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價格必須由市場決定，在轉型前各種價格主要由政府決定，因此，第一個建議就是這些國家必須價格市場化，由市場的供給跟需求來決定價格，由價格來引導資源的配置，一個產品的價格升高，代表需求旺盛，資源就多配置到這個產品去增加生產以滿足需求，反之，價格降低，就減少資源在這個產品上的配置。這個邏輯非常清晰。

不僅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當時中國和其他轉型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存在着大量的國有企業，當時的看法是即使價格由市場決定，如果企業是國有的，價格就會失掉配置資源的功能，因為國有企業如果虧了本，國家會給補貼，如果賺了錢要上交給國家。在這樣的狀況下，即使各種資源、各種要素的價格由市場決定，本來在市場經濟中一個要素的價格上漲了，企業應該節約使用，這樣效率才能提高，可是國有企業面對要素價格上漲，虧損增加，對於國有企業來説沒關係，反正政府會補貼，所以就不會隨着要素價格上漲費心費力去節約。同樣的情形，如果生產的產品價格增加，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應該努力多生產，多賺利潤。但是國有企業賺的利潤都要上交給國家，因此，即使產品價格上漲了，也不見得會努力多生產。所以，當時的看法是，要讓市場價格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的作用，所有的國有企業都必須私有化，這個邏輯也是非常清晰。

第三、價格要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還有一個前提，價格必須穩定，如果出現了高通貨膨脹，行為會被扭曲。假如説一個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不斷上漲，消費者就會去搶購，在價格低的時候就想多買一些生活必需品，搶購的結果就是需求會大量增加。從生產者的角度來説，看到價格不斷在上漲，企業就會惜售，等三個月半年以後再來賣，價格會更高。結果是價格上漲時需求大量增加，供給大量減少，價格就會陷入到一個不斷上漲的惡性循環中，所以，市場要有效配置資源必須有穩定的價格。怎麼樣有穩定價格？前提是政府的預算必須平衡。因為如果政府預算不平衡，有赤字，到最後這些赤字會貨幣化，也就是會增發貨幣。一增發貨幣就會出現通貨膨脹，一出現通貨膨脹，行為就會被扭曲。

所以在80年代，根據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形成了後來的所謂“華盛頓共識”，這個共識就是轉型要成功必須在這些國家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而且這三化的改革必須同時到位才會有效果。如果市場放開了，產權不改革，結果會更糟。或者市場放開了，產權改革了，但宏觀上面不穩定，結果會更糟。

二、我國的轉型經驗和反思

我們從1978年開始的這一次轉型，沒有按照當時國際上主流的看法。我們是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推行了漸進的雙軌制改革。在轉型時，給原來優先發展的國有企業提供了轉型期的保護補貼，放開了一些過去被抑制的勞動力比較密集產業的准入，並積極因勢利導其發展。開始的時候我國基礎設施很差、營商環境很不好，就設立了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等，在園區裏改善基礎設施，實行一站式服務，創造局部有利條件來克服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的瓶頸限制。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國際上除了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必須一次性地把市場經濟所必須有的制度安排以“休克療法”一次性到位轉型才能成功的共識之外，還有一個共識，就是像中國推行的那種漸進雙軌轉型，同時有市場又有政府在配置資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導致的結果經濟效率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問題還多。為什麼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因為同時有計劃和市場，政府的計劃價格低，市場的的價格高，就會產生套利的空間，衍生腐敗，並且導致收入差距擴大。這些現象在我國轉型後確實出現，80年代最時興的一個行業叫做“倒爺”，1978年以前沒有，1978年開始漸進式雙軌改革以後，出現了靠倒賣政府計劃物質，賺取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價差的行業，而且，倒爺為了得到這些低價的計劃物資就要透過各種關係去尋租，就會有腐敗，同時，帶來了收入分配的問題。

80年代的時候主流學界反對中國漸進雙軌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些確實存在的問題，所以，只要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一放緩，中國崩潰論的聲音就會湧現。但是，我國過去四十年不僅經濟發展快速，而且，是同期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經濟危機的國家。絕大多數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則根據主流的華盛頓共識來轉型，結果則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我國出現的腐敗、貧富差距的問題，他們也有並且普遍比我國嚴重。世界銀行和歐洲開發銀行，在前蘇聯、東歐和拉丁美洲國家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明這一點。發現在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以後，這些國家的平均增長率比轉型之前的60年代、70年代慢，危機發生的頻率比原來還高，另外像腐敗、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比中國的情形還嚴重。

三、主流經濟學理論為何在幫助發展中國家改造世界上蒼白無力

這裏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國的經濟學界思考，理論是為了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為什麼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認識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問題時很有力，但是，發展中國家按照這些理論來制定發展和轉型政策時卻屢屢失敗？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理論來自於發達國家，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忽視了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差異是條件不同的內生結果。例如，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通常是勞動力密集或者是自然資源密集型，生產力水平低。發達國家的產業集中在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但是，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性是內生決定的。發達國家發展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產業，是因為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後經過兩、三百年的資本積累，資本相對豐富，因此，在這種資本密集型的產業上面有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性是什麼，資本極端短缺，因此，在資本密集的產業上面他們沒有比較優勢。

一個國家若發展那些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導致的結果必然是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離開了保護補貼就活不了，例如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和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就是這個情形。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主流發展理論沒有認識到各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是內生決定的，只看到發展中國家傳統產業的生產力水平低，在沒有改變導致內生結果的外生原因時，就要去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拔苗助長的結果失敗也就是必然的。

在轉型時，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聽起來也是非常有説服力的，只要有政府的干預扭曲，必然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和尋租腐敗等，但是，為什麼按照那樣的理論指導去進行轉型，導致結果經濟增長的速度比原來慢，危機發生的頻率比原來更高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忽視了原來在轉型之前的各種扭曲也是內生的。那些扭曲、干預、保護補貼為什麼存在，因為轉型前要優先發展的產業資本太密集，這種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沒有自生能力，不給保護補貼就活不了。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要建立像發達國家那樣有效的市場，必須同時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和宏觀穩定化，政府財政預算必須平衡，也就是要把各種保護補貼一次性取消掉。取消掉的結果，原來那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活不了，因此就會出現大量的企業破產，導致大量的失業，就會有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的問題，經濟也就會崩潰。同時，資本密集的產業當中有不少跟國防安全有關係，如果不給予保護補貼，那些產業活不了，國防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烏克蘭就是這樣子，烏克蘭原來可以生產核子彈、航空母艦，全世界最大的飛機，他們在90年代轉型的時候，為了財政平衡，不給予保護補貼，只能把這些產業全都放棄了，結果怎麼樣？前幾年俄羅斯把克里米亞拿回去，他一點辦法沒有，他的東邊和俄羅斯接壤老是在鬧獨立運動，他也一點辦法都沒有。

當然，大部分的國家不會天真到把自己跟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都放棄，因此即使把原來的大型國有企業當中跟國防安全有關的企業私有化，政府同樣要繼續給予保護補貼。而且，仔細分析，政府必然會給這些企業補貼，因為這些企業承擔着國防安全的需要，我把它稱為戰略性政策負擔。有了這種政策性負擔到底是在國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還是在私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90年代我跟國內和國際上的許多經濟學家爭論，當時學界的主流看法是所以給這些企業補貼，是因為國有。我則認為是這些企業承擔着國防安全的戰略性負擔，只要這個戰略性負擔還存在，就必須繼續給補貼，不管是國有還是私有。而且，從激勵機制來分析，國有時廠長經理會説，沒有補貼活不了，國有的廠長經理拿了補貼以後，當時沒有八項規定，多吃一點很難避免，可是，直接把錢放在口袋裏是貪污，抓到了會被判刑，拿多了，會被槍斃，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小打小鬧，不敢明目張膽的去做。但是變成私有以後，私有的老闆不會補貼國家，會用同樣的理由跟國家要保護補貼，國家也不能不給。但是跟國有企業不同的是什麼？這些私有企業的老闆從國家拿到的補貼越多，放在口袋裏面越多，天經地義。因此，會有更大的積極性去尋租，而且尋租的時候會怎麼跟政府官員説呢？反正你給我的錢也不是你自己的錢，是國家的錢，為什麼不多給一點。我們二一添作五，我在瑞士或者巴拿馬給你設個銀行帳户，兩個人共享。

在90年代的時候，我這些看法只是理論推論。現在則已經有大量的資料證明這一點，除了世界銀行、歐洲開發銀行、以及許多蘇東拉美國家的學者的實證研究之外，兩三年前在國際媒體上非常有名的巴拿馬文件，裏面有大量記載，前蘇聯東歐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型，那些企業私有化以後，這種現象非常的普遍。

主流的轉型理論由於它忽視了這種扭曲的內生性，理論模型的邏輯很嚴謹，根據理論所做的建議很清楚，可是，按這些建議來轉型的結果卻比原來更糟。我國推行的漸進雙軌的轉型，確實如主流理論所預測出現了倒爺、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惡化的問題。但是，由於對原來違法比較優勢缺乏自身能力的企業繼續給予轉型期的保護補貼，所以，維持了穩定，對於符合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放開准入，並且政府還積極因勢利導，所以，經濟取得快速發展。這個快速發展帶來了資本的快速積累，逐漸地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的性質就從原來的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錦上添花對維持穩定沒幫助，卻會導致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會政治問題，所以，與時俱進，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它的前提條件就是必須把雙軌時期遺留下來的保護都取消掉。

​四、未來理論創新的必要性和方向

現在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自於發達國家，一般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現象和經驗，為了理論模型的簡化和易於處理，經常採用單部門模型，整個經濟只有一個部門，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這種理論模型中只有量的差異沒有質的區別。或者沒有結構內生性的概念，於是以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制度等結構作為最優的結構，任何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都被認為是扭曲，由於沒有結構內生性的概念，也就不會有扭曲內生性的想法。

這種一個部門以及忽視結構差異內生性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除了上述在發展和轉型上討論的問題外，在經濟運行上也經常會誤導發展中國家。例如去年得了諾貝爾獎的羅默，他提出的內生增長理論。發達國家的技術在世界最前沿，因此它的技術創新就必須自主發明。自主發明導致的結果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因為全要素生產率衡量的是自己發明的技術所帶來的生產力的改進。自己要發明技術通常有兩個要素投入，一個是資本，一個是人力資本。發達國家資本是相對豐富的，不是瓶頸限制，因此，在內生增長的理論模型通常不僅是一個部門的模型，而且，在這個部門中只有一個生產要素，人力資本。按照內生增長理論，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最重要、最根本的決定因素就是人力資本的不斷提高，並且是全要素生產率越大越好。

這種理論在發達國家也許適用，但是如果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跟世界前沿的技術還有很大的差距，技術創新可以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自己發明技術，一個是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到底哪種技術創新的方式比較好，就要看哪種方式成本較低，風險較小。從實證經驗知道可以引進技術時，引進技術的成本比較低，風險也是比較小，技術一般是內化在設備上，引進技術一般需要購買新設備，會計入資本投入，在增長核算時技術進步就不會在剩餘項出現，但是，它的成本比較低，經濟增長可以更快。到底是讓經濟增長快好，還是讓剩餘項大好，當然是經濟增長快好。引進技術也需要人力資本，但是跟自己發明技術時候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不完全一樣，因此，教育的的內容和水平也不應該完全一樣，但是在單部門的增長模型裏面就很難討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促進經濟的機制和條件會有什麼不同，很容易讓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和政府決策者去追求和發達國家同樣的全要素生產率和在物質資本有限的條件下單方面追求人力資本的提高。

上述情形在現有的主流理論裏比比皆是，例如金融對現代經濟運行至關重要，教科書裏討論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都是發達國家適用的制度安排，股票市場、大銀行、風險資本、公司債。這種制度安排適合於發達國家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生產活動和技術創新需要大量資本投入，風險非常大。可是，在發展中國家70%、80%的生產活動集中在小型的農户和微型、小型、中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生產用的技術一般是相對成熟的技術，生產的產品也相對是成熟的產品，需要的資本規模非常小，風險主要集中在經營者的能力和信用問題，如果按照主流金融經濟學的教科書引進所謂現代的股市、風險資本、大銀行、公司債務等，就會發現實體經濟的特性跟金融安排的特性不配套，金融沒有辦法服務實體經濟。

總之，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一般把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外生的給定的最優結構，導致的結果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結構主義，把發達國家的產業作為要發展的目標。80年代、90年代轉型的時候，把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制度結構當作最優結構，忽視了扭曲的內生性，直接把轉型的目標作為轉型的手段，導致的結果就是前面講的，出發點非常好，效果非常差。以主流的現代經學理論作為經濟運行方方面面的指導原則，也同樣會忽視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結構特性的差異而不適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要在發展中國家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求在理論中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結構差異和扭曲的內生性，並瞭解這些內生性對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的影響。

五、結語

我想人大此次重組成立這個新的經濟學院一方面是要繼承光榮的傳統，另一方面也要作為一個平台推動理論創新。新的理論來自於新的現象，中國過去70年的發展是理論創新的金礦。比較而言，前三十年中國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多大的差異，走的道路也是當時的主流道路，但是過去這四十年的改革開放走了自己的道路，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奇蹟就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的現象，如果用現有的理論來看中國，到處是問題，因此只要中國經濟增長稍微放慢一點，在國際學界輿論界就會出現中國崩潰論，但是實際上中國不僅沒有崩潰，還一直維持着穩定、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奇蹟不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但是，任何現象背後都有道理，所以，總書記在2016年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説，“這是一個需要理論也必然產生理論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

以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經驗作為理論創新的來源，最重要的是必須要了解到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結構的差異性是什麼因素造成的？,我們做一個轉型中國家有很多扭曲，這些扭曲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也就是這些差異和扭曲都是由原因的，都是內生的。我們作為經濟學家知道，要成功改變一個內生現象，就必須先改變這些內生現象背後的決定因素，所以，只有把握住一個現象內生性的理論才能幫助人們達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兩個目標的統一。這也是這些年我在北大推動新結構經濟學，倡導以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經濟體的結構和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和影響，推動來自於我國的自主理論創新所想達到的目標。在總結中國的發展和轉型經驗以進行理論創新上，我國的經濟學家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我非常期盼和人大經濟學院的同仁一起抓住這個機遇，把結構和其內生性引進現代經濟學，不辜負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機遇，對理論的發展做出創新性的貢獻，讓我們的理論不僅能夠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而且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改造世界。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