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本土故事、連接社羣、尋找文化認同感···香港電影沒有死_風聞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北方公園NorthPark

作者：王小笨

金像獎之前，黃秋生接受了香港 duan 傳媒的專訪。在下了那場雨之後，他已經“被香港主流電影圈放逐了5年”。

他身為一個能本色出演《老港正傳》、熟背毛主席詩詞、家裏掛毛主席像的資深愛國人士，卻在那場行動裏稀裏糊塗地被定性成了港 du。在被問到用什麼方法去揣摩《淪落人》裏昌榮這個角色時，他説，“我也很孤獨啊”。

講到最後，已經沒什麼機會拍戲，靠着萬里尋親才能上一次頭條的他，説了一句氣話，“如果有機會走，留在這裏也沒什麼意思。”

但他嘴上這麼説，想來也不會真的離開香港，即便現在他只能演演話劇餬口，即便他拍完《淪落人》到現在還沒有拿到一分錢片酬，畢竟根在這裏。他在獲獎感言引用了聖經詩篇23篇裏的一句話，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黃秋生不會走，年輕人就更不會走也無處可走了。

去年黃秋生在當金像獎頒獎嘉賓的時候現場問了一個問題，明年還會不會有香港電影呢？這句話還被愛挑事的香港媒體蘋果日報拿來炒標題，説他在“掌摑”提出只有中國電影這一種電影的成龍，口水仗早就過去了，但這個問題也許每年都要再被拿出來問一次。

在港片已死被喊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情況下，港片早就成了像斑鱉一樣的瀕危物種。香港電影面前的兩條路我們早已經講過很多次了，一條路是繼續北上搞合拍片，大 IP、大明星、大製作最後有高票房，另一條是持續關懷本土，做香港的 Local 電影。

提名17項最終拿了7個大獎的《無雙》毫無疑問是前者的新典範，它在競爭激烈的國慶檔拿下12.73億票房，成為票房冠軍，但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無雙》的劇本大綱早在十年前就寫好了，是內地的資本介入才讓它得以問世。

至於後者這條路，已經有太多的例子證明它註定不會好走，但今年的香港電影和金像獎又讓我們看到了一些新的希望。

事實上，在《shi年》和《樹大招風》那兩年連續的直接對抗，金像獎變成連提都不能提的存在之後，香港電影已經進入了一種新常態：合拍片繼續走，但香港的 Local 電影已經可以不用處處着眼於直接對抗和撕裂陸港關係，在合拍片和禁片的夾縫中，香港電影仍然能夠頑強地展現所謂的本土意識。

年輕的電影人選擇的方式是取材真實，把視角對準社會底層的弱勢或者邊緣羣體，用類似紀錄片的手法，講述香港的本土故事，或者説那些和內地不一樣的香港的故事。

拿到新晉導演獎的《淪落人》講的是與香港經濟和社會淵源極深的菲傭故事，菲傭甚至比已成經典的《桃姐》都更能喚起香港人的記憶，黃秋生形容當年菲傭在香港的位置是，“（香港人）自己已經像個乞丐一樣了，還要找一個人，令他更加乞丐，映襯得自己像個貴族。”

包攬金像獎最佳男女配角的《翠絲》是第一部展現跨性別羣體生活的華語電影，提名最佳女主角的《非分熟女》講的是在性的大環境保守且落後，性教材還是1997年制定的香港，女性如何利用性去擺脱壓抑，獲得自我成長。

連同近幾年的《踏雪尋梅》、《一念無明》、《幸運是我》、《黃金花》，這一批香港電影共同構成了以文化小眾議題切入，帶到深層社會矛盾的新香港 Local 電影，在這些影片裏政治和對抗是不重要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才是核心。

而且這些香港新導演和那些在片場摸爬滾打起家的前輩不同，他們帶着更具知識分子關懷的視角在看待着整個香港社會，比如《翠絲》的導演李駿碩擁有劍橋大學的性別研究學歷，《非分熟女》的導演曾翠珊是紀錄片導演出身，作品曾在世界各地展出，《淪落人》的導演陳小娟則畢業於港中大環球商業系。

他們也不用費盡心思去虛構複雜的人物和故事，只要深入觀察現實生活就能有所收穫，《翠絲》最初的靈感來自李駿碩的小學同學，《非分淑女》人物原型是曾翠珊結婚四年卻沒有性生活的好朋友，至於《淪落人》的設定乾脆就是陳小娟在路邊看到的一對主人加菲傭的男女。

就像最近在兩岸都非常火爆的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它就直面了無差別殺人事件、廢除死刑、媒體消費流量等等台灣當下的社會現實，即便是對於台灣來説，這也是第一次有這樣高度爭議性主題的電視劇。

以至於在開播前都有聲音質疑説“台灣人看得了這麼硬的東西嗎“，但事實證明觀眾或者説整個社羣，正是通過這樣真實而有力的作品才能真正被凝聚在一起，觀眾通過《我們與惡的距離》也開始思考惡到底從哪裏來，我們該如何與之相處。

豆瓣有網友這樣評價《我們與惡的距離》，“我們講同樣的國語，我們面臨同質的社會議題，但我們不敢拍，也拍不出如此掀開鮮血淋漓的現實的劇集”，其實這句評語放在香港電影上面同樣成立。

在電影技法上，這一批新導演已經註定不可能取得20世紀70年代香港新浪潮一輩那樣舉世無雙的成就，以那樣的標準去苛責他們也是沒有意義的，但當對抗與撕裂逐漸平息之後，他們已經找到了一條新的敍事道路，他們正在試圖用這種方法去拍出真正能表現香港社會文化的作品。

香港有740萬人口，在票房和產量都不能證明香港電影還活着的情況下，講香港故事、連接社羣、尋找文化認同感，這是香港新導演必須要走甚至是唯一能走的新道路。這種本土意識，大概也是香港在開埠後作為連接東方和西方的窗口，同時為西方和東方講述中國故事，那種生生不息的力量所在。

去年的金像獎，黃秋生當頒獎嘉賓時開玩笑説“消失”了兩三年，很多人已經不知道他是誰了，他得介紹介紹自己，我中文名字是黃秋生，意思就是説，雖然黃了，但是在秋天的時候還有生命跡象的呢。他微笑着説，

“好像香港電影這樣，很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