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能結束嗎?中美關係何去何從?_風聞
大牧_43077-2019-04-17 21:52
貿易戰能結束嗎?中美關係何去何從?作者:statecraft
本文轉載自:大國策智庫(ID:statecraft)
中美貿易談判幾經波折,似乎終於向着一個較為積極的方向前進。儘管各界曾期待的中美首腦在三月底的會晤並未實現,但雙方達成協議、為中美貿易戰暫時劃上一個句話似乎可期。即便如此,中美貿易關係以及雙邊關係顯然不會一帆風順。大國策智庫《大視角》專欄特邀九位專家闡述他們對此前景的高見。
中美關係是當前世界大變局中的最大變數
當今世界正處於冷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之中。特朗普上台侯後,美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全面重整,與歐盟等傳統盟友的關係趨於複雜,現在國際關係與運行原則受到意想不到威脅和破壞。其中中美關係的發展路徑與未來走勢備受矚目。總體上看,中美關係的發展並不順利。跌宕起伏,一波多折,始終是中美關係發展的突出特點。進入21世紀以來,中美關係沿着曲折而動盪的軌跡,繼續起伏不定地向前發展。
但近年來,受美國國內政治生態和整個國際大環境發展變化的影響,錯綜複雜的中美關係,很快轉向了艱難而複雜的發展階段。目前,因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而引發的中美衝突,正在向縱深發展。從兩國貿易談判情況看,美國向中國全面施壓,不僅要迫使中國在經貿領域和經濟政策方面對美國做出大幅度讓步,同時還要迫使中國放棄或改變雄心勃勃的科技發展計劃《中國製造2025》,打亂中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追趕美國的前進步伐,中斷中華民族走向全面復興、走進世界舞台中央的歷史進程。雖然有消息説雙方的貿易談判已接近完成,兩國元首可能簽署指導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新文件,但美國對中國的偏見與成見早已根深蒂固,遏制中國發展與崛起的意圖由來已久,雙方因歷史文化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戰略利益不同而產生的分歧與差異將長期存在。中美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將未有窮期。
現階段的中美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冷戰時期的蘇美關係,是大國關係的重中之重,影響着世界局勢的陰晴冷暖。牽動着國際關係的總體走勢。這是由中美雙方的實力地位和國際影響所決定的。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雖然其世界霸主地位和作用較之過去有明顯下滑,但綜合國力、特別是科技潛能和軍事實力,仍是任何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國力大增,國威大振,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力、感召力大幅提升,客觀上對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構成挑戰和衝擊。儘管中國的經濟總量目前不到美國2/3,但發展潛力無可限量,在可預見的未來有望成為第一經濟大國。對此國際共識,美國心知肚明。擔心失去老大地位的戰略焦慮,促使特朗普政府提前佈局,拉開全面圍堵中國的大幕。
人類社會從來都是利益攸關、命運與共的統一體。中美建交40年來,雙方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推動人類進步與繁榮方面,已經形成廣泛的共同利益和責任。兩國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新型關係,需要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各個領域坦誠溝通,在地區以及全球層面深化合作,通過有效管控分歧,及時化解危機,持續不已的良性互動,構築符合時代潮流的大國關係新範式。雙方要從世界格局、力量對比、國際關係演變的新情況出發,把兩國關係置於經貿合作、人文交流、安全對話三大基石之上,而不能像過去那樣,僅僅把經貿關係視為兩國關係壓艙石。
中美貿易衝突別解
特朗普總統出身巨賈,以商業眼光和商人本性看待並處理國家間關係和國際事務,退出幾乎所有多邊條約和安排,在貿易領域代之以雙邊重新談判,對既有的國際關係格局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既打擊對手,又傷害盟國,多邊機制基本癱瘓。
特朗普首先對歐洲發難,稱建立歐盟和實施單一貨幣歐元的目標就是針對美國來的,“英國脱歐是大好事,別國應該跟進”。特朗普在改動對華貿易戰之前,首先對盟國下手。世界各國都佔盡了美國便宜,盟國中“德國最壞”,而“日本吸血”。
特朗普的觀點是,二戰後美國對歐日提供軍事保護,出錢出力出人,而且做出了巨大犧牲,德國和日本獲益最多。德國實現了國家統一,現在仍是世界最大貿易盈餘國,而且當上了歐盟領袖。日本長期穩坐世界經濟第二強國交椅,現在仍在與美國貿易中獲取鉅額利潤。德日兩國還是美國在外駐軍最多的國家,駐軍費用及衍生利益也使兩國獲利頗豐。現在是“還債”的時候了。
歐洲輿論認為,特朗普發起的全球性貿易戰,特別是美國和中國兩個最大的經濟實體間的貿易摩擦使世界不安。國際秩序已遭到嚴重破壞,短視行為對西方體制破壞力極大,保護主義和排外主義在所有國家蔓延。重建全球治理信譽需要許多時間,世界已為之付出巨大代價。
每當中美貿易衝突出現緩解跡象,世界各國首先是美國股市都會上揚,否則就會下跌。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和提出多項提振經濟的措施,以及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進展的利好消息傳出後,3月15日的華爾街股市全面上揚,全球金融市場顯現出一片樂觀情緒。美國10年和30年債券收益下降,消費指數和信心上升。
特朗普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為2020年的大選造勢,都在為連任預做準備。如果特朗普真正認識到“與全世界打貿易戰”不會使美國“從未有過的富有”,他就會回頭或至少有所收斂。2018年美外貿赤字創歷史紀錄,也許會使特朗普有所醒悟或悔悟。因為,商人總統的“算計”本性不會改變。
從中美貿易摩擦中的話語流變看中美關係的變化
一年來的貿易摩擦,國內就貿易摩擦的話語是在不斷變化的,我們從話語的變化看出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總體趨勢。所謂鑼鼓聽聲聽話聽音。話語最能透露話語者的態度和立場。
“不願……不怕……”體。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簽署貿易備忘錄宣佈對中國50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税。從那天開始,國內媒體出現了這樣一些話語,認為“這是一場美國挑起的貿易戰”,面對這場貿易戰,“我們不願意打貿易戰,但我們不怕打貿易戰”。“不願……不怕……”體,實際上是模仿當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句式,即“對待戰爭的態度,一反對二不怕”。
“史詩級”體。緊隨着“不願……不怕……”體之後,國內有觀察家説,如果美國不停止貿易戰,中國願意奉陪美國“打一場史詩級的貿易戰”。所謂史詩有兩種,一是創始史詩,二是英雄史詩。從結果來看,兩種史詩都充滿了悲情,大多數史詩都是以悲劇結束。
“砸腳”體。在2018年3月24日,國內有觀察家指出,美國挑起的貿易戰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中美兩國貿易互利雙贏,如果美國對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加徵關税,首先受到損害的是美國企業。中美有共同利益,也有戰略分歧,甚至都依然處在零和博弈的框架之中。然而,這種話語引導不僅不會降低緊張關係,反而是在給緊張關係添油加火。
“貿易霸凌主義”體。2018年5月20日,中美雙方在中美貿易摩擦上達成了六點共識,理論上説,中美貿易摩擦就結束了。然而,由於美國感覺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驟然變卦,從而導致貿易摩擦不斷升級。這種態勢進而引發了亞歐國股市急劇下挫。因此,國內的國際評論員責罵美國是“貿易霸凌主義”,官方文件也同樣使用這個詞來概括美國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的表現。這個話語表明,中國不僅在民間而且在官方都事實上承認中國不如美國,美國的行為是作為經濟強國對經濟弱國的中國採取的一種欺凌和壓迫行為。
“持久戰”體。整個夏天,中美貿易摩擦都處於升級之中,觀察家提出與美國在貿易摩擦上展開“持久戰”的論調。那一段時間國內各種媒體都在推送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文,並把這篇文章與中貿易摩擦直接聯繫起來。誠然,抗日戰爭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中國通過打持久戰的發你將日本拖累、拖垮,最終贏得抗戰勝利。如果把對日戰爭與對美的貿易摩擦聯繫起來顯然是十分牽強的,尤其是各種情形都不可以將二者進行類比。
“脱鈎”體、“新冷戰”體。實際上有兩種態度的,一種是要準備與美國脱鈎和開展新冷戰;另一種是擔心中美脱鈎和最終陷入新冷戰。但是,後來國內經濟指標出來之後,國內觀察家的更多的是後一種態度。也即是説,國內開始認識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和儘早結束中美貿易摩擦的必要性。
“只爭朝夕”體。兩國領導人在二十國期間達成了積極的共識,特朗普明確了一個時間表,即給兩國談判的專業團隊90天的期限,這期間還有中國的春節長假。因此,國內觀察家對中美貿易談判的積極期待轉化為一種從未有過的緊迫感,感覺到:中美事,已很急,90天太短,只爭朝夕,這就是所謂的“只爭朝夕”體。
從上述話語的流變可以發現以下幾點情況:其一,話語在流變過程中從時間來看,對美國的語氣是有強變弱的,是從對抗到緩和的,最後甚至是對中美關係抱有高度的期待。其二,話語從民族主義色彩的對抗轉化為對中美共同利益的訴求。其三,從極力反美到軟化最後到希望與美國進行合作,期望兩國儘快達成協議。這表明都認識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中美貿易談判的難點
中美之間真正達成一個雙方都十分滿意的結果還有許多困難。談判的難點至少有三。
第一,雙方的期望相去甚遠。中方對於美方提出的貿易逆差問題十分關注,願意通過大量增加美國商品的進口來逐步解決。而美方則更關注美中貿易的結構問題,希望通過調整美中貿易結構來促進美國製造業的振興。
第二,雙方磋商的焦點絕不僅僅限於貿易摩擦,而且涉及到中美雙方在新興科技領域的競爭。美國試圖打掉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中國製造2025”,但與此同時卻大力發展人工智能等“未來尖端產業”,以確保美國的科技領先地位。
第三,中美之間的磋商表面上是貿易談判,實際上是對中美關係今後發展定位的談判。中方一直想把中美關係打造成為一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典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曾經一度就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達成共識。但美國總統特朗普卻把中國作為競爭對手,準備在貿易、外交、安全和科技等領域與中國展開全面競爭。
真正解決這些難點,需要雙方展示出更高的政治智慧。從中方來看,有三點值得參考。
首先,在貿易談判中,應當反覆強調“共贏”原則。任何雙方之所以能夠進行貿易,就是因為對雙方都有利。貿易的基點就是“非零和遊戲”,而貿易戰是試圖把“非零和遊戲”變成“零和遊戲”。美國總統特朗普跟中國和許多其它國家打貿易戰,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中方不必為此而過度反應或過快讓步。中方應當努力通過談判,促成共贏,從而加深中美之間的經貿往來。
其次,中美貿易談判應當常態化。應當把貿易談判的內容擴展到經濟發展和貿易相關的各個領域。既要包含美國所關切的議題,如知識產權問題、技術轉讓等,也要包括中國所關心的議題,如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氣候變化、扶貧等。應當力爭求同存異,一方面不要過度意識形態化,一方面要儘可能在價值取向上尋找共同點。
最後,可以考慮恢復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總統所倡導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或重新建立一種對話機制。從戰略角度來規劃中美未來的外交、安全、人權、金融、教育等各個方面的關係。
總之,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建立一種互利共贏、和平共處的中美關係有利於兩國的共同發展、也有利於亞太地區的和平、更有利於整個世界的繁榮昌盛。何樂而不為?
中美雙方都承受不起“無協議”的結局
首先,中美雙方肯定會達成一個協議,因為雙方都承受不起“無協議”的結局。
其次,這個協議僅僅是個階段性成果。中美經濟關係已經轉向“競爭為主、合作為輔”,美國對兩國經濟合作的關鍵詞是“對等”(reciprocity),重點是:中國企業在美國所能享受的待遇,中國也要給予美國企業。
第三,美方向中方提出的問題清單中,肯定會包含一些主要是有利於中國消費者與私營企業、而與美國消費者、美國企業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條款,以便佔領道德制高點,並爭取中國消費者、私營企業與知識精英的“人心”。
第四,中美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不可能對美方的要求“照單全收”,於是,中國必須把美方的要求分為“可接受”、“可談判”、“不可退讓”三類項目,並提出反建議。談判的重點是“可談判”部分,但攻防的難點是如何確定“不可退讓”項目。
第五,中美可能都比較關心協議條款落實情況的監督與檢查。中方要求這方面“對等”是必要的,但中方需要調整的經濟規則很可能多於美國,因此“監督與檢查”方面將面臨更大的壓力,如何滿足美方的“結構性改革”要求,將決定下一階段中美經貿關係的走向。
最後,中方應該力求在經貿關係上對美國實行“冷纏鬥”方略,不能讓美國主張“中美脱鈎”的勢力的主張輕易實現。
美國並非整個朝野反華
特朗普政府兩年來特別是2018年以來,壓制中國立場非常強硬。兩國相當多的專家認為,這並非特朗普個人現象,而是近年來美國各派對華基本認識和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這引起更深層次的關注,即中美會否脱鈎、發生冷戰甚至戰爭,無法逃脱修昔底德陷阱。還引起另一個判斷,即經貿關係曾長期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現在卻成為中美對峙的主戰場。
上述分析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密切關注並有效應對。但也必須進行客觀、全面的科學分析,避免片面性。
一.美國並非整個朝野反華和主張中美經濟脱鈎
首先,美國許多地方政府支持發展對華合作。其次,美國廣大工商界仍然支持對華合作。第三,即便特朗普政府,除了對華打壓的一面,還有尋求合作的一面。最後,美國精英也不是一邊倒反華和主張中美經濟脱鈎。
以上事實説明,並不是美國朝野一致,或全社會地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
二.中美脱鈎的前景可以基本排除
1.中美兩國產業結構,均已深深融入全球產業鏈。例如半導體和信息通信、航空器製造和汽車等。
美國高技術和製造業跨國公司業對中國市場依賴相當大。美國高科技巨頭必須向中國市場發展,才能保持足夠的收入規模,支撐起巨大的研發投入。反之,美國對中國產品的依賴也相當大。
2.美國無法承受與中國經濟脱鈎的後果
中國已是世界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也是亞洲產業鏈的中心(美國處於邊緣)。中國製造業總規模接近美國的兩倍,而且具有世界上所有產業部門。美國則不具備完整的產業鏈,也不擁有所有產業部門。如果美國與中國經濟脱鈎,它與世界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可能構成完整的產業鏈。因此,美國經濟所受打擊將是極其嚴重的。這也是謝淑麗稱為“災難性後果”的理由。
3.貿易政策無法改變經濟規律
特朗普政府關於中美科技、經貿脱鈎的威脅、戰略和政策,都僅僅是上層建築,不是經濟規律;是反全球化的思想和政府強力,卻不是全球化經濟規律本身。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告訴我們:“不是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而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三.經貿仍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
正因為中美之間經貿合作規模巨大,才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特朗普政府的無限度打壓,並最終坐到談判桌前。中美兩國地方、企業之間以市場為基礎的大量日常經貿活動,及由此帶來的對美方的利益,仍然為艱難地維護中美關係穩定起到了壓艙石的作用。
綜上所述,判斷美國全社會反華和中美脱鈎危險,僅僅是根據華盛頓和部分精英的言論、主張和政策。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認為美國少數精英的主觀意志可以決定中美關係的未來,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英雄史觀的反映。我們應當認真避免。
中美經貿談判久拖不決對兩國關係不利
本來各方預期會在三月底出現一個“小陽春”的中美關係近來又變得令人捉摸不定。中美經貿談判未能如願收官,擬議中的“習特會”自然也就無從談起。從美方官員的一些言論來看,中美貿易談判似有陷入膠着的“持久戰”之虞。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對中美達成經貿協議的期望值有了明顯的降低,從一開始對中美達成“偉大協議”的盼之心切,溢於言表,到現在的意興闌珊,反差十分明顯。或許在“通俄門”解套之後,特朗普已沒有達成協議的迫切需要;或許特朗普認為押後和中方達成對美國更為有利的協議,對其競選連任會更有幫助,又或許他還沒有從河內特金會的重挫中緩過氣來。同時美方不斷提高價碼,拋出新的要求,譬如要求在簽署協議後還要繼續保持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的關税,以確保中方執行協議。果真如此,那談判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而貿易戰還會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下去。另外美方似乎對所謂的“執行機制”着了魔,但又苦於找不到一個萬全之策,所以有一種焦慮感,試圖尋求單方面的“懲罰機制”,自然很難得到中方的認同。其實世界上本來就不存在什麼萬無一失的執行機制,雙方還是需要有一點基本的信任,否則再好的執行機制恐怕也無濟於事。
除了經貿談判本身的複雜性之外,中美之間當前的地緣政治氛圍似乎也於事無補。最近美方在台灣問題上動作頻頻。台灣軍方高層秘密訪美,美國軍艦高頻率通過台灣海峽,特朗普政府擬對台出售F16v戰機等等。另外美方在渲染“中國威脅”方面又出新招。一批前高官和智囊仿效冷戰時針對蘇聯的,“當前危險委員會”發起成立“應對當前中國威脅委員會,”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國會作證時將中國升級為美國的頭號對手。凡此種種顯然都不利於中美在經貿問題上取得進展。如果中美經貿談判久拖不決,很可能會受到地緣政治突發事件的干擾。舉例來説,如果美國宣佈對台出售F16v戰機,很難想象中美能在經貿問題上把酒言歡,習特能重温海湖莊園的友情。反過來説,如果中美在經貿談判上陷入長期僵局,美方或許更有動因在地緣政治問題上挑動中方神經。因此中美必須努力避免兩國關係中經貿和安全問題之間的負面互動,而是用經貿問題上的突破來緩解雙方在地緣政治問題上的緊張態勢。正是基於此,我們期盼中美第八第九輪高級別磋商能夠不負眾望,踢出“臨門一腳”從而使中美關係“久旱逢甘霖。”
中美貿易戰的系統性應對
中美貿易戰以來,我國出現了投資、消費、貿易、金融、技術、預期等六大領域的困境。雖然2019年可能緩和關税戰,但是美國在不同的時期將會有不同的遏制策略。面對上述困境和隨時可能出現的新的黑天鵝事件,我們最關鍵的是要有理性的基本判斷和系統應對,要堅定信心,要有戰略定力。
第一,通過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提升世界工廠。中國加工貿易政策使城市崛起、經濟崛起、產業工人崛起,但是沒有隨之帶來技術崛起和人才崛起,因此在金融和貿易雙重危機打壓下,我們必須繼續推動工業化進程,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市場化、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全面提升外貿競爭新優勢。
第二,通過提高整體社會福利和發展吸引力成就世界市場。對於成本而言,可以通過税費減免和階梯性實現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等社會主義福利,加快刺激社會消費推動經濟內循環,培育世界第一大市場。對於貿易投資而言,穩步推進三零三停工作。即逐步實現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停止知識產權盜竊,停止強制技術轉移,停止嚴禁外國人在華擁有公司。
第三,通過互補性競爭原則和提高反制力穩定雙多邊關係。中美雙方由於稟賦不同,一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等開放不可能,互惠開放最實際,因此中美雙方構築基於規則的互補性競爭關係,才是一種“雙贏”“多贏”“共贏”,
第四,通過支持非公經濟發展和實施競爭政策來繁榮中國實體經濟。先進製造業是實體經濟的一個關鍵,經濟發展任何時候都不能脱實向虛。公有經濟為主,非公經濟為用,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體兩翼,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當前語境下,特別需要旗幟鮮明地支持民營企業發展。
第五,通過金融創新建立產業化、城市化和金融化合作共同體。不僅僅是穩金融的問題,還得金融創新金融突圍突破。穩金融主要是穩外匯、穩股市、穩槓桿,穩中有變主要是做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建立“金融+”戰略機制。二是建立區域性離岸金融創新中心。三是推動建立一體化資本市場。
第六,通過總結經驗教訓推動全面深入改革開放。一是發揮配置資源中的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積極作用。二是處理好先富與共富的關係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現象。三是要處理好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關係。
中美關係轉型及其前景
當前,中美關係正處於結構性變化的關鍵階段。一方面,由美國對華“貿易戰”所引發的中美貿易僵局仍在發酵,中美關係處於階段性的低潮之中;另一方面,中美關係的變化並非僅是貿易摩擦等具體事件和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單一變化所導致,而是有着更為宏大的歷史背景和結構性原因。
首先,美國對華認知正在經歷“範式轉換”,對華政策調整勢在必行。一方面通過合作、對話、接觸解決現實問題,同時改變中國;另一方面也不放棄對華防範,通過軍事威懾、外交施壓、意識形態滲透等約束中國的發展方向。從奧巴馬政府後期開始,美國開始認為中國是“有限的修正國家”,中國“漸進性”、“切香腸式”的方式正在“侵蝕”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
特朗普上台意味着“美國優先”的“本土主義”與戰略界長期發酵的對華消極判斷合流。一方面聚焦經貿問題,以服務於特朗普“公平、互惠”貿易目標。另一方面充分調動台灣、南海等抓手,打造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從更宏大的戰略目標看,美將中國定位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其實就是在全面對華展開競爭的同時,要求中國合作配合美議程。
其次,從中長期看,美國對華政策仍有回調空間。第一,民主黨對華政策應有較強的確定性和可預期性。第二,民主黨會更加註重全球問題合作。第三,民主黨會重視多邊機制和國際規則。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有一些趨勢是結構性、甚至是難以逆轉的。目前美對華全面競爭的新定位是一個傾向於更加競爭性關係的起點。
未來,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在以下方面仍會繼承甚或加強。一是印太戰略。二是在經濟上對華脱鈎的趨勢會強化。三是美對華思潮可能長期固化。當前,美國對中國製度競爭極為敏感,如果中美競爭長期化,其所伴隨的意識形態衝突仍可能激化。
第三,中國外交政策有塑造美對華政策的空間。中美關係不是美國對華政策一條單行道,中國作為當事一方是中美關係的重要變化。儘管有美國國內外環境變化、美國對華政治偏見等原因,但不可否認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也是原因之一。
美認為中國的挑戰是全方位的:經濟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建設旨在通過投資、貸款等建立地緣聯繫;政治上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心”願景;安全上通過控制地緣關鍵國家的重要戰略資產;文化上通過外宣影響別國輿論與政治環境;國際機制上,填補美國等西方在國際機制中的“真空”。在未來幾十年的磨合期中,雙方需要探索在全美競爭態勢下共處的方法和模式,最低程度上要管控關係、防止冷戰,中等程度上要達成戰略默契和相互剋制,在高級程度上應該謀求共存共贏,這應是未來中美關係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