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單身、有錢、高學歷,想給自己生個孩子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66900-2019-04-17 16:26
來源:微信公號“每日人物”
選一個精子,做一個單身母親,簡單又不簡單。
從2016年開始,國內非婚生子可以落户。一羣經濟獨立的單身女性,似乎看到一條被技術和政策打開的生育自由通道。但實際上,生育永遠和倫理、親情、社會輿論摻雜不清。在沒有父親的世界裏,經濟自主的媽媽們小心編構一個新體系,只為小孩有一種“不被任何東西傷害”的生活。
**文 |**龔菁琦
**編輯 |**楚明
“哎呀,就應該這樣選”
買東西是華凌最擅長的事,挑香奈兒的耳環,寶格麗的項鍊,一套剪裁合身的職業華服,都難不倒這名在職場騰挪20年的互聯網女高管。而在5年前,買一個精子讓她不知如何下手。
嚴格意義上説,國內精子不允許買賣。在國家的精子庫,務必拿着齊整一套的結婚證、不孕不育證,才能換得免費精子。華凌是女同性戀者,這條大路行不通。
她一股腦扎到小徑——去網絡上發帖,細心介紹着,本人35歲,從事正規職業,想取精生子,捐精者報酬豐厚。越正經反而越像電線杆上“富婆求精”的騙局。果然應者寥寥,不多久,平台找藉口把她號封了。
不過很快,正常的“爹”送到眼前。2015年左右,一大批美國試管嬰兒中介,伴隨徐靜蕾的凍卵宣言浮出水面。單身女性在美國可以盡興地、大膽地挑選一個精子,搭配喜歡的遺傳基因組合,囊括顏值、膚色、個頭和聰明程度——雖只靠學歷支撐。
徐靜蕾曾在節目中表示凍卵是單身女性的後悔藥。 圖 / 網絡
只要花1萬多元人民幣,就可以進入一個類似“精子人才市場”。外國捐精者的照片上,蔚藍的眼睛深情地看着你,微卷的睫毛,倜儻的身材,肌肉一股股地往外突,青春荷爾蒙撲鼻而來。還認真附上小時候照片,也都是水汪汪的童星模樣。華裔的捐精者是另一種翻版,中介老闆莊玉磊描述,放在人羣裏他們都是“高人一等”,確實如此,身高務必在一米八左右,這是入選的隱形門檻。一個離婚多年的43歲女士,在看完後神采飛揚,“哎呀,就應該這樣選”。莊玉磊知道,當女性拿捐精人和身邊人一對比,前者優越感太強了。
通常看完四五個人的資料,基本上可以碰到心儀的捐精者。選精之後的路也被鋪好,在美國做好胚胎移植,回國生產或在美國生產,如果不想自己勞累,還可在國外代孕。莊玉磊總結取精生子的女性,大多在35歲到40歲左右,單身或剛離異,工作好、精英感十足,大高管或自己當老闆,能夠支撐這一系列從20萬到100萬不等的費用。她們做事雷厲風行,“男士產生不了太多憐憫心那類”。
幾項指標能讀出這羣人的偏好,不太喜歡奶油小生,身材太好的模特範兒會被認為“不真實”,如果有點男子漢氣概或書生氣,再加上一個碩士以上的學歷,深得其心。在捐精者中,常春藤和985畢業的並不如媒體報道的遍地拾取,普通本科佔大多數。當然身高是高壓紅線,沒有女人不喜歡一米八大高個。
一個選擇的小細節是,外國捐精者比華裔多不少,但準媽媽們生混血兒極少,即便是漂亮可愛,讓一個單身女人解釋孩子來源也是一件艱難的事。
據媒體報道,台灣藝人黃雅珉1999年離婚後,大方坦言2001年自己與混血好友借精生子,生下兒子小杰。圖 / 黃雅珉臉書
華凌選擇生一個亞洲面孔,但並沒有在看過四五個選項之後迅速俘獲目標,她屬於要特別定製的那一類。幾個條件她都想佔,北大一類的學歷和明星一樣的顏值,且打算自己在國內生產。中介也沒有被刁難住,真找了來,還打了個擦邊球,安排兩人見了一面。這在行業裏並不被允許,“怕產生倫理上的麻煩”。
見面時,兩人都取了別稱,男的叫劍,女的叫紅。華凌見他帽子壓得低低地走進來,兩條濃眉毛,乍一瞥“像楊洋”,她滿意了,幾句談吐觀察下來,放心了。不過,也都沒留聯繫方式。
一個女孩,一個男孩
這樣的挑剔並不是沒道理。華凌一頭筆直長髮,語氣裏是江南人的温軟,雖然已40歲,披一件白衣裙,還是活脱脱的少女狀。名牌大學畢業後,她的履歷耀眼,法國留學、互聯網公司合夥人,年薪在100萬元左右,最多時300萬。她要小孩必須好看點,優秀點,畢竟對自己來説,生育可能只有一次機會。
此外,決定當一個單身媽媽並不容易,她要越的是女同性戀者都要面對的大山。30歲之前,對於情感,她必須漫天撒謊。家鄉在揚州小城,父母是最老實本分的人,在家裏永遠是低頭幹活,秉持“無後為大”等人生觀。為逃避催婚,工作忙成為她的藉口,有時過年過節難以矇混,她讓男助理打電話到家,冒充男友噓寒問暖,整整兩年如此。每次她媽媽接完電話,都會樂呵幾天,美滋滋地催,“我身體還不錯,等着給你帶孩子”。
孩子在這個家裏地位非同一般。華凌自己是一個被抱養的小孩。養母無法生育,成為一輩子的遺憾。這些遺憾甚至屈辱,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情境裏。母親和鄰居吵架常被酸,“你就是生不了孩子“,和父親感情淡薄也大多為此。
“小孩關乎我媽一輩子的聲譽。”華凌感到。
然而人生之難在於,母親等待一個孫子的救贖,繼續為“孩子”二字苦惱。30歲之後,家鄉流言甚囂塵上,説她生理不正常;在外面做不光彩之事;甚至有人懷疑她精神上有問題,得看醫生。母親的態度也日漸消極,她回家,母親悶悶不樂,不搭理,臉色灰灰土土,老了很多。在華凌結束一段7年的同性感情後,感到傷心、飄零,直至住院,期間和母親大吵一架。“如果你很幸福我不會勸你,你過得不幸福,應該去結婚,有一個自己的小孩。”母親的話出口,脆弱得差點要跪下來。但華凌固執認為,從小到大,她沒有快樂過,如果生一個小孩一定也不會快樂。
影視作品和生活中不乏催生的父母。圖 / 網絡
一個轉折點是,母親查出子宮肌瘤,必須切除整個子宮。在醫院裏,華凌悲從中來:一輩子與生育無緣的母親,最後結局也悽然,子宮也不能有了。當時姨媽拉她到一旁,不失時機建議,要母親痊癒快,最好讓她生活充實,帶帶孫子。一句魔咒般的話也常縈繞在她成長道路之上,因為是養女,不從命顯得更忤逆。“要沒你父母,你早死了,你要報答他們。”姨媽話音故意落得輕鬆。
華凌決定,35歲時借精生一個女孩。至於選女孩的理由很簡單,“沒有父親那部分,女人比較好理解把握女孩”。
和華凌的選擇完全相反,35歲的單身女士王敏明堅定地要一個男孩。
王敏明話不多,自稱性格像男人,為了不引起多餘的注意,堅持一頭“劉胡蘭”式短髮30年。她對目標有着強烈的信念感,只要認定的,一定辦到。不管是考取最高學府、讀碩讀博,還是“擠破腦袋”去省直機關工作。
生一個男孩也是她的目標。她生於農村,家裏苦於只生下兩個女兒。父親最大的願望是,要有一個和她姓的外孫。所有的人生規劃,都圍繞這個小孩排開。先是相親,不想生兩個小孩,不接受小孩和她姓,都大手一揮説再見。終於找到一個合適的,結了婚。緊接着就張羅試管生對雙胞胎。那天,這邊排卵針還紮在肚子上,那邊對象丟下一句,“還是不做了吧”。
怕養不起是丈夫的理由,但王敏明算了一筆賬,她從研究生開始創業,到如今經營自己公司,每年收入都在百萬甚至千萬以上。當時丈夫工資近2萬。“只是不想養一個我的孩子罷了”,她想,或是丈夫不想落入農村“倒插門女婿”的輿論場裏。
自此兩人分居,長期冷戰,倚靠QQ聯繫。“想到什麼我就去聲討一下,理論理論。”半年後,婚姻到了盡頭。在王敏明眼裏,孩子是她的第一目標,婚姻並不是。“我這個性格並不依賴男性,經濟也獨立。”離婚時,前夫還大哭一場,她沒哭。
她想,生孩子沒有人配合,“老子自己來”。
矛盾的是,農村的男尊女卑和女性的獨立意識都在她身上集中。曾被問起如果和對象生一男一女,怎麼分配姓氏,她毫不猶豫,“男的肯定和我姓”。
黑洞
懷孕後,單身媽媽們的所有困境都來自如何與“沒老公、小孩沒有爸爸”這件事纏鬥。
王敏明沒有把自己特殊化,“女人一受寵就脆弱,乾脆就不要觸碰脆弱”。孕期她一個人住,平時吃快餐,自己興起時做個苦瓜炒蛋,辣椒炒肉,自認為吃得不錯。“土雞,那是根本沒有吃過的。”小孩出生前一天,她還跑去釣了魚。
相比之下,華凌遇上的坎坷更多,她對羊水過敏,皮膚螞蟻咬一般撓心疼,加上24小時嘔吐不止,盆骨不能直立只能坐在游泳圈上。母親見孕勢洶洶,連稱寧可不要小孩。她害怕、後悔,經常做着噩夢,“小孩把肚子頂破,爬出來,鮮血淋漓”。每天眼睛泡在眼淚裏,母親就嚇唬她,孕期哭,眼睛會瞎的。
如果説沒有丈夫還有家人支撐,小孩生下來沒有爸爸,讓這些驕傲的女性不甘心痛快承認。在醫院,農村的親戚陸陸續續來看望王敏明和寶寶,她沒有説起取精生子,甚至連離婚了也沒説。“在醫院沒撞見孩子爸爸不是很正常的事嗎,就説去上廁所了,出差了。”
滿月酒她也沒辦,“爸爸都不在,摻和什麼呢?”
在家鄉,王敏明認為自己屬於“別人家的小孩”,一直很光鮮地走出來,內心驕傲無比,“結果這麼一鬧,那不笑死人嘛!”
好在父母支持她,“我爸算是始作俑者”。
在省直機關單位裏,也沒有任何關於她生小孩的風聲。她嚴格把同事關係密封在“不能交心”的範疇,有人問起,她就以“和前夫的小孩”輕輕帶過。直到她離職創業,也沒有人知道。“她竟然會去借精生子。”王敏明音調往上一提,眉毛一皺,模仿着別人可能的反應。
華凌生完小孩後,朋友圈見不到一張照片。她稱自己忍性極好,有一次母親跑過來説,快看你女兒,在一本書上像模像樣地寫滿字,近看全是大小一樣的墨坨,成精了。華凌那一瞬覺得媽媽和女兒都可愛,就是這樣的時候,她也沒發朋友圈。
一個漂亮的女人在35歲時,突然有了小孩,沒有爸爸,這在家鄉可想見能把理由歸到多麼離奇。最初,連她爸也矇在鼓裏,還以為她被男人騙了,“是個糊塗的女人”。一次回鄉,一個從小欺負過她的男鄰居,逗女兒,讓她叫爸爸。華凌氣得頭皮發麻。
她不想那些灰暗的東西影響到女兒,哪怕女兒暫時都聽不到,她心裏也介意。“不想因為別人覺得你沒有父親,或是靠精子出生,格外憐憫同情或是好奇。”
自此,一條線把單身和媽媽分割開來。在職場,王敏明是那個“形象特別正面積極,帶領老鄉創業致富,活在媒體報道里年輕有為的女企業家。”沒有人知道,她會做借精生子“如此膽大包天的事”。而華凌繼續着她單身貴族的生活,豪華的酒會、談論的也是風花雪月,喝酒、抽煙、紋身,找不到一丁點“媽味”,偶爾有熟悉情況的朋友問到小孩,“會不會跑了,會不會説話,”就此打住,再也不會往下了。朋友都是刻意繞開,孩子話題成為一個不能提及的黑洞。
圖 / 網絡
角色扮演
如何向外解釋沒有爸爸,單身媽媽有各種靈活的政策,離婚了,長期在國外,過世了,都有。這些都是淺易的,最難的是,如何讓小孩感覺到“爸爸”這個不可或缺家庭角色。
首先得解決沒有爸爸來帶小孩。王敏明稱高峯期時,家裏有兩個保姆,還有母親一起幫忙。一名保姆專負責做飯洗衣,一名專管小孩餵飯、換尿布,兩人工資加起來近1萬元。她稱自己的任務是,遠遠地看着和拼命賺錢,“獨立的單身媽媽,實際也是錢堆出來的”。對於小孩,她的工作內容是“形而上的”,陪玩、陪學習。
她從不讓自己陷入一個人帶小孩的絕望境地。帶孩子去一趟桂林,保姆是一定要跟去的,一樣買好機票。一下飛機,老媽、老爸、保姆、小孩站滿一地。這麼多年保姆只差沒出國。
然而,她最擔心的是,男孩怎麼才有男孩樣。她對兒子的期待,和普通母親不一樣。有時回家看到兒子也不老老實實坐,在沙發靠背上掛着,像猴子一樣上躥下跳,還動不動要求下河去抓魚、上樹摘果子,不能安靜一刻,她眉頭都不會皺一下,反而是“放心了。”
為了這點男性特質,她自創不少土辦法,樂於試驗,也不管有沒有效。比如模仿父親——扛着兒子在肩膀上跑來跑去;帶他學最猛烈的運動,攀巖、跆拳道、拳擊。最近一次,她鼓勵5歲的兒子爬樹,事先還精心挑選“枝丫多的,不那麼高,摔下也不疼的”一棵。
而生了女兒的華凌,雖然不用扛着女兒在肩膀走,但她也在找一個平衡:母親的温柔和父親的硬朗——都必須是她。
培養都只能從一種自認為正確的方向出發,父親缺失可能會造成的性格、價值觀和獨立性的差異,她也無法立即解決,如今能做的只是,堅持自己過問女兒的每一頓飯,細緻地拌個有機蔬菜沙拉,選最好草莓、櫻桃,燉着最可口的湯。或者在樹立威信時,更能捨棄和犧牲,比如,在主持一場重要的盛典和小孩週末的陪伴之間,她會選擇,陪小孩。
當問起王敏明還有沒有結婚的打算,問的人話沒落音,她答案就發射出來:不需要。她認為工作足夠忙,孩子填滿剩餘時間,“生活很擁擠,容不下另外一個人”,正常的婚姻裏有小孩後,也會是以孩子為中心的狀態。她厭惡女性在家庭裏扮演的角色,無論在外地位多高,回家還是必須洗衣做飯奶孩子。而這種“去父權”的生活裏,她自認為找到一種久違的平衡,“有足夠多的人帶小孩,不用伺候任何人,不要處理任何婆家的矛盾,剩餘的時光是,拼命工作和陪伴孩子”。
陪孩子玩耍的母親。圖 / 網絡
但沒有相伴的“知己”,孤獨是不可避免的。她務必找到不同的人來驅散這種單調。週一到週五晚上,每天都請不同的私教來家。常常邀請鄰居小孩和家長,在家學習、吃飯、玩遊戲。家裏每天都必須保持不同的人來來往往。
有一次,家長問起孩子爸爸時,她立即説,離婚了。
生理學父親
要找到一個詞稱呼孩子生理學意義上的父親並不容易,王敏明想了想,一字一頓地吐出幾個字——“捐精志願者”,理智、規範。而華凌會更模糊點,在日常生活裏,和母親或知情人提起,她會説,“那個他”。
“那個他”出現在嘴邊的頻次很低。王敏明幾乎沒有想過,不過偶爾的幾件事讓她在腦袋裏回閃一下。先是發現兒子個頭很高,在班上都是坐最後一排。這可能是選擇“一米八”時起了作用。此外,雖然長相很像自己——這點在小孩出生前很擔憂,現在很慶幸,她認為“如果説完全不像,然後那個人又非常陌生,還是會比較遺憾一點 ”。——但兒子性格並不像她,她做事目標感極強,兒子耐受力很差,學游泳幾下沒會,馬上覺得丟臉不學了。她偷偷想,可能有“其他遺傳因素”。
雖然強調和孩子“生理意義上的父親”沒有任何情感關聯,是“過眼雲煙”,但她還是清楚記得5年前照片上的一容一貌,當時是有意識記進大腦。她想到的是電視新聞裏的情節,哪一天需要血型配對,至少還能在精子庫裏迅速把人撈出來。
華凌比王敏明準備更多,女兒一出生,就小心地把臍帶血留下。她聽醫生説造幹細胞時能派上用場,“這樣不用麻煩其他”。
中介莊玉磊瞭解到,國內最早一批單身女性取精生子大概在2007年左右,小孩最大才10多歲,將來倫理上的問題如今並沒放大,比如同父異母的兄妹,或者生理學上的父親,都有可能在以後的婚戀市場上遇到。來自莊玉磊的建議是,孩子戀愛、結婚前,家長一定要問,要求婚檢。華凌聽後怕麻煩,下決心,將來送小孩出國,遠離這些可能。
眼下更重要的是,如何向孩子介紹這位“科技感”的父親。雖然到現在還沒有收到類似疑問,但王敏明還是把答案備下了,幼年的時候,可説是爸爸出遠門了,到小學懂事時,就説離婚。真正的答案公佈,一定是孩子有相關的生物學、遺傳學、醫學知識基礎,“那得18歲之後,理解起來才不會造成麻煩和陰影”。在這之前,她對大部分人的謊言,都是為了確保那一天,是她自己親口和兒子説出,這之前,“不想他被任何東西傷害”。
華凌相較之下顯得感性,她在等着女兒有些理解力時,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和她“像朋友一樣”講一遍,她認為女兒是獨立的個體,應該有基本理解力。
然而,她也常被一個問題困擾,有人曾問她為了滿足當媽媽的需求,把小孩帶到世界,會不會太自私。面對沒有爸爸的生活,人生比一般人要艱難。小孩總是被動的。
她想到自己的悲劇之處,小時候去過親生父母家——一個高級幹部家庭,因超生把她送走。印象裏有一個大庭院,盤子裏各種誘人的水果,一家人都不用幹活,而她的那個家,每天有幹不完的苦活。那時她多想選擇回親生父母家,“小孩的命運都是被安排的”。
在如願得到一個男孩後,王敏明又想生一個女孩。技術和政策打開的生育自由之路,她似乎獲益最大。當年生兒子時,上户口很麻煩,她不得不託人找關係,交錢辦,到2016年生女兒時,她只在家附近的婦幼保健院做了一份親子鑑定,去派出所提交,户口兩三個月就到手。沒有見到父親,派出所也沒有多問。
户口上她的狀態是“離異”,“小孩和她姓”依舊是她追求的目標。這一路上,父母的深度參與、小心翼翼保護和維持住“正常的家庭”狀態,讓她有時感到,單身女性生育自由也許是個偽命題。在中國,生育永遠和倫理、親情、社會輿論摻雜不清。
華凌有時脆弱,但有時能找到一種寬慰,生產完後,養母一直陪伴左右,幫她補充營養、帶小孩,打理得井井有條,家裏氣氛緩和不少,圍繞小孩和父母話也多起來。那天剖腹產出來,母親幫她清洗傷口,一邊洗,一邊掉眼淚。她能感受到一種很深的愛,“雖然不能選擇父母,但愛也許對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散步的“一家三口”。圖 / 網絡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