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單身、有錢、高學歷，想給自己生個孩子_風聞

來源：微信公號“每日人物”

選一個精子，做一個單身母親，簡單又不簡單。

從2016年開始，國內非婚生子可以落户。一羣經濟獨立的單身女性，似乎看到一條被技術和政策打開的生育自由通道。但實際上，生育永遠和倫理、親情、社會輿論摻雜不清。在沒有父親的世界裏，經濟自主的媽媽們小心編構一個新體系，只為小孩有一種“不被任何東西傷害”的生活。

**文 |**龔菁琦

**編輯 |**楚明

“哎呀，就應該這樣選”

買東西是華凌最擅長的事，挑香奈兒的耳環，寶格麗的項鍊，一套剪裁合身的職業華服，都難不倒這名在職場騰挪20年的互聯網女高管。而在5年前，買一個精子讓她不知如何下手。

嚴格意義上説，國內精子不允許買賣。在國家的精子庫，務必拿着齊整一套的結婚證、不孕不育證，才能換得免費精子。華凌是女同性戀者，這條大路行不通。

她一股腦扎到小徑——去網絡上發帖，細心介紹着，本人35歲，從事正規職業，想取精生子，捐精者報酬豐厚。越正經反而越像電線杆上“富婆求精”的騙局。果然應者寥寥，不多久，平台找藉口把她號封了。

不過很快，正常的“爹”送到眼前。2015年左右，一大批美國試管嬰兒中介，伴隨徐靜蕾的凍卵宣言浮出水面。單身女性在美國可以盡興地、大膽地挑選一個精子，搭配喜歡的遺傳基因組合，囊括顏值、膚色、個頭和聰明程度——雖只靠學歷支撐。

徐靜蕾曾在節目中表示凍卵是單身女性的後悔藥。 圖 / 網絡

只要花1萬多元人民幣，就可以進入一個類似“精子人才市場”。外國捐精者的照片上，蔚藍的眼睛深情地看着你，微卷的睫毛，倜儻的身材，肌肉一股股地往外突，青春荷爾蒙撲鼻而來。還認真附上小時候照片，也都是水汪汪的童星模樣。華裔的捐精者是另一種翻版，中介老闆莊玉磊描述，放在人羣裏他們都是“高人一等”，確實如此，身高務必在一米八左右，這是入選的隱形門檻。一個離婚多年的43歲女士，在看完後神采飛揚，“哎呀，就應該這樣選”。莊玉磊知道，當女性拿捐精人和身邊人一對比，前者優越感太強了。

通常看完四五個人的資料，基本上可以碰到心儀的捐精者。選精之後的路也被鋪好，在美國做好胚胎移植，回國生產或在美國生產，如果不想自己勞累，還可在國外代孕。莊玉磊總結取精生子的女性，大多在35歲到40歲左右，單身或剛離異，工作好、精英感十足，大高管或自己當老闆，能夠支撐這一系列從20萬到100萬不等的費用。她們做事雷厲風行，“男士產生不了太多憐憫心那類”。

幾項指標能讀出這羣人的偏好，不太喜歡奶油小生，身材太好的模特範兒會被認為“不真實”，如果有點男子漢氣概或書生氣，再加上一個碩士以上的學歷，深得其心。在捐精者中，常春藤和985畢業的並不如媒體報道的遍地拾取，普通本科佔大多數。當然身高是高壓紅線，沒有女人不喜歡一米八大高個。

一個選擇的小細節是，外國捐精者比華裔多不少，但準媽媽們生混血兒極少，即便是漂亮可愛，讓一個單身女人解釋孩子來源也是一件艱難的事。

據媒體報道，台灣藝人黃雅珉1999年離婚後，大方坦言2001年自己與混血好友借精生子，生下兒子小杰。圖 / 黃雅珉臉書

華凌選擇生一個亞洲面孔，但並沒有在看過四五個選項之後迅速俘獲目標，她屬於要特別定製的那一類。幾個條件她都想佔，北大一類的學歷和明星一樣的顏值，且打算自己在國內生產。中介也沒有被刁難住，真找了來，還打了個擦邊球，安排兩人見了一面。這在行業裏並不被允許，“怕產生倫理上的麻煩”。

見面時，兩人都取了別稱，男的叫劍，女的叫紅。華凌見他帽子壓得低低地走進來，兩條濃眉毛，乍一瞥“像楊洋”，她滿意了，幾句談吐觀察下來，放心了。不過，也都沒留聯繫方式。

一個女孩，一個男孩

這樣的挑剔並不是沒道理。華凌一頭筆直長髮，語氣裏是江南人的温軟，雖然已40歲，披一件白衣裙，還是活脱脱的少女狀。名牌大學畢業後，她的履歷耀眼，法國留學、互聯網公司合夥人，年薪在100萬元左右，最多時300萬。她要小孩必須好看點，優秀點，畢竟對自己來説，生育可能只有一次機會。

此外，決定當一個單身媽媽並不容易，她要越的是女同性戀者都要面對的大山。30歲之前，對於情感，她必須漫天撒謊。家鄉在揚州小城，父母是最老實本分的人，在家裏永遠是低頭幹活，秉持“無後為大”等人生觀。為逃避催婚，工作忙成為她的藉口，有時過年過節難以矇混，她讓男助理打電話到家，冒充男友噓寒問暖，整整兩年如此。每次她媽媽接完電話，都會樂呵幾天，美滋滋地催，“我身體還不錯，等着給你帶孩子”。

孩子在這個家裏地位非同一般。華凌自己是一個被抱養的小孩。養母無法生育，成為一輩子的遺憾。這些遺憾甚至屈辱，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情境裏。母親和鄰居吵架常被酸，“你就是生不了孩子“，和父親感情淡薄也大多為此。

“小孩關乎我媽一輩子的聲譽。”華凌感到。

然而人生之難在於，母親等待一個孫子的救贖，繼續為“孩子”二字苦惱。30歲之後，家鄉流言甚囂塵上，説她生理不正常；在外面做不光彩之事；甚至有人懷疑她精神上有問題，得看醫生。母親的態度也日漸消極，她回家，母親悶悶不樂，不搭理，臉色灰灰土土，老了很多。在華凌結束一段7年的同性感情後，感到傷心、飄零，直至住院，期間和母親大吵一架。“如果你很幸福我不會勸你，你過得不幸福，應該去結婚，有一個自己的小孩。”母親的話出口，脆弱得差點要跪下來。但華凌固執認為，從小到大，她沒有快樂過，如果生一個小孩一定也不會快樂。

影視作品和生活中不乏催生的父母。圖 / 網絡

一個轉折點是，母親查出子宮肌瘤，必須切除整個子宮。在醫院裏，華凌悲從中來：一輩子與生育無緣的母親，最後結局也悽然，子宮也不能有了。當時姨媽拉她到一旁，不失時機建議，要母親痊癒快，最好讓她生活充實，帶帶孫子。一句魔咒般的話也常縈繞在她成長道路之上，因為是養女，不從命顯得更忤逆。“要沒你父母，你早死了，你要報答他們。”姨媽話音故意落得輕鬆。

華凌決定，35歲時借精生一個女孩。至於選女孩的理由很簡單，“沒有父親那部分，女人比較好理解把握女孩”。

和華凌的選擇完全相反，35歲的單身女士王敏明堅定地要一個男孩。

王敏明話不多，自稱性格像男人，為了不引起多餘的注意，堅持一頭“劉胡蘭”式短髮30年。她對目標有着強烈的信念感，只要認定的，一定辦到。不管是考取最高學府、讀碩讀博，還是“擠破腦袋”去省直機關工作。 

生一個男孩也是她的目標。她生於農村，家裏苦於只生下兩個女兒。父親最大的願望是，要有一個和她姓的外孫。所有的人生規劃，都圍繞這個小孩排開。先是相親，不想生兩個小孩，不接受小孩和她姓，都大手一揮説再見。終於找到一個合適的，結了婚。緊接着就張羅試管生對雙胞胎。那天，這邊排卵針還紮在肚子上，那邊對象丟下一句，“還是不做了吧”。

怕養不起是丈夫的理由，但王敏明算了一筆賬，她從研究生開始創業，到如今經營自己公司，每年收入都在百萬甚至千萬以上。當時丈夫工資近2萬。“只是不想養一個我的孩子罷了”，她想，或是丈夫不想落入農村“倒插門女婿”的輿論場裏。   

自此兩人分居，長期冷戰，倚靠QQ聯繫。“想到什麼我就去聲討一下，理論理論。”半年後，婚姻到了盡頭。在王敏明眼裏，孩子是她的第一目標，婚姻並不是。“我這個性格並不依賴男性，經濟也獨立。”離婚時，前夫還大哭一場，她沒哭。

她想，生孩子沒有人配合，“老子自己來”。

矛盾的是，農村的男尊女卑和女性的獨立意識都在她身上集中。曾被問起如果和對象生一男一女，怎麼分配姓氏，她毫不猶豫，“男的肯定和我姓”。

黑洞

懷孕後，單身媽媽們的所有困境都來自如何與“沒老公、小孩沒有爸爸”這件事纏鬥。

王敏明沒有把自己特殊化，“女人一受寵就脆弱，乾脆就不要觸碰脆弱”。孕期她一個人住，平時吃快餐，自己興起時做個苦瓜炒蛋，辣椒炒肉，自認為吃得不錯。“土雞，那是根本沒有吃過的。”小孩出生前一天，她還跑去釣了魚。

相比之下，華凌遇上的坎坷更多，她對羊水過敏，皮膚螞蟻咬一般撓心疼，加上24小時嘔吐不止，盆骨不能直立只能坐在游泳圈上。母親見孕勢洶洶，連稱寧可不要小孩。她害怕、後悔，經常做着噩夢，“小孩把肚子頂破，爬出來，鮮血淋漓”。每天眼睛泡在眼淚裏，母親就嚇唬她，孕期哭，眼睛會瞎的。

如果説沒有丈夫還有家人支撐，小孩生下來沒有爸爸，讓這些驕傲的女性不甘心痛快承認。在醫院，農村的親戚陸陸續續來看望王敏明和寶寶，她沒有説起取精生子，甚至連離婚了也沒説。“在醫院沒撞見孩子爸爸不是很正常的事嗎，就説去上廁所了，出差了。”

滿月酒她也沒辦，“爸爸都不在，摻和什麼呢？”

在家鄉，王敏明認為自己屬於“別人家的小孩”，一直很光鮮地走出來，內心驕傲無比，“結果這麼一鬧，那不笑死人嘛！”

好在父母支持她，“我爸算是始作俑者”。

在省直機關單位裏，也沒有任何關於她生小孩的風聲。她嚴格把同事關係密封在“不能交心”的範疇，有人問起，她就以“和前夫的小孩”輕輕帶過。直到她離職創業，也沒有人知道。“她竟然會去借精生子。”王敏明音調往上一提，眉毛一皺，模仿着別人可能的反應。

華凌生完小孩後，朋友圈見不到一張照片。她稱自己忍性極好，有一次母親跑過來説，快看你女兒，在一本書上像模像樣地寫滿字，近看全是大小一樣的墨坨，成精了。華凌那一瞬覺得媽媽和女兒都可愛，就是這樣的時候，她也沒發朋友圈。

一個漂亮的女人在35歲時，突然有了小孩，沒有爸爸，這在家鄉可想見能把理由歸到多麼離奇。最初，連她爸也矇在鼓裏，還以為她被男人騙了，“是個糊塗的女人”。一次回鄉，一個從小欺負過她的男鄰居，逗女兒，讓她叫爸爸。華凌氣得頭皮發麻。

她不想那些灰暗的東西影響到女兒，哪怕女兒暫時都聽不到，她心裏也介意。“不想因為別人覺得你沒有父親，或是靠精子出生，格外憐憫同情或是好奇。”

自此，一條線把單身和媽媽分割開來。在職場，王敏明是那個“形象特別正面積極，帶領老鄉創業致富，活在媒體報道里年輕有為的女企業家。”沒有人知道，她會做借精生子“如此膽大包天的事”。而華凌繼續着她單身貴族的生活，豪華的酒會、談論的也是風花雪月，喝酒、抽煙、紋身，找不到一丁點“媽味”，偶爾有熟悉情況的朋友問到小孩，“會不會跑了，會不會説話，”就此打住，再也不會往下了。朋友都是刻意繞開，孩子話題成為一個不能提及的黑洞。

圖 / 網絡

角色扮演

如何向外解釋沒有爸爸，單身媽媽有各種靈活的政策，離婚了，長期在國外，過世了，都有。這些都是淺易的，最難的是，如何讓小孩感覺到“爸爸”這個不可或缺家庭角色。

首先得解決沒有爸爸來帶小孩。王敏明稱高峯期時，家裏有兩個保姆，還有母親一起幫忙。一名保姆專負責做飯洗衣，一名專管小孩餵飯、換尿布，兩人工資加起來近1萬元。她稱自己的任務是，遠遠地看着和拼命賺錢，“獨立的單身媽媽，實際也是錢堆出來的”。對於小孩，她的工作內容是“形而上的”，陪玩、陪學習。

她從不讓自己陷入一個人帶小孩的絕望境地。帶孩子去一趟桂林，保姆是一定要跟去的，一樣買好機票。一下飛機，老媽、老爸、保姆、小孩站滿一地。這麼多年保姆只差沒出國。

然而，她最擔心的是，男孩怎麼才有男孩樣。她對兒子的期待，和普通母親不一樣。有時回家看到兒子也不老老實實坐，在沙發靠背上掛着，像猴子一樣上躥下跳，還動不動要求下河去抓魚、上樹摘果子，不能安靜一刻，她眉頭都不會皺一下，反而是“放心了。”

為了這點男性特質，她自創不少土辦法，樂於試驗，也不管有沒有效。比如模仿父親——扛着兒子在肩膀上跑來跑去；帶他學最猛烈的運動，攀巖、跆拳道、拳擊。最近一次，她鼓勵5歲的兒子爬樹，事先還精心挑選“枝丫多的，不那麼高，摔下也不疼的”一棵。

而生了女兒的華凌，雖然不用扛着女兒在肩膀走，但她也在找一個平衡：母親的温柔和父親的硬朗——都必須是她。

培養都只能從一種自認為正確的方向出發，父親缺失可能會造成的性格、價值觀和獨立性的差異，她也無法立即解決，如今能做的只是，堅持自己過問女兒的每一頓飯，細緻地拌個有機蔬菜沙拉，選最好草莓、櫻桃，燉着最可口的湯。或者在樹立威信時，更能捨棄和犧牲，比如，在主持一場重要的盛典和小孩週末的陪伴之間，她會選擇，陪小孩。

當問起王敏明還有沒有結婚的打算，問的人話沒落音，她答案就發射出來：不需要。她認為工作足夠忙，孩子填滿剩餘時間，“生活很擁擠，容不下另外一個人”，正常的婚姻裏有小孩後，也會是以孩子為中心的狀態。她厭惡女性在家庭裏扮演的角色，無論在外地位多高，回家還是必須洗衣做飯奶孩子。而這種“去父權”的生活裏，她自認為找到一種久違的平衡，“有足夠多的人帶小孩，不用伺候任何人，不要處理任何婆家的矛盾，剩餘的時光是，拼命工作和陪伴孩子”。

陪孩子玩耍的母親。圖 / 網絡

但沒有相伴的“知己”，孤獨是不可避免的。她務必找到不同的人來驅散這種單調。週一到週五晚上，每天都請不同的私教來家。常常邀請鄰居小孩和家長，在家學習、吃飯、玩遊戲。家裏每天都必須保持不同的人來來往往。

有一次，家長問起孩子爸爸時，她立即説，離婚了。

生理學父親

要找到一個詞稱呼孩子生理學意義上的父親並不容易，王敏明想了想，一字一頓地吐出幾個字——“捐精志願者”，理智、規範。而華凌會更模糊點，在日常生活裏，和母親或知情人提起，她會説，“那個他”。

“那個他”出現在嘴邊的頻次很低。王敏明幾乎沒有想過，不過偶爾的幾件事讓她在腦袋裏回閃一下。先是發現兒子個頭很高，在班上都是坐最後一排。這可能是選擇“一米八”時起了作用。此外，雖然長相很像自己——這點在小孩出生前很擔憂，現在很慶幸，她認為“如果説完全不像，然後那個人又非常陌生，還是會比較遺憾一點 ”。——但兒子性格並不像她，她做事目標感極強，兒子耐受力很差，學游泳幾下沒會，馬上覺得丟臉不學了。她偷偷想，可能有“其他遺傳因素”。

雖然強調和孩子“生理意義上的父親”沒有任何情感關聯，是“過眼雲煙”，但她還是清楚記得5年前照片上的一容一貌，當時是有意識記進大腦。她想到的是電視新聞裏的情節，哪一天需要血型配對，至少還能在精子庫裏迅速把人撈出來。

華凌比王敏明準備更多，女兒一出生，就小心地把臍帶血留下。她聽醫生説造幹細胞時能派上用場，“這樣不用麻煩其他”。

中介莊玉磊瞭解到，國內最早一批單身女性取精生子大概在2007年左右，小孩最大才10多歲，將來倫理上的問題如今並沒放大，比如同父異母的兄妹，或者生理學上的父親，都有可能在以後的婚戀市場上遇到。來自莊玉磊的建議是，孩子戀愛、結婚前，家長一定要問，要求婚檢。華凌聽後怕麻煩，下決心，將來送小孩出國，遠離這些可能。

眼下更重要的是，如何向孩子介紹這位“科技感”的父親。雖然到現在還沒有收到類似疑問，但王敏明還是把答案備下了，幼年的時候，可説是爸爸出遠門了，到小學懂事時，就説離婚。真正的答案公佈，一定是孩子有相關的生物學、遺傳學、醫學知識基礎，“那得18歲之後，理解起來才不會造成麻煩和陰影”。在這之前，她對大部分人的謊言，都是為了確保那一天，是她自己親口和兒子説出，這之前，“不想他被任何東西傷害”。

華凌相較之下顯得感性，她在等着女兒有些理解力時，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和她“像朋友一樣”講一遍，她認為女兒是獨立的個體，應該有基本理解力。

然而，她也常被一個問題困擾，有人曾問她為了滿足當媽媽的需求，把小孩帶到世界，會不會太自私。面對沒有爸爸的生活，人生比一般人要艱難。小孩總是被動的。

她想到自己的悲劇之處，小時候去過親生父母家——一個高級幹部家庭，因超生把她送走。印象裏有一個大庭院，盤子裏各種誘人的水果，一家人都不用幹活，而她的那個家，每天有幹不完的苦活。那時她多想選擇回親生父母家，“小孩的命運都是被安排的”。

在如願得到一個男孩後，王敏明又想生一個女孩。技術和政策打開的生育自由之路，她似乎獲益最大。當年生兒子時，上户口很麻煩，她不得不託人找關係，交錢辦，到2016年生女兒時，她只在家附近的婦幼保健院做了一份親子鑑定，去派出所提交，户口兩三個月就到手。沒有見到父親，派出所也沒有多問。  

户口上她的狀態是“離異”，“小孩和她姓”依舊是她追求的目標。這一路上，父母的深度參與、小心翼翼保護和維持住“正常的家庭”狀態，讓她有時感到，單身女性生育自由也許是個偽命題。在中國，生育永遠和倫理、親情、社會輿論摻雜不清。

華凌有時脆弱，但有時能找到一種寬慰，生產完後，養母一直陪伴左右，幫她補充營養、帶小孩，打理得井井有條，家裏氣氛緩和不少，圍繞小孩和父母話也多起來。那天剖腹產出來，母親幫她清洗傷口，一邊洗，一邊掉眼淚。她能感受到一種很深的愛，“雖然不能選擇父母，但愛也許對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散步的“一家三口”。圖 / 網絡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