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不應該用西方經濟理論解説中國經濟_風聞
吕建凤-批判批判者的批判者2019-04-17 16:53
西方經濟理論是西方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而且也充滿了錯誤內容。如果官方也只能用它來分析與解釋經濟現象,就證明官方的意識形態不如西方意識形態。
儘管我也認定官方的意識形態有錯誤,但是在沒有一個被證明更正確的理論可以代替現有的意識形態以前,如果官方自己就有意無意的放棄了與西方意識形態的對抗,會導致社會意識更多地向同一個錯誤方向傾斜,對於防止出現社會進程中的方向性錯誤不利。
官方的理論工作者當然也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最近我們看到官方在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與宣傳。也在試圖用生產力與經濟的關係這個馬克思理論語言,來對經濟形勢進行分析與表述。
只可惜仍然沒有説到點子上。依然只是在把生產力的詞彙,與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概念混淆了使用。
比如,使用了生產力概念,就沒必要使用供給概念了。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以供給概念為主,順帶扯上了生產力。並沒有把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當做對於經濟形勢的分析工具。
又比如把“新常態”當做用馬克思理論分析中國經濟形勢的表現來解釋。這個在邏輯上是説不通的。
因為“新常態”只是對於經濟現象的一個表述。與馬克思理論中的生產力決定論沒有必然關係。
“新常態”在邏輯上與羅斯托的成長階段理論的分析結果相符合:不同的經濟成長階段,會有不同的經濟現象。“新常態”就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的必然現象。
這個表述沒有錯,卻與馬克思理論在邏輯上沒有關係。因為其他的經濟理論也可以用這個概念來表述。
馬克思理論中作為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基礎的生產力決定論,是對於經濟現象的最好技術分析工具。用生產力決定論分析經濟現象,可以對所有經濟問題作出順暢的解釋。
可是馬克思只是把它作為歷史與政治的分析工具,沒有把它用作經濟分析工具。卻從勞動價值理論出發,把貧富分化現象解釋成為階級剝削的結果,從根本上否定了經濟活動存在的合理性。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創立了階級鬥爭理論。
今天官方要在與西方意識形態的對抗中佔上風,就不應該用作為西方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西方經濟理論來解釋經濟形勢。應該用馬克思的理論中的正確內容作為工具來分析經濟形勢。
這就要求官方理論工作者認真學習馬克思理論,真正明白生產力決定論的正確之處,與它的作用所在。很可惜,至今還沒有看到官方理論工作者在這方面的建樹。
西方國家的經濟形勢是建立在他們的生產力水平上的。中國的生產力基礎與他們的一樣嗎?
生產力基礎不一樣,面對同樣的市場環境,應該採取的行為就不會是一樣,當然也就不應該用同樣的理論與概念,作為分析經濟形勢的工具。
更何況,中國的官方人士應該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怎麼不用馬克思的理論,作為分析經濟形勢的工具呢?
西方人在歷史上,原來也不是用現在中國官方採用的經濟理論分析經濟的。
他們用殖民主義手段開拓海外市場的時候;他們用兩次世界大戰為爭奪國際市場而進行決戰的時候;都沒有采用需求理論分析經濟。供給理論則是在他們的財政不再具備對市場進行需求刺激能力之後,才產生出來的。
而事實上這些理論到今天,在西方國家都已經被證明失效了:應該減税的環境下,他們在努力找增税的途徑了;無限制的貨幣供給還沒有產生明顯的經濟增長效果,美國就加息了。
就這麼一套在西方已經被證明無效了的經濟理論,為什麼要被生產力水平與西方國家不同,因此還不到需要採用西方那套經濟理論時期的中國官方人士採用呢?
很明顯是因為沒有明白什麼是市場經濟的緣故。
市場經濟起始於西方國家的殖民主義擴張時代,從事實上,它就是以通過海外市場開拓、獲取對外貿易順差,為特徵與根本條件的。
我們看看西方國家的經濟史就會明白,凡是海外市場開拓能力喪失了的,它的經濟就不會好:
英國是以海外殖民地最大的條件成為第一個世界經濟霸王的;
美國是以它的對外貿易連續幾十年鉅額順差,集聚了市場上大部分黃金,成為了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頭等經濟強國地位的;
日本的幾十年外貿鉅額外貿順差,使他一度成為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今天的德國之所以在西方國家中越來越趨於強勢,與他的人均外貿順差世界第一是密切相關的。
而英國、美國、日本對海外國際市場開拓能力趨弱以後,他們的經濟發展就走下坡路了。
從邏輯上説,市場經濟就只能定義為,“以市場不斷擴張為特徵的經濟形態”。
以價格為經濟活動指向的市場交易,是一般的經濟形態都具有的本質屬性。因此農業社會以及更早的經濟形態都不能被稱為市場經濟。
經濟的活動目的就是獲取財富。財富的表現形態就是貨幣。因此經濟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增加以貨幣為計量單位的資源控制權。
那麼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好不好,當然以他的對外貿易結果是順差還是逆差來衡量。
要在國際貿易活動中成為順差國,就必須以國家經濟競爭力的增強為前提。你的經濟競爭力不強,產品賣不出去或者賣不出好價錢,你就不會有外貿收入,或者外貿收支是逆差。
外貿收支逆差就意味着財富流出,也就意味着國內資本利潤空間縮小,於是資本就會在財富流出中消失,或者面臨盈利前景黯淡而逃走。於是國家經濟就好不起來。
當西方國家在生產力水平已經世界最高,因為科技創新必然的遇到暫時性瓶頸,而生產力進步趨於停頓,導致生產成本的上升得不到效率提高的抵消,因此經濟競爭力趨弱,國際市場擴張能力喪失的時候,西方國家政府為了維持國內的資本必要利潤空間,採用了凱恩斯的需求理論,通過財政赤字政策,刺激國內消費需求,擴張經濟規模。
當他們的財政能力被不斷的經濟刺激行為消耗完畢,出現了“停滯膨脹”現象以後,為了消除通脹的需要,又祭出了供給理論,用減税來降低成本。
這些理論都只是在經濟關係中打圈圈,沒有解決生產力這個根本性問題,最終都必然失效。
供給學派的基本原理是從薩伊的“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原理出發的。這個原理是違背事實與邏輯的,是錯誤的。
供給來自於人類對於所需要的資源的生產。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人類的生產必然是以滿足消費需求為目的——沒有人要的東西,誰會去生產呢?
在經濟社會里,生產出來的東西沒有人要,就不可能在市場上實現其想要的價值,生產者就會破產,供給也就會消失。所以,供給只能是被需求所引發的。沒有人類的需求,就不會有生產活動,也就不存在供給。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也是不可逆的邏輯關係。
現代供給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這個沒錯,但是:
第一,這説的是【生產的增長】,不是説的生產的目的。
人類的行為是有目的的。沒有目的的行為就不叫生產。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類的消費需求,為了滿足人類的消費需求,而力圖通過合理分配資源,實現生產的增長。還是需求引發供給,而不是供給創造需求;
第二,生產的增長與經濟的增長不是一回事。
生產增長會導致資源的增加,卻不一定會導致經濟的增長。因為經濟的增長必須以產品的價值實現為條件。而產品的價值實現必須以市場的有效需求為條件。因此,還只能是需求引發供給,而不是供給創造需求。
從這個分析來看,供給學派是把生產的目的與手段混淆了;同時也把社會再生產與經濟混淆了。後一個混淆是當今各個經濟理論派別的共同錯誤,包括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內。
現代供給學派還有一個著名觀點,【就全部經濟看,購買力永遠等於生產力;經濟具有足夠的能力購買它的全部產品,不可能由於需求不足而發生產品過剩】。
這又是一個把社會再生產與經濟混淆了而產生的錯誤判斷。
從社會再生產的過程分析,社會產品的總價值與全部的社會產品是完全對應的,這個沒錯。
可是在經濟社會里,產品總價值被以財富形態在社會成員之間不平等的分佈着。於是有財富的人購買力過剩;沒有財富的人就沒有購買力。過剩的購買力不會被用於購買產品。於是市場的有效需求就必然地小於供給總量,形成(有效)需求不足現象,從而必然地發生產品過剩。
供給學派的基本原理錯誤,上面已經分析過了。其實當代經濟理論的各個派別都有基本原理錯誤的現象。但是並不影響他們各自也會有一些正確的技術分析。那麼供給學派現在的技術分析是否正確呢?
我前面説過了,供給學派反對刺激需求的觀點,我就認為不錯。因為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問題由兩個原因造成:
一是世界總需求下降,導致產品銷售困難——不是因為中國的供給出了問題,導致了世界的需求變化;而是因為世界的需求變化,導致了中國的供給不適應;
二是中國的生產力水平還不夠高,仍然有一些市場需要的資源,我們生產不出來,或者生產成本太高,不具備財富效應——從這個角度上説,用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方式,增加符合市場需求的供給,確實是解決當前經濟困難的方法。所以從技術分析角度,我是贊成一些供給學派者主張增加投資的觀點的。
但是供給學派主張通過減税降低經營成本的方式,引導人們增加投資的主張是錯誤的。
因為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不是供給不足,而是因為市場有效需求變化,導致供給結構應該提升。這裏用供給概念十分拗口。用生產力水平比較能夠順暢的解釋問題:現在需要的是提高生產力水平,把不能生產的產品生產出來;把能夠生產的產品的成本降下去。
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在於運用先進科技手段實現生產力的進步,而不是減税。
因為經濟發展的根本條件在於生產力進步。用減税的方式降低經營成本,直接的效果就是給了生產者以降低產品價格的空間。
資本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潤。既然不用提高生產效率也能夠獲得利潤,企業就不會把資源用於先進生產力的投資。同時由於減税降低了市場門檻,會引發更多的競爭者進入市場,於是過度競爭會很快把減税增加的利潤空間吞噬掉。於是經濟很快又會進入因為價格降低而成本上升,按照供給學派的邏輯,應該減税的環境。可是這樣循環的結果,即使税率為零,也不免經濟困境的再現。
如果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已經達到世界頂尖,而科技創新又一時不能實現規模性突破,從而出現生產力進步遇到暫時性瓶頸,在這樣的情況下,經濟萎縮又導致就業問題嚴重,減税或許就是必要的暫時性措施。
可是今天的中國生產力水平還不夠高,還可以通過大量引進世界既有的先進科技改造中國的生產力結構,促進中國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從而進一步加強中國經濟的競爭力;
同時,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速下滑並沒有引發嚴重的就業危機,應該做的就不是減税以降低企業經營成本,而是通過加大投資,建設先進生產力,淘汰掉落後的產能,實現生產力結構的升級,讓生產能力進一步適應市場需求。
所以,供給學派現在針對中國經濟局勢做出的分析、解釋與判斷和主張,都是錯誤的。
人們會用上世紀八十年代,里根時期美國的減税與經濟增長現象來證明,減税是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
可是事實是,里根時期的經濟增長不是因為減税,而是因為科技創新規模性突破,導致產生新的消費行業,與美國財政支出擴大。
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經濟的強勁恢復,是得力於美國在科技創新規模性突破後,產生了互聯網新經濟,而不是真的因為減税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互聯網新經濟的興起,給全球市場帶來了一個新的消費行業,讓原來對既有消費行業已經消費飽和了的富裕階層的人們願意掏錢出來,增加對市場上消費產品的購買,擴大了了市場的總體有效需求。於是美國經濟得以強勁恢復。這是當時美國經濟恢復的根本原因之一;
當時美國經濟得以強勁恢復的根本原因之二,是美國的政府負債率之高,雖然已經空前,卻還遠沒有絕後。里根得以在減税的同時繼續擴大財政赤字,主要用於增加以對抗前蘇聯為藉口的軍備擴張——這個手段目前特朗普也在以對付中俄等國家作為藉口,而實行着。導致在里根任期內,美國的聯邦債務規模迅速擴大,從不到1萬億美元增長到2.85萬億美元。
所以,里根時期經濟復甦的原因不在於減税,而在與科技創新導致新消費行業的產生,以及財政赤字的快速擴大。如果一定要用里根時期的減税成果來作為借鑑,需要注意的卻是:
里根在1981年減税之後,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超過GDP的6%,引起市場對通貨膨脹的恐慌,美國國債被拋售,10年期國債的利率上升4個百分點,超過15%,抑制了信貸活動,讓剛剛走出1979年金融危機的美國,再次於1982年進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為了穩定市場,里根政府選擇在1982年大幅加税。
今天的中國生產力還沒有達到世界最高水平。任何經濟問題,都可以、也應該通過提高生產力水平,從而加強經濟競爭力來解決。
只要中國生產力能夠持續的進步,中國的經濟競爭力就可以保持強勁,國際貿易活動就可以保持順差,實現財富流入量的增長。
而有了不斷的財富流入,就可以在不同利益體之間實現增量的相對公平分配,社會的穩定就不是問題。生產力進步的環境也就可以繼續。經濟的良性循環就可以持續。為什麼要採用西方國家因為生產力進步遇到瓶頸環境下,而不得不採用的經濟理論呢?尤其是已經被證明失效了的理論?
解決今天中國經濟困難的辦法,在理論上很簡單:找出中國生產力水平低於西方國家的方面,研究怎樣能夠儘快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方法。
最通常可用的就是通過引進、改造世界上已有的先進科技手段,通過把這些先進科技融入生產力的投資活動,實現生產力的進步,從而加強經濟競爭力,實現越來越多的外貿順差,也就是不斷增加外貿活動導致的財富流入。至於需求、供給什麼的,讓企業與消費者自己去找。
生產力水平提高,意味着生產效率提高。生產效率提高就可以抵消成本上升的負面作用。
經濟危機的原因,就在於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會導致一些經濟體破產,而不在於統一的競爭條件的變化。政府即使不收一分錢税,也不免有經濟體會破產。而生產力進步,才是經濟體在經濟競爭中獲勝的唯一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