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圓明園被焚燬之因_風聞

接上一篇，本篇分析了圓明園最終被侵略者焚燬的原因。

原帖：http://www.cssn.cn/lsx/sxpy/201512/t20151217_2786843.shtml

​　　內容提要：1860年10月，以圓明園為代表的“三山五園”系統遭到毀滅性破壞。但學界對於圓明園被焚燬的原因存在激烈爭論，並沒有形成一致性意見。近年來，“迫使清帝儘快投降説”逐漸佔據上風。然該説亦含有較大的問題，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通過對火燒圓明園事件進行宏觀性分析，筆者發現其背後隱含了以往被忽略的諸多信息。英法聯軍物資補給系統存在隱患、1860年10月初京津一帶氣温的驟降、聯軍既定戰略的演變以及聯軍內部圍繞人質事件懲戒策略產生的矛盾等諸多因素，都對圓明園的焚燬產生了推動作用。而從整體上看，額爾金的個人境況以及人質事件的發生，是導致圓明園遭受焚燬的直接原因；英、法兩國國家利益的不同以及聯軍內部藴含的問題和矛盾，是導致圓明園遭受焚燬的根本原因。

　　關 鍵 詞：英法聯軍/圓明園/火燒/北京城/物資　

　　作者簡介：裴廣強(1984- )，男，山東萊蕪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問題的提出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火燒圓明園事件，一直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內的熱點問題之一，150餘年來，吸引了眾多中外學者的關注與探究。但是，學界目前對於火燒圓明園事件中多個方面的研究，尚沒有達成一致性意見。其中最關鍵的問題之一，是對導致圓明園慘遭焚燬原因的認識尚不夠清楚。

　　應當明確的是，圓明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曾遭兩次焚燒，兩次火燒事件的時間、原因、參與者及具體過程均有差異。就第一次火燒圓明園事件而言，筆者曾為文進行專門考證，此不贅述。[1]與之相比，學界對第二次火燒事件，也即導致圓明園被徹底焚燬的原因，認識尤不清晰，用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來形容，並不為過。王開璽先生詳細梳理了本世紀之前的相關論著，將以往觀點歸為三類：“掩蓋罪證説”“掩蓋罪證，同時懲罰清帝説”和“軍事行動説”，並且認為這三種説法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在此基礎上，他提煉出了“迫使清帝儘快投降説”，認為英法人質被虐殺不過是聯軍的一個藉口，英軍焚燬圓明園的最根本原因，是要對清帝及清政府進行最嚴厲的精神打擊，使之儘快投降，簽訂和約，並對外國人更加馴服，以實現其擴大在華權益的目的。最近幾年，他還對影響較廣的“英法人質於圓明園受虐致死説”和“清軍處死英法人質不符合國際法説”進行了批駁，堅持了其原來的觀點。[2]鄭豔、何偉亞、吳繼軒、李勝斌、王天根等人從其他角度研究了同一問題，但總體上亦持與王開璽先生相似的觀點。[3-4]，[5](P111-116)可以説，“迫使清帝儘快投降説”已基本上成為目前佔據主流的觀點。[6](P273-297)

　　然而，這一觀點也隱含了比較大的問題，細究之下，主要有三點。①以往學者多圍繞與第二次火燒圓明園直接相關的英法人質事件、國際法事件、借火燒以遮蔽搶劫事實等微觀性、具體性問題就圓明園被焚燬原因進行探究，缺乏進一步放寬學術視野的意願，忽略了將此問題與第二次鴉片戰爭整體戰局演化過程進行互動性考察的必要性。②以往研究總體上忽略了一些非歷史性因素，尤其是自然環境因素對於火燒圓明園事件的影響。雖然有學者注意到氣候因素對於英法聯軍物資補給系統以及軍事行動的影響，[4]但並沒有將之作為論述的重點，因而難以真正説明為何圓明園會在1860年10月中旬遭到焚燬。③以往學者主要從中方角度對火燒圓明園事件進行研究，針對英法聯軍本身及其內部矛盾的研究還不夠，沒有從聯軍內部甚至國際背景出發對火燒圓明園事件進行分析，因而難以解釋為何英軍單獨焚燬以圓明園為代表的“三山五園”系統這一特殊現象的原因。這些問題的存在，已明顯不利於對“圓明園為何被焚燬”這一百年疑案的深層探究。

　　因此，筆者力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綜合利用多種資料，尤其是英法聯軍第一手的日記、回憶錄及外交文件，嘗試從幾個以往未被重視的、相對宏觀性的角度入手，對圓明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慘遭焚燬的原因作進一步的考辨，以期揭示導致這一事件發生的多維因素和內在動因。囿於學識，倘有不足之處，還望學界同仁不吝指教。 

　　二、再論圓明園被焚原因

　　1.進軍北京：一次被延誤的遠征

　　1859年6月，英法聯軍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戰中遭到嚴重挫敗。為確保之前與清廷簽署的條約能夠得到實際執行，兩國政府遂於1859年底對中國發動了新一輪遠征。此次遠征規模頗為龐大，兩國軍隊共達2.1萬人左右。聯軍投放兵力如此之多，所需後勤物資數量必然巨大，對物資補給系統提出了高難度挑戰。就英法聯軍物資補給系統這一問題而言，學界尚無專門論著予以研究。然而，不對此進行考查，就難以對此次遠征的總體進程有整體性把握，也難以認清圓明園會在1860年10月中旬這一特殊時段內遭到焚燬的宏觀背景。因此，本文首先就這一問題進行概要性探討。

　　英、法兩國政府對此次遠征中物資補給系統的建設十分重視。在此次遠征中的不同作戰階段，聯軍藉助海路、河路和陸路運輸方式，陸續設置了多個重要的後勤軍需基地，建立起了綿延上萬裏的物資補給線。概括而言：①在前期準備階段，聯軍利用蒸汽艦船從英國、法國、南非、印度等地向中國輸送了大量物資。為儲備物資，聯軍在香港和上海建立中轉基地，配備了軍械庫、煤倉、糧倉、馬廄、雜物室等基礎設施。[7](P269)聯軍在上海還購買了一部分物資，包括若干牲畜，以做食用或運輸之用，但其在所需總物資中的比重不大。[8](P60)，[9](P159-160)②在封鎖渤海灣階段，法、英分別於煙台、大連灣建立軍事基地，構築起了戰時物資補給系統的基礎。聯軍在營地附近設立了集市，引誘附近村民前來貿易。藉此不僅可以用比歐洲便宜得多的價錢買到豬、禽、肉、蛋和時鮮蔬菜，而且還能買到麥秸、稻米、茶葉、馬料等各種戰備物資。[8](P159-160)，[10](P60)③在北塘登陸後作戰階段，聯軍於天津、通州建立了大型軍需基地，負責各種隨軍物資的接收。他們也在駐地附近開設了集市，大量購買羊、牛、蘋果、梨子、葡萄、桃子等食物。[11](P38)此外，聯軍不但大肆掠奪沿線附近村莊、市鎮，[12](P21)還在通州官員拒絕為其提供物資之後，劫掠了通州漕運糧倉，搶得數量可觀的大米。[13](P30)總體上看，憑藉這一物資補給系統，聯軍首先由海路將大批本國及殖民地的物資運至香港和天津儲藏，之後將其用輪船和帆船轉運至煙台和大連灣，再彙集後兩個基地劫掠或購買的物資，一起運至白河。利用白河和運河河道，聯軍通過輪船和帆船交替運輸的方式，再將在沿海及白河沿岸儲藏和蒐集到的物資輸送至前線。

　　然而，聯軍後勤物資補給系統亦存在明顯不足，使此次軍事行動成為了一場被延誤的遠征。首先，相較英軍而言，法軍物資補給系統落後，嚴重拖延了聯軍在北塘進行登陸作戰的時間。此次遠征的一大特點，是騎兵和炮兵的重要性全面超過步兵，在決定戰爭形勢方面開始起到主導性作用。1860年6月1日，英軍及各種戰備物資就已全部到達直隸灣駐地。在經過一段休整之後，英軍統帥格蘭特提議7月1日開始登陸作戰。[11](P8、15)但是，由於法軍的延誤，直到26日，英、法軍隊才分別離開駐地，前往指定地點準備登陸作戰。法軍之所以無法提前開戰，根本原因與其戰備物資準備不充分、[8](P52-53)海路運輸能力有限有關。[14](P128)依靠僅有的3艘運輸艦，在英軍準備完畢的一個半月後，法軍才勉強將購買到的馬匹運送完畢。[8](P126、135、169)其次，陸路運輸工具的缺乏，導致聯軍物資補給系統無法正常運轉，間接使聯軍在北塘登陸後向北京進軍的速度大大放緩。由新河到天津的陸路較短，本可在短時間內運送物資至天津。但聯軍陸路運輸工具奇缺，只能選擇乘吃水較淺的炮艇等沿白河上溯，花了整整兩天才到達天津。[8](P213、217)當9月10日晚聯軍在離天津不遠的普口村宿營時，突遇大雨，臨時組建的運輸車隊中有三分之二的中國車伕乘機逃走，大部分牲畜和運輸工具也隨之丟失。[9](P121)聯軍陷入一時困境，只得留在原地等待支援。法軍統帥蒙託邦一度考慮令法軍返回天津重新組織運輸車隊。[8](P250)又如，八里橋之戰後，聯軍本想乘勝進軍北京，[15](P115)但因武器彈藥沒有及時運到，遂被迫就地進行了長達兩週的休整。當軍需物資於10月4日晚上運到八里橋後，次日一早，聯軍大部隊才出發向北京進軍。[16](P89)事後，法方全權大使葛羅認為，如果在八里橋之戰後，聯軍立即向北京進發，遠征結束日期會大大提前。[17](P285)總之，從聯軍最初計劃於4月中旬實施封鎖渤海灣，[8](P83)至10月初進入北京地區，拋除作戰及正常的駐軍休整時間外，因物資供應系統問題頻出，其軍事行動進程至少被人為推遲了兩個月之久。這一推遲致使聯軍在10月初京津地區氣候轉寒的大背景下，才進入北京地區。

　　1860年10月初，渤海灣及京津一帶氣温急轉直下。相關氣候現象在英法聯軍的日記、回憶錄中有大量記載。自10月1日始，一股強勁的西南偏西北風颳向渤海灣，“宣告了冬天的正式來臨”。當內陸地區還感覺不到冬天來臨的時候，渤海灣早已是一片冬天的景象。[18](P122)從京津一帶居民口中，聯軍得知白河在11月初就要結冰。[15](P177)一旦如此，聯軍的運輸能力就要大大受限，各主要後勤物資基地之間的聯繫就要被切斷，整個補給系統很可能趨於崩潰，繼而會造成無法想象的後果。再者，進入冬季之後，聯軍就地獲取物資尤其是食物的困難也會大增，而聯軍的物資和彈藥當時已非常匱乏，未必能夠攻陷北京城。[19](P61)

　　實際上，英法兩國政府已經考慮到了氣候變化可能對戰爭造成的不利影響，因而曾多次發出指示，要求聯軍必須在冬季到來之前退出北京。1859年11月，英國陸軍大臣赫伯特致函格蘭特，強調出於氣候變冷的考慮，聯軍不要長期佔領北京。次年4月9日，赫伯特再次致函格蘭特，重申相同訓令，並要求英軍不能在北京過冬，“必須在到達之後立即離開”。同年4月，法國政府也給葛羅發出了訓令，表示出了與英國相同的擔憂。[20](P247、251、259)聯軍在10月7-8日第一次搶劫圓明園後，為抵抗即將到來的嚴寒，延長在北京的停留時間，曾計劃大量採購過冬物資，尤其是棉衣。英軍原想從孟買購買羊皮，但因故沒有實現，甚至連基本的防寒冬衣也延期發放。[11](P61-63)法軍運輸艦此前多次發生海上事故，損失了大量的武器、冬衣和營地帳篷等物資。[14](P191)而且，進入冬季之後，水面結冰，聯軍所有的軍艦根本無法通航。[18](P124)而清軍此時還不斷派人襲擊聯軍從天津來的護送補給的隊伍。[21](P214)由於害怕清軍趁氣候變冷之勢截斷聯軍的後勤補給路線及撤退路線，蒙託邦就堅持認為法軍必須在11月1日離開北京，格蘭特也決定頂多在北京待到11月7日。[8](P291)，[22](P315)值得一提的是，聯軍在從圓明園裏繳獲的一些文件中，發現清廷和聯軍在天津的談判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拖延時間，把戰事拖入嚴冬。[15](P97)這更讓聯軍原本就捉襟見肘的物資供給系統增加了另一層不安全性。可以説，聯軍自身物資供給系統的不足，以及當年10月初京津一帶氣候的驟變，使聯軍在時間上提前預設了這場遠征的最後期限，即為防止遠征部隊陷入危險境地，無論如何要趕在11月初河流冰封之前結束戰爭。這一時間點上的預設具有深遠意義：一方面促使聯軍此後的一系列戰爭及交涉行動都要加緊進行；另一方面也為聯軍在採用正常手段無法保證遠征進程順利進行的前提下，操之以某些極端方式，強制達至戰爭目的埋下了伏筆。接下來聯軍強佔北京城以及圓明園的焚燬，也必須在此大背景下予以重新認識。 

　2.佔領北京城：聯軍目標與目的背離

　　開始遠征之前，在怎樣對中國實行武力報復這個問題上，英國首相巴麥尊、外交大臣羅素、前駐中國全權代表額爾金及前外交大臣克拉蘭敦等人提出了封鎖大運河和白河、佔領舟山、進攻北京三套計劃。後經過反覆討論，英、法兩國政府一致認為，要堅持《天津條約》的嚴格實施和長久地在北京建立使節，就要憑武力進入清帝國統治中心——北京城，儘管這是“最危險的、最費錢的，但又是唯一可行的”辦法。[23](P172、175)英、法兩國政府的戰略意圖很明確，就是想通過佔領北京城這一標誌性目標，逼迫清政府投降，實現自己籤、換約的主要目的。當此之時，聯軍並沒有將圓明園看做與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同等重要的象徵性建築，更沒有焚燬圓明園的計劃。

　　清廷當然不會讓“國之根本”被自己眼中的“蠻夷”輕易撼動，因而準備嚴守北京城。咸豐帝雖於八裏橋戰敗之後遠遁避暑山莊，但在此之前，為防止聯軍攻破城池，他親自擬定了城內外一體化防禦策略，並敕令各省速派勤王之師，以資援助。[24](P156)在10月7-8兩日聯軍第一次劫掠圓明園之後，為逼迫清軍儘快投降，格蘭特和蒙託邦曾於10日共同致函恭親王，責令其交出安定門，並威脅13日中午之前如不交出，將用大炮強行攻城。[17](P300)咸豐帝得知圓明園被劫掠的消息後，雖甚感震驚，但並沒有傾向求和，而是仍令嚴防京城。[24](P180-181)奕則在照復聯軍共同商定守門章程的同時，嚴催各省勤王之師兼程赴京，等兵力厚集後攻剿聯軍，“以解京城之急”。[24](P174)然而，當圓明園被劫的消息傳入京城後，城內局勢已然失控。[12](P52)負責守城的官兵已毫無鬥志，一聞炮聲，立即驚潰。[8](P313)當聯軍照會投入城內後，守城王大臣無法及時與駐紮城外的恭親王商議對策，只剩下職微言輕的武備院卿恆祺一人輾轉往返於中外之間，以謀和局。直到13日臨近中午之時，清軍還一直把守城門，聯軍卻已做好了開火的準備。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守城王大臣最後自作主張，在同意送回被俘英法人質，且在簽訂條約之後，聯軍不得破壞北京城的條件下，[11](P83)被迫開放了安定城門。聯軍進入北京城後，即於安定門左右兩側做了城防佈置，控制了自安定門通往城內的主要道路。[15](P163)至此，英法聯軍在不失一卒的情況下順利實現了其關鍵部分的戰略企圖，而清政府圍繞北京城制定的整體戰略部署則遭到致命打擊，直接結果是致使清廷對聯軍態度發生轉變，傾向於求和。在奕看來，此前委曲求全，以議撫局，根本原因是為了保全京城，以顧大局。在聯軍未進城之前，辦理撫局尚不致被聯軍牽制，但在安定門開放之後，聯軍已反客為主，轉有戰守兼全之勢，而清軍藩籬已破，幾成內外受敵之形。遂不得已照咸豐帝之命，與聯軍進行議和，以免合城生靈再被荼毒。[12](P188-194)

　　然而，在進入北京城之後，英法聯軍亦陷入兩難境地，而並非有學者認為的，“對英法來説，進城換約已是唾手可得之事”。[25]由於清廷在同意議和的情況下，仍遲遲不確定換約的具體時間、地點，聯軍開始變得愈加急迫和不滿。聯軍發現，之前軍事行動所急於佔領的目標與此次遠征目的之間的一致性分離了。遠征之前，英法兩國政府制定的通過佔領北京城而逼迫清政府立即投降的企圖不但沒有實現，反而遇到了咸豐帝以及負責統籌全局的恭親王奕不在京城之內、城內官員無人負有交涉之權的困境，進而使聯軍的行動暫時失去了方向。面臨此種局勢，作為此次遠征的實際掌舵者，全權大使額爾金和葛羅勢必須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既往策略，使之能夠重新發揮指導性作用。實際上，此前在經歷了清軍借議和名義扣押聯軍人質的事件後，額爾金對清政府完全失去了信任，認為“要大膽猜測中國官員的行事動機可能並非明智之舉”，並準備“隨着將來出現的新信息而改變”既往的策略。[21](P210)恰好在此種情勢下，清軍釋放了剩餘的所有聯軍人質。據王開璽先生考證，在總共被俘的39名聯軍人質中，被清軍虐待致死的共有21人，生還者不足半數。[26]即使生還者，身上亦“俱有辱逼虐遇之跡，輕重不等”。[24](P188)尤其是人質中《泰晤士報》記者鮑拜的被害，使額爾金進一步覺得事態嚴重，必須予以慎重處理。須知，《泰晤士報》當時在英國的發行量極大，對英國政局具有很大影響。通過對1855年克里木戰爭的報道，它最終促成了阿伯丁政府的垮台和遠征軍總司令的被撤職。[27]基於此種利害關係，額爾金在他日誌中的很多篇章裏，都對鮑拜的被害深表遺憾。[21](P218)人質被害事件，給了額爾金一個絕好的藉口和機會，使之能夠在取得英國新聞界的支持，避免自己重新陷入不利輿論漩渦的同時，調整既定戰略，以符合形勢的發展。

　　目前，多數學者傾向於認為聯軍密切關注人質被俘事件，設法營救人質，當發現有多半人質被清軍虐殺之後，出於報復心理焚燬圓明園。甚至還有人簡單地認為額爾金是出於為鮑拜報仇的目的而焚燬了圓明園。[28](P255-256)，[29]經過仔細翻閲額爾金的書信和日記之後，可以發現聯軍之所以選擇以人質事件為藉口，實際上還掩蓋了幾點鮮為人知的關鍵信息。首先，在人質被俘之後，英法聯軍並沒有打算設法予以營救，而是靜觀其變，坐看人質事件發展。這從人質被俘之後，額爾金的舉動可以看出來。當額爾金於9月18日晚收到人質被俘的消息時，聯軍有一些人主張軍事上作一些讓步，或者放棄之前對清政府提出的某些要求，以換回人質。然而，額爾金對這些論調都全然置之不理，他認為即使清政府提出若聯軍退兵則立即放人，“也會拒絕理會”。額爾金認為，一旦主動讓步來解救人質，就會對整個出征所要達成的目的造成“致命的傷害”。事後，額爾金承認此舉“冒險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安危之上”，但“這種政策並不易懂，並非所有人都會認同”。[21](P211、216-217)其次，關於人質受到迫害的地點，雖然多數學者根據資料，認為聯軍將其歸之於圓明園。然而，額爾金在事後談及焚燬圓明園的緣由時，卻明確説道“正是在這(指圓明園)附近，他(指咸豐帝)將我們不幸的同胞擒拿，讓他們遭受了最嚴酷的虐待。正是在這裏，我們找到了被囚騎兵的馬匹和裝備，英勇的法國軍官胸前被扯落的勳章，和另外一些人質的個人物品”。[21](P220)由此可知，額爾金很可能清楚人質曾在圓明園以外受到虐待，爾後曾短暫關押於圓明園之內，兩者並非同一地點。至於為何在與清政府交涉文件中，英法聯軍僅提及人質在圓明園受到迫害和關押，[24](P188)則很可能是聯軍一方的蓄意隱瞞，以達到其委罪於清政府的目的。再者，選擇人質事件作為懲戒清政府的藉口，並非僅僅是因為清軍曾在圓明園虐待過人質，很大程度上還因咸豐帝曾經頒佈過懸賞洋人頭顱的告示。[21](P220)英法聯軍雖然武器裝備優於清軍，但畢竟遠來作戰，深入內陸，況且在未來局勢尚不明朗的形勢下，不得不盡力避免再次陷入人質被俘的危境。因而，額爾金認為人質遭受迫害，需要“嚴厲對待，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今後的安全”。[21](P219)總而言之，英法聯軍從維護本國利益的高度出發，審情度勢，以人質事件為藉口，努力對原先既定戰略進行調整。需要注意的是，這一調整過程較為複雜，摻雜了許多因素，並沒有從一開始就形成焚燬圓明園的計劃。 

　3.火燒圓明園：額爾金的作用

　　眾所周知，致使以圓明園為代表的“三山五園”系統於10月18日至20日遭到毀滅性破壞的實施者是英軍，法軍並沒有參與其中。在整個過程中，英軍迫不及待地焚燬圓明園的行為，與法軍按兵不動、勸阻英軍焚燬圓明園的舉動，形成了鮮明對比。簡言之，英軍的“急”和法軍的“不配合”是火燒圓明園事件中的一大特點。然而，前文所述物資補給系統的不安全性、佔領北京城後既定戰略的演變以及人質被虐殺事件，都對英法聯軍施加了共同的影響，為何法軍卻沒有參與焚燬圓明園？這當是探討圓明園被焚原因時，最為“奇特”的一個問題。國內學者對於這一問題並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以往有關圓明園被焚燬的各種原因，並不能成為英軍單方面焚燬圓明園的理由。對這一特殊現象的解釋，需要深入考察英法聯軍在懲戒清政府方式上進行的一系列調整、爭論以及爭論背後隱含的內部矛盾。

　　在侵華目的上，英、法兩國政府雖然能夠在若干方面達成一致，但由於國家利益仍存在不同，故在如何對清政府實行懲戒這一具體問題上，英法聯軍內部意見並不一樣。加之遠距離作戰，不可能及時與國內取得聯繫，因而，許多事情需由兩位全權大使及兩位軍隊總指揮根據當時具體情況，在維護各自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共同商議決定，而這又不免摻雜個人因素。就英國而言，大沽之戰的慘敗，不但使巴麥尊內閣遭受到保守黨人的攻擊，[23](P162、176-178)而且也讓內閣中的一些重要成員“對他們現在的首腦表示了不信任”。[30](P571)受到最猛烈攻擊的，當屬額爾金。多數反對者認為他應對大沽之戰負一切責任。[23](P163-164)在巴夏禮看來，被巴麥尊內閣以“贖罪者”的身份重新派往中國的額爾金，從此次遠征開始之際，便一改往日的沉穩與謹慎，變得暴躁、激進起來，急於通過戰場上的勝利來彌補英方的損失，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封住政府裏攻擊他的嘴巴”。[22](P225-228)與此相比，當時的法蘭西第二帝國屬於資產階級的開明專制政體，國內政治自由程度雖不及英國，但恰好在某種程度上緩衝了由於大沽之戰的慘敗而產生的國內政局壓力。葛羅和蒙託邦在此次遠征中的任務，是在避免採取激進行動、推翻清政府統治的前提下，穩中求進，完成遠征目的。由於作為英軍統帥的格蘭特，此時別無他計，唯以額爾金馬首是瞻，[31](P269-270)因而使圍繞人質事件制定懲戒措施以及由此引發的爭論，幾乎從一開始，便演變成額爾金與葛羅、蒙託邦之間的針鋒相對。

　　總體而言，除要求清政府遵守《天津條約》以及在天津商議的和約中規定的條款外，額爾金還分兩個階段，先後提出了5種懲戒策略。在最初階段，他提出：①讓部隊在北京過冬，加重對咸豐帝的侮辱；②摧毀紫禁城，以此證明聯軍部隊到過北京，並採取了報復。由於前述氣候變化以及物資供給系統的不穩定，以及與英國陸軍大臣赫伯特之前所做的勿在北京過多停留的指令不符，額爾金很快將第1條策略放棄。針對第2條策略，法方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北京城門是向聯軍打開的，聯軍曾承諾過要維護城內秩序和財產安全。如果火燒紫禁城，就是違背了聯軍自身的承諾。[32](P64)面對法方的反對，額爾金不得不撤回這些提議，但是他又重新提出了3個新的要求：③在天津豎立一塊贖罪紀念碑，並刻上有關人質事件的日期和情況；④把圓明園夷為平地；⑤要求清朝拿出30萬兩賠償受害的英國人和那些遇害者家屬。就第3條策略，法方亦表示反對，認為這是一種與文明國家不相稱的報復行為。額爾金經過考慮後，予以放棄。[32](P65-66)，[17](P308)對第5條而言，法方並沒有提出異議，並認為理當如此。但在圍繞火燒圓明園的問題上，法方表示了激烈反對。葛羅和蒙託邦都認為火燒圓明園“僅僅是一次毫無意義的復仇”，因為它的攻擊對象只是已經被部分摧毀的斷壁殘垣。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次行動將有可能打破聯軍與恭親王之間剛剛建立起來的關係，促使恭親王逃跑，使聯軍由於無法換約而處於孤立的境地。[16](P106)在此基礎上，法方提出了3種懲戒策略：第1條是要求清政府賠償人質20萬兩撫卹金；第2條是歸還康熙年間各省天主教堂和傳教士墳塋；除此，還會遵照約定，在23日之前一直等待恭親王奕同意簽訂和平條約的回覆，否則就實行第3條策略，即在撤退之前，“取走紫禁城中所有的檔案，徹底摧毀這座位於首都的、代表無上權力的地方”。[8](P342-P346)

　　圍繞此關鍵事件產生的矛盾，讓英法公使之間從遠征初期的貌似融洽轉變成了後期的公開分歧。這種轉變，不但顯示出英、法在華利益的差異和在侵華步驟及具體措施上存在很大分歧，而且也顯示出“歐洲的政治已被轉移到中國來了”。[33](P686)實際上，自1858年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後，拿破崙三世便從維護法國利益出發，尋求與俄國的合作。而俄國在南下的武裝被解除、出入黑海海峽的大門被鎖死後，加緊向中亞和遠東擴張，期望儘早結束自己被孤立的狀態，亦積極尋求與法國的合作。[34](P190-191、198)這樣，英法之間的同盟關係便逐漸疏離，演變成1860年緊張的同盟關係。英國人開始不贊成法國在意大利的戰爭和對蘇伊士運河的開鑿，覺得是對英國利益的威脅；而法國則對於中國市場垂涎三尺，計劃於此次遠征中聯合英國共同打擊清政府，以獲取東亞財富的同時，嘗試與英國在香港、廣州、上海展開競爭。所以，兩國陣營的軍人從遠征一開始就存在着很多摩擦和不滿，就顯得不足為怪了。[28](P31-32)，[35](P2472)此前，法方就對英方在此次遠征中的一系列行為進行了提防。一部分法軍官兵傾向於認為英軍的最終企圖是推翻清王朝，建立類似於印度的、聽命於英國的傀儡政權。[36](P66)當蒙託邦得知英國誓要焚燬圓明園時，懷疑英國之所以“堅持做這件沒有明顯合理理由的事情，一定有什麼我們所不知道的動機”，並認為此舉與法國國家利益根本不符，因而建議與葛羅一起向額爾金提出抗議。[17](P314)進而，法方對自身行動的目的也逐漸動搖，認為法國在中國的貿易利益微小，或許根本不應開啓此次遠征，而此次遠征除了促進英國勢力的發展以外，法國沒有獲得任何利益。[37](P165)以上法方的諸多不滿，構成了其反對英軍焚燬圓明園的深層次原因。

　　當遭到法方的反對後，英軍大為不滿，開始大肆抱怨法軍。他們認為英法聯盟對自己沒有一點好處，因為法國在此次遠征中兵力不足，而法國人所謂的自尊心，卻要求在作戰之時經常出動與英國相等的兵力，結果把像守衞基地、保護交通線等後勤維護工作留給英軍去獨自承擔，導致延誤了英軍的行動，而成為英軍的“一個累贅”。額爾金還注意到葛羅與俄國公使伊格納提耶夫往來密切，後者充當了法國與恭親王奕之間的調停人，也明顯地感覺到法、俄在中國的關係已超越法、英的關係。他深知歐洲的國際關係是很難處理的。他害怕俄國會同法國聯合起來反對英國，如果這樣，不僅他們在中國“會有一支強大的武力，而他們還會經由俄國比我們更快地得到各種消息，這對我們是不便的”。[33](P686-687)加之，英國國內反華戰爭的活動持續不斷，且英國原先計劃為此次遠征增加至少300萬英鎊的軍費開支，實際上由於經費困難只增加了120萬英鎊。[11](P62-63)如陷入持久的對華作戰，會使所耗經費增多，必將給巴麥尊內閣以巨大的壓力。[28](P28)還有，英國在此次遠征中不僅動用了英國本土的大量士兵，而且從印度抽調了1萬餘名。當時，印度民族起義剛被鎮壓，英國急切需要結束此次中國遠征，遣返士兵，通過增加英籍士兵的數量來穩固在印度的統治。[11](P66)，[38](P993)總之，聯軍內部日漸公開的矛盾和英軍自身的困難，促使額爾金急切尋求一種“既嚴厲又迅速，而且又不傷及北京，而且要特別給大清皇帝沉重的一擊”[21](P219)的方式，以便可以在11月1日之前簽訂條約。火燒圓明園在額爾金看來，可算作完成以上目標最好的舉措，因為此舉不僅可以擊潰清軍的抵抗信心，促使戰爭的儘快結束，而且也會及早擺脱英軍在政治同盟關係上的不利地位。鑑於在火燒圓明園問題上英法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兩國公使遂於17日分別照會清政府，提出了上述各自不同的條件。次日，英國軍官約翰·米歇爾指揮英軍第1師、第60步槍營和第15旁遮普營，放火焚燒了包括圓明園在內的整個三山五園。

　　至此，我們已在上述相對宏觀性視角的關照下，重新探討了導致圓明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焚燬的原因。可以發現，目前學界認為英法聯軍以人質事件為藉口，為逼迫清政府儘快投降，才放火焚燬圓明園的主流觀點，其由於關注面較窄，對聯軍一系列行動之間的“選擇性過渡”策略缺乏深入分析，因而沒有完整揭示出導致圓明園一步步走向被焚燬命運的全過程。可以確定的是，圓明園的焚燬，實際上是聯軍物資補給系統中存在的隱患、1860年10月初京津一帶氣温的驟降、佔領北京城後聯軍既定戰略的演變，以及聯軍內部矛盾等諸多因素雜糅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從整體上説，額爾金的個人境況以及人質事件的發生，是導致圓明園遭受焚燬的直接原因；英、法兩國國家利益的不同以及由此引發的聯軍內部問題和矛盾，是導致圓明園遭受焚燬的主要原因。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必須予以回答，即：圓明園的被焚燬，是否是造成清政府放棄抵抗的根本原因？舍此，就難以理解火燒圓明園所造成的影響和此一事件所藴含的意義。從上文的分析來看，英法聯軍的既定戰略部署，是將北京城作為首選進攻目標，以進入北京城換約作為最終目的，並且一以貫之，並沒有將圓明園看做與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同等重要的象徵性建築，更沒有焚燬圓明園的計劃。在得知人質被虐殺的情況後，英軍最先想到的是以此事件為藉口而摧毀紫禁城，以迫使清軍投降。只是由於進入安定門之後摧毀紫禁城的計劃遭到法軍反對，英軍才轉而將圓明園作為替代目標而加以破壞。以往學者沒有充分認識到北京城在中外雙方戰略部署之中的重要性，簡單地認為“英軍為逼迫清軍儘快投降而直接焚燬了圓明園，而圓明園的焚燬又導致了清政府的投降”，過多地抬高了圓明園的地位，忽略了一些細微卻意義重大的差別。如果圓明園的焚燬，果真能夠促使清廷立即投降，那就無法解釋清廷不僅在17日就已得到英軍將要焚燬圓明園的確切消息，[39](P81)而且在18日圓明園已經開始慘遭焚燬的既定事實下，為何無動於衷，仍沒有給出簽約的確切時間、地點。只是在奕通過俄國公使伊格納提耶夫得知英軍於20日火燒紫禁城的進一步計劃，[17](P329)以及之前所收葛羅關於23日之前清政府不最終投降，就要在京師內外重啓戰端的照會後，[12](P192)考慮到聯軍久駐京城產生的隱患，以及清軍餉銀、口糧均嚴重缺乏，難以作戰的實情後，[40](P231-234)才被迫於20日照復額爾金和葛羅，接受了聯軍提出的一切條件，並定於24日、25日在禮部大堂與英、法代表簽字換約。基於此，著名史學家向達也認為英軍焚燬圓明園後，清朝統治者之所以迅即投降，“蓋亦畏其復肆兇殘耳”。[41](P423)認為圓明園的焚燬促使了清軍的儘快投降沒錯，但是更準確的卻應認為英軍是在無法火燒紫禁城的情況下，才轉而焚燬了圓明園，而英法聯軍進一步焚燬紫禁城的計劃，很可能才是促使清廷儘快投降的最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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