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了巴黎的是他；創造了巴黎的，也是他_風聞

巴黎聖母院的一場大火讓全世界為之揪心。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這是整個法國、整個法蘭西民族和全體天主教徒的災難。”

巴黎聖母院是法國“哥特式”建築的典型代表，以其精美雅緻、靜穆宏偉的建築風格被譽為“中世紀建築中最美的花”。

巴黎聖母院著名的玫瑰花窗，在此次大火中也遭受損壞。

**而在巴黎聖母院失火的一百多年前，巴黎的中世紀風格建築就經歷一場浩劫，近兩萬座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除。**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巴黎，基本都是1856年後的巴黎，古老的巴黎只有在城市核心的小小瑪萊區的可以一窺舊貌。

主導巴黎改造的，是時任塞納區行政長官的奧斯曼男爵。他以古典式對稱中軸線道路和廣場為中心，使首都大部分地區由陋屋窄巷變為寬街直路；在大批量拆除古老建築後，新造3.4萬座遵循18世紀新古典主義原則的新建築。這一白牆灰頂的建築造型被批判為毫無特色、千篇一律，但仍沿用至今，成為巴黎的一道獨特景觀。

巴黎典型的奧斯曼建築

雖將巴黎打造成資本主導的現代化都市，但大刀闊斧的“創造性破壞”使得奧斯曼的巴黎改造被詬病至今。歷史地理學家唐曉峯教授所言：“巴黎現代性的創造，對於資本是節日，對於人文卻是斷裂與痛苦。巴黎雖然可以成為世界的首都，卻無法擁有自己真正的市民。”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唐曉峯教授的文章《創造性的破壞：巴黎的現代性空間》，共同瞭解巴黎的重生，與中世紀建築的浩劫。

創造性的破壞：巴黎的現代性空間

文 | 唐曉峯

本文是《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大衞·哈維著，黃煜文譯）一書的序言，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自擬。

《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所討論的是歐洲近代城市史上的一樁有名的老案例：奧斯曼的巴黎改造。在法國第二帝國（1852—1870）時期，喬治·歐仁·奧斯曼（ Baron Georges-Eug è ne Haussmann， 1809—1891），時任塞納省長，由拿破崙三世任命，成為巴黎大規模改造的總負責人。奧斯曼對於巴黎的改造，採取與過去完全一刀兩斷的態度。一切問題正由此而起。

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

本書的作者大衞·哈維形容道：這種一刀兩斷的態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將世界視為白板，並且在完全不指涉過去的狀況下，將新事物銘刻在上面——如果在銘刻的過程中，發現有過去橫阻其間，便將過去的一切予以抹滅。因此，不管現代性是否將以温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現，還是將帶來革命、創傷以及獨裁，它總是與‘創造性的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有關。”

“創造性的破壞”，事件出現了不可拆分的兩面：破壞與創造。奧斯曼拆除了大量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重新設計巴黎城市空間，將巴黎——及其生活、文化和經濟——從狹窄、骯髒的古代束縛中解放出來，開闢市中心林蔭大道，建立縱橫交錯的給排水系統，修建廣場、商場、公園、醫院、火車站、圖書館、學校、紀念物等等。在奧斯曼的手裏，巴黎出現了驚人的改變，在景觀與功能上，都成為一座曠世新城。

△改造前後的巴黎

關於奧斯曼的這一場大拆大建、大作大為，後人喝彩者有之。他們認為，新巴黎的建築風格與質量，規劃的宏大比例，細節的微妙處理，都有嚴謹的理性考量與果敢實施，為巴黎走入現代資本主義創造了優質的城市基礎。

當然，創造以破壞為代價。**從原生態文化價值、古典審美的一面來看，奧斯曼無疑犯下了不可補償的罪過。**對奧斯曼的討伐，不絕於世。

奧斯曼-巴黎現象，是現代性登場的典型一幕。雖然一個半世紀過去，而對於其大結局的評判仍不確定。歷史仍沒有結束，哈維的討論正將其引入新的層面。哈維的研究，仍屬於對資本主義興起的歷史考察，這本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題目。不過，哈維以一個地理學家的獨特視角，選擇一個具體城市為剖析案例，仍有許多新鮮論斷。

他成功地讓巴黎變成了一座由資本流通掌控

一切的城市

**奧斯曼新巴黎的現代性空間的靈魂是資本。雖然在主觀上，帝國政治空間被列為首要，但資本空間的進展很快壓倒政治空間，成為巴黎城市的主體。**哈維説，奧斯曼的計劃所開啓的空間，需要金融力量去開發、建設、擁有以及經營。

奧斯曼開闢了寬闊的大道，但只是將貨物與人員從中古時代的束縛中解放是不夠的，奧斯曼必須動員的力量就是資本的流通。資本按照自己獨特的原則重新組織巴黎的內部空間。奧斯曼設想將巴黎打造成法國的現代之都，甚至成為西方文明的現代之都。然而最終，**他只成功地讓巴黎變成了一座由資本流通掌控一切的城市。**在巴黎內部結構中，投資形式的差異，構成了真正的都市分區的邊界。

信貸是資本主義的重要基礎，土地是信貸重要基礎。地產的意義與定位成為城市的一個本質。對於現代性的城市，不能只看景觀，還要看根基，有時，景觀只是假象。在信貸體系所進行的革命，也將造成空間關係的革命。在巴黎，這個過程是由金融資本與土地財產的更緊密的整合完成的。

新的資本運行空間是高效的，或者説空間吸收資本的能力是高效的。資本的進入，財產權的高高樹立，出現了新的社會威權。

巴黎景觀

福樓拜説“財產被提升到了宗教層次，並且與上帝密不可分。”空間財產化，空間就是金錢，城市空間獲得了新的本質。巴黎的空間性是建構的以及相因而生的，而不是被動反射的。商業空間、公共空間以及透過消費所造成的私人佔用公共空間的現象，三者所形成的共生關係越來越具有關鍵性。

在資本的推動下，巴黎出現新的空間架構，在這個架構下即產生羣聚效應，也可以有各自的發展線路，“如此便可展現出城市演進的新歷史地理學”。需要強調的是，在本書中，空間不是一個可隨意替換的字眼。在城市的有形與無形的事物中，充滿了尺度與區隔，抹掉這些尺度與區隔，事物將陷入一團混沌、抽象、模糊而無法確指。空間，是認識城市的一個關鍵，城市從古典形態轉變為資本主義形態，包含深刻的空間轉型。現代性的巴黎，乃是一個社會綜合空間的存在形態。

△奧斯曼改造前的巴黎

城市空間在擴大，但速度將空間壓縮

空間壓縮在不少章節的前面，哈維都用馬克思的話破題，説明他對馬克思思想的欣賞。例如第四章“空間關係的組織”，開頭引述馬克思的話：“生產越是仰賴交換價值，乃至於仰賴交換本身，對流通成本來説——通訊與運輸的工具——就會讓交換的外在條件顯得越重要……資本一方面必須致力於拆除所有空間障礙……並且征服全球市場，另一方面則必須致力以時間來廢除空間。”以各項措施改進流通性，是打造巴黎現代性的必要的工作。

速度造就新的時空，其中，時間將空間壓縮。猶如火車向前開動，車廂中的乘客被向後擠壓。城市空間在擴大，但速度將空間壓縮，巴黎的現代性空間是辯證的。這種辯證性的空間，在古典地理學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哈維稱自己的理論立場是辯證的、歷史的、地理的唯物主義。

哈維始終認真考察馬克思理論的發展路線。他感到，十九世紀中期巴黎所發生的事，對馬克思具有重大影響。“對馬克思來説，一八四八年同樣標誌着一個思想與政治上的分水嶺……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年間在巴黎所發生的事件，對他來説宛如是救世主的顯現，沒有這個事件，他不可能轉向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思撰有《法國1848年革命》等文，指出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為“現代社會中兩大對立階級間的第一次大交鋒。”

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巴黎人民推翻了“七月王朝”，但資產階級竊取了革命果實，成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6月22日，憤怒的“國家工廠”工人遊行示威，六月起義爆發。23日起，激烈的巷戰持續了4天。最後，6倍於起義工人的政府軍隊和別動隊鎮壓了這次起義，起義最終失敗。

法國六月革命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將永垂史冊，為後人所敬仰。馬克思稱它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第一次偉大的戰鬥。

六月起義被政府軍鎮壓，君主派抬頭。奧斯曼的巴黎改造，正是在路易·拿破崙政變後的七個月後受命開始的。一切都在加速，這一段歷史彷彿也是被壓縮的，在極短的時間內竟發生了或孕育瞭如此多的影響深遠的事情。

時間與空間的廢止、壓縮的觀念，在 1830與1840年代，與鐵路的發展結合在一起，廣泛流行於歐美思想界，當時有許多思想家在思考，當新的運輸與訊息交流技術將整個世界聯繫起來，會產生什麼樣後果與可能。

哈維認為，同樣的概念也逐漸出現在馬克思筆下。在《共產黨宣言》中，這個觀念還隱而不顯，但到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Grundrisse）中便明確地表現出來。馬克思運用這個觀念來表示資本主義在地理擴張與加速資本流通上所隱含的革命性質，同時也直接指出，資本主義具有周期性的“時空壓縮”的傾向。

巴黎雖然可以成為世界的首都，

卻無法擁有自己真正的市民

空間歸屬城市畢竟是一個人居場所。**巴黎現代性的創造，對於資本是節日，對於人文卻是斷裂與痛苦。**在新的巴黎中，居民喪失了歸屬感，羣體意識解體，他們分散為新的沒有歷史深度的階層、人羣。在他們的周圍，已經沒有認同的環境依據。金錢共同體取代了所有社會聯繫的紐帶關係。多元、流動、零碎是新的人文特徵。巴黎雖然可以成為世界的首都，卻無法擁有自己真正的市民。

巴黎俯視圖

“巴黎人疏離了自己的城市，他們不再有家園感，而是開始意識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質。”（班雅明）人們的時空視野、地理想象都要改變，他們“內心的地理世界必須調適”。巴黎都市的空間體驗方式出現了巨大變化。新的百貨公司、咖啡館，以“外向”發展的形式，溢出到新大道兩旁的人行道上，於是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疆界變得模糊，其間充滿互滲的孔隙。

由於貧富區域的區隔，城市中出現了過去只是由環境主義與種族主義建構的“他者”，“資產階級例行性地將生活在貝爾維爾‘邊界’上的工人描繪成野蠻人。”原有的人際關係形態在新的空間中，不復留存。例如，巴黎勞動市場在地理分佈上變得零碎，這使原本同住一個屋檐下的工人與僱主分隔兩地，於是加速了傳統師徒關係的崩潰。

巴黎香榭麗舍大街

資本主義帶來的生活的變遷，早已驚動了目光如炬的偉大的時代作家們。回首他們的筆下，一切居然都在鮮活地呈現。所以，他們的大量描述恰如其分地成為哈維研究的生動證據。哈維引人注目地援用了巴爾扎克、福樓拜、左拉等多位作家的眾多作品，也使這些詩歌和小説的歷史思想重現光芒。在這一部分，哈維顯現了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

例如，關於巴爾扎克，哈維提醒我們，他寫作的“絕大部分都是以巴黎為中心——人們幾乎可以説，巴黎是他的核心角色。”“《人間喜劇》透露各種與城市相關的事物，如果沒有《人間喜劇》，城市的歷史地理可能因此就被埋沒。”“巴爾扎克最大的成就，在於他細緻地解開並表述了隨時隨地充滿於資產階級社會子宮中的社會力量。”“透過巴爾扎克的作品，巴黎的辯證過程與現代巴黎如何構成便赤裸裸地展現出來。”

文學家的生動刻畫，穿插在嚴謹的理性之間，這使本書的閲讀饒有興味。而與此同時，哈維這樣做，也為讀者在理論闡述與現實情景之間架起了橋樑。本來，鉅變對於生活的衝擊，每個人都會感同身受。

所以，當你閲讀奧斯曼的、巴爾扎克的以及哈維的巴黎的時候，你可能會忽然意識到自己身邊發生的類似情景。**或許，你自己的城市，也曾經有過，或正在經受着：**痛苦的“創造性破壞”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