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陳平｜探尋繁榮真意 評介林毅夫的新作“繁榮的求索”_風聞

按：昨日在林毅夫一篇文章下面看到有不少網友對林毅夫頗有微詞、甚至有非議。筆者稍懟了一下這種調調。今日偶遇眉山劍客陳平一篇舊文，評價林毅夫及其著作的。與各位分享。

先將筆者“懟”非議林毅夫者的評論放在前面，算作拋磚引玉吧。

非議、批評，太容易了，但打爛一個杯子很容易，製造一個杯子就困難的多得多了。

理論尤其如此，批評一個理論很容易，畢竟就連最強科學物理學都還沒建立起大統一理論，要批總是有的批的。創構一個新的理論是極為困難的，只能如智能手機那樣迭代發展完善。

我自己的體會，要想批，誰的東西我都可以也都能言之成理的批，但是如果要自己去構建一個新的認知框架，那就太艱難了。

來點乾貨：

看過温鐵軍的東西的朋友，想必都知道温老師對林毅夫還是挺推崇的，尤其是90年代提出當時的經濟已經是“雙重過剩下的惡性循環”，並建議中央“唯有借鑑羅斯福新政，啓動增發國債來搞大規模基本建設，才能緩解產能過剩”，這才有了新世紀自加入WTO後中國經濟的真正奇蹟中的精華一段。

所以，可以説，在實際政策上，林老師是清醒的，也是對國家發展起到在關鍵時期發揮了關鍵作用的，人家改開100人的榮譽可不是浪得虛名，你不清楚，但中央是清楚的。

我猜林老師的難處在於：

1、構建的新理論必須得與西方同行交流，那就得用對方大致能接受也聽得懂的規範，所以其創新唯有退而求其次的在西方既有範式內做優化，這叫飯得一口一口吃。

你就是再是革命性創新，但對方聽不懂或一點都不接受，那也白搭啊，畢竟即使是話語權——話語説出來是要讓人聽的，也得人家聽不是嘛？

2、太高大上的理論，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學不了啊，只能給個基本款，讓兄弟們做出成績，證明這理論有用，然後才能逐步提升理論層次，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迫使西方主流學界正視並接受其新理論及更高層次的新理論。

下面是陳平的文章。

探尋繁榮真意

評介林毅夫的新作“繁榮的求索”

陳平

《第一財經日報》2012年11月9日

      林毅夫是首位把中國經驗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國經濟學家。他在2008-2012年間出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期間，不但卓有成效地和西方經濟學家進行了合作，而且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和經濟學家開展了對話。林毅夫把他在中國改革過程中觀察總結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在更大的國際視野下進一步發展為《新結構經濟學》，不但突破了傳統發展經濟學的侷限，也為理解發達國家面臨的結構調整困境提供了啓示。他的工作值得國內外的經濟學家深入研究，以理解當代經濟發展面臨的基本問題。  

      林毅夫的博士學位來自於美國以倡導市場經濟著稱的芝加哥大學。林毅夫的人生經歷成長於中國的改革開放之中。他用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語言和方法，來總結中國發展的經驗，強調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良性互動而非惡性對抗，他的主張成為東西方經濟學界交流的橋樑。  

林毅夫把經濟發展理解為不同發展階段，如何利用本國的比較優勢和國際市場的機遇，循序漸進地解決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資本、技術、基礎設施的瓶頸，一步步實現產業升級。他的研究既有理論和歷史的依據，又有各國務實的案例。這和象牙塔經濟學的紙上談兵，有極大的不同。 

       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馬歇爾曾經説過：經濟學的麥加是生物學而非力學。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框架是靜態的力學均衡模型。然而，林毅夫引入的企業自生能力和發展戰略的概念，卻閃耀生物學演化思想的光芒，超越了新古典經濟學只是解釋現狀，無力指導變革的侷限。  

        現代經濟學的一大特徵是理論模型的數學化，其代價是經濟思想的破碎化和工匠化。林毅夫工作的引人之處，是直面當代社會的難題，抓住基本的經濟觀念，而非玩賞優美的數學模型。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期間出版的幾本書，幾乎每本書的標題都有閃光的思想：  

《新結構經濟學》一語道破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只重視狀態、不重視結構的通病。

《繁榮的求索》跳出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迷途，因為用金錢衡量的“富裕”往往把國家和人民引入拜金主義和金融泡沫的歧途，共同發展才是“繁榮”的真意。  

       《從西潮到東風》突破了啓蒙運動西方中心論的陰影，從東亞和中國的視角來重新觀察世界格局的鉅變。  

       《本體和常無》則是東西方思維範式的對話。除了西方讀者熟知的“陰陽”觀念，林毅夫又把老子“道德經”尊重現實的研究心態 --“常無”的觀念 -- 介紹給西方知識界，和西方根深蒂故的宗教情結恰成對比。這使得諾獎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這樣的大家，也對“常無”的認知境界大感興趣。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人的智慧也將走向世界。  

        歷史上任何重要的工作，總是開始於問題的提出，從而打開而非終結對未來的探索。假如要批評林毅夫工作的不足，我提出兩點疑難向林毅夫求教。  

        第一，林毅夫似乎對發達國家的善意估計過高，對利益集團的阻力估計過低。這次金融危機表明，發達國家結構調整的困難，可能比發展中國家更為嚴重。當然，作為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其發言的地位自然和其他國際組織不同。  

        第二，對小國而言，比較優勢可能是現實的發展戰略；但是對大國而言，趕超戰略如果能利用大國的規模優勢，未必沒有後來居上的可能。這是中國比德國、前蘇聯、日本和韓國，可能走得更遠的重要原因。“東風”要超越“西潮”，可能和中國改革的雙軌制一樣，中國的發展也要兩條腿走路：一邊用比較優勢戰略積累外匯、更新技術，一邊用趕超戰略佔領科技制高點，才能確保中國獨立自主的發展戰略，不受“西潮”的制約和干擾。中國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功，離不開中國建國初頭三十年奠定的科學技術基礎。這一歷史經驗，也應得到發展中國家的重視。即使沒有規模優勢的小國，也可以在發展區域合作的過程中，取得國際競爭的話語權。如能是，中國方有可能在21世紀帶領世界建立後美國時代的國際勞動分工的新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