閲讀北大李零，對話一下這個世界，考古式的_風聞

（修改些錯碼字）

閲讀北大李零，對話一下這個世界，考古式的

昨日，於活字文化公眾號，讀得《李零 | 一切社會機制的有效性都離不開“拿人不當人”》https://mp.weixin.qq.com/s/NJF5tODaLT-FcCczLG_ZCQ推薦文，推薦語如下：

最近，“996工作制”成為輿論熱議的話題。在資本邏輯下，勞動者成為無可爭議的被剝削對象。而幾位互聯網巨頭在聲明中都不約而同地強調，他們並非強制員工遵守“996工作制”，而是“不熱愛奮鬥”“混日子”的員工，“不能成為我的兄弟”。

在道德層面綁架勞動者，將“剝削”美化為“敦促奮鬥”，將不堪“996”工作重壓的員工污名化為“混日子”，從而將畸形但普遍的加班制度合理化，成為互聯網巨頭的一致選擇。而這正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解讀福柯思想的文章《“徒勞”的悲壯》中所言：“對現代社會的井然有序和富於人道，福柯並不認為是道德改善和知識進步的結果。在他看來，人類懂得“誅心”的妙用，學會用“規訓”來制服人的肉體和靈魂，變得“文明”起來，乃是權力機制自身的演變。”

今天，活字君和書友們分享這篇文章，共同思考現代社會的“理性設計”下隱蔽的權力機制，和福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從根子上的懷疑。

接着，就是李零教授作於1993年的正文，原標題《“徒勞”的悲壯》。摘錄一二：

“他把現代社會的“理性設計”(即“社會秩序、肉體和道德的約束，羣體的無形壓力以及從眾(conform-ity)的要求”)稱為一種“龐大的靜止結構”，它“使歷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譴責的悲劇範疇的地方”(《瘋》前言)，並説“我們都意識到監獄的各種弊病，知道當它無效時是很危險的。但是人們無法‘想象’如何來取代它，它是一種令人厭惡的解決辦法，但是人們似乎又不能沒有它。”(《規》232頁)”

“福柯對“現代化”的揭露是屬於“遺傳機制”的揭露(把“權力”的“話語結構”當DNA)。也許正是由於他的“求之過深”，它留給讀者的將是一種“無所逃死”的失望。人們可能會説福柯太悲觀，但他的“無可奈何”卻並非西西弗的滾石或吳剛伐樹。它更像銜木石以填滄海的精衞，“徒勞”之中也令你驚歎其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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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對話一下馬克思： 正因為“機制”總是趨向於靜止結構的“拿人不當人”，所以才有了馬克思的關於人的自覺與環境的改變的一致是謂“革命性的實踐”，才有了這一動態衝動的“是人追求人”的嶄新世界歷史運動的可能性與現實性，才有了“二十世紀不是社會主義就是野蠻的”有效絕命通知，才湧現了那麼多活生生的共產主義者，才有了老人家究古今中外之變局畢一生心力，晚年毅然擲地起文革的非常規絕唱。顯然，這個世界，一切並不必然沉入簡單的悲劇，還有豐富的喜劇的要素，因為，既然“人為非人”是一種被認知的奴役，那麼，“人將是人”的鬥爭，也就勢之必然，因為，在“人”與“非人”之上，除了虛無，並無更高的存在！因此，在“人為非人”與“人將是人”的這樣一種歷史變奏之間，我們人類的全部歷史，不正始終在路上？！事實歷史，遠沒有終結！

李零的文章，我是特別喜歡讀的，只要網上發現，我就少不得收留閲讀半晌，比如，《我們的中國》《我讀論語説孔子》，去年，就在這活字文化公眾號，還讀得他的《讀馬列，是一種啓蒙，一種順理成章的啓蒙(附講座預告）》，今年早些時候的《傳統為什麼這樣紅》等。覺得，眼前文字光茫四溢，好不快活！

昨天，讀到活字文化推薦文章《李零 | 一切社會機制的有效性都離不開“拿人不當人”》，自然也放不過。文章耐讀，唯標題感覺不太舒服， 感覺怪怪的。前一個“人”字，純粹的先驗論，後一個“人”字，純粹的工具論，它們作為一種對稱的語義，正好構成一種完美的靜止結構，從它出發，“解放”兩字，就沒有了任何位置。但放長時空，事實歷史，總是相生相剋，或者用毛語，從矛盾運動的角度，更有鬥爭哲學的角度，“人”的現實受壓迫性，是一方面的，也恰在於這種受壓迫性的時時存在，就又促成了追求解放的一面，從而構成人類歷史的全部事實動態。就這種意義上，個人認為，標題是否可改成中性：《解讀福柯，所謂“現代化”規則的背後，是對有效控制人類生活的追求》，對“現代化”的一切，也沒有必要絕對負評，畢竟，它本身就是鬥爭歷史中各種分量之間不斷妥協的產物，無不帶上更新奴役與不斷解放的蛛絲馬跡。

比如，就最近的，即使對“996”的爭論，也不必一棍子打向極端，對比“996”與“000”，在“有”與“無”之間，這違背八小時法定工作制的“996”，複雜勞動刻苦的另一面，難道不也存在力求解放的追求？尤其，箇中企業生存競爭的嚴酷邏輯，還遭遇全球性異化力量的壓迫，苦難，扭曲，掙扎，創新，超越，完全不是個別企業主本身以及其與員工之的簡單矛盾問題，與生活交往的倫理規則，不可通約。一切仍需實事求是，而不必急於將它向簡單化的本質論推導。另外，就現實感論，尤其今日之中國，正值與環球資本勢力生死糾纏之際，要以更多的同情理解這個事物----今天中國的企業家就不值得同情麼？東東內部訴苦，若不採取有效變革，再兩年照此運營，就得死亡歸零，怎麼辦？等死？具體的管理細節，以及一些不合情理的觀念，批判是少不得的，以待企業家自身，以及全社會，更高層次的覺悟。但文字家不比企業家，動不動就給企業家扣概念化的帽子，吾以為，大不足取。

由此推斷，促成社會機制的有效性的全部真相，恰恰在於“奴役”與“解放”自構一種平衡點，而不可能是“奴役”的單方面。否則，人類社會機制的所謂“有效性”，就真無絲毫“文明”可言了。但事實歷史決不可能如此，即使存在那麼多黑暗，也總有光照時時。陰催陽之動，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造反。即使於現代化的靈界，種種偽裝的襯衫與迷彩，不也正被福柯與你李零等層層考古式盤剝着，不斷置於光天化日之下？！

若將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按福柯的奇點選取邏輯，推向本質論的單調結論，或者，所謂，“做穩了奴隸的”，與“做奴隸而不得的”，把魯迅特定時代特定斷句無限時空本質化，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那麼，我們的眼前歷史，以及我們的未來，當然一無可取之處。但，這難道不恰又是我們這樣那樣的文化人的眼盲，落入另一種形而上學的虛妄？

我們的文字家，往往懂一點原理，卻完全不懂得它的現實工藝性邏輯，有一種偏執：對這個活生生的世界，過於追求極致的原則性解釋學。但事實世界的邏輯，卻並非這樣那樣的僅依原則而極致。常態更多屬於模糊的左右之間，合理的程度，取決於原理工藝材料能力匹配。因此，我們的老祖宗，除了發明“自強不息”的鬥爭精神，還發明瞭“中庸”個這詞，兩者構成“易”“道”陰陽變奏之理，當作一種隨身世界認識世界的知性感悟，有別於西方人，確實是一筆耐人尋味的遺產。

我們當然不妨承認，這個世界，還存在着這麼多的黑暗與奴役，所謂，世事，不如意處，十有八九，卻總還得承認，有那麼一二可能例外，大可不必由此對這個世界，一頭浸入絕對的陰暗與絕望。因為，還有什麼比絕望之餘的希望更真切？立即想到魯迅，馬克思，毛澤東，以及，從古老的天道，幾千年的奴役革命存亡史，到我的力學。

最後，回到標題《一切社會機制的有效性都離不開“拿人不當人”》與寫作日“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寫於北京薊門裏”，想，當年心情下當年寫作，那是當年的事，挾了點過多的絕望與無奈，過來人大致容易理解。不過，如今活字君拿它來懟“996”，是不是有點過度化腐朽為神奇？

2019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