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説中國崛起，可它到底會成為怎樣的國家？_風聞

2019年第32屆卡姆登年會的主題是“本世紀是否屬於中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訪問教授、清華大學“偉倫特聘訪問教授”馬丁·雅克發表主旨演講《中國將成為怎樣的世界大國？》。演講日期為2月22日，故文中部分數據和細節尚未更新。（演講視頻見文末）

文：Martin Jacques

譯：Kris

中國將成為怎樣的全球性大國？

放在十年前，這個問題或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急迫性。當時我們雖然可以看到中國急速崛起，但還不會認為它崛起到了全球性大國的地步。十年後的今天，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自從西方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衰落之相日益突出；其次，同樣從那場危機以來，中國不斷崛起。在這十年裏，中國經濟規模翻了一番；而美國經濟大約增長了10%。

而這些變化也帶來另外一些結果，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新一代領導人的領導下，中國的對外政策發生了變化，從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發展到今天變得外向得多、開闊得多。中國不再僅僅被動地接受全球化及其規則，而成了全球化的構築者與塑造者。

我們面臨全新的情況。我們西方最大的困難是，在中國問題上我們總是處於被動防守的狀態，沒有跟上節奏，因為我們其實不相信中國會成功，不相信它具有可持續性。現在我們必須接受事實，世界正在發生鉅變，我們無論如何也要試圖理解這種變化。西方最致命的毛病在於，在我們思維深處是不理解中國的，我們的思維範式認為西方是具有普世性的，終有一天世界上所有人都應該、必需且必然變得和我們差不多，也就是説世界上只有一種現代性，這就是我們西方的現代性。

老實説，這種提法已經無法維持下去。儘管過去一段時間以來這種提法就已經出現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時至今日這種説法在世界上肯定是不再成立了。因為世界上不光中國發生了鉅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政治、文化根源都和西方不一樣。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必須開始嘗試理解中國與西方的不同之處。

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中國都與西方存在巨大差異。我不是説中國和西方不存在關聯和相似之處，但兩者之間的差異是根本性的、恆久的。我在這裏就説三點：

**第一，我們一提到國家就會想到民族國家，但中國絕不能被簡單劃歸民族國家範疇。**這是幅很粗略的古中國地圖，它顯示的是2000多年前作為統一政治體的中國。漢朝也距今2000多年了，你可以看到它的疆域已經覆蓋了大部分華東地區。直到19世紀末中國陷入很大的麻煩時，它處於高度分裂的狀態，部分地區被外來勢力盤踞，這時候中國才終於屈尊成為一個民族國家，也就是説它為了適應當時由歐洲制定的國際體系，才開始以民族國家自居。

那是120多年前的事了。而120年與中國作為統一政體的2000多年曆史相比，不過彈指一揮間。在我看來，我們不應將中國看作民族國家，而應將其視為文明國家。它的傳承是文明的傳承。中國對國家-社會關係的認識、儒家價值觀、個人的社會角色、人際關係，甚至中國的美食、語言，都是中國傳承的文明遺產，它們的歷史遠遠長於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歷史。中國既是文明國家、又是民族國家，從這樣的角度去看中國，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不同之處。

第二，從圖上可以看到，中國很大，這四個省的人口就超過了美國。我之所以用這個例子，是因為我們總認為中國是個中央集權化程度很深的國家，運作國家的一切決定都出自北京，這當然不是真的。中國有14億人口，這樣大規模的國家，自然不可能事無鉅細都由北京決定。中國有許多種習俗、許多種文化，甚至許多種語言（儘管普通話是全國通用語）。中國在漫長的王朝歷史中總結出一個經驗，唯一可以既維持統一又確保國家機器正常運作的辦法是對地方差異給予足夠的尊重，或者説“一文多制“即”一個文明多種制度”。當代最明顯的例子便是1997年香港迴歸，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這種思維與民族國家的思維截然不同，它來自中國悠久的文明史；民族國家絕不會有這種想法，兩德統一搞的是“一國一制”，這是我們西方的傳統，它源於我們的歷史。而“一國兩制”則源於另一種文明傳統。這是非常根本性的一點。

還有一個重要的差異，便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我非常理解，個人也深有體會，我們認為治理在本質上便是普選權、多黨制，而中國卻不一樣。正因如此，西方長期以來一直堅信中國當前的體制是不可持續的，是缺乏合法性的。但如果你關注關於中國治理的學術研究，關注皮尤中心的全球態度調查，就會發現中國人對政府治理的滿意度非常高，完全具有可持續性。儘管中國體制與西方存在巨大差異，它仍然享有巨大的支持和充分的合法性。那麼這種合法性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它必然不同於西方政府的合法性，因為我們的合法性源於我剛才提到的民主程序。這種合法性差異有三個重要因素：一、中國人將國家看作社會的化身和守護者，這在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眼裏簡直不可思議，但中國就是這樣的，而且這種傳統具有很長的歷史源流，遠遠不只追溯到1949年，而是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二、中國人關於國家治理的思想源於家庭，儒家認為皇帝、皇后彷彿是全天下人的父母，所以家庭便是國家的縮影；三、中國至少在隋唐時便有了選賢任能的傳統。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導致中國人對國家治理的理解不同於西方人，而這樣的治理模式又是非常有效的。

最後的一個差異剛好呼應着今天演講的主題——“中國在世界上地位”。這樣説聽起來有點奇怪，但歐洲和中國在鼎盛時期的確存在一個共同點。從某種意義上説，它們都認為自己具有普世性，認為自己是比其他人更優越的存在。但歐洲和中國對普世性的理解卻大不一樣。歐洲將普世性看作一場傳播福音的佈道，要改造世界，通過殖民、宗教、語言、文化等方式，把文明的訊息傳到尚未開化的土地，最重要也最極端的例子便是1940年以前的歐洲殖民主義。中國對普世性的理解完全是另外一套，中國不認為普世性的表現是自身的外在化，而認為自己是中央王國，是天朝，是文明的究極形式，因此根本沒必要離開中國。當中國已經是天下無出其右的存在時，離開中國有意義嗎？所以中國的普世性是一種留守型的普世性，而西方的普世性是一種向海外進發的普世性，正因為歐洲文明和殖民者有這種傳播福音的佈道行為，才有了美國。

辨析以上這些差異，對理解中國的世界觀和中國的全球角色非常重要。

所有國家的擴張都遵循一個規律，首先是經濟，經濟不強何以成為強國？因此不論英國、美國還是中國，現代史上所有大國都在不同程度上符合這一規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共同點。但在此以外，回顧中國和西方的歷史便會發現一個顯著的差異。在西方傳統裏，軍事實力、政治權力和政治控制力非常重要，其鼎盛時期的表現形式便是殖民主義。中國則非常不一樣，在從14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的500年時間裏，中國唯一一場大規模對外戰爭是跟越南打的，最後灰頭土臉地撤退了。在那500年裏，全亞洲的主要國家也就打了兩場大仗。而同樣在那500年裏，僅僅在英國和法國之間，就爆發了142場戰爭。

中國有個制度，我們西方把它叫做朝貢體系，它持續了大約3000年，是持續時間最長的國際體系或次國際體系。它不是一種軍事體系，除了清越戰爭等少數案例，中國基本不侵略其他國家，也不怎麼幹涉其他國家的內政，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説，中國對外用兵的傳統其實不深，中國人真正重視的是文化實力。如果你想成為中國的朝貢國，就必須承認中國皇帝的崇高地位，承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及認同儒家價值觀。只要你接受這套東西，那你基本上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去。這就是中國的朝貢體系。這一來，西方傳統和中國傳統就走上了兩條路，西方高度強調軍事實力，中國高度強調文化實力，儘管兩者都重視經濟實力，但我們要知道，由於人口規模的影響，中國未來的經濟實力可能比歷史上所有大國都要強得多，甚至比1940、1950年代處於巔峯時期的美國還要強。

粗略談談歷史後，我得回過頭談當下，否則東西太多講不完。不過假設時間充足的話，我會談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的七大特徵。它們部分源於現實，部分是我的推測，誰知道，萬一我説對了呢？

首先當然是中國的經濟實力。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經濟轉型令人矚目，2015年時中國GDP在全球總量中的佔比就已經超過了15%，現在已經達到了16~17%。這非常了不起，要知道1980年中國GDP在全球佔比只有1%。這張圖來自清華大學，它衡量的是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而不是按匯率計算的，所以數據不一樣。到2030年或2035年——預測不一定那麼精確——中國貢獻的GDP就會達到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這個比例也是中國1820年所佔的比例。所以其實這是有傳統可循的。緊跟其後的是印度，以19%排在第二，中國經濟規模大於美國和歐洲的總和，是美國的兩倍。儘管我們不能完全排除意外情況，但這些預測總體上都會成為現實，可能會發生的慢一些，許多其他因素都會產生作用。鑑於近期的歷史，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樣的預測，否則可能犯下大錯。正如我剛才所説，中國的經濟實力可能發展得不成比例的強大，遠遠大於現代史上的任何強國，甚至遠遠大於美國，至少肯定遠超英國。你知道嗎，在英國最鼎盛的時期，GDP也從來沒有超過全球總量的8.5%，可它卻建立了帝國，控制了全球五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英國的經濟從來都不是很強。

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的第二個特徵，是它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毫無疑問，在中國的認知裏，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是中美關係，它也高度重視與歐盟的關係，但從戰略角度看，我不認為這是理解中國對外關係和優先事項的準確方式。我認為中國對外關係中戰略優先級最高的是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要解釋這一點，關鍵是要理解中國從哪裏來。1978年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非常貧窮，人均收入甚至低於許多非洲國家，所以它對發展中國家有某種親近感，它能夠理解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當然，發展中國家吸引中國的地方還不止這些。中國和日韓等東亞國家一樣，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它要給工業轉型提供動力就需要尋找大量原材料。中國與非洲的友好關係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這樣的友好關係對中國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國認為自己能夠理解發展中國家，理解它們遭遇的困難。我認為中國的這種認知也挺有道理的，中國當然比美國和歐洲更熟悉發展中國家的情況、經歷和需求，因為這些富國和發展中國家的思維差異太大了。所以中國認為自己的未來與發展中國家有緊密聯繫，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會和非洲國家往來如此緊密。許多人批評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但如果你看看非洲國家的民調結果，65%的非洲人對中國的態度是比較正面的。中國對非洲國家的原材料提出穩定需求，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這也是過去十年部分非洲國家經濟增長率如此亮眼的最大原因。中國和歷史上的歐洲殖民者不一樣，中國非常慷慨地滿足非洲當地的基礎設施需求。當然中國也犯了一些錯誤，受到不少批評，但你可以看到中國在非洲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國與非洲的貿易關係正在不斷弱化。中國正在成為非洲重要的參與者。我認為這樣的趨勢還會持續。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點。1970年代中期，全球GDP總量的三分之二來自西方國家，儘管它們的人口只佔15~16%，而人口占85%的發展中國家只貢獻了三分之一的GDP。今天，發展中國家貢獻達到了61%，發達國家佔39%；根據預測到2030年，被稱為“南方國家”的發展中國家將貢獻67%，只有33%來自發達國家。所以，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一箇中上收入國家，自然會高度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

第三，一帶一路。中國在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打交道的過程中學到了很多經驗。相信大家都知道，一帶一路是個雄心萬丈的大項目，它要徹底改造歐亞大陸，其覆蓋面包括許多窮國，也有一些富國，畢竟歐亞大陸的一端是歐洲，而歐洲當然不算窮。中國是怎麼看待一帶一路的呢？他們想，“我們是怎麼改造自己的國家的？是靠經濟增長，而帶動經濟增長的是大規模投資，往往是國家主導型投資，特別是用於基礎設施的投資。”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擁有卓越的基礎設施，包括高速公路、鐵路，它的高鐵網絡里程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總和。中國的基礎設施的確是超一流的，而它對中國的發展又如此重要，它帶來的連通性使市場能夠長足發展。而**中國人對一帶一路的想法是，“既然基建對我們有用，為什麼不能應用於中亞、中東、東南亞等地區的國家呢？”**我認為中國是這樣看待一帶一路的。而且我們要知道，歐亞大陸聚集了全世界65%的人口。

如今情況如何呢？經過大力推動，中國已經投入了鉅額資金，沿線許多國家的熱情也非常高漲，儘管不是所有國家都很積極，但已經有71個國家排隊加入了一帶一路。綠線和紅線是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藍線是海上絲綢之路。“帶”是陸路，“路”是海路，我知道這與我們的直覺不一樣，能想象嗎？我不知道為什麼不用絲綢之路這個名字，畢竟我們都知道它的意義。不管如何，許多國家對這項工程展現出巨大熱情，因為它們看到了改善當前處境的機遇。兩個關鍵國家還沒有加入一帶一路，它們是日本和印度，兩年前的一帶一路高峯論壇它們也沒有出席，但許多國家的高級領導人甚至國家元首都參與了那次峯會。當時西歐國家基本都派出了代表，但不是最高領導人。我想這大約能反映出各國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和對亞投行一樣，美國對一帶一路基本抱着不參與的態度，不久前還公佈了另一套戰略與其競爭。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錯誤。我認為美國應該參與一帶一路，因為如果它不參與就無法塑造相關規則、制度；美國提出的替代性計劃在資金方面嚴重不足，不論目前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都無法與中國的巨大投入相比。

但另一方面必須承認，中國的一帶一路在某些國家遇到了一些嚴峻的問題，比較突出的是緬甸、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和馬來西亞，在巴基斯坦也遭到了一些批評。問題到底出在哪裏？最近這段時間中國被批評得最厲害的是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利息一般非常優惠，在2%左右。於是這些國家背上了債務包袱，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中國的問題在哪裏呢？一帶一路是個大工程，所以某些中國企業急急忙忙地奔赴前方，希望儘快談成交易，它們在國開行等銀行的支持下，有些時候許下過多承諾，有時候急於求成，卻對目標國家的政治環境缺乏瞭解。馬來西亞是個經典的案例，該國曆史上一直都和中國走得比較近，馬哈蒂爾這個人我認識，他本來是相當親華的，但在一帶一路問題上他卻批評中國，為什麼？因為上一屆納吉布政府承諾得太多太多了，向中國借了太多太多貸款，導致馬來西亞負債過高。納吉布又是個特別腐敗的人。所以現在馬哈蒂爾擱置了某些關鍵項目比如新馬高鐵。我認為這個問題是貪婪、腐敗、倉促、莽撞等因素綜合形成的，中國欠缺對沿線國家政治環境的瞭解，低估了民間組織的重要性。未來會出現什麼情況？我認為壓力會促使中方就這些協議重新進行談判，但這些困難肯定壓不垮一帶一路，中國不會也不能允許這樣的事發生。但至少現在敲響了警鐘。

長期來看，我認為一帶一路會取得成功。有多成功？我不知道。要記住，一帶一路是一項長期工程，這裏的長期不是10年、20年，而是50年甚至更久，這是全世界最不同尋常的使命。

將來有一件事必然會發生。這幅圖來自（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現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柯成興，他通過複雜的計量經濟學方法確定全球經濟的中心點，據他估算1980年時全球經濟中心是圖上非洲海岸旁邊的黃點，然後這個中心點不斷東移，今天大約到了阿拉伯半島附近。他預測到2050年，全球經濟中心點將落在中印邊境線附近。一帶一路給歐亞大陸帶來的轉型只會使全球經濟中心加速東移。

我還想説另外一點，不要低估一帶一路可能給治理模式帶來的巨大變化。目前歐亞大陸還沒有真正強大的地區性組織，我認為未來民族國家的概念可能會發生變化，新的地區組織可能會誕生，也就是説整個地區的治理方式會發生革命。我現在無法預測它的性質究竟如何，但我認為它會無可避免地導致一些後果。

另外一件無可避免的事情是，由於歐洲和美國參與度不高，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重要性將越來越突出，中國在相關項目上的法律話語權將越來越大。如今深圳和西安已經開設了兩個國際商事法庭，專門受理一帶一路等跨境商事糾紛案。

以上就是一帶一路，非常重要的宏偉工程。

接下來還有幾點，我簡要地談一談。我認為在討論中美關係的時候，我們過度誇大了中國軍費開支的重要性。中國不是蘇俄，蘇聯高度重視軍事競爭和軍備競賽，即便今天的俄羅斯無論在規模還是實力上都遠不如當年，它卻仍然保持着與經濟實力不匹配的軍事開支。中國就完全不一樣，這又映證了剛才我説過的一點，歷史上的中國一向不像西方和俄國那樣看重軍事實力。

在談中美關係之前，我還想説幾件事。中國未來不會大肆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為什麼呢，因為**中國覺得自己是特殊的，獨一無二的，別人學也學不來的。**中國人在看待各國的政治體制時，懷有一種近似不可知論的心態。

最後一點，中美關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關係已經駛入了未經勘測的水域，從1972年尼克松與毛澤東會晤至今的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為什麼結束了？因為美國的立場變了，這種改變不僅是特朗普造成的，也是美國社會發生了全面改變。為什麼美國會改變立場呢？因為許久以來美國一直沒有把中國看作自己的敵手，所以這種關係是非常不平等的。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不平衡狀態已經發生變化。美國人現在有種心態，覺得中國是個威脅，或者至少也是個挑戰。

我要説的是，美國不可能阻止中國崛起，除非它發動核戰爭，但那樣我們就都死了。中國崛起是一個偉大的、非同尋常的歷史時刻，它背後是世界的根本性轉變。17世紀和18世紀的歐洲崛起與中國衰落也曾經代表着歷史的大趨勢。美國無法阻止中國崛起，它做不到。因此美國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找到新的出路。**中美競爭最根本的問題不在於貿易，而在於創新。**西方有種非常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沒有真正的創新能力，認為中國善於抄襲和模仿，但無法做出創造性和激進的改變，因此中國無法取得成功。我認為這是個很嚴重的誤解。從1978年開始往後一段時期，中國的確主要靠把現成的技術應用到中國的環境中來，但即便是這種行為，也不是簡單的抄襲，而是漸進式創新。它不是徹底的創新，但也是某種創新。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漸進式創新積累了巨大的創新思維能力。經過了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後，中國現在已經具備了極強的創新能力，創造了許多我們無法想象的東西，成為了世界創新大國。美國——尤其是硅谷——可以説在許多領域處於技術壟斷地位，但就在很短的時間內，大約就是過去10年裏，騰訊、阿里巴巴飛速崛起，基本可以與美國的明星技術企業平起平坐，這個名單裏當然也包括華為。中國的經濟崛起會對美國構成嚴峻的挑戰，但美國訴諸保護主義的應對辦法是錯誤的。我不是説美國完全不必採取保護措施，但總的來説保護主義的危險在於，它是一種防禦性措施，但實際上隨着中國經濟激烈競爭、迸發活力，美國企業應該投身加入其中，向中國學習，這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對中國崛起的回應很大一部分也應該是學習。

最後一點，對於西方特別是美國而言，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找到另一種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它的基本假設不同於以往。西方不能繼續自以為是天下第一，不能固步自封，因為情況變了，中國在各個領域都成了美國強有力的競爭者。我們要做的是我的祖國英國特別不擅長的一件事，那就是跳出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世界，學會在新形勢下生活。英國在這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難，關於脱歐的大辯論十分能説明問題，我們很難調整自己往前走。我認為美國最大的挑戰在於學會適應新的世界，接受中國作為一個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確定新的合作形式和對抗形式。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的“修昔底德陷阱”中提出了類似問題：除了豎立壁壘、威脅恫嚇和兵戎相見等決不會奏效的手段外，美國未來要怎麼應對挑戰？這便是中國崛起為全球性大國時，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所面臨的挑戰。

非常感謝！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