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農家住房升級改造和新建為中心，鄉村現代化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最大底牌_風聞

    原題：鄉村現代化：中國發展最大底牌          

    作者：沈曉傑    來源 FT中文網

                                            

今年一月下旬，筆者在FT中文網上發表的中國鄉村現代化“新三論”的第一篇中曾指出：沒有任何國家，能在未實現鄉村現代化的前提下，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也沒有任何的國家，能在沒有農民收入現代化情況下，能實現全民的財富現代化。中國的任何現代化進程，繞不開鄉村的現代化。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論，提出當今中國鄉村的空心化、貧窮化和邊緣化，恰恰為中國下一步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和發展的潛力。

中國的鄉村現代化，為什麼能扛起再造下一個中國現代化的重任？鄉村現代化，為什麼能成為今後中國走向發達國家的最大基石和底牌，其中的邏輯何在？不久前，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辦公廳發佈的一個小小的通知，也許為我們揭示鄉村現代化可能為中國帶來的巨大的能量，打開一個新的天窗。

根據中國住建部印發的《關於開展農村住房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國將在“尊重農民安居需求和農房建設實際的基礎上”，通過試點，“建設一批功能現代、風貌鄉土、成本經濟、結構安全、綠色環保的宜居型示範農房”，以此來推動中國農民的居住條件和居住環境的改善。特別有意思的，還是該通知提出了具體的任務目標。這就是在今年建成一批示範農房的基礎上，到2022年全國試點經驗得到推廣應用，農房建設管理體制初步健全，到2035年，中國農村將達到“農房建設普遍有管理，農民居住條件和鄉村風貌普遍改善，農民基本住上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的宜居型農房。”時間上推算一下，這正好和中共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對標。

這份“主動公開”的通知，對長期以來城鄉整體給人印象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中國意味着什麼，業內人士會有不同的解讀。想象力豐富的人會直言不諱“這是中國的第二波房地產運動”；就是再理性的四平八穩點評，也不可否認這個“試探氣球”，表明在中國的頂層設計中，在城市化大潮下日益空心化、貧窮化和邊緣化的中國鄉村，尤其是農村的房地產和整體的風貌，正在成為下一步“發展和改革的目標”。此大幕的拉開，為未來中國經濟和現代化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那麼，要在2035年使中國的農民基本都住上“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的宜居型農房”，這次“中國第二波房地產”（農村房市），究竟能為未來中國撐起多大的經濟發展的空間呢？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在2017年7月發表的歌頌中共十八大發展成就的的系列文章， 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40.8平方米，其中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45.8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36.6平方米，），從2012年至2016年實現年均增長5.4%（城鎮為2.7%）。以此類推，到2018年底中國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應該在50平方米以上。這裏，我們就把人均50平方米作為官方認可的中國農村居民的住房水平，並以此來推算中國的農房現代化改造的經濟大帳。

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2017年年度統計公報，在2017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139008萬人中，户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2.35%。這就是説，農村的户籍人口率為57.65%，全國的農村户籍人口為8億（80138.112萬人）。

根據官方公佈的農村居民人均住房50平方米的水平，到2017年末，全國農村居民總的住房建築面積應該達到400億平方米。但現實中，中國農村總的居民住房總量究竟有多少？除此之外，鄉村現有存量住房中，又有多少需要推倒重建成功能現代、結構安全和綠色環保新型現代的宜居型農房呢？

據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不久前公佈的2017年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鑑，在中國大陸244.9萬個村莊中，7.56億的户籍人口共實有246.2億平方米的住宅（人均32.6平方米）。以此推算，8億農村居民260.8億平方米建築面積的住房。如果樂觀估計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住房達標“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的宜居型農房”，那麼還有三分之二現有農民住房（約為174億平方米）需要更新重建。

此外，要達到人均50平方米農村居民居住水平，現有的農村存量住房和400億平方米總量還有巨大的落差，還需要新建139.2億平方米的住房來填補。它和上述需要更新重建的174億平方米的總量相加，就意味着在未來15年裏，中國農村共需要改造新建313億平方米建築面積的農村住房。

中國農村的居民住房和城市房地產不同，絕大多數都是自建房，沒有高額的政府土地出讓金和開發商的利潤，基本為投入的成本。如果按照住建部推出的功能現代、結構安全、綠色環保的宜居型農房標準，估算下來，從土建到住房完工（包括簡單裝修），新建的農民住房每平方米投入的成本價值在2000元左右。313億平方米農民住房的改造新建，可直接帶來62.6萬億元的民間投入。

除此之外，房地產的發展，還將對其他產業（從鋼鐵建材、家庭裝潢到電器設備、交通物流和商業服務等等）帶來高強度的拉動。以學界常用的世界銀行的數據模型（既每100元的住宅可帶動130元—150元的其他消費）為參考，綜合考慮中國農村住房以價值計算和消費力相對較弱的現實，我們把這個拉動係數設定為100:120，就可發現62.6萬億的農村新建現代宜居型的住房建設，還可帶來75.12億元的GDP增長。兩者相加，僅新建達標的新型宜居型農民住房一項，就可為未來15年帶來137.72萬億元的GDP增長。

鄉村現代化，除了農民住房的宜居型改造新建外，還需要有其他方面的生活、經營和商業用房的改造擴建，以及新興產業和城市轉移而來的各種其他產業的工業用房，保守估計的話，這方面房地產及所帶動的產業，也會在40萬億元以上。把它和新建改造新型宜居型農民住房所可能帶來的137.72萬億元相加，鄉村建房上兩者的15年的投入，就需要177.32萬億元。這年均11.82萬億元的投入，相當於2017年全國GDP（827122億元）14.3%。試想一下，在未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中，還有什麼能比鄉村住房和產業用房現代化上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了嗎？

以上，還是鄉村現代化在住房和產業用房上所可能帶來的巨大的發展空間。和城市現代化相比，僅就“硬件”投入上，鄉村現代化建設在村鎮的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水電氣等市政公用建設、環境綠化及污水處理等環保等等方面，也有每年十多萬億元投入的巨大發展空間。

這裏，我們不妨做個設想，如果全國的鄉鎮和村莊都能達到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市政建設等方面的水平，這方面的鄉村現代化又將提供多大的建設發展空間。

根據2017年的中國住建部的統計數據，中國大陸當年有661個城市和1526個縣城，城區人口加上城區暫住人口一共有49139.8萬人（分別為40975.7萬人和8164.萬的人）；其中建成區面積56225.4平方公里，城市建設用地55155.5平方公里（總的城區面積為198357.2平方公里，）。而中國大陸分別有1.81萬個建制鎮及392.6萬公頃（39260平方公里）建制區面積，以及533017個行政村（自然村為2448785個）及村莊現狀用地面積1392.2萬公頃（只有2016年數據，相當於139220萬平方公里）。鄉鎮和村莊分別有户籍人口1.55億人和7.56億人，合計為9.11億人，建制區面積和村莊用地面積合計為178480平方公里。

這就是説，中國大陸農村的1.81萬個鎮加上244.9萬個自然村（53.3萬個行政村），和中國661個城市加上1526個縣城相比，兩者之間人口之比是1.86比1（9.11億人：4.9億人），實際用地面積之比是3.17比1（178480平方公里：56225.4平方公里）。

如果中國大陸的鄉鎮和村莊這一級，在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建設等方面的投入，都相當於城市和縣城的水平，那麼，會有多大的空間發展投入空間呢？

這裏，我們不就具體的事項（如用水燃氣普及率、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人均道路面積和公園綠地面積等等）一個個算細賬，僅就市政公用設施建設固定資產投資的總賬，以人均的方法來進行城市和鄉鎮村莊的比較。

根據中國住建部公佈的數據，2017年中國大陸661個城市和1526個縣城的市政公用設施建設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19327.6億元。如皋城鄉發展水平同步，按照上述的城市和鄉鎮村莊1.86比1的人口比例，當年中國大陸鄉鎮村莊這方面的年均投入應該在35949.3億元。而實際情況是，根據住建部的統計數據，中國建制鎮一級的市政公用設施投入只有1867億元（18668895萬元），村莊一級市政公用設施方面的投入只有2529億元（25294572萬元）。這兩者相加，也只有4396億元，僅僅相當於中國城市這方面人均投入的12%稍多一些。也就是説，如果以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則來推算，中國鄉村鎮和村這兩級的市政公用設施投入，還必須補上31553.336億元，相當於2017年全國GDP（827122億元）的3.8%。

以上，還是推算在中國鄉村既有“硬件建設”（鄉村住房、產業用房和基本建設、市政公用設施等）的現代化建設改造上，可為中國未來發展所可提供的巨大空間。僅上述各項年均貢獻率相加，就已相當於2017年的全國GDP 18.1%。

除了現有的存量資產的現代化改造外，中國鄉村現代化的發展，勢必還將帶來新的增量的發展。首先是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國家戰略下可能帶來的城鄉融合型新興事業的發展，其次是移動互聯網信息時代大背景下城市產業的“上山下鄉”等。

自從中共十九大正式把“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作為鄉村振興國家戰略重要一環後，一年多以來這方面的推進尤其是創新並未見到大的建樹。這不是説這方面難以有大的作為，恰恰相反，正是由於傳統三農治理模式的慣性思維，使這方面的創新受到了大大制衡。早在一年前，筆者就在FT中文網上發文《鄉村振興，希望在城市中產階級》呼籲，政府應在頂層政策設計上打破門檻，開闢城市退休人羣到鄉村實現田園養老的“陽關大道”。根據測算，七八千萬城市養老人羣在鄉村田園養老，僅在養老住房建設改造上的投入就將達到11.6萬億元（以10年週期計算，年均也可達到1.16萬億元）.此外，這七八千萬養老人羣和伴隨而來的2000多萬養老及其他服務業產業鏈上農村勞動力人口的迴歸，中國鄉村新增的上億人口的迴歸，每年也可為農村新增1. 8萬億元的消費市場。 鄉村田園養老一項，每年就可為中國鄉村帶來近3萬億元（2.96萬億元）的產業發展，僅此就相當於2017年全國GDP（827122億元）約3.6%。如果把城鄉融合其他方面可能帶來的鄉村經濟增長考慮進去，城鄉融合一體化每年貢獻全國GDP的5%並不是夢想。

而移動互聯網信息時代新興產業的“上山下鄉”，以及傳統城市產業向鄉村的轉移，更會因為營商成本（如住房、產業用地和建房以及勞動力價格等）的大幅下降，信息時代遠程辦公生產的便利（如互聯網+鄉村振興所帶來的鄉村電商平台、遠程控制智慧產業和智能化植物工廠，特別是互聯網帶來的創業、工作和生活的鄉村迴歸等），以及數以億計鄉村勞動力和消費人口的增加，都將使這方面的發展由量變到質變，產生突飛猛進式的跳躍鉅變。

以上，還是我們所能看見的“硬件”方面的鄉村現代化，可能為中國在今後15年走向現代化發達國家所可能帶來的發展空間。而現代化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內涵，也絕對不止這些方面，還有大量的“軟件”建設需要政府和社會巨大的投入和建設。比如在社會保障、醫療衞生、基礎教育和文化體育等方面，中國在鄉村這些方面的投入，都遠遠低於城市的同類水平。

僅以城鄉基本醫療衞生為例，根據一份研究報告，在中國每年衞生總費用只佔GDP4.5%～5%低水平下，衞生總費用在城鄉間的分佈也極為不均衡。2003～2012年的城市衞生總費用增長近4倍（從4，150.32億元上升至21，065.69億元），而同期農村衞生總費用只增長約2.8倍（從2，433.78億元上升至6，781.15億元）。城市和農村衞生總費用佔全國衞生總費用之比，也從55.6%比44.4%，大幅扭曲到67.2%比32.8%（城市佔比最高的2007年曾達到了77.5%）。在2012年，中國城市的人均衞生費用是農村人均衞生費用的2.81倍，人均保健支出也是農村人均2倍以上（本段數據引自劉一歐“我國城鄉醫療衞生資源投入對比研究” ）。可以説，在中國鄉村現代化建設發展中，僅公共衞生服務均等化一項，每年的投入也需要增加數以萬億元。

綜上所述，中國要在今後15年的時間裏大刀闊斧的推廣實施鄉村現代化，至少能為未來的發展提供200萬億元以上的天量市場。那怕由於種種原因，實施和完成的力度打個對摺，核算下來每年也可為GDP的增長至少提供7-8%的基量。這對渴求以發展創新來重新激活遲緩的經濟增長、對抗中美貿易戰等所可能帶來的“貿易衰退負能量”的中國來説，可謂是不可忽略的歷史機遇和最佳的發展路徑，也是不受制於人的最大底牌。

當然，這200多萬億元的中國鄉村現代化市場所需要的天量投入，絕大多數不可能來自於政府的公共財政，主要還是依靠社會各方的市場化資本投入。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破除城鄉二元化體系政策法規體系下所設置的各種門檻，讓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資本、技術和人才以及各種市場要素，能在市場的驅使和利誘下扛起打造中國鄉村現代化的重擔。

同時，這也並不表示政府在鄉村現代化的建設中可以“降費減負”。恰恰相反，只有中國各級政府在鄉村現代化的建設投入中，拿出數倍於以往的財力物力人力，在中國城市化大潮被邊緣化、空心化和貧窮化的中國鄉村，才有真正扛起再造中國下一個現代化的可能。

這裏還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鄉村現代化建設中公共財政投入的倍增，並不代表在中國政府總的財政盤子中需要同步增加相應的財政投入。可以通過優化財政投入的結構，緩解公共財政方面的政府壓力。在中國政府“穩增長”的慣性思維中，“鐵公基”一直是主旋律，甚至當這些基建設施投入的效益因為過度飽和有效性為負時，為了保增長保就業等也在所不惜。而鄉村現代化的建設，則為政府投入的高效創新和有的放矢，無疑是開啓了新的“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