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 遠 的 鮮 卑！_風聞

● 譚吉坷德

一部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使人們牢牢地記住了那場戰爭中的人性救贖。在人們津津樂道這一拯救的同時，卻忘記了曾經有一個將漢民族從亡國滅種的邊緣拯救出來，並推動其走入農本時代輝煌頂端的偉大民族。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這個民族最經典的寫照。在短短時間內的迅速崛起，在強盛的頂峯又謎一樣的消失。這使今日的我們，只能在自己靈魂和血液的深處才能夠找到他的痕跡。

這就是鮮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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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國”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分裂時期，是一個被漢人稱為“煉獄”的時代。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個少數民族在中原前後建立了16個國家。其實當時不僅僅只有這五個胡族，建立的國家也不止16個。

只有當文化衰敗到極致時,文明才能夠被野蠻打敗。魏晉時期世家大族視天下為私財，權貴一體、政治渾濁、文化凋敝、民心離散。“武力兵事不能自衞，文化禮教不能化夷”，是“五胡十六國”社會大動亂最根本的原因。

這一最黑暗的第一肇事者中原政權、世家大族及其依附他們的中原士子在這一動亂面前手足無措，倉惶的逃往蠻荒之地的長江流域。他們利用話語權打造出來一個“衣冠南渡”的新詞，用來掩飾自己的窘境，卻把中原大地的所有民眾都變成了這場浩劫的犧牲。赤地千里、浮屍遍地、血流漂杵，漢人被殺戮，被裹挾甚至被吃掉。“漢兒皆作胡人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秦漢以來的漢文化和社會生產力幾乎被破壞殆盡。中華文明和漢民族正在走向死亡的門檻。尼采講過，**“一棵樹要長得更高，接受更多的光明，那麼它的根就必須更深入黑暗”，**或許這也是中華民族的定數和宿命。

結束這場動亂的拯救者正是創建中國歷史上北魏王朝的鮮卑。這個來自西伯利亞和大興安嶺深處的鮮卑族羣在漢武帝后期遷徙到中國北方，在曹魏和西晉時期突然崛起。他們一系列的英雄形象使歷史不再乏味。這一氏族聯盟中的檀石槐、軻比能、拓跋力微、拓跋什翼鍵、拓跋圭、拓跋嗣、拓跋燾、拓跋宏成為200年間最為耀眼的明星。鮮卑中的黃金家族拓跋氏建國盛樂、遷都平城、佔據中原，終結了五胡十六國的人間慘劇，開啓了中國的南北朝時代。

幾乎同一時代的歐洲大陸，也同樣面臨着“蠻族入侵”。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在蠻族的打擊下轟然坍塌，羅馬文明出現巨大的歷史斷裂直至最後消失。這一年北魏的孝文帝只有九歲，可能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會成為世界上一個最古老、最偉大文明的拯救者和守護者。這位偉大的皇帝去世的時候只有33歲，但是他的功績註定會使他在永垂不朽的歷史人物中佔據着重要位置。

是什麼使一個明顯落後的遊牧文明，一個一直到曹魏、西晉時期仍然處於氏族聯盟狀態下的少數民族在短短的時間裏令人驚駭的迅速崛起，使一個偉大的文明免遭滅頂之災，或許到今天我們也沒有搞清楚。

鮮卑的北魏王朝終結了“五胡十六國”的黑暗殘酷和血腥，開創了長期的和平年代，恢復和發展生產力，以一種更加温和的方式開展民族融合。這對當時的民眾來講是極大的福音。從這個意義的角度，説鮮卑北魏拯救了中華文明和漢民族應該並不唐突。

公元520年北魏的人口就已經成倍超過西晉全盛時期的人口。疆域不僅包括中原、華北、西北、東北，而且“葱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服。” 同偏安江南的南朝相比，無論政治、軍事、人口、地域，北魏王朝都堪稱華夏大地的真正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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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卑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民族，儘管他們剛剛走入民族階段，但他們具有着天然的創新精神，對更高水平的文明無限嚮往，用他們的每一次成功對已經衰敗的中原固有文化進行盪滌和淨化，用行動釋放着對漢文明和漢人的善意。

在華夏傳統心理上，佔領並定鼎中原既為正統，就是中華正朔。“得中原者得天下”，説的就是這個道理。鮮卑的北魏王朝佔領中原，遷都洛陽，就是要重回華夏聖王的軌道，用農耕文明的意識形態打造一個全新的帝國。他們不但在心理上有着“據中華之地，居先王之國，掌華夏正朔”的心理優勢；在治國理政上也以華夏之主的姿態和胸懷制定基本國策。

面對漢族和鮮卑兩大主體民族，是漢族鮮卑化，還是鮮卑漢族化。對這一國體政體和民生的最大課題。北魏王朝出人意料地做出了“全面漢化”的歷史抉擇。這就是著名的“孝文帝改革”。

鮮卑族的前期漢化是一個温和漸進的過程。特別是在英明神武的拓跋燾和“文明太后”馮太后時期，漢鮮兩族的經濟文化包括人口的融合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度。鮮卑王室開始有意識地拋棄落後習俗，向漢文明靠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後，以法律的形式強制推廣全面漢化政策，完全超越了民族的視野和窠臼，擁抱更高級的文明並推動這種文明向更高階段發展。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創造。同“商鞅變法”、“明治維新” 等被並列為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十大改革事件。

孝文帝遷都洛陽，將自己的王朝置身於漢文明的心腹之地之後，迅速的推出了以改漢姓、説漢語、着漢服、通漢婚、改籍貫為主要內容的全面漢化的改革舉措。面對來自鮮卑舊貴族守舊勢力的羈絆。孝文帝下旨，“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官。”這一改革幾乎到了“不説漢語就下崗、不着漢服就換人”的嚴苛地步。他自己帶頭改名元宏。今世很多元姓漢族人，其實就是當年這位元宏的後代。遷徙到洛陽的鮮卑人，死後就要埋葬在河南，不再歸葬祖墳所在地的平城，在籍貫上變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原人。

歷史上異族被漢族同化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全民族的主動漢化卻只有北魏鮮卑這一孤例。對比一下後世的蒙古太君和滿洲太君，我們是不是應該對孝文帝和偉大的鮮卑民族懷有着深深的敬意。

“孝文帝改革”帶來了鮮卑和漢族的高度融合，鮮卑族最終消失在了全面漢化的浪潮之中，成了今日的漢族人。1500年過去了，對於絕大多數漢族人來説，如果説他的血液中沒有鮮卑的成分，那是一件很難想象的事情。

孝文帝改革的意義不只是平息民族矛盾，民族大融合那麼簡單。鮮卑作為一個民族早已經不存在了。有人據此認為孝文帝是鮮卑族的千古罪人。孝文帝客觀上的確助長了鮮卑族的消亡，但正是他把鮮卑族送入一個更高的文明階段，使其在更為偉大的文明燦爛中涅磐重生。

特別重要的是，鮮卑的漢化並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將許多草原文明中具有活性因素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與中原固有制度相結合，形成了一批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的國家制度。比如北魏均田制、三長制、租庸調製、北周府兵制等等都為隋唐兩朝承襲，對中國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的制度創新。正是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文化雜交優勢使中華民族走上了農本時代的巔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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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胡笳塞外來。北魏王朝是一個覺醒的時代，一個開放融合的時代。超越了狹隘的部族國家觀念，奠定了屬於中華各民族共同的世界性帝國的基礎，開創了隋唐盛世。

隋唐兩代都是中國歷史上最興旺的朝代。他們自信開放、兼容幷包的精神一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仿效。隋唐以降，作為政治實體和民族實體的鮮卑已經不再存在，但是鮮卑的影響卻無處不在，甚至奠定了後面上千年的中華軌跡。

首先必須重視的是隋唐時期“新漢人”羣體的出現。到隋朝統一黃河流域時，鮮卑徹底完成了漢化。通婚造就了一大批既有中華文明的深度薰陶，又有草原民族強悍力量，集堅韌剛烈、雄才大略、文明理性與一身的“新漢人”羣體。文明融合後的中國“新漢族”使中華民族再一次充滿了勃勃生機。陳寅恪先生講的“取塞外民族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舉。”用在這裏最為恰當。

隋唐時期的“新漢族”全面繼承了鮮卑族自信開放、雍容華貴、創新包容、勇武善戰的特徵和精神。這兩個王朝的朝廷有些時候看起來更像是“漢化”的鮮卑朝廷。很多鮮卑族的後裔在這個兩個朝代佔據着重要地位，位至宰相的就有20多人，其餘省部級、地廳級的鮮卑人不可勝數。作為國家領導核心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其成員絕大部分都是鮮卑人。

隋唐兩朝的創始人楊堅和李淵到底是漢人還是鮮卑人一直存在着極大的爭論。因為楊堅以前的名字叫做普六茹堅，而李淵的名字叫做大野淵，這是兩個毫無疑義的鮮卑名字。史書上記載這是當年鮮卑給予他們的賜姓，也有人指出他們就是鮮卑人，楊李二姓不過是他們後來杜撰的家譜。

即使馬馬虎虎將這兩個人算作漢人，隋唐兩朝仍然和鮮卑有着割捨不掉的血脈聯繫。以唐太宗李世民為例，他的媽媽、奶奶、外婆都是正牌的鮮卑貴族，他的血脈中到底還有多少漢族的成分。他的老婆長孫皇后是鮮卑族，唐高宗李治身上的漢族血脈是不是又少了一點。如果放在男女平等的今天，這爺倆身份證上寫上鮮卑族應該沒有任何問題。我們頂禮膜拜的唐朝從血緣上看到底是姓胡還是姓漢，哪個又能講得清楚。

中華民族是一個文明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概念，是在共同文化基礎上的自我定義。所謂漢族是多個民族的混合體。血緣關係上的中華民族和漢族都不存在。這一點我們必須牢牢記住。

正是這種深度的民族融合打造了隋唐盛世雍容華貴、包容萬象、萬國來朝的盛世氣象。只有這樣的王朝才能夠包容整個世界。唐代僅僅廣州一埠，就有來自大食、波斯和世界各地的商人20萬之多。這些商人的足跡遍佈中華大地，是封建時代中國對外開放的最發達時期。唐代之所以能夠成為全世界農本時代的巔峯和圭臬，和他們兼容一切的天下主義精神是分不開的。這種精神上清晰地鐫刻着鮮卑族的印記也無可質疑。

可惜的是這種精神在有唐以後並沒有被髮揚光大，反而一步步的被文化自傲、深閉固拒、閉關鎖國、盲目自大的狹隘所左右，直至走向封建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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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史籍記載中，北魏是一個最受落的王朝。即使歷史題材“霸屏”的今天，我們也很難找到鮮卑北魏的身影。在氣勢恢宏的“辮子戲”面前，北魏這個拯救中國人於水火之中，並助推中華民族攀登歷史巔峯的王朝和民族，似乎完全蒸發掉了。除了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他們好像已經再無別的印記。連鮮卑傳奇女兒花木蘭，也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中華民族的女英雄。這個民族完全的消失了，完全的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只有那種包容天下的自信和胸懷，仍然還在激盪着中華兒女的驕傲和激情。

除了主體融入漢民族之外，當今的內蒙古土默特人、鄂倫春族、鄂温克族、錫伯族、達斡爾族都族源自鮮卑，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演化成了不同的民族，成為今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

“時越千餘載，鮮卑萬里遷。莫道長城闊，雲崗連嘎仙”。2017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我來到大興安嶺北部中段的嘎仙洞。這是鮮卑人南遷之前的祖庭，鮮卑部落在這裏度過了青春時代。鮮卑人正是從這裏走出，歷經“九難八阻”，開啓了八千里遷徙，兩百年渴望的融入中華之路。從規模宏大，幽暗深邃，顯得有些神秘的石室中可以看出，當時的鮮卑族還處於氏族部落的羣居階段。洞中那塊1500多年前拓跋燾時期的祭祖文石刻，現在已經被一塊黑灰色的大鐵皮罩子嚴嚴實實的包裹起來，像我們常常看到的電錶箱，這讓石刻連一個字也看不到。現在這一帶是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的地界。參觀中，當地人都説這是鄂倫春人祖先居住的地方。你問他知道鮮卑嗎，卻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

鮮卑族改漢姓後，今日常見的姓氏有楊、李、段、車、穆、陸、賀、劉、樓、於、連、苟、梁、寇、羅、茹、葛、封、鹿、鮑、雲、古、畢、何、庾、何、呂、蓋、單、明、房、步、祝、艾、杜、蘭等等等等，大約近百個。不知今日這些鮮卑祖先的正宗漢人，還能否有歷史深處的那段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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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族是一種民族聯合體，漢族是一種民族整合體，中華民族是一種民族共同體。我們引以為傲的秦骨、漢血、唐風都是這種民族共同體的最佳體現。歷史上中國史學界最大的狹隘和無知就是把中華民族縮小和矮化成為僅僅是黃河下游的民族。把中華文化僅僅看作是漢族文化，而且僅僅是漢族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他們的“華夷之辨”、“夷夏之防”把黃河下游民族之外的所有人類都稱為蠻夷。這是對中華文明最大的貶斥，是一種典型小國寡民的種族意識和腐儒思維。當這種思維佔據上風的時候，政權和社會就沒有了朝氣，就會充斥着投降和恐懼心理，就會走向死亡。歷史一次次的證明了這個道理，又一次次的走入了這個循環。

險些亡國的的抗日戰爭和今日西方對中國的思想殖民都告訴我們，即使在已經進入民族國家的今天，如果沒有強悍的民族主體意識和兼容幷包的精神,沒有強烈的整體民族認同，文明仍然存在被異國他族取代甚至滅亡的危險。我們並不缺乏民族強悍精神的根脈和儲蓄，我們需要記住鮮卑、紀念鮮卑，鼓盪激發這種血液中的活性因子，使我們在反芻歷史中更加自信和強大，真正實現像農本時代一樣輝煌的民族復興。

歷史是一個文明的記憶。歷史學家湯因比1973年預言：“人類希望在東方，中國文明將一統世界。”他的理由是中國人完整地守護住了一個超級文明，這個超級文明正是人類的最終歸宿。在守護這一超級文明的行列中，人們不應該忘記曾經有過的鮮卑民族，更不能丟掉那溶解在我們血液深處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