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政治受到美學者質疑_風聞
diewisch-历史唯物观察者-2019-04-19 12:28
西方的政治困境以及民粹主義的泛濫，歸根結底是把“選舉”當“民主”，把“民主”當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資本主義制度下，“物質生產領域”和“社會再生產領域”對立，它勢必表現為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抗、生產者與社會法則制定者的對抗，而這就是現代人類不平等的根源。 沒有平等就沒有民主！
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學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建物質生產和社會再生產領域之間的有機聯繫，再造一個代表着人類先進文化的無產階級，即有知識的無產階級、有文化的勞動者。
自西方民主制度產生以來，其發展過程中的流弊一直引發西方學者的反思與討論。近年來，隨着西方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日益複雜，不管作為政治制度還是價值觀，西式民主都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挑戰。針對該問題，記者採訪了在此領域較為活躍的西方學者。
民主規則遭受破壞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政治學教授丹尼爾·吉布萊特（Daniel Ziblatt）近期在該校開設了關於西方民主衰落的課程。吉布萊特以西方民主制度的產生、發展及影響民主制度各因素的互相作用為研究基點，梳理了西方民主制度批判的理論模式和分析方法。
吉布萊特認為，民主是在不同歷史階段發生的社會裂變、政治分歧等多方面衝突中形成的。學者在研究過程中，應通過解釋某一階段民主制度所產生的一系列變量及其相互關係，來對民主進行闡釋，而不應僅從單個層面來解釋民主的產生和發展。他表示，宗教衝突、種族分裂、思想嬗變等因素，都在歐洲民主化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這些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很可能遠比人們通常理解的更為巨大。此外，吉布萊特認為，“政黨”因素是決定西方民主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因素，應該成為未來分析民主問題的關鍵。
哈佛大學政府管理學教授史蒂文·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是吉布萊特研究的合作者及相關作品的合著者，他認為，冷戰結束以來，大多數國家的民主進程被分裂、被破壞並非是由“將軍和士兵”的軍事活動造成的，而是民選政府的自身因素造成的，而貌似民主的選舉之路充滿“欺騙性”。許多政黨的選舉及執政過程“貌似合法”，但實際是在破壞民主。這種狀況令公眾產生困惑：當他們所生存的國家的民主進程受到挑戰之時，公眾卻依然認為自己生活在民主之中。
吉布萊特以美國為例介紹稱，自2016年大選以來，許多民主規則遭受破壞，如在選舉過程中，黨派成員威脅對方黨派、公然挑戰媒體等，“威脅性暴力”（threatening voience）隨處可見，政治規範被打破，甚至與之相關的社會規範也受到衝擊。這使得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產生前所未有的疑惑。吉布萊特認為，民主的衰落不僅直接反映在政治制度上，而且也是由於社會、文化上那些約定俗成的規範被打破而慢慢堆積而成。
羣體話語權無法獲得滿足
吉布萊特認為，當下，美國面臨的不同黨派間的分歧已不僅僅體現在“税收和政府開支”等事務層面上，而是更多地與民族、宗教和文化等因素糾纏在一起，這就導致不同利益羣體之間的分歧開始“深刻分裂”（deeply divisive）。
美國紐約大學民主理論學者亞當·普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認為，美國民主制度在過去之所以“長盛不衰”，是因為在“美國夢”的號召下，人們相信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可以獲得保障。但如今隨着“美國夢”在各領域受到質疑和衝擊，階層流動性趨緩，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許多人在諸多方面喪失安全感，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對當前的生活和未來產生迷惘和質疑，從而導致人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開始瓦解。
當然，不同階層人們的悲觀情緒與現實經濟狀況息息相關。據一項調研顯示，20世紀70年代，超過九成的美國年輕人認為自己的生活好於父輩。但到了21世紀，只有不足五成的年輕人認為自己的生活好於父輩。類似這樣的統計數據已由不同機構多次發佈，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們對當前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並由此催生出民間的極端文化，而這種極端文化又對政治文化形成滲透。
“包容政治”對抗黨派極化
吉布萊特認為，在經濟問題面前，人們容易忽視民族、黨派和文化的極化（culture polarization）現象，而這會使得原有的社會規範進一步分崩離析。
吉爾萊特的擔憂不無道理。以文化極化為例，《哈佛政治評論》評論員賈斯汀·柯蒂斯（Justin Curtis）有類似觀點。他認為，文化極化帶來種族主義和仇恨心理，而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無疑在加劇文化極化方面“助紂為虐”。虛假新聞和不實報道滲透到文化和政治領域，“煽情新聞”和黨派誹謗充斥美國政治，這無疑又進一步加劇了政治極化、文化極化和黨派極化。有學者對美國的投票模式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共和黨和民主黨決策者的政治理念都更加極化。皮尤研究中心一項調研亦表明，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均認為這種狀況對美國政治“非常不利”，但兩黨都只會互相指責對方“心胸狹窄”。不斷擴大的政治鴻溝使得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大幅下降，甚至連前總統奧巴馬都表示美國社會已“變得如此粗暴”，他認為人們之間充滿前所未有的惡意。
吉布萊特強調了黨派之間“相互容忍”的重要性。他表示，在一種極化氛圍內，只有政府各個部門在“相互容忍”的情況下進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才能保持政府的平衡運行，合力對抗經濟不平等、種族宗教偏見及其他的各種社會隔閡。
駐波士頓記者 侯麗
（本報波士頓4月1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