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素的莊嚴——思政課應有的氣質_風聞

上大學時，讀過我們外國語學院一位已畢業的學長（德語專業的一位大才子）登在院刊上的一篇文章，其中回憶了他最佩服的一位教德國文學的老師。

學長説，這位老師講海涅，最後只用一句話概括其特色：

“個性到了極致的作品；而仍然體現出社會美。”

排雜理陳，一擊即中——學長説（我只能記個大概了）：

“ 我知道，不聽過那位老師講海涅的那幾堂課，是很難有我當時體會到的那種“畫龍點睛，醍醐灌頂”之感的，而之所以還是願意寫出來，是因為光讀讀這話，也可以想象，在當今要麼堆砌大量專業術語而置學生於不顧，要麼得説大量“笑料”來吸引學生的文學課堂上，這位老師卻是這樣，不蔓不枝，從容利落，而聽者沒有一人走神。曲終奏雅，餘音嫋嫋，這是真的文學課。”

後來有位轉到哲學院來的新聞專業女生跟我説她轉系的原因時，提到過一件事：

教她們古代文學的一位年輕老師講李白的生平時，説：

“這李白啊，整個就一古惑仔……”

全場大笑，而這女生感覺很厭惡，因為這種輕薄之語破壞了她對古代文學的感覺——她對這老師的評價就兩個詞：

1.瞎掰；

2.貧嘴。

而我們哲學院那些老師的課，給她的感覺完全不同，她概括為“樸素的莊嚴”。

她對自己老師的評價也許太苛刻了，但她對哲學院老師的看法，卻是和我一致的。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的導師曾經給我們講過一次《論歷史感》的學術講座。

其中講到了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經過縝密研究和分析認為不會成功，曾經去信極力阻止；但是一旦巴黎公社的戰士們已經起義，馬克思立即全力支持、聲援；在起義失敗後，馬克思沒有絲毫幸災樂禍，也不再批評起義的時機不當，而是高度評價道：

“這些巴黎工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在忍受了與其説是外部敵人不如説是內部叛變所造成的飢餓和破壞之後，他們在普軍的刺刀下起義了，好像和德國之間不曾發生戰爭似的，好像敵人並沒有站在巴黎的大門前似的！歷史上還沒有過這種英勇奮鬥的範例！”

這位老師説：

“這就是馬克思的歷史感。在歷史事實已經完全證明了他當初的預言是對的時候，他卻發現自己的預言也可能是不對的：事情還沒有做的時候，你怎麼知道一定不會成功呢？萬一出現了機會呢？萬一敵人很愚蠢呢？你可以説很多具體條件都不成熟，但是巴黎工人們那種不可遏止的怒濤一樣的革命要求，難道是憑空產生的嗎？這種勇於自我犧牲，非一戰而意不能平的偉大斗爭精神，是一種創造歷史的精神，它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歷史必然性的體現：在歷史的逆境之下，仍然能夠感染這麼多人去為之殊死戰鬥，這樣的東西不正是具有最大的歷史必然性嗎？要知道所謂歷史必然性，並不是脱離人的僵化死板的東西，而是客觀條件和人的主動作為相互作用的產物，只有經過了一次次的衝擊和鬥爭，一種歷史必然性自身才能得以展開，更多的東西才可以預知和把握，它也才越來越成為真正的、客觀的必然性。這就是馬克思的歷史感，一種具有雙重維度的歷史感：把歷史中的人既當做可以預知的客體，又當作高度能動的主體，並以二者的張力來推動歷史實踐。”

一位優秀的哲學教師就是這樣，能夠把嚴密冷靜的理論思辨和一種深厚的激情極其自然地融合起來，把他想説的東西説得晶瑩透亮，這大概就是那位女生説的“樸素的莊嚴”。

思政專業很多同學寫“如何加強學生對思政課的學習興趣”之類的論文，總是認為學生沒有“興趣”是因為老師講的“趣味性 ”不夠，總是想着怎樣讓老師把課講得更“輕鬆”一點、“幽默”一點，“生活化”一點，好像這樣學生就有“興趣”，就有“主動性”了。

然而在我看來，教思政課，第一想到的決不應該是“有趣”，而是一種高屋建瓴的理性的莊嚴感，一種闡釋、傳播和捍衞真理的激情。

只有當這種莊嚴感和激情對你來説已經深入血脈，自然而然之後，才可以談論“有趣”。那時，很多“有趣”但絕不“庸俗”、“肉麻”的表達方式，會自然而然地湧現。而且到了這時，即使那些並不“有趣”的話，你説出來一樣能夠讓人折服、諦聽。 我認為這才是一位老師的“精”、“氣”、“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