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陳平：私有制的神話和多種所有制的現實 ......案例研究_風聞

按：比較出真知！“讀萬卷書，行千里路，會百家才。”誠如是也！温鐵軍如是，陳平亦如是。更令人感慨的是，這兩人都受到過文-革的衝擊，下過鄉（工廠），勞過動，但他們都非常感謝那段接地氣（與工農兵在一起，滾了一身泥巴，流過一身臭汗）的歲月。很奇怪，我能認可的名家，似乎絕大部分都在當時有受過一般人（如傷痕派）認為的“委屈”，但都對那段歲月懷有感激或者至少是超越性的理解。這或許是另一種比較出真知吧（關於對那段歲月的理解）。與陳平此文相關的主題，我推薦大家一個微信公眾號，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崔之元老師主辦的“實驗主義治理”，崔老師精熟國外文獻（無論是古典時期還是當代的），好像還有個雅號叫“文獻之王”（具體是否這個記不太清，但是這個意思）。裏面有很多好文章，都是符合學術規範的，有理有據，但大多與流俗的觀點迥異。

私有制的神話和多種所有制的現實

德國蔡斯光學儀器公司，美國大學聯邦信用社，和MIT學生之家的案例研究

陳平

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2005 年 6 月 21 日

為“國企產權改革的戰略選擇與和諧社會的發展”

上海復旦大學國際研討會而作

摘要

產權學派把私有產權提高到經濟發展的首要因數，但並未説明私有制的效率原因。根據公司財務的MM定理，企業價值與債務結構無關，也就和所有制結構無關。歷史上，反覆出現國有化與私有化的浪潮，以及世界上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現實，説明企業效率的核心不是產權結構，而在其他因素。我們親身調查了三個具體案例：德國蔡斯光學儀器公司，美國大學聯邦信用社，和MIT學生之家，發現公司創始人建立的長期規範，運作體制，和選擇機制，遠比產權德具體安排，例如有無核心股東，更為重要。

（1）為什麼私有產權不可能是企業競爭力的決定因素

產權學派把私有產權提高到經濟發展的首要因數，但並未説明私有制的效率原因。流行的説法是所謂的弗裏德曼理論，即花自己的錢要比化別人的錢謹慎。這一觀察僅對白手起家的農民或個體商成立。生而富裕的紈絝子弟並不會比請來的經理人會理財。勞動分工發展下的家族企業，往往不能適應技術變革的複雜性，才會出現近代經營者與所有者的分離。股權分散後的大型上司公司沒有核心股東，其運作和政府企業沒有本質差別。假如“產權清晰”作為企業效率的基礎，則正常的夫妻有子女的家庭產權都不如單身無子女的孤家寡人清晰，則人類社會基礎的家庭都無存在理由。

根據公司財務的MM定理，企業價值與債務結構無關，也就和所有制結構無關。公司財務理論的創始人，已故芝加哥大學的諾貝爾經濟學家，MM定理的創始人之一，Merton Miller 教授10年前在中國留美經濟學會關於國企改革的專題研討會上對筆者説，產權問題雖然重要，卻沒有優化解。英美型企業短期行為投資不足，德日型企業長期行為投資過度。歷史上，反覆出現國有化與私有化的浪潮。西方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內戰之後，政府幹預經濟與直接創辦國有企業德原因，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市場失敗德結果。私有企業雖有靈活多變，易於創新德優點，但也有急功近利，不考慮地區發展，國家安全，基礎建設等長期利益德缺點。尤其在國際競爭中，國有企業德主要責任不是短期盈利，而是保障社會安定，包括創造充分就業，縮小區域差距，應付國際危機等項功能。目前世界上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現實，説明企業效率的核心不再產權結構，而在其他因素。中國目前國企改革的方向在“國退民進”上大體是對的，假如目的是糾正1957年不加區分的實行公私合營，消滅私有制的過激做法，減輕不必要的財政負擔，以集中實現國有企業承擔的戰略目標。但要求大型國企全面私有化，將國企經理人變為壟斷資本家，就違背中國改革的國情與現實了。英國的私有化改革的著名案例是英國鐵路，私有化後大量裁員，但效率並未提高，目前又重新實行國有化。可見，產權不是企業競爭力的核心。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體制下，私有與國有企業都可能有勝有負。

問題在勞動分工中分權激勵和協作規模的得失消長(trade-off)關係。產權理論在企業效率源泉的解釋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產權理論把降低交易成本作為企業建立的動力，則企業的規模越大越好，大企業和政府企業同樣都能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產權理論斷言私有產權的交易成本比公有產權為低，則個體户沒有機制要發展為大型企業。產權學派創始人科斯提出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為什麼要建立企業？但是產權學派並未給出一個合理的答案。產權學派把降低交易成本作為企業發展的動力，是見木不見林。交易成本等價於物理學的摩擦力。技術進步例如通訊成本的降低使每一具體交易的成本降低，但由此帶來的勞動分工規模的擴大和分工的細化又使經濟複雜性增加，加總後的宏觀交易成本和協作成本增加，勞動分工和生物進化的趨勢相同，是熵增加而非減少。如果熵增加的結果會由勞動分工帶來的價值創造與效率改進補嘗，經濟就繼續發展，否則，企業就會出走。可見，勞動分工演化的趨勢是雙向而非單向的。產權學派的所有制決定論是典型的均衡論或決定論的世界觀，不是非均衡的演化觀，因而不能解釋多樣化的現實世界。

產權學派的企業理論討論的案例，例如，科斯的燈塔，牛吃麥，張五常的佃户租率，蜜蜂等，沒有一個是現代企業。可見古典經濟學的觀察基礎是工業化前的小農經濟。勞動分工下的現代企業理論還有待我們去研究。

（2）非私有企業的市場競爭模式的三個典型案例

我們下面就來考查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同行業中的典型案例。這三個案例德調查，不是依據文獻，而是實地觀察與訪談。我們發現號稱“觀察真實世界”的產權學派，所不願觀察的現象，可以啓發我們國企改革的新思路。

（2a）德國蔡斯光學儀器公司 (Carl Zeiss Co.)的非私利蔡司基金會的遠見卓規

德國精密科學工業是以蔡司光學儀器公司的發展為代表的。蔡司公司的創始人卡爾－蔡司Carl Zeiss是個作顯微鏡的工匠，他在1846年德國小城魏瑪創立公司時只是一個小作坊。他為了賣顯微鏡給主要的客户，把作坊搬到耶拿大學的所在地耶拿，結識當時年輕的物理學助教授阿比(Abbe)，阿比在1866年發明製造光學鏡頭的精密數學公式，使鏡頭加工從手工經驗轉變為現代精密工業，阿比本人也成為蔡司的合夥人。蔡司和阿比又結識第三位合夥人，以製造精密純粹的光學玻璃著稱的化學博士薛特(Shott)。三人的合作打造出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世界上最據盛名的精密光學儀器公司，從照相機到天文望遠鏡的技術穩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不少著名企業創始者人亡政息，為何蔡司公司得以永保青春呢，這要歸功於科學家兼社會改革家阿比的遠見。1887年公司創始人蔡司去世，阿比用自己的錢從蔡司家屬手中買下蔡司擁有的全部股份，加上自己擁有的股份，全部捐給以蔡司命名的基金會。他還説服薛特立下遺囑在他去世後把薛特的股份也捐給蔡司基金會。實際上，薛特在生前就將自己的全部股份捐出。所以蔡司公司的成功與所有制無關，它既非私營也非國營企業，但卻是市場上成功的競爭性企業。其成功在於阿比1896年給基金會定下的治理規則。阿比的理想在建立有競爭力的和諧企業，公司不是造福個人，而是造福員工，進而克服資本主義過度競爭下的種種社會弊病。

眾所周知，南斯拉夫的企業工人自治並不成功，因為工人和資本家或政府官員一樣具有短期行為，例如熱心增加工人福利而不願作長期的研究開發。蔡司基金會擁有蔡司公司，其董事會是阿比從社會賢達與公司元老中聘任的，他們的任務是關心公司的前途，而非個人的獎金。阿比定下的治理規則是三三制，盈利的三分之一用來投資，更新設備與擴大規模，三分之一用於研究開發，保持技術領先的優勢，三分之一用於職工福利。蔡司公司遠在歐美政府實行福利政策之前，就率先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職工的帶薪假期，以及退休制度等等，使蔡司公司職工對公司的忠誠無與倫比。以下歷史證明蔡司公司象火鳳凰一樣一次次經歷戰亂與社會變遷而不敗。在納粹時期，公司以軍工產品需要高級技工為名，成功保護所有的猶太員工。二次大戰德國戰敗後，先是美軍掠走全部圖紙到美國，又強迫幾十名高級管理人員與工程師遷到西德，西德員工在幾經艱難之後，在西德白手起家重建蔡司公司；然後蘇軍掠走全部機器設備及幾百名技工去蘇聯，剩下的低級蔡司員工在東德的國有體制下，重建蔡司公司，發展為前蘇聯體制下東歐最有競爭力的軍工企業和托拉斯。在東西德統一之前，東德議會通過立法歸還被國有化的蔡司基金會資產。東西德德蔡司公司合併重組。仍然恢復阿比當年創立的公司治理結構。日本企業只能在家用電子光學設備，例如數碼相機，數碼攝像機上佔領市場，高檔的索尼攝像機配的光學鏡頭仍然是蔡司所造。美國的宇航用光學儀器，包括大型天文望遠鏡都是蔡司所造。蔡司公司完全靠自身積累，不靠股票市場和債卷市場融資，金融大鍔的企業兼併術對蔡司公司的獨立發展也就無投機之可能。國內一些相信產權理論的經濟學家，把公司上市不是作為融資手段，而是作為改制增效的靈丹妙藥，對照蔡司經驗，可謂產權理論創造的神話，並無實際的驗證。

蔡司公司的經驗對企業如何保持國際競爭力與員工的向心力，提供了傳統的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之間的新的運作模式。蔡司公司總部的廣場上立的是阿比的雕像，公司歷史博物館的核心是阿比而非蔡司。儘管阿比本人不願爭名奪譽，但人民與歷史永遠是公正的。我以為阿比而非胡雪巖應當作為中國新一代企業家的楷模。

對比蔡司經驗，我以為中國國企的問題不在產權，而在幹部制度。在勞動分工日益複雜，急速更新不斷加速的條件下，靠官僚體制下的幹部提升制度，或工人自治下的民意測驗制度（文革中所謂的“大民主”），都難以選出有遠見雄心，瞭解行業發展方向的企業經理人。如象蔡司公司或美國公立大學那樣由董事會選擇企業總裁或校長，董事會成員是沒有個人私利機制的社會賢達與業界元老，就可以在幹部選拔上避免急功近利，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弊病。在國企改革上，產權理論誤導的彎路可謂大矣。

(2b) 美國聯邦大學信用社 (University Federal Credit Union，以後簡稱UFCU) 不拿薪金的高效董事會

金融危機的頻繁發生，最能説明產權理論在最據要害的金融部門是無能為力的。因為金融行業的特點就是拿別人的錢賺錢，銀行家最嫌貧愛富，而大型企業集中的風險遠比分散的中小企業為高，所以金融危機中破產動搖的主要是追逐短期利益的私有銀行。美國1980年代的儲蓄貸款銀行(S&L)的危機中，數以千計的銀行破產，要政府用納税人的錢去補救。但就在我所求學與研究達二十餘年的美國德克薩斯州首府，高科技城的“硅丘”奧斯丁(Austin)，有一家儲蓄貸款銀行 (University Federal Credit Union，以後簡稱UFCU) 在危機中獲得大發展，從原來為德克薩斯大學員工服務的，只有三家分支機構的小型非盈利的信用合作社，發展為目前在全美國有1768家分支機構的大型非盈利信用合作社，開展一切商業銀行的正常業務，而且服務費更便宜，存款利率更高。我比較多年，仍然把工資節餘的大頭存在信用社，而非國際知名的美洲銀行(Bank of America)。他們成功的秘訣又在何處呢？

按照產權理論，私有企業的剩餘索取權在企業股東。則真正關心企業命運的只可能是獨資者，幾個合夥人就會產生權利鬥爭；上市公司的小股東只關心短期股價的漲落，無法介入公司經營；股權分散又有利於大股東侵吞小股東的利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又導致委託－代理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所以，私有產權下勞動分工的複雜化，必然導致交易與協作成本的增加，而非相反。反而是一些非盈利的組織創新有可能降低交易成本與協作成本，從而提高市場競爭力和生存力。UFCU 就是一個好例。

美國商業銀行與非盈利的信用社的區別在商業銀行的利潤歸股東按股權分配，而非盈利的信用社的利潤在全體信用社成員之間分配。UFCU開始時只有德克薩斯大學的教職員及家屬可以加入，後來擴大到學生，以及原來成員推薦的親友，實際上等於向全社會開放。董事會成員由全體社員民主選舉產生，是不拿薪水的。所以，非盈利的信用社可以面交公司所得税。美國銀行業在國會奮鬥多年，企圖取消信用社這一“不平等競爭”的特權，至今沒有成功。和產權經濟學派的宣傳相反，美國大眾從內心不信任牟利的私有大銀行，為此，一直促使議會給非盈利的民間組織以免税優待。相比之下，中國農村信用社的競爭條件要比國有銀行差的多。因為沒有私利動機，所以，董事會成員多是熱心社區服務的大學員工。其中影響最大的一位總裁任職十餘年，是德克薩斯大學工程系的一位教授，業餘從事UFCU大政方針的決策，把UFCU從小城的大學信用社，發展為全美的大型信用社。發展的原因是UFCU堅持社區服務的方針，主要作會員的買房分期抵押貸款及購買汽車的消費信用貸款，不作風險高的商業用房抵押貸款，所以安然度過各次金融危機。第二，UFCU的擴張不是靠金融市場上的金融兼併和權謀官司，而是靠自身良好的商業與社會信譽，吸引經營不良的其他信用社主動上門請求兼併。從UFCU的案例，我們又一次看到創始人立下的經營方針與企業文化，給企業的持續發展帶來如此深遠的影響。包括競爭激烈的金融業，私有產權和經理期權也不是萬能的靈丹妙藥。經營模式與企業文化遠比私有產權和激勵機制重要。

(2c) 無業主的MIT學生之家(MIT Student House)長存的自我選擇機制

中國文化是相信人治重於法制的文化。前兩個案例似乎都説明了企業興亡取決於創始人的遠見和身教的重要。我們的第三個例子，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之家，卻是一個流水的營盤，因為學生入住最多也就四年，沒有永久的領導人。他們永保這一非盈利學生住宅合作社長存的秘訣又是什麼呢？

我的大女兒考上私立名校麻省理工學院時，我家收入不高，所以夠資格申請房租低廉的，免税的非盈利學生合作社的住房，MIT學生之家就是其中的一所。

雖是非盈利組織，卻也是激烈競爭，各家學生合作社都以自己獨特的環境及價格吸引新來學生中的佼佼者。象考美國著名大學一樣，不是隻看分數或家庭收入就錄取的，那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按期遞交申請表後，還有面試，由招人小組投票決定錄取誰。我女兒後來競選成功當過一任總裁，我得以知道他們的選擇標準。能考入麻省理工學院的是來自全世界的拔尖學生，所以成績好不稀罕，有特長和領導才能才是大家仰慕的標準。所以學生之家誇耀的是他們的成員中有物理奇才，國際科學奧林匹克競賽的金牌獲得者，有象棋大家，滑冰冠軍，我女兒則是西班牙的熱烈舞蹈弗萊明哥舞的愛好者，後來出任麻省理工學院舞蹈隊的編導。美國學生又遠比中國學生實際，除了個人才能之外，他們會問你能對學生之家作何貢獻？有的學生在工作多年之後返校，就可帶來從校門到校門的學生所沒有的社會關係。曾在電纜電視公司工作過的學生能為學生之家拿到打折的租約，在超級市場做過經理的學生，就能打折買來學生之家的伙食原料，這都有利於降低成本，增加競爭力。選人的第三個標準是觀察學生的自治能力和合作能力，免除極端個人主義者或嬌生慣養者帶來的麻煩。這些選擇規則給中國目前名校僅以高分取人的標準，以有益的啓示。

進入學生之家後，就發現這是一所三層樓的古典建築，有公共生活的客廳，餐廳，也有大小不同的居室。住屋的分配不是中國常見的年資制或抽籤制，而是按公共服務的工作量積分的工分制。每個學生必須完成規定的最低工作量，包括每週輪流做飯，採購，與打掃衞生。不盡責者將被逐出，不留情面。樓下大屋十幾個人一間，樓上小屋幾個人甚至一人一間，想住的清靜者就得多為大家服務，多掙“工分”。我女兒在家很少作家務，到學生之家竟然自告奮勇去做最髒的工作，打掃廁所，而且在繁重的功課與業餘社團活動之餘，還去競選總裁。我問為什麼要把自己壓力加大到如此程度，答案是畢業時各公司學校招人，首先看你有無“領導才能”。競選成功學生之家總裁是鍛鍊自已管理能力的好機會，所以，我女兒碩士剛畢業，就被極具競爭力的微軟公司招去做項目經理。這也是中國目前高校畢業生改善社會組織能力可以參照的地方。

我感到更有趣的是美國年輕的大學生遠比中國同齡人瞭解社會，所以同樣的民主機制下，選人的價值觀完全不同。我認識一位德克薩斯自學成才的學生，非常具有共產主義精神。他父親是律師，因為離婚變得貧窮，所以兩個孩子上哈佛，麻省理工學院，全靠自己在家自學。他嚴冬穿着露出大腳指的破球鞋，卻總是無私地幫助任何人，例如暴風雪中陪女生出外購物，或修理學生之家的傢俱等。我猜在學生競選中他一定會象中國農民選貧協主席那樣輕易勝出，結果大出我的意外，願意為大家服務的男生沒有選上，不願參加競選的猶太女生反被大家強迫出山。原因是大家認為，熱心公共服務的男生沒有管理能力，怕他的好説話會導致學生之家的財務困難，而不熱心公共事務的猶太女生精明強幹，她去管家財務一定不會虧空。其選人標準的務實程度，勝過我在文革前參與過的四清工作隊。我以為，中國以往的民主運動宣傳者只看到選舉程序的表面，而未深究民主程序的深層基礎。以我個人的經驗，任何羣眾自組織的基礎都在理財機制，高尚的理想離開物質基礎就無法持續。對於沒有長官意志的約束，沒有私有產權的激勵，而能保持學生之家的百年不衰的，應當是它的選擇機制和運作模式。它比依靠長老的教會，依靠長官的團隊，依靠獎金的企業，都有其獨特的競爭優勢和體制特點。這是產權理論難以解釋的案例。

(3)結論：從制度萬能論到組織創新論

馬克斯指出，社會發展的動力在勞動分工與科技進步，是生產力帶動生產關係的發展。但是，自戊戌變法以來，制度萬能論似乎就在中國主導思想界的潮流：康有為的立憲，孫中山的民國，解放後的公私合營浪潮，和最近二十年的國企改革，都把體制改革，而非技術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相比之下，德國和日本的現代化過程，始終把科學技術和教育作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制度變遷只是適應技術和經濟變革的需要。有趣的是，近十年來，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東歐經濟轉型，以制度改革為主導，造成經濟發展的大挫折。急切實行私有產權理論和私有制立法的東歐與前蘇聯國家的轉型損失，超過大蕭條與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經濟下降規模，而中國高速的經濟發展恰恰是在“產權不清”的條件下取得的，這是和經濟學“歪打正着”嗎，非也。

分析休克療法的彎路與發達國家產業外移的經濟原因，就可以知道，恰恰是產權理論鼓吹的極端個人主義與過度法制帶來的高交易成本與高協作成本，導致了西方福利國家競爭力的下降，與東亞與中國新興國家的崛起。

美英用股票市場的價格衡量經理的業績，造成經理人的短期行為，只顧在任期內抄高股價，不作長遠投資，更惡劣者如安然公司甚至虛報業績，為了個人漁利不惜犧牲公司利益。德日公司衡量經理業績就不重視股市表現，而更重市場份額和技術領先。

那麼，如何解釋中國國企五十年代的輝煌與七十年代的停滯呢？我的觀察有如下四個原因：

第一，中國國企的發展方針以量產的複製為主，長期忽視技術更新與開發研究。中國政府對國企關的太死，沒有獨立創新的自主權。到了七十年代末，技術水平還停留在引進蘇聯設備，也即美國四十年代的水平上。在開放競爭的環境中自然面臨嚴重挑戰。

第二，中國對國企的管理方針，不是選優汰劣，而是抽肥補瘦。導致少數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企，不僅不能升級擴張，反而被上級強迫吞併沒有生存力的虧損國企，導致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對比西方市場經濟，每年數以千計的企業和銀行破產淘汰，中國為了減少社會不穩定和短期財政負擔，對已經成為“植物人”的企業破產，還有規模控制，實際實行的是逆向選擇，必然導致國企每況愈下。

第三，用行政而非經濟手段管理國企，政策互相矛盾，不符合經濟學的基本規律。舉例言之，八十年代實行的“撥（款）改貸（款）”政策，比資本主義的債權人對企業的剝奪還重。有的興建國企，幾乎百分之百靠貸款建設，政府不出任何啓動資本，卻要企業一開始就要歸還本利。加上税收與社會福利負擔向外資與鄉鎮企業傾斜，使國企的負擔急劇增加，而技術更新的空間卻極為狹小。其次，幹部政策多變，沒有穩定預期。使國企技術骨幹紛紛被鄉鎮企業，民企，與外企挖走。人事部門把政治民主與經濟決策混為一談，用短期行為的利潤指標與民意測驗來選拔企業家，只能重用追求表面業績，忽視長遠競爭力的幹部，甚至用增發職工福利的辦法取悦職工，而犧牲技術更新的戰略投資。至於用股份制上市的辦法來作為企業改制的動力更是本末倒置。國際慣例，只有有發展前景但融資不足的企業，才用股市融資的辦法。將業績不佳的國企按指標分配給各部門“包裝上市”，其結果既不利於企業自身的技術更新與組織建設，也不利於中國資本市場的正常發展。

第四，新自由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的壓力，在前蘇聯垮台以後，在全世界造成一個“國企必亡”的虛構輿論，甚至用WTO及“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等來限制中國國企的出口，實行不平等競爭。實際上，西方許多國家都存在大量的國企，包括意大利，法國，以色列，和新加坡。美國也用政府補貼與採購的辦法，大量補貼名義是私有的軍工企業。實際上，世界上純粹的國企或民企是很少的，大量的是混合經濟下的多種所有制。

中國應當重新認定國企的戰略目標，不能追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思潮左右搖擺。從歷史上看，國企有如下三種功能：第一，保證國家安全，不受外國支配，尤其是軍工及要害經濟部門。美國號稱自由經濟，但許多高科技小企業都不許外國兼併。中國應當仔細向自己的對手學習。第二，保障社會安定，補充市場不足。例如，中國邊遠地區的基礎建設，市場運作無利可圖，政府就應當承擔，包括窮困地區的教育，醫療，環保，尤其研究開發，對這些國企，就不能實行“利潤”指標，不能與民爭利，而要象兩彈一星工程一樣，有遠見卓識地“蓄水養魚”。第三，補充國家財政收入，間接降低企業税負。例如國家和地方政府對土地的經營，就是重要的發展基金與財政收入來源。問題在如何加強對地方財政的管理，防止竭澤而漁。第四，對沖國際經濟波動，確保國內的穩定發展。例如，國家經營能源，材料等基礎工業，就可以在國際市場價格低迷時大量購入國外資源，國際市場價格高漲時動用國內資源，緩和國際經濟波動對國內經濟的衝擊。

要實行這些戰略目標，就要制定切合該行業國際競特點的運營指標，由懂行的專家及成功的企業領導人來選擇經理人員，給經理人員相應的自主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國家政策，一切因地因時制宜，改變過去一陣風運動式的企業改革模式。由此觀之，中國國企改革的多元化試驗，是有利於建立富有國際競爭力的和諧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