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立：與《新文學史料》的點點滴滴——樓適夷書信四通釋讀_風聞

編者按

著名作家、翻譯家、編輯出版家樓適夷（1905-2001）的書信，結集的出版的只有《黃源與樓適夷通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書信尚待發現及整理。本文作者宮立於華夏天禧·墨箋樓2017年7月18日至26日舉辦的“巴金、冰心、姚雪垠、周而復、蕭乾等著名作家墨跡專場”，發現了樓適夷的書信4通。通過對此4通書信的鈎沉，作者不僅考證了書信的寫作時間，而且也從另一個層面證明了樓適夷對《新文學史料》雜誌的持續關注。

本文原刊於《傳記文學》2019年第3期，感謝作者宮立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宮立

與《新文學史料》的點點滴滴

——樓適夷書信四通釋讀

著名作家、翻譯家、編輯出版家樓適夷（1905-2001）的書信，結集的只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的《黃源與樓適夷通信集》。《魯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刊有《樓適夷先生談魯迅〈贈蓬子〉詩本事（通信）》，公佈了樓適夷1977年7月14日、1977年9月1日給姚錫佩的書信2通。徐慶全在《百年潮》2000年第1期寫有《樓適夷與周揚關於馮雪峯的通信》，公佈了樓適夷1979年4月18日、1979年10月7日給周揚的書信2通。周國偉在《上海魯迅研究》2002年第1期寫有《憶與樓適夷先生的書信交往》，公佈了樓適夷1980年至1989年給他的書信4通。王世家在《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5期寫有《適夷先生書信箋釋—讀札憶往之二》，公佈了樓適夷給他的書信19通。趙修慧在《上海魯迅研究》2005年秋之卷寫有《關於樓適夷給趙家璧的十五封信》，公佈了樓適夷給趙家璧的書信15通。《新文學史料》2014年第1期刊有《名家致牛漢信一束》，公佈了樓適夷給牛漢的書信1通。筆者近日又找到樓適夷的書信4通，略作鈎沉，以為紀念。

樓適夷

《黃源與樓適夷通信集》

一

羅遜在2018年2月17日《上海書評》寫有《新見樓適夷致施蟄存信札》，鈎沉了樓適夷1982年2月23日給施蟄存的書信一通。筆者在華夏天禧·墨箋樓2017年7月18日至26日舉辦的“巴金、冰心、姚雪垠、周而復、蕭乾等著名作家墨跡專場”，又找到樓適夷給施蟄存的書信一通，照錄如下：

蟄存同志：

在滬別後，我就去廈門鼓浪嶼，住了不及二月，因身體不適，改變了越冬的計劃，於上月末提前回京了。一直不大好，寫信也就懶了。

老年人冬天不大好過，那天去看望您，晨起咳嗽的樣子，竟同我差不多。我知道您較我年長，但精力好得多，好久不聞音訊，身體好嗎？

今年六月，馮雪峯同志誕生八十年，義烏家鄉正計劃搞紀念活動，邀請全國友好參加，有金鑑才等二同志，來過北京，後去上海，我曾介紹他們去拜訪您，可能已經見到。

您允許給《新文學史料》寫紀念雪峯的文章，現在希望早日寫寄，《史料》83.2號擬輯一組文章，配合紀念，我們都約一些雪峯生前最老的友好，象汪靜之、蔣天佐等寫文章，另外還有一些研究工作者寫的傳記篇章，二月中鬚髮稿，請能於最近撥冗寫成，甚感甚感！

專此即請

歲祺

弟適夷 26/1 （83）

施蟄存

馮雪峯

施蟄存最終寫就的懷念馮雪峯的文章題為《最後一個老朋友—馮雪峯》。施蟄存坦言：“雪峯的政治生活我無可敍述；現在我筆下的馮雪峯，是一個重情誼、能念舊的好朋友，是一個熱情團結黨外人士的好黨員。”為了紀念馮雪峯誕辰80週年，《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設有馮雪峯研究專輯，除了施蟄存的《最後一個老朋友——馮雪峯》，還刊有李霽野的《憶馮雪峯同志》、汪靜之的《〈雪的歌〉—雪峯的象徵》、駱賓基的《初訪“神壇”（第一夜）—回憶鄉居的馮雪峯同志》、劉哲民的《緬懷馮雪峯同志》以及樓適夷為《〈雪的歌〉—雪峯的象徵》寫的“附記”。樓適夷對《〈雪的歌〉—雪峯的象徵》涉及的兩個問題—“一，雪峯1942年出獄赴重慶，為什麼住在叛徒姚蓬子處？二，‘文革’初風傳所謂‘上饒集中營一批政治犯集體脱黨聲明’，其中有雪峯的名字，是怎麼一回事”—作了補充説明。

二

華夏天禧·墨箋樓2017年9月5日至11日舉辦的“錢學森、樓適夷、趙家璧、蕭乾、吳小如等名家信札專場”，有樓適夷給牛漢的書信一通，摘錄如下：

牛汀同志：

二十四日手書讀悉，同時收到洪治同志轉來刊物四種九冊，請轉告謝謝。我預定療養期二月，下月上旬準備如期回京，這兒現屬霧季，多霧陰寒，對呼吸系統並不好，下月中以後，轉入暑期，氣候就涼透了，還可以下海，但我還是決定不留了。因在此檢查全身，基本正常，支氣管慢性病，雖進行多種治療，但緩解期間，亦難覺察顯著效果，原來目的想寫些東西，收效亦不大，故有歸歟之思了。請轉告小嶽同志，書刊不必再轉。

啓倫、木蘭同志回來，收穫頗多，甚喜。以後能多蒐集一些作家創作回憶，是一個新領域，對文學史研究有益，有些長篇自傳，用摘要選載的辦法比較好。聽到友人反映對近期《史料》意見是有的，這麼幾個人搞這麼大一個刊物，要十分細緻，是困難的。但對有些不熟悉的人和事，多瞭解一點還是需要的，我們希望好人不被埋沒，也不叫作風不正的人來自我標榜。有點缺點是難免的，只望不太多，與其事後更正，寧可事先謹慎一些。（紀念徐雉一文七期能發嗎？）

錫金那篇《左聯解散後黨怎樣領導文藝工作》，題目很大，內容瑣雜。這稿子他先是寄給我看的，我提了一些意見，要他把題目縮小。左聯解散於35年底，他卻從38年寫起，中間三年，文藝工作在黨領導下，做了許多工作，他卻當做空白了。可是他沒作什麼改動，仍用原題直接寄到組裏發表出來了。這位同志很勤奮有才能，就是有時不免浮誇，請加註意。但不必對他説了。組裏約他採訪馮乃超同志的事，以後有否進行，乃超同志大概已出院了。

我那篇文章是很得罪人的，以後文藝活動會受到一些封鎖。本來我是被半封鎖的，但我原已不能作什麼活動了，故亦不甚在意。今後能寫還得寫一點，無處發表還可藏之名山嘛。

去年我向周揚同志提出，請他寫紀念雪峯的文章，他文章沒寫，回了我一封信，沒説要發表，我也未提過請他發表。我回過信，表示了兩點不同的意見。現在韋君宜給我信要將此信編入周的論集，因我不在手邊，黃煒也出差去了，答應六月交她。家裏孩子送去，她已出國，無人代收，故未交出，此事請告知屠岸或李曙光同志，好在我就要回來了，大概總來得及吧。

……

樓適夷

六，二八夜

蔣錫金的《“左聯”解散以後黨對國統區文藝工作領導的親歷側記》刊於《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4期，署名錫金，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彈花》，趙清閣編，她是一個帶些神秘性的人物，政治傾向上是屬於國民黨的。”難怪趙清閣1979年10月9日致信《新文學史料》編輯部：“近讀《新文學史料》第4期，內有錫金的一篇《“左聯”解散以後黨對國統區文藝工作領導的親歷側記》，在談到一九三八年‘武漢文壇情況’，涉及當時我和我編輯的《彈花》文藝月刊。一九三八年武漢文藝界實行統一戰線大團結，我作為一個寫作者和編輯人，不可避免地結識了不少各方面的文人作家，但這都是光明磊落的。我記不起是否認識錫金，為什麼要這樣打擊我？實在困惑的很！”

樓適夷信中“我那篇文章是很得罪人的”一句中的“文章”指的當是他在《魯迅研究動態》1980年第2期發表的《為了忘卻,為了團結—讀夏衍同志〈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王錫榮在《“左聯”與左翼文學運動》中説：“剛剛進入80年代，一場關於左聯歷史的論爭也激烈爆發。事情源於1966年馮雪峯撰寫的一份“交代”材料《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1978年夏天，茅盾看到了這份傳抄材料。對其中説到該口號最先由胡風提出一説感到震驚，因魯迅當時跟他商量此口號，他一直以為是魯迅提出的，故感到受了欺騙，於是寫了《需要澄清一些事實》一文，後與馮雪峯的上述材料一起刊登於《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二輯。1980年1月，夏衍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針對馮雪峯的材料，對他1936年到上海後的一些做法，指其不找周揚、夏衍而找魯迅，是無視黨組織，與‘反革命分子’胡風一起提出新口號，而魯迅不辨忠奸、被胡風利用等等。夏文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包子衍、餘開偉、樓適夷、吳奚如等紛紛撰文，批評其對馮雪峯、魯迅和胡風的指責不公，認為從中仍可見當年的宗派主義的陰影。發表夏衍文章的《文學評論》收到很多篇批評夏衍文章的來信和文章。由此驚動上層，中宣部發布了8號文件和31號文件，要求停止此事爭論。3月下旬，紀念左聯成立50週年紀念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周揚在大會上作主題報告，對左聯的歷史和得失以及兩個口號論爭做出了比較中肯的表述，承認當時左聯領導人對魯迅不夠尊重，得到了廣泛的認同。4月，樓適夷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為了忘卻，為了團結》，既對夏衍的文章做出批評和澄清，也發出了團結共進的希望。一場劍拔弩張的論爭就此暫告平息。”實際上，樓適夷的《為了忘卻,為了團結—讀夏衍同志〈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原定在《文學評論發表》，但最終沒有。《陳荒煤文集》第10卷收有陳荒煤1980年3月12日給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朱穆之、廖井丹的信中提到，“送上樓適夷同志一篇批駁夏衍同志的文章，請你們審閲批覆”，“樓適夷同志的文章，我詳細看了，我認為這樣的文章不能發表”。嚴家炎在《胡風在四五十年代文學轉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説：“為什麼樓適夷原定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文章《為了忘卻，為了團結》1980年要被荒煤同志勒令撤掉?後來我將稿子要過來刊發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為什麼當時的中宣部要下死命令規定不許刊登？再後來在《延河》上排出之後，為什麼當時的中宣部竟然接二連三地打長途電話給陝西省委宣傳部一定不許發表，至少要他們把胡風是日共黨員一段刪掉呢?——最後是終於刪掉了那一段才發表的。”

樓適夷1979年4月18日致信周揚：“馮雪峯同志改正問題，中央已批示，現在在籌備重新舉行追悼會，大家盼望您寫篇紀念文章，這是有歷史意義的事。從雪峯遺物中，發現了他最後寫的一篇寓言作品，大概是七五年十一月在病牀上寫的，家屬推測是在您去探病之後。現在想以適當方式予以發表，先把抄稿給您看看，不知您有什麼意見，請示。”馮雪峯最後寫的這篇寓言作品指的是《錦雞與麻雀》，刊於1979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和《安徽文學》1979年第8期。樓適夷信中提到的周揚“回了我一封信”，指的當是周揚1979年5月1日給樓適夷的回信，後來這封信以《周揚同志致友人的一封信》為題，刊於《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我回過信”，指的當是樓適夷1979年10月7日給周揚的回信，信中説：“文學史總得是研究作家作品史，不是口號糾纏史”，“雪峯材料是文化大革命中奉革命羣眾勒令寫的，但並不是逼供信。當時被人傳抄，到72年雪峯發現，又在文字上做過一些修改，我以為他未下井投石，也並無傳聞不實之言。您信中又説對兩個口號錯誤，雪峯做過檢討，材料中所寫，只言提此口號時未請示黨，及未付之大家討論。本來兩個口號均非經中央批准提出的黨的口號，都未經過羣眾廣泛討論（當時情況都不可能做到），故正如主席所説的均為抗日的口號，不是黨的口號，故不能説為單方面的錯誤。57年批判中據雪峯在牛棚中對我私下所言，當年批判有與事實完全出入之處，但他以為事已過去，不必在這樣的時候提出申辯，其所寫材料中也未提出”。由此可推知，樓適夷給牛漢的這封信寫於1980年6月28日。

另外，“紀念徐雉一文”指的當是徐雪寒的《詩人徐雉同志的一生》，最終刊於《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總第9期）。

《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

華夏天禧·墨箋樓2017年9月16日至23日舉辦的“臧克家、樓適夷、蕭乾、蘇金傘、碧野、謝冰岩等著名作家墨跡專場”，還有樓適夷給牛漢的書信一通，照錄如下：

牛汀同志：

這裏三篇我以為可以發表。吳文中談博古名字，我把他刪改了。博古同志後來是壯烈犧牲的，以不提名為好，諒吳老亦必能同意。陳北鷗文只談二事，題目大了，故改為“二三事”。許幸之談與郭老無直接關係，特別談自己的，我意大可壓縮，是否請方殷同志動動手術。周而覆在郭老於北京醫院適亦住院，他有意寫一篇郭老的最後，是否請木蘭同志去催催，以完成下期郭老專輯，我打算再向郭老家屬要部分佚文。此外，或有他稿，則七期可編一郭老專輯矣。

敬禮

樓適夷

一、廿二夜

1980年5月22日出版的《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2期（總第7期）設有郭沫若研究專輯，除了刊有吳奚如的《郭沫若同志和黨的關係》、周而復的《緬懷郭老》、陳北鷗的《雜憶郭老在東京》，還有陽翰笙的《回憶郭老創作二十五週年紀念和五十壽辰的慶祝活動》、趙景深的《〈沫若前集〉和〈郁達夫全集〉—郭沫若給我的信》、孫玉石的《讀郭沫若的〈論詩〉通信》以及郭沫若的《關於話劇〈武則天〉的書簡》。由此可以推知，樓適夷給牛漢的這封信的寫作日期是1980年1月22日。

信中的“吳老”指的當是吳奚如。《新文學史料》刊出吳奚如的《郭沫若同志和黨的關係》時，用“王明路線的執行者、黨中央當時作為***之一的一位同志”指代博古。

《新文學史料》2014年第1期《名家致牛漢信一束》收有樓適夷（1980年）1月4日給牛漢的信，其中説：“我看了周而復懷郭一文二萬餘字，覺得不錯，擬請郭氏姐妹看看，再交給組裏……郭文已執筆數日，考慮不少，還沒寫成……看了別人的更自覺不如，但還是想把他寫好才行，不過對於我刊，我的文章是不值重視的，我手邊信債文債，堆積不少”。信中提到的“周而復懷郭一文”指的當是周而復1980年1月27日寫就的《緬懷郭老》。“郭文執筆數日”，樓適夷最終於1980年2月6日寫成《訪問郭老的故鄉》，刊於《當代》1980年第2期，署名適夷。

《新文學史料》2014年第1期

​

三

華夏天禧·墨箋樓 2018年6月23日至30日舉辦的“師間的交往與互動—尺牘軒舊藏顧頡剛、張元濟、朱經農、樓適夷、馮其庸等名家墨跡專場”，有樓適夷給陳夢熊的書信一通，照錄如下：

夢熊同志：

上月廿九日信，始復為歉，因我已離家一月，春節方歸。

裘兄文已讀，事實基本無大出入，卻幫助我引起許多記憶，可以另文補充。

在《新文學史料》上出一專輯，不知與編輯部有過聯繫否？見信正值假期，待上班後當將來信轉去，與具體執行之同志（牛汀）商量再復。

我的文章是可以寫的，但能見到原刊，寫起來就具體一些。此事現不能辦到，承抄示全目，認出了一些筆名，可以補充裘兄記憶之不足，但有的須看看原刊內容，才能斷定。既不能外借，只好等有機會到上海去看。你們正收滿濤遺文，此目中除恩維銘外，尚有杜微（可能還有，但光憑題目，一時還想不起。我的筆名，有司馬寇，外史，一葉，海風（？））火山午客（？）……不知有否可能，將我的文章，請收藏圖書館，代為複印寄下，其費用由我自負。

你們打印資料，是否可改為鉛印？《社會科學》第四期，希望即 能見到。關於《奔流新集》——《直入》《橫眉》共兩集，我已有複印全刊，蔣錫金同志將來京，如由我們兩人共同串聯一下，相信可以寫成比較全的回憶。

沈子復同志我想不起來，不知是否相識，更不知今在何處。《大陸》目錄如全部內刊發表，一定還有許多人會記起更多的事。此刊經理人江少懷，估計在上海，又如醫生江聖造，即少懷友人，餘新恩是一位名醫（元化的親戚）。S.Y是四川作家劉盛亞，已受迫害而死。他的夫人正收集其遺稿……

以上匆匆作復，容與編輯部聯繫後再告。我不大去社，現在又不家居，因正集中寫幾篇稿，並審讀《郭集》註解。最近還不能專為孤島資料寫稿，真對不起。

敬禮

樓適夷

19/2

來信可寄北京西郊友誼賓館5105室

信中的“裘兄”指的當是裘柱常，《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刊發了裘柱常的《追憶〈大陸〉》。由此可推知，樓適夷給陳夢熊的這封信寫作日期為1980年2月19日。裘柱常回憶：“説起上海在‘孤島’時期的《大陸》月刊，我多少還記得一些情況，但是不免有些含糊了。幸虧由洪荒、夢熊兩位給我看了一份《大陸》全份的目錄，就使我多想起了些差不多四十年前的情況；又和當時和我一同參加這工作的朋友蒯斯曛談了一談，又弄清了一些往事，希望能寫得比較詳細一些，但也只是比較詳細一些而已。要是能和適夷共同回憶一下，自然可以更其充實一些。”“這刊物的主持人是王任叔，實際負責編輯的是樓適夷，由我以裘重的筆名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為對外的編輯人，由任叔的朋友江少懷登記為發行人”，“《大陸》月刊的實際編輯史適夷，我只幫忙組織部分文稿而已。第一期封面也是適夷設計的”，“滿濤寫了他在美國留學時的生活，署筆名恩維銘”，“因為要使《大陸》的政治色彩非常含糊，所以寫文章的人，也不一定用一個筆名，往往有用二、三個筆名的。記得適夷曾用過司馬寇的筆名，還有其他的我已完全記不起來。有的連作者自己也記不起的，柯靈同志就是這樣。他曾經問過我，可是也不知道，直待洪荒同志把《大陸》全份的目錄給他看後，才辨認出來。”

關於《大陸》月刊，樓適夷雖然在信中坦言“可以另文補充”，“我的文章是可以寫的”，但他最終未寫。不過，樓適夷在回憶文章中還是有提到《大陸》的。《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1期刊有樓適夷的《我談我自己》，其中談道：“這時，王任叔來找我，要我編一個刊物。當時上海最流行的是黃嘉德等編輯的《西風》，專門宣揚美國生活方式；我們也要出一個刊物，外表不要太紅，既能爭取各階層讀者，又便於隱蔽。這個刊物由我主編，錢由幾個統一戰線內的資本家拿出來。刊名叫《大陸》月刊，由裘重（裘柱常）出面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印刷發行是江少懷。從一九四0年九月創刊，出了一年，因為經濟困難辦不下去了”。樓適夷在《痛悼傅雷》中也曾回憶：“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在成為‘孤島’的上海，我和傅雷開始建立了友誼。在太平洋戰爭前夕，國民黨頑固派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很多在上海的文藝工作者，都陸續進人抗日民主根據地，留下來的人越來越少了。朋友們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仍堅持着對敵、偽、頑三方面的文化鬥爭。當我們一些公開的進步刊物都不能存在時，得到工商界一些抗日愛國人士的幫助，我們又辦了一個表面幾乎不顯露政治色彩的文化綜合刊物—《大陸》月刊，組織上要我來擔任籌辦工作，為了擴大我們的陣線，儘量團結平時與我們很少交往的文化工作者來參加這個刊物的撰稿。朋友裘柱常給我介紹了他的親戚傅雷。”

關於《奔流新集》，樓適夷回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們出了個《奔流新集》，主要由我、許廣平、王元化、滿濤、蔣錫金等搞的。共出兩輯，第一輯叫《直入》，第二輯叫《橫眉》。第二輯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印成，正好珍珠港事變發生，日本軍隊進了租界，印刷所打電話來叫我們趕快拿走，不拿走就要燒了。錫金説是由他一個人到印刷所取得了三冊樣本，當時答應去僱車取運，就再也沒有回去，而由印刷所全部銷燬了。取出的三冊，一本放到傅雷家裏，一本交給許廣平，一本留下我們幾個人傳閲。其實，錫金的回憶不確實。最近王元化對我説：‘你這個人記憶力那麼壞，明明是你和滿濤拿了好多本來分送給朋友們的。’經元化一説，我想起來了，我記得“印刷此刊的中國科學印刷公司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馬路上日本兵都站崗了，許多卡車裝着撕碎了的報紙、雜誌一車車拉到紙廠去作紙漿，我們拿了幾本出來也説不清了。”

《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期（總第1期）

《新文學史料》2001年第3期刊有《樓適夷同志生平》，其中提到：“1978年，樓適夷同志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顧問。他提出創辦《新文學史料》雜誌，親自制定規劃和辦刊方針，為《新文學史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以後又擔任《新文學史料》顧問，直至去世”。本文鈎沉的樓適夷的這4通書信，無一不與《新文學史料》有關，這何嘗不是樓適夷持續關注《新文學史料》發展的有力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