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泰國選舉看華裔在東南亞參政的三個形態_風聞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叁裏河

作者： 星爸爸

作為少數民族，華人的身份和政治成就只能二選一

泰國在 2014 年軍事政變之後首次選舉的情況已經明朗，雖然選票的準確數字要在下個月公佈，而民眾和各方對於選舉公證性的質疑也開始佔據媒體版面。

但是公民力量黨獲上議會、巴育繼續擔任總理，民主黨出局、為泰黨佔領下議院的局勢很難會有新變化，軍隊和皇室代表的精英掌握了行政機器，與為泰黨和年輕的未來前進黨等盟友所代表的底層民意和年輕人的聲音形成對峙的結果也將會未來的普遍局面。

在選舉之前，各媒體描述的民聲基本上都是“厭倦政治鬥爭，人民渴望穩定”或 “期待民選總理，泰國厭倦軍隊統治” 等等，一副累覺不愛的樣子。選舉之後，從表面上看，大家似乎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但這種穩定可能只是一種暫時的停滯，而連任的巴育雖然脱下了軍服穿上了西裝，但軍政府的底盤堅固如常，甚至在經過五年的調整之後隱藏得更好了。

如果有人説這次泰國選舉是在軍隊所訂的規則下進行的一次選舉，這種説法並不算過分，連 BBC 都會用“量身打造” 來形容軍政府插手規則制定的程度之深。

在去年一月份時，泰國立法機構修改了新的選舉法。在新規則下，上議院 250 個席位有軍方委任，因此大選的主要戰區便落在對下議院 500 個席位的爭奪上。

那麼在以過總數 750 票一半即視為獲勝的情況下，巴育陣營只需要在下議院拿到 126 票就可以勝出。同樣的 376 票，對於徹底出局的民主黨來説是已經是天外之物。對於還在場內的為泰黨來説，375+1 也已經不是個現實的目標，有底層民意支持的他信的為泰黨，原本被認為在下議院中能和盟友聯手拿下半數以上席位，在結果出來之後卻發現少了一百多席。

在這個軍方調整制定了多年的框架中，無論過程是否公平，從結果上來看，就像開頭所描述的那樣，穩定和民選總理都有了。

只不過這個穩定，有點像兩頭不服輸的大象狹路相逢、誰也不不讓誰的焦灼狀態。軍方取得了選舉的勝利和政府的主導權，而為泰黨和夥伴們在下議院形成了一個強勢的反對派，雖然很難在現有框架下奪回統治，但未來需要首先得到下議院半數以上議員同意才能繼續推進的各項法案，恐怕也會成為雙方角力的犧牲品。

就像泰國網的一篇評論所説：“……軍方將來即使執政，也會在下議院遭遇強大的阻擊。贏不了你，也要硌死你。”

不僅如此，在“量身定做” 的民主制度下選出的總理巴育，也至少符合了民選領導人的定義。雖然在實質上，這只不過是披着西服的軍人，但這幾年軍政府治下的泰國各方面都有起色也是不爭的事實。

從這兩個角度看，泰國大選的目的其實已經是達到了，至於 700 多年初選選民對真正民主、擺脱軍政府的渴望，以及為泰黨同盟黨部分領導人之後可能面臨訴訟，以及這幾天曼谷爆發的抗議遊行等問題，都是以後要解決的問題罷了。

其實對於華人來説，這次的選舉還有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信的泰國總理，可能就是華裔在東南亞民主國家作為少數民族從政所能達到的天花板了，而這個天花板隨着華裔占人口總數比例以及與主體民族融合度的下降而相應下降。

從人口結構上來，泰國人口中華裔比例大約在 10% ～ 14% 之間，換算成數字大概 600～900 萬人左右，但在現實中，有華裔血統的泰國人要遠高於這個數字。

由於宗教和民族特性的原因，泰華兩族的一直處於相處融洽的階段，即使歷史上有過排華階段，但也僅限於在文化和政策上對中華文化施以限制，而從來不會演化為東南亞領國曆史上曾出現過的種族暴力事件。

反之，無論是以前的暹羅，還是後來以“泰人的國家“ 這種民族主義動機改名後的泰國，都能得到華人作為少數民族的感激和認同，很多有中華血統的移民在通婚三四代之後就都以泰人自居了。

泰華通婚的原因除了以相處融洽、日久深情等感性理由解釋，也可以看作是華人為了進入泰國上層社會所做的努力。從歷史上來看，就像東南亞其它地區甚至是全球範圍內的華人早期移民一樣，以商人和勞力的身份（或主動或被迫）去到異國，然後漸漸發揮中間人的優勢，在工商業形成壟斷也是泰國華人早期的生存模式。

研究機構 Minority Rights 在 1992 年的一個報告中這麼説過，“華人和泰華後裔偏向於貿易和商業，而泰人，如果不去當農民的話，則會成為公務員、僧人或者士兵”。

這種涇渭分明的路徑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兩個種族之間不會出現太過於明顯和激勵的利益衝突。

但是在民族主義有了市場，保守的聲音出現之後，華裔也開始尋求在其它方面與主體民族“通婚”。以經濟為例，上世紀中期泰國政府開始國有化之後，很多華人逐漸在軍隊和政治勢力中尋求強有力的合作伙伴，通過股份和婚姻來形成利益同盟。

在後來的幾十年，華裔又再次抓住產業引進以及加工出口業帶來的兩次機遇，鞏固經濟優勢，“在橫向和縱向”形成同盟，也抓住了能抓住的政治機會。根據上述報告的總結，目前泰國排名前列的三十家集團中，幾乎都由華人掌控，“除了農業和計時工種”以外，橫跨了大部分商業領域。

就是在這種可以説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才會出現向泰國前總理他信和民主黨黨魁阿披實這樣的客家後裔的政治領袖。尤其是對於他信來説，一個丘姓客家人移民後的第四代子孫，能在他國當上總理，甚至在泰國長達幾十年的反覆軍事政變環境中成為了第一個任滿四年並通過選舉連任的總理，光憑這一點，不論其後來下場如何，就可以説是華裔作為少數民族在東南亞甚至全球國家的政治生涯巔峯了。

而這個，則可能是東南亞國家中，華人作為少數民族參政的天花板了。在大選後軍人獲得更強的選舉優勢，以及由軍隊和皇室為代表的保守派精英掌權的泰國，這個景象恐怕很長時間內不會再現。

在其他地方，就更不用提了。如果把目光放在東盟創始五國中，掐頭去尾排除了新加坡和菲律賓之後，按照華人地位以及取得的政治成就排列，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恰好能形成一個向下的階梯。相類似地，這三國的保守程度和伊斯蘭化也都以此類推。

先説馬來西亞，華人是馬來西亞人數最多的族裔，佔總人口數月四分之一。大多數華人是十九世紀移民的後裔，這點與東南亞各國的華裔社區基本一致。

馬來西亞華裔也是苦力起家，後以經商立足。這種以中間人身份發起的移民形式，在《黑人紅脖子和白人自由主義者》中被作者 Thomas Sowell 稱之為“中介族裔” （middleman minority ），也就是介於生產者和購買者之間，在文化、價值觀、語言和習慣方面充當“潤滑劑” 的外來移民，換算過來，就比如商人和高利貸者等等。

中介族裔通常都會承受歧視，尤其是在以同等貧窮的初始狀態下介入，又迅速依靠中介活動致富之後，更容易遭受來自主體民族，尤其是底層的仇視，排斥，甚至是暴力對待。Thomas Sowell 舉的例子之中，便有上世紀後半葉華裔移民在東南亞各國所遭受的殘忍排華事件。除此之外，還有在過去混居在洛杉磯黑人社區的韓裔移民、印度的穆斯林以及南美的日本裔等等。

馬來西亞華人遭受暴力排斥的痛苦雖然已經過去，但是越來越以馬來人（佔 69% 人口）為種族中心，以及伊斯蘭化（佔 61% ）為目標的馬國政治環境卻讓華裔以及印度裔持續感受到不安。

馬來西亞想來不缺華人遭受歧視的新聞。在經濟上，華人公司上市需要按一定比例出售股權給馬來人。上學讀書，本地華人小學的數量受到限制，教學內容也被要求更改，高等教育方面，公立大學對華人有着嚴格的人數限制，即使被錄取，也很難選到想讀的專業。所以一般華人都會選擇民辦高校，有條件的馬來華人都去台灣上學，更好點的去美國讀大學。

在政治上，給華人加的“蓋子” 就更多了。馬來西亞獨立之後，迅速馬來化，過去不少華人與印度人蔘與的公共服務領域，其比例幾十年後下降明顯。“華人不能被信任，這是我們政治部長親口説的”，BBC 2015 年一篇報道中引用某位華裔馬來西亞大學講師的話，這名政治與國際關係講師在十年裏教過了數千名學生，“極少有人成功進入大馬外交部工作”。

根據馬來西亞民主行動黨 2017 年的統計數據，馬來西亞公務員數量有 159 萬人，按照公務員/人口比例來算，幾乎冠絕全球。但是華人比例卻只有可憐的 5.6%，與其佔總人口的比例嚴重不對稱。

向上走更是難上加難。“首相永遠只是能是馬來人”的設定就註定了大馬華人的參政之路可能永遠無法達到泰國同胞的高度。當年新加坡屬於馬來西亞時，李光耀也不曾表現過對首相之位的期冀，即使如此，新加坡 70% 的華人以及李有可能拉攏沙巴和沙撈越兩個華裔州組成一股華裔勢力的可能性也足夠讓馬來西亞人把新加坡踢出去。

即使有華人能做到高級職位，也只能是所謂的當家不當權的交通和人力等部長。那麼再降一級，州里的核心高官還是輪得到華人的。十三個聯邦州里，檳城和沙巴都有過華人任部長，前者更是自 1957 年獨立之後一直由華人掌舵，目前則由同樣是客家後裔的曹觀友出任首席部長。

而他的前任，林冠英，則更上一層，現在出任馬來西亞財政部長和民主行動黨秘書長等要職。但在一些馬來華人看來，這也是因為馬哈迪要藉助華人勢力推翻巫統而做的權宜之計，在堅定的馬來人面前，華人可能永遠只是個棋子。更何況，林冠英的信仰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並沒有顯示出對華人的特別關注，反而是在一些場合説出過令華人沮喪的言論。

例如，在 2015 年接受 BBC 專訪時，他曾説自己為馬來西亞全體謀福，並不是只為華裔；另一邊，他在宗教方面傾向於伊斯蘭教，比如曾呼籲允許在馬來文版聖經中使用“安拉”。在其出任檳城首長期間，伊斯蘭各項活動獲得的撥款為 4.6 億令吉，而其它宗教總和則僅有 711 萬令吉。

這也使得華人中很多人將其稱之為叛徒。

在泰國，華人與主體民族分享宗教，兩者充分融合，使得華裔參政時無需考慮最為棘手的種族問題。馬來西亞華人則沒有這麼幸運，馬來人雖然只是勉強過半，但在文化和宗教上都與華人明顯分離，政治勢力也時常挑動民族情緒作為吸引選票的手段。華人蔘政，要麼安心在華人為主的區域內做個山頭的老大，要麼就放棄一部分華人的信仰和身份認同，換取政治資本，但即使如此，也基本不可能像他信一樣做到政府首腦的地位。

不過，在這種受到中等壓制，又保有一定數量的狀態下，馬來西亞華人卻爆發出可能是所有華裔社區最強的政治力量，從規模和對結果的影響上，都足以引起馬來華人引以為傲“華人海嘯”。

從這個角度看，馬來華人的上升渠道雖然有限，但是其政治活力卻是異常充沛。與馬來西亞的情況相比，印尼華人的狀況就要更下一層樓了，可以説是與泰國相比的另外一個極端。

從數量上論，印尼是東南亞國家中華裔最多的國家，但是具體數據很難界定，原因是通婚、歸化以及高壓政策下因為害怕受到迫害而隱藏華裔身份等因素。和其它國家一樣，印尼華人的祖先也都以廣東和福建地區客家人為主，進入路線以及從事的事業變遷也都大同小異。

只説去前兩個國家的顯著區別的話，那就是華人佔總人口比例只有 5% 甚至有可能不到的程度，此外便是印尼的伊斯蘭化程度更高，穆斯林人口占總比接近 90%。

華人同樣是經濟地位高於政治和社會地位，曾經有統計稱華人只佔總人口 4%，卻擁有超過 70% 的財富。這種差距也使印尼土著對於華人有着嚴重的怨恨，而且歷史悠久。早在荷蘭殖民期間，作為中間人的華人就經常成為印尼本土人發泄不滿的對象，這些怨氣不只是針對華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主導地位，還包含了部分對殖民者的恨，華人作為直接接觸的中間人也都承擔下來了。

這作為中間族裔所要承擔的風險雖然在其它地區也有，但印尼人排外的姿態顯然更加極端。早在 1740 年，雅加達就發生過針對華人的屠殺，死亡數量超過一萬。

除了無需描述的種種標誌性暴力事件以外，歷史上有過的其它大大小小的壓制和歧視，還包括了種族隔離、入籍歧視、文化壓制、禁止通婚以及對語言使用的限制等等。

華人在印尼參政有參考性意義的應該就是鍾萬學了。祖籍廣州的他（又是客家後裔）在 2014 年成為雅加達省首位華裔省長，以奧巴馬為偶像的鐘萬學曾經樂觀地説，宗族和宗教問題正在印尼蓬勃發展的經濟下失去作用。但不到兩年後，他就因為引用古蘭經而被保守穆斯林抓住機會，最終以褻瀆宗教罪入獄。

在印尼這個比馬來西亞更保守更極端的國家裏，華人的政治力量再次被削弱、壓制。一個高官可以因為不當言論而失去官職，進而入獄。鍾萬學在今年一月份出獄之後，“暫別政壇”。

不過，印尼的選舉結果已經揭曉，鐘的政壇盟友，同時也是現任總統的佐科幾乎已經連任。後者在鍾出獄後，第一時間在臉書上向鍾萬學示好。

但鍾萬學自己卻似乎已經學乖了，打算迴歸華人的本質工作，他對一位前國會議員説，“出獄後只想做生意，不想再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