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李政道與季羨林、季承父子_風聞

撰文 | 柳****懷祖（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原主任、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來源：報人劉亞東

我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記述於本文的情況，就是李政道先生與季羨林先生、季承父子的關係及《諾貝爾獎中華風雲——李政道傳》一書出版的實情。

楊振寧和李政道

有關李政道與楊振寧兩位先生的爭論，在學術界和媒體已平靜許久。近日，一位網絡匿名人士發了一篇表示“澄清李楊之爭”的文章，重新讓平靜已久的爭論再起波瀾。儘管該文開頭將李政道和楊振寧定位為“傑出的愛國科學家”“歷史上偉大的人物”，在結尾處也一本正經地説：“我們不必去斤斤計較科學家之間的八卦瑣事，把它們的矛盾到處擴散和宣揚，八卦這些私人恩怨對我國發展有何益處？我們要多宣傳他們的貢獻，這才是主流，是正能量。”但文章卻通宣揚二人的矛盾，以作者的“推測”和編造來中傷李政道先生，非但不是“澄清”，反而是“攪混水”的負能量。

該文編造謬誤之處很多，一篇文章很難全面反駁，僅舉幾例。比如，該文説：“李政道為了反擊，和好友季承合作完成了一部《李政道傳》。季承是季羨林先生之子，季家和李政道先生的父輩就有深厚交往，可謂世交，而他們二人也關係匪淺，在完成傳記之前，李政道與季承已經有超過30年的親密交往，友誼如同兄弟。”然而，這顯然是毫無根據的！本人對於李政道先生和季羨林先生、季承父子三位均十分熟悉，對他們的事情十分清楚，無需“推測”。

1963年，我從中國科技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原子能所中關村分部。當時我們支部書記是季延宗（即季承），他是季羨林先生的兒子，學俄文的。他那時候還不到30歲，已是中關村分部黨總支委員，負責青年和婦女工作，又是中關村分部的團總支書記，同時還兼任趙忠堯先生的秘書，可謂少年得志。他很開明，很隨和，處理起矛盾總是很温和，大家都挺喜歡他。那時，我作為年輕黨員常協助他組織共青團的活動。當時他很願意學習，很用功，“文革”中還自學了英文。所以後來1979年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八七”工程時，組織上才會派他去負責高能物理項目駐美辦事處的工作。季承是他在“文革”時改的名字。但“文革”後他各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變化，與之前判若兩人。

季羨林季承父子（資料圖）

1978年後，我與他一起參與了我國高能加速器建設的籌備工作，1979年，我們一起認識了李政道先生。我從此時起，幾十年一直負責李政道先生到國內的接待工作並協助他處理國內事務。1983年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造後，我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不久，季承則去擔任了中國新技術開發公司總經理。此後一段時間，李政道先生與季承基本沒有來往。1990年後，我被調到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工作，同時兼管着李政道與中國科學院合作的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工作。2000年我退休後，李政道先生向中央有關領導提出，希望我仍在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協助他工作。季承則在退休一段時間後，由我與另一位同仁推薦到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以顧問的名義，幫助做些文字工作。期間，因季承有不端行為，李政道先生曾打算辭退他，後因我與另外幾位同仁力勸才勉強留下，何來“李政道與季承二人關係匪淺，有超過30年的親密交往，友誼如同兄弟。”？

李政道父親與季承父親不認識

李政道先生的李駿康是江蘇蘇州人，南京金陵大學首屆農化系畢業生，畢業後在上海從事化肥生意。季羨林是山東聊城人，畢業於清華大學，1935年赴德國留學後於1946年回國到北大任教。兩人沒有過交集，李駿康與季羨林從未見過。

在季羨林和季承父子反目互不相見那幾年，由於我和季家父子多年的友情，我每隔一段時間就去看望季羨林，曾多次試圖幫助他們父子和解，未果。我曾將其父子鬧翻的事告訴了李政道先生，他好意表示願出面請季家父子吃一頓飯，調解一下，並讓我問季承是否願意。如願意，我再與季老溝通。這是因為他與季羨林先生只在某次活動時見過面，握手寒暄過幾句而已，幾乎不認識，不宜冒然行事。不過季承拒絕了政道先生的好意，表示“這是家事，無需外人調解”，此事也就做罷了。

李政道始終反對季承寫《李政道傳》​

李政道先生認為，他如果出傳記，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所以多次有名作家、記者要為他寫傳，他均婉拒。同樣，他也不同意季承寫《李政道傳》。我與一些友人也曾勸阻過季承，但他執意要寫，這就與李政道先生產生了矛盾。2009年春，季承被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辭退。在他離開前，李政道先生還明確對他説不要出版《李政道傳》。

在後來違背李政道意願出版的《李政道傳》中的照片，李先生從未授權季承使用。書中使用的照片和一些我與政道先生來往信件的資料，均是因為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在2006年編輯出版《李政道文選》時，李政道先生給的。季承當時參與了該書的編輯，因而能接觸到這些照片和資料。應該説，季承是用不正當手段竊取的，是很不道德，甚至違法的。

在得知季承所寫的《李政道傳》要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時，李政道大為驚訝！他於2009年3月20日致函世界出版社社長、總編，明確説明自己不同意此書出版。信中説：“最近獲悉貴社將在今年出版季承先生所寫我的傳記《李政道傳》。關於寫我的‘傳’一事，季承先生曾與我提過，可是我從來沒有答應過他何時能夠出版此書。季承先生也從來沒有為了‘傳記’事和我明確並系統地討論過我的生平和經過。去年我回國時看到了他所寫《李政道傳》的書稿，出我意外，忽然得知季承先生，已經和貴社簽訂了今年出版我‘傳’的合同。因為我的研究工作及學術活動十分繁忙，根本沒有時間認真閲讀。只是大略翻了一下，感到其中有不少事實不夠準確，一些説法也不夠確切。因此，我幾次告訴季先生，出版我‘傳’之事必須認真。目前不能出版，待我有時間閲改後再定。所以得悉貴社出版此書後，甚為驚訝。幾周前我又再次正式告訴季承先生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可出版此書，並請他將此意轉達貴社。

我非常感謝貴社對我的關愛，但因出‘傳’是很嚴肅的事，需十分謹慎。以前國內幾個出版社也曾多次提出出版我的‘傳記’，我均婉拒。因此，現不得不十分遺憾的正式向貴社請求，將此書出版擱置，以免造成一些以訛傳訛的不良影響。”

“世界知識出版社”為此拒絕出版後，季承又轉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因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在國內屬中國科學院代管，所以，李政道先生還給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寫信，表達對季承私自強行出版他傳記的強烈不滿，並請路院長關注。很遺憾，2010年初這本書還是在李政道先生的反對聲中出版了。

正如李政道先生所擔心的，這本不少斷章取義、拼湊及推測出來的書問世後，的確給他造成了“以訛傳訛的不良影響”。對此，李政道先生給出了一個簡潔的回答：

“季承先生出版此書（指《諾貝爾獎中華風雲——李政道傳》），均系季承先生個人行動，所有問題，請直接問季承先生。”

李政道先生之所以沒有把來龍去脈公之於眾，默默地承受各種非議，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季承與父反目，正遭輿論嚴厲譴責，各方面都很困難，因而李政道認為：不能給季承這位合作過多年的同事帶來生活困難。

1957年10月李政道、楊振寧兩家在普林斯頓大學合影。後排自左至右：楊振寧、楊振寧夫人杜致禮、李政道夫人秦惠君、李政道

李政道、楊振寧兩位先生無疑是我們中華兒女的傑出代表，優秀的華夏子孫。“李楊之爭”亦無疑是我們民族的悲劇。幾十年來，從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開始，歷代領導人都盼望李、楊兩位先生和解。國內物理界同仁也都不捲入他們的爭端，甚至設法促和。我雖幾十年來負責李政道先生的接待並協助他處理些國內事務，但對楊振寧先生也十分尊敬，多次與楊先生會面時，也都很親切友好，口中、文中從不出不恭敬之言。期盼相關文章作者及其他人不再以不負責任的“推測”來攪混水。

我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記述於本文的情況，就是李政道先生與季羨林先生、季承父子的關係及《諾貝爾獎中華風雲——李政道傳》一書出版的實情。

**版權聲明：**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報人劉亞東”，《返樸》發表時對原文有少量文字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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