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結盟”的背後……_風聞

雙石

　　……我軍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劉伯承根據彝族的習俗，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結友修好，幫助沽基家成立了“中國夷民紅軍沽基支隊”，……我軍得以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地區，並動員了一批彝族青年參加紅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一》

　　篇首語所述，當然是歷史事實。中央紅軍順利通過冕寧彝族區，及時趕到安順場渡口，強渡大渡河，而後晝夜飛兵，襲取瀘定橋，打開了北上的通路，其意義對於任何一個粗知這段歷史的人來説，都是不言而喻的，而“彝海結盟”作為民族團結的象徵因此而名揚史冊，當然也是理所當然。

　　然而，真實的歷史，卻遠沒有這麼簡單，這麼純粹，其背後藴藏着歷史多元性和複雜性的故事，也並不那麼輕鬆。

　　這是在很多史書中迴避的一段歷史，理由是“會影響黨的民族政策”。

　　其實這不是理由，甭管是誰的“民族政策”，在誰也不知道誰誰也不瞭解誰的情況下狹路相逢，出一把手切蹉一把掂量出各自的份量後再認識一把成為朋友，大概也屬一種“理所當然”。

　　況且，既或是彼此成為了朋友，也並不意味着就一定永遠是朋友，在什麼事情上都是朋友。

　　再況且，彼此的認識，不還要不斷深化麼？

　　這樣建立在“深化”認識上的團結，不是更牢靠麼？

找了便宜，頭人們狠狠壯了一膽！

　　現在而今眼目下的涼山彝族自治州，大致為清代寧遠府轄地，地域南抵金沙江，北迄大渡河。民國年間建制多變，習慣上稱作“寧屬”。就地名來説，大涼山泛指小相嶺以東地區。中央紅軍渡金沙江後的行軍路線主要有3條。

　　⑴主力紅軍經會理到永郎沿安寧河北上。過菩薩崗到安順場，行程503公里；

　　⑵紅九軍團經會東翻大箐樑子至西昌與主力紅軍會合；

　　⑶主力紅軍到瀘沽時分一支佯動部隊經越西至大樹堡佯攻，後去安順場。

　　這3條路線均為谷地，主要是漢族聚居區，各有約100餘華里的彝族聚居區。

　　“彝海結盟”之地在大涼山彝族聚居區西北邊緣地帶。

　　這裏的彝族聚居區，都還處在奴隸社會形態——這個形態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50年代中後期。

　　什麼叫奴隸社會形態？

　　奴隸社會形態有一個最本質、也是最顯著的特徵，那就是“搶”——什麼都靠“搶”！

　　吃靠“搶”，穿靠“搶”，生產工具靠“搶”，勞動力靠“搶”，生勞動力的婦女靠“搶”，取之於 “搶”用之於“搶”的武器靠“搶”……

　　這一片兒的彝民，沒有統一的領袖，各自按血緣關係分為大大小小的家支，互不統屬，互不相讓，彼此間時常合作去“搶”他人，也時常互相“搶”一把，當然也為“搶”結果而爭來鬥去。有外族來犯或奴隸造反，大家就合作對付；天下太平了，就互相浴血相“搶”。

　　不過，當時劉文輝的24軍管着這片地兒，為了自己的利益，當然就得彈壓這些搶來搶去“倮倮”。辦法嘛，還是清同治年間傳下來的規矩，讓各家支頭人到縣城“換班坐質”，彈壓的結果，是把寧雅正道也就是紅軍佯動部隊走的那條道——寧雅正道，打掃得比較乾淨，比較安全，也使那裏彝族家支勢力，相對來説比較薄弱。所以紅軍第二先遣隊（左權、劉亞樓率領的紅五團）走這條道，麻煩很少。他們一打開越西縣監獄放出“換班坐質”的頭人，很快就得到了彝民頭人和羣眾的擁護，紛紛主動給紅軍帶路、籌糧，還積極參軍。紅軍在越西縣“擴紅”，一天就擴了600多人，其中就有不少彝民。

　　後來曾任成都軍區彝民團團長的王海民（彝名阿爾木呷）上校，就是在這裏參軍的。

　　但紅軍主力走的那條道，還是很不安生，一般商旅視為“畏途”，24軍團以下部隊，也不大敢往這條道上走——怕被繳械給擄去當娃子。一般商旅過境，都要向鄧秀廷部交納數額不菲的“保費”。

　　按理，紅軍主力從此過，“倮倮”們是不太敢來放“搶”的，最多也就是藏在山上打打冷槍，然後瞅空子打點掉隊人員的主意，撿點便宜——這裏的黑彝家支勢力，遠不似大涼山腹地那般強大。在大涼山腹地，就有國民黨正規軍去禁煙的部隊整團被繳械的事情；而楊森部馳援大渡河防線攔阻紅軍的主力部隊，在雷（波）馬（邊）屏（山）即被彝支武裝攔截，劉湘派飛機助陣，也未能過境，最後還不得不繞道而行。

　　問題是，恰好在紅軍到這裏的前兩天，出了一件看似偶發卻絕非偶發的事件。

紅軍渡過金沙江經會理、西昌北上後，24軍駐這條道上的冕寧縣城的鄧秀廷部一個連就慌了神兒，馬上想到的事情，就是趕緊撒丫子開溜。

　　開溜你就開溜，逃命要緊，紅軍主力此時還遠在西昌、瀘沽，跑得快，找個地兒躲起來，別出來招事兒惹事兒，一般來説，不會有啥過筋過脈的背時事兒找上門兒來。

　　可要命的是，帶着這個連的鄧部團長李德吾是個半路從戎的書生，對彝務很些非凡的責任心，一定要押着“換班坐質”的頭人們一起走——據説是鄧秀廷帶話過來，説要是“紅腦殼”來了放了這些“倮倮”，等二天“紅腦殼”一走，龜兒又出來搶人整人，不是難球得管？還是把他們押到察羅的山洞洞頭關起來，等“紅腦殼”過了，再弄回來關起，少點子麻煩。

　　於是李德吾和24軍那個連，帶着縣長鍾伯琴、團練局長邱為崗的一些團丁，押着這些坐質的頭人，奔察羅而去。

　　5月19日，到了大橋鎮，卻瞅見一街筒子都是“倮倮”，嚷嚷着要李德吾放人，説是等“紅腦殼”過了，再把人送回來。倮伍家支頭人還稱，我們這個家支，從來不搶漢人，沒做過啥子對不起人的事，你把人放了，二天你老人家啥子時候喊一聲，我們啥子時候就把人送回來。

　　其實甭管這些“倮倮”們説的是真是假，李德吾要是瞅瞅這個陣仗，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把人放了得啦——你自己逃命要緊，管那麼多為嘛？

　　李德吾不，他一口回絕，不放就是不放。

　　“倮倮”們一下子就火了，媽那個×，你不放是不是？你不放老子們就“搶”！

　　各個家支相互串聯，分頭通知，所有男丁拉出來，路上搶！

　　結果李德吾一出大橋，一路就被四面八方的冷槍打得找不着北。縣長鍾伯琴大腿被打斷，在後邊兒走着的24軍那個連也被繳了械，官太太們被脱得一絲不掛，屁滾尿流地跑回大橋。

　　幾十年後，尚有參與此“搶”的老者吹噓：“那回老子打死了12個人。”

　　這時“倮倮們”又傳話過來，把人放了行不行，送你們過境？

　　李德吾鍾伯琴仍然不幹，還口稱：“是對的明天又來打嘛！”

　　第二天，人家真是來打了——打得李德吾的隊伍狠狽不堪，一會兒滾木砸下來，一會兒弓箭射過來，一會兒馬匹被搶走，一會兒士兵被扒了衣服……

　　李部陷入了“彝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又有“倮倮”傳話過來：要麼不走，要麼進我家碉樓躲起來，等“紅腦殼”走嘍，送你們回去。

　　李鍾二人仍不允。

　　“倮倮”們火起，亂槍齊發，吶喊衝來，掠走人質，劫去槍支，鍾伯琴邱為崗和團丁們被趕進河中溺斃。李德吾奔逃進森林，被一彝人抓獲，活活灼烤數日後，被人分而食之。

　　數百人槍，僅30餘人脱逃——他們多是彝兵，人熟地熟。

　　各家支得槍數百，財物亦豐。利慾薰心，膽也壯了一把：

　　今天回去搶大橋，明天一早，把“紅腦殼”一哈打整了！

結盟前，一場血的見面禮……

　　紅一團一進大橋，剛好和羅洪家進大橋搶掠漢民的娃子們撞了個對頭。

　　娃子們一看“紅腦殼”那個陣勢，立馬就作鳥獸散。

　　紅一團偵察排手快，逮住十來個。

　　大橋的漢族羣眾覺得很解氣，紛紛出來歡迎紅軍：

　　“你們要是不來，狗日的‘倮倮’就要把大橋燒球嘍！大家都活不成，趕緊殺豬，請紅軍先生吃‘九碗’！”

　　“九碗”者，宴席是也！

　　紅一團早奉有命令，朱總司令的佈告背得是滾瓜爛熟，自然來了一番“政策宣傳”，把逮住的娃子們請入席間，一通猛灌，輔以“漢彝一家”的招呼，當晚放回。

　　次日一大早，紅一團上路。正遇上李德吾部被扒了衣服放回的官太太們，鼻涕口水，哭天搶地。

　　紅軍戰士扔幾件衣服過去，繼續走。

　　紅一團主力過去後，一路在架橋修路的工兵連落在後邊。

　　彝民們一擁而上，象扒官太太們一樣，把工兵連也扒了個精光。

　　工兵連那個窩囊喲！有槍不敢開，有刀不敢砍，工兵連指導員羅榮被扒了後還掙扎着喊：

　　“總部有令，不準開槍！”

　　光着屁股的工兵連狼狽退回大橋。

　　前頭也麻煩。

　　“彝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給紅一團造成了傷亡，不斷有戰士被擊倒，然而大家仍然“頭不抬，眼不眨，只管向前”，以致於數十年後當地仍有老者稱“那些先鋒隊紅軍硬是槍子不進”。

　　嚮導請求還擊，紅軍戰士稱：

　　“上級沒有命令不能打！”

　　“我們不打小蠻！”

　　……

　　先遣隊進至喇嘛房，三面山上喊聲不斷，槍聲驟密，傷亡亦增。

　　劉、聶登高一望，不得了的個不得了，到處都是彝民。嚮導介紹，前為沽基家支，東是倮伍家支，後為羅洪家支，……

　　紅一團三面被圍。

　　劉伯承命號兵吹號：部隊停止前進。老聶，你讓宣傳隊喊話，我來佈置陣地，準備自衞。

　　僵持幾小時，天色漸晚，喊話無效果。進也進不得，退也退不回。

　　劉聶二人一商量，媽那個×，打！不打一哈，看來是走不了嘍！

　　得，讓頭人們見識見識紅軍的厲害。

　　紅一團團長楊得志正不是心思，聽到這個當然高興啦。神炮手趙章成的迫擊炮先砰砰兩炮放過山後——故意的，儘量不傷人嘛！三挺機槍朝着東南方向一通招呼，6個紅軍戰士抱着“花機關”泅過海子，一口氣衝到山頂，嘩嘩譁一通連珠聲兒響，把一山的正在吆喝的彝民攆得亂跑。

　　頭人們哪見過這個，手忙腳亂，褲子都不提就撲下河，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再不敢來生事兒。

　　家就在這裏的小葉丹沒地兒跑，也着了慌，心想這官軍看來是非把寨子燒了不可。

　　不過這傢伙漢語很精通，聽明白了“紅腦殼”喊的東東，於是叫來隨身娃子沙馬爾各（有資料稱其為小葉丹四叔，其實不是，而是為了抬身份臨是贈了個老輩子的名份）前去跟紅軍套近乎。

　　沙馬爾各戰戰兢兢來了，見到兩個紅軍（肖華？馮文彬？）。

　　紅軍問：“你們這裏哪個管事？”

　　“小……小葉丹。”

　　“不要怕，把他喊來嘛，我們是打蔣家，劉家的！”

　　“好……好！”

　　……

　　小葉丹為了家支不被燒殺，也戰戰兢兢帶了15個隨從下山來。

　　還沒到海子邊，看到幾個端着雪亮刺刀的紅軍戰士，嚇得隨從們紛紛後退，小葉丹也不敢走了。

　　對面來了個戴眼鏡的紅軍，笑盈盈地迎上前來。

　　小葉丹腿一軟，撲通一聲就往下跪，趕緊洗清自己的罪責：“打紅軍的是羅洪家，他是我的冤家”。

　　眼鏡紅軍趕緊上來扶一把：“不要跪嘛，漢彝一家，劉家才是我們的死對頭嘛！紅軍北上抗日，借你一條路，幫個忙嘛！”

　　“海子那頭是羅洪家管，這邊我們管，你們過路，我們保！我們吃個血酒，大家講和不打？”

　　“要得嘛，要得嘛！”

　　沒有酒，從海子舀得兩碗清水；抓只雞來，一刀跺下腦袋。

　　眼鏡紅軍——噢，紅軍稱他劉司令，軍神劉伯承是也——端起一碗清水：

　　“上有天，下有地，劉伯承願與小葉丹結為兄弟，紅軍永遠保衞彝民。”

　　“我小葉丹願與劉司令結為兄弟，我的地方永遠保護紅軍，如果打了紅軍，象這隻雞一樣地死。”

　　……

　　“劉司令，海子那邊是羅洪家的，他是我的對頭……”小葉丹還是放不下要紅軍踏平羅洪家的念頭。

　　“羅洪家有啥子了不起嘛，要打，一個下午就把他龜兒踏平羅。不過他們跟你一樣，是窮人嘛，不能打噻！”劉伯承當然不會上這個套子，藉着這個由頭，就講開了革命道理。

　　……

　　大家手拉手，回到大橋頭，喝酒，授旗，送槍。

　　次日，先遣隊和紅軍主力順利通過彝區。

授了一面旗，並不意味着多了一支紅軍部隊。

　　劉伯承陪小葉丹到大橋時，當面向毛澤東彙報説：“這裏的民族鬥爭很複雜，彝民與我們硬打是不可能的，但在山上藏起來向我們打槍則是可能的，也可能殺害我們的同志。”

　　毛澤東稱：“還是要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黨的民族政策是早就規定下來了的，不能歧視他們！”

　　當然不能歧視，不但不能歧視，還要重視。

　　劉伯承除了給小葉丹送槍送銀元外，還授了一面旗“中國夷民紅軍沽基支隊”。

　　同時還決定，留下王首道、李井泉等一部分部隊、幹部，成立冕寧特委，在這裏與彝民合作，成立地方武裝抗捐軍，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毛澤東還親自給留下的幹部和部隊上課，講“如何開展游擊戰爭”。

　　按紅軍的章法，不管到哪兒，都要搞個“蘇維埃”，還要“擴紅”。

　　當然冕寧也不例外，也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也“擴紅”。

　　“擴紅”很成功。紅軍過境前後九天，據不完全統計，冕寧縣城和大橋一線，有190多人蔘加了紅軍（其中21人中途跑回，數人在甘南掉隊落户，152人失蹤，12人走完長征到達陝北。走完長征的12人中，有3人在抗戰中犧牲，其餘9人倖存至解放後）。“革命委員會”還向紅軍輸送了200多匹騾馬和大批糧食。

　　建立地方武裝也很容易，除了“中國夷民紅軍沽基支隊”外，幾乎在一夜之間，冕寧縣就建立了有五百人槍的“抗捐軍”。彭德懷紅三軍團還抽出一個營，配備電台，成立游擊隊。那架勢，就是要在這兒大搞一番了。

　　這些個事兒，被有些文人兒們給狠狠鋪排了一把，特別是那個“中國夷民紅軍沽基支隊”，成了“一直堅持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

　　其實，抗捐軍也好，游擊隊也好，蘇維埃也好，乃至“中國夷民紅軍沽基支隊”也好，其生命期也就一個多星期。而且，情況還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

　　這“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的任務，也就是一個多星期，就不得不“流產”了。

　　首先是王首道、李井泉那批幹部和游擊隊，立馬就瞅出來形勢不妙。

　　小葉丹是沽基家支的頭人，也僅僅是沽基家支的頭人。這種家支，在大涼山地區，有數十上百之多，誰也管不了誰。小葉丹交了紅軍這個大朋友，並不等於所有家支頭人都交了紅軍這個大朋友，嫉妒者有之，眼紅者有之，忿恨者亦有之。你能從紅軍那裏找便宜，為啥我就不能找？紅軍大隊過了，不是還有零散人員麼？不是還有後面的小部隊麼？

　　打他們一秋風！

　　前頭的一三軍團過境後，五軍團的部隊就常常被彝民們攔住，要錢，要東西。

　　其中也有小葉丹沽基家支的人，而且還打着劉伯承送的那面旗。

　　給給給，要借路嘛，當然就給。

　　給了，仍然不太平，五軍團掉隊人員常常就被搶，被扒光衣服。

　　至於游擊隊抗捐軍什麼的，頭人們壓根兒就不感興趣甚至反感，你漢人都有武裝嘍，二天我們又搶啥子哩？找哪個搶哩？聽説他們還要“打土豪”？會不會哪天就打到老子們頭上來了？會不會有一天娃子們都跟球到他們跑嘍？老子們又吃啥子喝啥子搶啥子哩？

　　頭人們還眼紅游擊隊抗捐軍的那幾百條槍。

　　最後來的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是在雲南彝區泡大的，一鼻子就嗅出了這裏面的火藥味兒。九軍團部隊過境的時候，大隊全部抱成團兒走，醫院機關後勤裹在其中，機關槍張着口，刺刀亮晃晃，前頭一色兒的“花機關”。

　　媽那個×，誰來討便宜，看老子殺你個片甲不留。

　　王首道李井泉也看出形勢不對，當即電告中央軍委：此地不宜建立根據地。

　　軍委回電，游擊隊撤出冕寧，隨九軍團迅速北上追上部隊。

　　王首道李井泉留下一個連隊掩護留下的地方幹部，而後隨九軍團一起，迅速北上追趕部隊。

　　5月28日下午，紅軍主力全部過境。

　　這一下，“漢彝一家”的氣氛，就徹底變味兒了。

同樣是喝血酒，此時彼時，此地彼地，此人彼人，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紅軍游擊隊留下的那個連隊與抗捐軍合編後，跟在九軍團後邊，準備到冕寧北部山區打游擊。

　　28日下午，九軍團後衞剛一出大橋，跟在後邊進大橋的抗捐軍就被一街筒子的彝民武裝給堵住了。

　　要槍！

　　抗捐軍領導人陳野蘋黃應龍一看味兒不對，合計一把，認定不能在這兒打游擊了，得趕緊跟上大隊北上。但要貫徹民族政策，又不能與彝民們硬打，決定學一學劉司令，跟頭人們喝一把血酒。

　　當晚，抗捐軍領導人與羅洪、沽基、倮伍三個主要家支頭人，在川主廟（今大橋小學）內喝血酒，大家盟誓保抗捐軍過境。據目擊者稱，酒喝得極其熱鬧、排場（比劉伯承小葉丹那以水代酒的結盟堂皇多啦！），拍胸脯打保票，稱兄道弟，大家都是義薄雲天，豪情萬丈。

　　29日晨，抗捐軍一上路，一路上就有彝民們“熱情相送”，三三兩兩插進隊伍，共話“漢彝一家”。

　　隊伍行至峨瓦村後的元寶山下，槍聲驟起，隊伍有紅軍戰士倒下，隊長劉彬當場犧牲。

　　紅軍幹部黃應龍（也任抗捐軍司令）大喊：“不要開槍，有話我們慢慢説……”

　　抗捐軍和紅軍戰士們嚴守紀律和民族政策，不發一槍。

　　插在隊伍中的彝民們馬上變臉，撲上去就下槍扒衣服。

　　戰士們無奈，只得光着身子退回大橋。後來僅數人逃脱，輾轉在瀘定追上部隊。

　　據額理、峨瓦村的一些老人講：那時大路就在堡子巷口中，最傷看（最不願看）光屁股。前頭是李參軍（李德吾）和劉家兵的，後頭又是紅軍先鋒隊，尾後又是土紅軍，要數土紅軍多，還有官太太……

　　前頭的抗捐軍好容易衝過北山埡口，大部被迫佛村的北路區長李紹周帶團丁和樟木溝的彝人攔截住，只有少數路熟或有親人掩護的在晚間逃脱，其餘不是被殺，就是被劫去當了娃子。

　　抗捐軍領導人陳野蘋脱險後在同學幫助下輾轉去昆明（建國後曾任過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抗捐軍和紅軍游擊隊，出生一個多星期，就解體了。

　　根據地和游擊戰爭，當然也就流產了。

　　中共冕寧縣委黨史辦公室撰寫的《紅軍長征過彝區的探討》中曾這樣解釋為什麼同樣喝血酒，結果卻不一樣：

　　為什麼各黑彝家支間常有冤家械鬥而後卻又能聯合行動對付紅軍部隊?為什麼頭一天歃血，第二天便違盟呢？在奴隸社會中，奴隸主階級的擄掠本性恐怕是主要原因，任何民族在奴隸制社會階段都是如此。黑彝家支在“向外擄掠奴隸、土地及其它財物或者防禦這種掠奪”，“鎮壓大規模的奴隸起義和抵禦外民族的進攻”都採取聯合行動(《涼山彝族自治州概況》）。“歃血”在當時彝族社會中是相當可靠的，但在關係到槍支問題上，“歃血”卻並非絕對可靠。因為對經常冤家械鬥、對外擄掠的奴隸主來説，槍是最重要的。如紅三軍團留在會理的另一支游擊隊，當地奴隸主與紅軍指戰員一邊談判殺雞歃血，一邊卻又調集武裝襲擊，致使這支紅軍隊伍全軍覆滅(德昌縣委《紅一方面軍三軍團游擊隊在會理岔河遇難經過的調查報告》）。劉伯承與果基約達（即小葉丹，下同）歃血為盟，是在擊散圍攻的頭人武裝後，英勇善戰的紅軍被看成“神兵”的情況下進行的，方使紅軍大隊順利通過彝區。對抗捐軍這支弱小隊伍，就算喝了血酒的幾個頭人誠心保送，其他頭人在槍的誘惑下也來必買他們的賬。因為涼山黑彝家支林立，互不統屬，家支間和家支內部頭人對等。再有，長期的經驗，使他們懂得避強凌弱的策略，對待紅軍也一樣，工兵連、抗捐軍正是其獵取的對象。

　　關於抗捐軍的失敗與果基約達的問題，抗捐軍政委陳野蘋(曾任中組部部長)有多次談話、信函和文章談及。大致是：隊伍開到大橋場，彝族人已塞滿這個小鎮，約達的一些人打着劉伯承給的那面旗幟來向我們要槍。當晚，羅洪家説，約達不可靠，有反心。喝血酒時，約達不肯發誓。第二天隊伍出發後，彝族人三個兩個插進隊伍中來。途中，羅洪家又説，鄧秀廷部從梘槽到前邊截擊抗捐軍去了。到了峨瓦山腳後，決定轉向西去羅洪家的地區，約達説與羅洪家有冤家不去。隊伍原地休息，不一會彝民開槍了。紅軍游擊隊長劉彬當即犧牲。紅軍指戰員思想上無準備，魚龍混雜中隊伍亂了，失去指揮，抗捐軍瓦解。

　　關於沽基小葉丹是否參與了這次事件的策劃，他們是這樣分析的：

　　作為主要當事人的陳野蘋，從40年代起便多次寫過有關材料，當地目睹者的回憶也能與之相印證。約達是否參加和陰謀襲擊抗捐軍(紅軍游擊隊)，省、州聯合調查組《調查報告》在肯定其“對中國革命是有功績”的同時説：“現有材料還作不出定論”，“可能性不大”。我們在此試就自事人的材料結合其它資料作一分析。

　　其一，羅洪家提供的情況不正確。據親歷人資料，鄧部直開冕寧縣城，並未派隊去梘槽方向，且30日才到縣城。薛嶽中央軍都不敢緊追紅軍，川康軍劉元琮旅在滬沽剛吃敗仗，才叫鄧部追紅軍。老謀深算的鄧秀廷自然不會冒風險。羅洪家的情報，很明顯是想將抗捐軍引到自家地盤而獨吞其槍支，而峨瓦為漢族村，是果基家的勢力範圍。

　　其二，約達的人要槍是明要。約達歃血時不肯發誓，可看作其心境坦誠，他已保不了抗捐軍。當時的情況是，冕寧北部各黑彝家支武裝聚集大橋場一帶，雅礱江畔的黑彝家支也來了(據省、州《調查報告》）。這些人來的目的都是盯着抗捐軍的數百支槍。前一天紅九軍團通過，便虎視耽耽，當發覺其力量強大後，才未動手。《王首道回憶錄》中説：“紅軍主力北上後”，彝族頭人“甚至企圖繳我們的槍”。如前所述．在彝族奴隸主社會中，黑彝家支擱私仇聯合行動、對“官兵”避強食弱及對槍看得很重，如此大勢所趨，約達保抗捐軍近乎不可能。

　　其三，約達管轄的僅是果基家支的—部分，力量有限。儘管有“彝海結盟”，後衞紅五軍團“在彝區就損失不少人”。紅軍戰士一掉隊、“彝人就閃電般撲過來”。黑彝家支無論力量大小都互不統屬，都為各自的利益所着想。對果基家支內的其他支頭人．約達是約束不了的，更何況還有本家以外的羅洪、倮伍家支武裝。紅軍先遣團歃血後順利通過，有其自身的軍威震懾，抗捐軍就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因之，可以理解為，約達是愛莫能助。

　　至於各黑彝頭人的圖謀計劃，約達為什麼不向抗捐軍領導及時透露，是迫於壓力，還是想從中分一杯羹，因資料有限，本文就只好存疑了。

　　筆者對這個分析，大部同意，小部分持保留態度。

　　保留部分為：小葉丹蔘與策劃或默認這個策劃的可能性，極大。

對小葉丹來説，一面旗幟，是封號，還是信物？

　　彝族頭人們得了李德吾的槍，又得了紅軍抗捐軍的槍，也只在手中玩兒了幾天。

　　5月30日後，國民黨軍隊打來了，鄧秀廷也回來了。

　　國民黨軍隊一打回來，首先就是搜捕紅軍掉隊人員和抗捐軍人員、蘇維埃幹部，天天設殺場殺人。

　　抗捐軍中，僅在解放後被追認為烈士的，就有24人之多。

　　冕寧、大橋一帶的老百姓都説，這些人，都是漢子，寧死不屈，就義前高呼口號，慷慨赴死。其中有的烈士是紅軍過境時才發展的新黨員，黨齡不過幾天，還有一些幫紅軍辦過事帶過路的羣眾。

　　當地袍哥佩服這些漢子，賣通行刑人，給他們紮上英雄結，披紅掛綵，讓他們死得熱熱鬧鬧轟轟烈烈。

　　他們都表現得大義凜然，臨刑前高呼口號：

　　“紅軍萬歲！”

　　“紅軍二天要回來的！龜兒子等到起！”

　　“你們不要楞格兇，老子要拉你來作伴！”

　　“過二十年，老子又是一個小夥子，再來幹！”

　　……

　　據説，有“勘亂善後委員會”的頭目，硬是被這些人嚇得卧病在牀，整夜夢見“索命鬼”，最後嚇斷了氣兒。

　　國民黨薜嶽部隊其實沒什麼可怕，他們人生地不熟，兩眼一抹黑，又被紅軍拖得很苦，打不起什麼精神頭來。彝民們對他們的散兵遊勇照搶不誤，對部隊也多有騷擾——彝民們把他們也當“劉家軍”。説實話，如果不是蔣公嚴令，他們自己根本沒那個勇氣和力氣跟着紅軍攆。

　　可怕的是鄧秀廷，這傢伙是個彝人，劉文輝“以彝治彝”的活標本。

　　此公本來也不是什麼大角色。劉文輝兵出康巴尋找生存之地之時，曾被由英軍顧問指導的西藏藏軍阻擊於甘孜，相持數年毫無進展。1932年，這鄧秀廷指揮一支彝兵參戰，他們爬上甘孜城東之鴨蓋山，附敵側背，打開僵局，解決了劉文輝數年未決之問題，是以功耀升，官做到了團長。後來，又被劉委以旅長重任，稱“彝務指揮官”。這傢伙，對彝家那些東東的根根梢梢，一清二楚，以離間之法打拉之策胡蘿蔔加大棒整治之，比較奏效而又得心應手。這裏的大大小小的家支頭人，對其是又恨又怕。

　　鄧被薜嶽委以冕寧縣代縣長之職，鄧部參謀謝如東代其行事。

　　這謝如東人稱“謝屠夫”，殺人不眨眼，冕寧縣城牢房都塞滿了被俘紅軍、抗捐軍戰士和被株連九族的百姓、彝民。

　　謝勒令各彝支將掠去的李德吾部和紅軍、抗捐軍的槍支和財物繳出，否則滅村毀寨，殺無赦。

　　各彝支大多不敢抗拒，交回了槍支和財物。

　　應該説小葉丹還是有幾分血性的——也許劉伯承播的那點雨露還滋潤着他。

　　沽基家支武裝——也就是“中國夷民紅軍沽基支隊”，佔據着峨瓦山埡，舉旗不繳槍。

　　鄧部兩個連進駐峨瓦村，整日攻擊，你來我往打了好幾天。最後還是小葉丹不支投降，繳回了槍支，為保家支平安，還給鄧部繳納了一大堆銀元。

　　就是小葉丹本人，還被拉到鄧部當了一年多的大頭兵。

　　就這麼着，“中國夷民紅軍沽基支隊”也消亡了。

　　老紅軍陳靖重走長征路後撰文所説：“如果説彝民生來就和紅軍有骨肉之情，紅軍一到，作為奴隸社會的頭人小葉丹就曉明大義，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天方夜譚。”（《解放軍報》1987年9月12日）

　　的確如此！

　　中共冕寧縣委黨史辦公室的文章《紅軍長征過彝區探討》認為：“紅軍以‘統戰政策’‘收編’的這支‘游擊隊’，就當時紅軍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隸制度特點而論，這僅是一個封號而已。”

　　不過有一點還是值得一提：小葉丹沒把劉伯承所贈“中國夷民紅軍沽基支隊”那面旗幟交出來。而這面旗幟，當時知道的人很多，沽基家支的人也雄糾糾氣昂昂地扛着到處顯擺過，鄧秀廷沒有理由不追這面旗幟的下落——這是邀功請賞的資本。

　　再者説啦，對小葉丹們來説，那年頭，這沾“紅”的東西，就是殺頭滅九族的罪。

　　箇中緣由，既有前川軍名將劉伯承個人聲威的作用——川人呼之為“神龍”，也有彝家“歃血習俗留下的信物必須保存”的傳統習俗的作用，當然是不是也有在事過境遷禍事落在自己身上之時所產生的對那支真正平等對待彝民的隊伍的感念和愧疚之情，也未可知。向鄧秀廷認輸繳槍之際，小葉丹未必在心中就沒有如此思襯或推理過：如果幾百人槍的紅軍游擊隊和抗捐軍存在且自己能夠與之聯手，互為犄角，彼此呼應，鄧秀廷兩個連就能繳我的槍？

　　彝族頭人小葉丹與後來那位為漢藏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犧牲在昌都的格達活佛還不太一樣，格達在藏民族中算“高級知識分子”，出家人又沒有頭人領主那麼多的利益牽掛，在與朱總司令等親密相處的好幾個月中，耳濡目染，不能不為這些蓋世英傑的磊落風範以及他們那支隊伍奉行的“民族政策”和對藏民族平等相待的真誠所熔化。而且，格達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這種感性認識，後來已經昇華到對中國革命事業的一種理性的投入——十多年後為了祖國統一民族團結，活佛甘冒斧鉞而慨然請命赴昌都為使，不正是這種由“士為知已者死”的心態和“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起來完成祖國統一是藏族人民的福祉”的認識驅使下所產生的當然行為麼？

　　而小葉丹作為一個奴隸主，能象他已經表現出來的這麼着一把，好象那意思也就算差不離兒了——我們總不能用“革命戰士”的要求，去苛求一個與紅軍領袖接觸不過幾小時的奴隸主吧？同理，我們當然也不能隨隨便便瀟瀟灑灑地就賦予這位奴隸主以“革命戰士”的身份、地位和榮譽吧？

　　參照後來中央紅軍與張國燾會師後“北上”與“南下”之爭，除了政治軍事戰略方面的高下優劣之分外（這是最重要的），不能不説，毛澤東等之所以堅持北上方針，反對南下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根據地”，還含有從這些在少數民族地區開闢根據地的切身經驗教訓中得出的警示！“民族政策”，必須在有徹底貫徹實施並使各方充分認識和理解的時間和空間的前提下，才具有真正解決歷史千百年來遺留下來的“民族問題”之可能性。筆者曾在大涼山區插隊落户數年，據老人們講，這裏的真正“解放”，是在1959年，而不是1949年，解放後，這裏還整整打了10年仗。頭二年穩定局勢，然後三年進剿國民黨殘匪、然後五年民主改革剿滅叛亂奴隸主，完成彝區土改，人民公社化，調整和解決漢彝關係……

　　筆者鄉里許多彝族羣眾，改革開放以後，就長期不能理解為什麼要對毛澤東“一分為二”——沒有毛主席，哪兒來娃子們的今天？娃子們哪有地種有衣穿？哪兒來彝漢團結和眭相處的太平盛世（漢族羣眾説，沒有毛主席，誰敢大搖大擺在大路上走而不怕被“倮倮們”搶？——筆者鄉里有老人逾60而未到過20裏外的縣城）？縣裏那位“娃子縣太爺”每逢節日，就要穿上當年參加“西南少數民族進京致敬團”時毛主席親手相贈的一套毛料人民裝（他也親手獻給毛澤東一件“察耳瓦”），進京拜謁“毛主席紀念堂”，見着毛澤東的遺體就下跪，誰也攔不住——有一次，“娃子縣太爺”與人喝酒吵架，喝着喝着倆老頭就摔酒杯，為的就是能不能對毛澤東“一分為二”。

　　既或是抽去“毛澤東”這個符號的“個人崇拜”部分，這個符號的本質內涵會有什麼改變麼？

　　不會的，因為至少在這個符號存活的時代，它代表着中華民族各民族團結統一的新國家！

　　這一切，不經過長期艱苦的工作，是不能想象的——這不正是從“彝海結盟”這種粗淺形式的雛形發祥，從而逐步完整完善的麼？

　　而在紅軍自己生存都成問題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有這個時間和空間來耐心細緻地解決“民族問題”。再好的“民族政策”，不也要給人以認識和理解的時間和空間麼？

　　然而，“彝海結盟”仍然不失為民族團結的一面旗幟。在彼時彼地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下，這畢竟是真正實現彝漢民族和解民族團結的一個範例和始端。而且，也的確是中國工農紅軍認真貫徹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的一大勝利。我們以多視角去觀察歷史現象的多元性的目的之一，不也正是為了深化對多元歷史現象的最本質屬性和特徵的把握，從而加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的艱鉅性、曲折性和複雜性的認識和理解麼？

　　小葉丹本人於1942年5月18日死於一次家支間的械鬥，時年49歲。

　　1950年3月冕寧解放之時，“中國夷民紅軍沽基支隊”的旗幟，由其夫人交給瞭解放大軍。

參考文獻：

　　1.《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編審委員會。

　　2.《冕寧縣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馬文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