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可惜明英宗不懂_風聞
就是圆滚滚-2019-04-20 15:33
借張文木老師的標題一用,分享一下讀“土木之變”的心得~

明正統十四年七月,為應對蒙古各部舉兵南下的軍事危機,明英宗朱祁鎮率領文武大臣和近25萬京軍御駕親征。大軍在居庸關外土木堡遭蒙軍包圍,明軍潰敗,英宗被俘,隨從文武大臣陣亡者眾多。明廷陷入了重大危機之中。這一事件被稱為“土木之變”。在《明史》、《明史紀事本末》等的敍述中,“土木之變”被釋為司禮監太監王振擅權誤國的結果。而爬梳相關史料可知,這樣的話語忽視了事件背後複雜的政治因素與民族問題,而僅將過錯片面地歸於王振擅權。
1、
在《明史紀事本末》、《明史》、《明通鑑》等書的記載中,王振對於英宗北狩負有三罪:其一,瓦剌太師也先貢馬,王振壓低馬價,遂構釁於瓦剌,導致也先南下。其二,英宗欲親征,朝中文武官員均反對,而惟有王振一意孤行慫恿皇帝。其三,在班師過程中,王振隨意改變行軍路線,初議道紫荊關,由蔚州邀英宗幸其宅第,後因恐蹂鄉稼,又改道宣府,遂至軍士紆迴奔走。大軍至土木堡,王振為等待輜重車輛遂命就地紮營,次日瓦剌追兵至,將明軍包圍。
如上述三點均成立,則王振確實對於英宗蒙塵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英宗自己也應該意識到這一點。因此,李實在《北使錄》中記載了英宗的這樣兩段話:
“上曰:‘比先我出來,非為遊獵私己之事,乃為天下生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實因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陷。’”
“王振無事之時,人皆不説。今日有事,罪卻歸於朕。我亦知此人壞大事,不能去之,念悔莫及。”
由這兩段表述可以體會到英宗對於王振的責備之意,對於親信王振的追悔之情。然而,奇怪的是,在英宗復辟之後,竟轉而追思王振,祀之於智化寺,賜精忠祠。這一點讓高岱、李維楨等史家頗為困惑。
不獨古人困惑,如此前後矛盾的態度,着實令人費解。由此或也提示着土木之變可能有着更為複雜的歷史面相。
2、
在相關史籍的記載中,王振壓低馬價致使也先率軍南下,成為土木之變與種種危機爆發的導火線。不獨官修正史有此認知,許多史家也持這樣的觀點。
而觀事件之前因可知,王振壓低馬價並非是自身肆意妄為之舉。自明朝與蒙古通貢以來,在厚往薄來的朝貢體制下,蒙古只需派遣使臣攜帶少量貢品便可換得大量的賞賜。如此巨大的利益誘使來朝使團的規模越來越大,同時也使得明朝承受着越來越沉重的財政壓力。至正統年間,原先明蒙之間的朝貢貿易已然脱離常規,成為一種了訛詐。對此,明英宗深感憂慮,故而敕諭道:“往者瓦剌遣使來朝多不滿五人,今脱脱不花、也先所遣使臣動以千計,外又有交易之人,朕慮邊境道路軍民供給勞費,……自今差遣使多不許三百人,庶幾彼此兩便。此後如來者尚多,爾等止遵定數容其入關,餘令先回或令於貓兒莊俟候使臣同回。”這一敕諭揭示着明蒙雙方在朝貢體制中的矛盾,同時也體現了對於使團膨脹的不滿。
而蒙古一方並未遵循這一敕諭,正統十年又遣兩千餘人來朝。至正統十一年便出現了也先虛報使臣數量的鬧劇。王振愠怒於其欺詐行為,不復一貫“凡所請乞,亦無不予”的處理方式,削減馬價,而使“禮部驗口給賞,其虛報者皆不與”。如此處理,其實並無不妥之處,一則是貫徹了英宗的敕諭,二則是期望起到震懾蒙古的作用,使其遵守敕諭,規範朝貢行為。長期在邊塞蠢蠢欲動的瓦剌只是以此為藉口出兵南下而已。
因此,相關歷史記述中將也先南下歸咎於削減馬價,是片面的。
3、
應該説,即使明廷不削減馬價,明蒙也遲早會有交鋒。對於瓦剌,英宗早已生防備之心。正統九年八月,英宗敕邊塞諸將曰:“使臣自瓦剌回,備言也先為人兇狡桀驁,信讒多疑,專行詭道,而兀良哈頭目掘赤等又在彼請兵,圖為報復,沙州赤斤皆與結親,哈密忠順王兄弟亦為所劫制,其心蓋昭然可見矣,今雖朝貢,安知非詐,卿等宜同心協力,經畫方略,為先事之備。”此後,瓦剌兵侵兀良哈,英宗又敕提督遼東軍務的王翱等曰:“爾宜遙振軍聲,使虜聞風不敢近塞,斯為全策,謹斥堠,飭將卒,毋貪微利,以啓釁端。”十月,再次敕曰:“瓦剌也先以追捕仇人為名,吞噬諸部,往者既自北而西,又自西而東,今又東極海濱以侵女直,女直自開國以來役屬中國,一旦失之,是撤我遼海藩籬,唇亡齒寒,不可不慮……卿等亦宜嚴兵為備,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不來不攻,尚須有恃,況其必來必攻者乎,卿等其慎之。”如此頻繁的敕令,揭示出了邊塞形勢的日趨緊張,同時也體現出瓦剌早已成為英宗的心腹大患。
此外,在外交事務的處理上,英宗也表現出了好戰尚武的軍事思想。在也先南下之前,明廷剛從西南邊患的漩渦中抽身而出。為平息雲南麓川宣慰司的叛亂,自正統四年至正統十三年,英宗四次下詔出兵征討西南。結果,大費財力,擾動天下,間接地導致了對蒙古瓦剌的防禦空虛。在正式出兵之前,對於是否應該興師麓川,還是行懷柔招撫之策,朝廷上下持論各異。而英宗則堅持用兵,王振為迎合英宗力贊其議。由此也可看出,作為少年天子的英宗有着尚武的軍事思想,其對於外邦的挑釁並不願示弱。
所以,在親征這一決策的制定上,相關史籍記載僅言王振脅迫聖駕親征,而未明言瓦剌威脅的重大與英宗對於邊塞形勢的關切,實則是隱沒了親征決策制定背後的許多因素。
4、
明軍自京城出發,西行過居庸關經過宣府、大同。後因天降大雨,供給困難,軍心紊亂,不得已才決定班師回朝。途中遇到瓦剌突襲,大軍欲入保懷來。據《明史》等文獻記載,此時大軍因為要等待王振的輜重車輛不得不駐軍土木。結果瓦剌截斷水源,使得明軍受困於土木,英宗北狩。
其實,對於明軍為何駐軍土木,不同的文獻給出了不同的解釋,但每種解釋都將矛頭直指王振。《明英宗實錄》便如是説道:“辛酉,車駕次土木。先是每夕駐蹕,必預遣司設監太監吳亮相度地勢。至是,振以軍失利,慚恚,即止於土木。地高無水,掘井二丈,餘亦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虜所據。絕水終日,人馬飢渴。虜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力拒之終夜,虜兵益增。”
依照這一説法,王振是因為行軍失利,心生“慚恚”而錯誤地駐軍土木。並且此時其南十五里已被瓦剌控制。對於這一説法,有學者指出駐蹕土木堡,並非是王振主觀肆意導致的軍事失誤,而是迫於形勢不得已的抉擇。其原因在於,當時宣府鎮東面和東北,包括懷來城在內的十一城守備明軍,在參將楊俊的帶領下,於七月中旬瓦剌發動第一波攻擊時便已奔逃,由此使得宣府鎮北路、東路幾同無人之區,陷入瓦剌鐵騎之手。因此,當英宗部隊回師之時,懷來和土木堡之南的水源已為瓦剌騎兵控制。並且,宣府鎮北路、東路的失守,使得懷來等城的城防尚在恢復之中。所以當英宗大營陷入瓦剌包圍之後,難以得到側翼的援助,自然毫無勝算可言。這一點在《明英宗實錄》的相關記載中也可得到印證。如正統十四年十一月辛卯條記于謙等奏:“曩者逆虜犯邊,俊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十一城並棄之,遂使邊境蕭然,守備蕩盡,虜寇往來如在無人之境,聞者無不痛恨。”
因此,在傳統的歷史記述中,言及駐軍土木時,只言王振錯誤指揮,而模糊了懷來失守的背景,是有失公允的。
歷史人物往往是複雜而多面的,而歷史記述則通常只言及其某一種面相。關於土木之變的歷史敍述,在“宦官誤國”話語的形塑下,王振的影響有被放大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