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可惜明英宗不懂_風聞

借張文木老師的標題一用，分享一下讀“土木之變”的心得~

明正統十四年七月，為應對蒙古各部舉兵南下的軍事危機，明英宗朱祁鎮率領文武大臣和近25萬京軍御駕親征。大軍在居庸關外土木堡遭蒙軍包圍，明軍潰敗，英宗被俘，隨從文武大臣陣亡者眾多。明廷陷入了重大危機之中。這一事件被稱為“土木之變”。在《明史》、《明史紀事本末》等的敍述中，“土木之變”被釋為司禮監太監王振擅權誤國的結果。而爬梳相關史料可知，這樣的話語忽視了事件背後複雜的政治因素與民族問題，而僅將過錯片面地歸於王振擅權。

1、

在《明史紀事本末》、《明史》、《明通鑑》等書的記載中，王振對於英宗北狩負有三罪：其一，瓦剌太師也先貢馬，王振壓低馬價，遂構釁於瓦剌，導致也先南下。其二，英宗欲親征，朝中文武官員均反對，而惟有王振一意孤行慫恿皇帝。其三，在班師過程中，王振隨意改變行軍路線，初議道紫荊關，由蔚州邀英宗幸其宅第，後因恐蹂鄉稼，又改道宣府，遂至軍士紆迴奔走。大軍至土木堡，王振為等待輜重車輛遂命就地紮營，次日瓦剌追兵至，將明軍包圍。

如上述三點均成立，則王振確實對於英宗蒙塵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英宗自己也應該意識到這一點。因此，李實在《北使錄》中記載了英宗的這樣兩段話：

“上曰：‘比先我出來，非為遊獵私己之事，乃為天下生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實因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陷。’”

“王振無事之時，人皆不説。今日有事，罪卻歸於朕。我亦知此人壞大事，不能去之，念悔莫及。”

由這兩段表述可以體會到英宗對於王振的責備之意，對於親信王振的追悔之情。然而，奇怪的是，在英宗復辟之後，竟轉而追思王振，祀之於智化寺，賜精忠祠。這一點讓高岱、李維楨等史家頗為困惑。

不獨古人困惑，如此前後矛盾的態度，着實令人費解。由此或也提示着土木之變可能有着更為複雜的歷史面相。

2、

在相關史籍的記載中，王振壓低馬價致使也先率軍南下，成為土木之變與種種危機爆發的導火線。不獨官修正史有此認知，許多史家也持這樣的觀點。

而觀事件之前因可知，王振壓低馬價並非是自身肆意妄為之舉。自明朝與蒙古通貢以來，在厚往薄來的朝貢體制下，蒙古只需派遣使臣攜帶少量貢品便可換得大量的賞賜。如此巨大的利益誘使來朝使團的規模越來越大，同時也使得明朝承受着越來越沉重的財政壓力。至正統年間，原先明蒙之間的朝貢貿易已然脱離常規，成為一種了訛詐。對此，明英宗深感憂慮，故而敕諭道：“往者瓦剌遣使來朝多不滿五人，今脱脱不花、也先所遣使臣動以千計，外又有交易之人，朕慮邊境道路軍民供給勞費，……自今差遣使多不許三百人，庶幾彼此兩便。此後如來者尚多，爾等止遵定數容其入關，餘令先回或令於貓兒莊俟候使臣同回。”這一敕諭揭示着明蒙雙方在朝貢體制中的矛盾，同時也體現了對於使團膨脹的不滿。

而蒙古一方並未遵循這一敕諭，正統十年又遣兩千餘人來朝。至正統十一年便出現了也先虛報使臣數量的鬧劇。王振愠怒於其欺詐行為，不復一貫“凡所請乞，亦無不予”的處理方式，削減馬價，而使“禮部驗口給賞，其虛報者皆不與”。如此處理，其實並無不妥之處，一則是貫徹了英宗的敕諭，二則是期望起到震懾蒙古的作用，使其遵守敕諭，規範朝貢行為。長期在邊塞蠢蠢欲動的瓦剌只是以此為藉口出兵南下而已。

因此，相關歷史記述中將也先南下歸咎於削減馬價，是片面的。

3、

應該説，即使明廷不削減馬價，明蒙也遲早會有交鋒。對於瓦剌，英宗早已生防備之心。正統九年八月，英宗敕邊塞諸將曰：“使臣自瓦剌回，備言也先為人兇狡桀驁，信讒多疑，專行詭道，而兀良哈頭目掘赤等又在彼請兵，圖為報復，沙州赤斤皆與結親，哈密忠順王兄弟亦為所劫制，其心蓋昭然可見矣，今雖朝貢，安知非詐，卿等宜同心協力，經畫方略，為先事之備。”此後，瓦剌兵侵兀良哈，英宗又敕提督遼東軍務的王翱等曰：“爾宜遙振軍聲，使虜聞風不敢近塞，斯為全策，謹斥堠，飭將卒，毋貪微利，以啓釁端。”十月，再次敕曰：“瓦剌也先以追捕仇人為名，吞噬諸部，往者既自北而西，又自西而東，今又東極海濱以侵女直，女直自開國以來役屬中國，一旦失之，是撤我遼海藩籬，唇亡齒寒，不可不慮……卿等亦宜嚴兵為備，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不來不攻，尚須有恃，況其必來必攻者乎，卿等其慎之。”如此頻繁的敕令，揭示出了邊塞形勢的日趨緊張，同時也體現出瓦剌早已成為英宗的心腹大患。

此外，在外交事務的處理上，英宗也表現出了好戰尚武的軍事思想。在也先南下之前，明廷剛從西南邊患的漩渦中抽身而出。為平息雲南麓川宣慰司的叛亂，自正統四年至正統十三年，英宗四次下詔出兵征討西南。結果，大費財力，擾動天下，間接地導致了對蒙古瓦剌的防禦空虛。在正式出兵之前，對於是否應該興師麓川，還是行懷柔招撫之策，朝廷上下持論各異。而英宗則堅持用兵，王振為迎合英宗力贊其議。由此也可看出，作為少年天子的英宗有着尚武的軍事思想，其對於外邦的挑釁並不願示弱。

所以，在親征這一決策的制定上，相關史籍記載僅言王振脅迫聖駕親征，而未明言瓦剌威脅的重大與英宗對於邊塞形勢的關切，實則是隱沒了親征決策制定背後的許多因素。

4、

明軍自京城出發，西行過居庸關經過宣府、大同。後因天降大雨，供給困難，軍心紊亂，不得已才決定班師回朝。途中遇到瓦剌突襲，大軍欲入保懷來。據《明史》等文獻記載，此時大軍因為要等待王振的輜重車輛不得不駐軍土木。結果瓦剌截斷水源，使得明軍受困於土木，英宗北狩。

其實，對於明軍為何駐軍土木，不同的文獻給出了不同的解釋，但每種解釋都將矛頭直指王振。《明英宗實錄》便如是説道：“辛酉，車駕次土木。先是每夕駐蹕，必預遣司設監太監吳亮相度地勢。至是，振以軍失利，慚恚，即止於土木。地高無水，掘井二丈，餘亦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虜所據。絕水終日，人馬飢渴。虜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力拒之終夜，虜兵益增。”

依照這一説法，王振是因為行軍失利，心生“慚恚”而錯誤地駐軍土木。並且此時其南十五里已被瓦剌控制。對於這一説法，有學者指出駐蹕土木堡，並非是王振主觀肆意導致的軍事失誤，而是迫於形勢不得已的抉擇。其原因在於，當時宣府鎮東面和東北，包括懷來城在內的十一城守備明軍，在參將楊俊的帶領下，於七月中旬瓦剌發動第一波攻擊時便已奔逃，由此使得宣府鎮北路、東路幾同無人之區，陷入瓦剌鐵騎之手。因此，當英宗部隊回師之時，懷來和土木堡之南的水源已為瓦剌騎兵控制。並且，宣府鎮北路、東路的失守，使得懷來等城的城防尚在恢復之中。所以當英宗大營陷入瓦剌包圍之後，難以得到側翼的援助，自然毫無勝算可言。這一點在《明英宗實錄》的相關記載中也可得到印證。如正統十四年十一月辛卯條記于謙等奏：“曩者逆虜犯邊，俊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十一城並棄之，遂使邊境蕭然，守備蕩盡，虜寇往來如在無人之境，聞者無不痛恨。”

因此，在傳統的歷史記述中，言及駐軍土木時，只言王振錯誤指揮，而模糊了懷來失守的背景，是有失公允的。

歷史人物往往是複雜而多面的，而歷史記述則通常只言及其某一種面相。關於土木之變的歷史敍述，在“宦官誤國”話語的形塑下，王振的影響有被放大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