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國 放眼世界（一）認識世界的格局（下）_風聞

大宋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也是這樣，由他的部下們擁立上位，而廢黜後周恭帝，滅亡了後周國，從而建立宋朝，成為宋太祖。

皇帝由部下擁立，説明這個社會，已經亂得不能再亂了；説明這個社會的大豪強們，都在你來我往的拼殺中，被耗幹了精血，社會的實力，相對都轉移到那些遍地的小豪強們身上了；

也説明了，物極必反，掌握了相對實力的那些小豪強們，其實也是弱者，他們也皈依於帝王專制制度，他們也具有“仰望強者”、“依靠強者”的向心力，。

當分裂得不能再分裂的時候，統一，也就水到渠成了。因為，這是人心所向啊。

大宋王朝，與大唐王朝並稱為唐宋兩朝。

唐宗宋祖，是中國歷史上威名赫赫的兩位帝王。

宋朝的經濟文化，甚至還蓋過了盛唐時期的大唐帝國。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大宋王朝，又完全不能和大唐帝國相提並論，她其實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隻“弱雞”。

與大唐帝國的東征西討、開疆擴土相比，“弱雞”的大宋王朝，始終沒有能夠收復前朝所擁有的一些失地。

後來的微宗、欽宗二帝，還被金國擄去；南宋小朝廷，則被蒙古元軍追擊到崖山而亡。

那麼，大宋王朝，為什麼會在文治和武功方面，相差這麼大呢？

這其實是在於，大宋時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與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具有同樣的性質，都是發展到了一個零界點。

生產技術的積累，使大宋時代的工商業生產，已經十分發達。

加上和平時期經濟的報復性增長，使得各行各業更加繁榮。

單就紡織行業來説，據估計，北宋時期，就約有10萬個紡織機户 。

這也就催生出了一個新的、專門為紡織業服務的“包買商”行業出來。

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工商業的衍生品——金融業也出現了，甚至還出現了通貨膨脹。

另外，宋朝工商業的繁榮，甚至使國家的工商税收入，也一度超過了農業税收入。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已經比肩於封建主義的經濟力量。

這樣的社會，就是面臨着一個社會形態的大轉型，就是需要一個上層建築的大變革，同時，更是要有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大提高；需要有一個對於社會變革高屋建瓴的頂層設計。

遺憾的是，北宋時期，雖然出現了一個像王安石那樣，從實踐中來的變法家；卻沒有出現一個像商鞅那樣，從理論中來的變法家；沒有出現一個能夠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學術討論氛圍；沒有形成一個足以引領社會變革的，更上一層樓的意識形態。

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我們的中華兒女們，都是九斤老太太，一代不如一代。

我們的祖先們，給我們留下了他們的智慧，留下了他們所創作的《易經》。

但是，炎黃以來，世世代代的不肖子孫們，卻都理解不了《易經》，不能夠利用我們祖先留下的《易經》，來指導他們的思想與實踐。

《易經》的最根本的思想，在內，是陰陽平衡，在外，是天道輪迴。

所謂天道輪迴，用現在的話語説，就是系統轉換。

就是一個運動系統結束了，就進入下一個運動系統，而前後兩個運動系統的性質和麪貌，是不一樣的。

像《五行圖》中的“金、木、水、火、土”循環性的相生相剋，上一輪的“金生水”，和下一輪的“金生水”，是一回事嗎？

形式雖然相同，本質，卻絕然不同。

宋朝所面臨的社會變革，是由秉性上與農業生產完全不同的，工商業生產的質變性爆發所帶來的。

這個社會變革，就意味着宋朝的社會，要由農業性的社會系統，進入到工商性的社會系統。

因為本質不同，所以，社會的結構、社會的關係就大不相同。

改革後的社會結構、社會關係，要由工商業生產主導，而不能繼續由農業生產主導。

而由工商業生產主導，就要接受由工商業生產所決定的意識形態——價值觀。

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戰國時代開始，歷朝歷代，就“重農抑商”，想盡辦法阻止土地的兼併。

這是因為，工商業和農業，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產業，她們決定着她們的生產者們，會產生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觀。

農業生產，要求的是關係穩定，相互合作；工商業生產，要求的是，捕捉商機，投機取巧；農業生產是要求政府協調管制，工商業生產是要求政府開放自由。

如果任憑這兩種生產自由發展，相互競爭，就會導致社會的思想對立、矛盾發展，從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影響到政權的鞏固。

在這種二選其一的選擇題中，由於農業生產，是當時社會的主導性生產，是必須鼓勵的生產，所以，政府就只能是選擇“重農抑商”。

但是，宋代開始，政府不但不“重農抑商”，而且還實行恤商政策。

北宋初年，在唐代帶有抑商色彩的坊市制度，被完全取消，商人們可以自由地選擇交易地點。

北宋還首次在縣以下的商業繁榮地，設立鎮市，將軍事防區變為商業貿易區。

政府不但不歧視商人，還儘量地保護商人利益，有時還允許商人做官。

然而，這是不是宋朝的決策者們，高瞻遠矚，看到了工商業發展的前景，所以，就高屋建瓴，在“重農抑商”與“重商輕農”的這道選擇題中，重新選擇了答案呢？

不是的，這是由於常年的戰亂，導致民不聊生，政府為了休養生息，而不得不放任和鼓勵各種生產，聽憑它們自由地發展的結果。

在鼓勵民間各盡所能自由地發展的同時，能官辦的行業，宋朝政府，還是儘量官辦，如“鹽鐵專賣”等等。

這也就表明，宋朝政府，仍然保持着“重農抑商”的執政思路。

不過，民間的生產，在政府儘量地自由放任的情況下，發展的勢頭，還是十分迅猛。

當這種生產進行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各種矛盾，就油然而生。

宋神宗即位的時候，大宋王朝，表面上一派繁榮，其實，內部已經藴涵着各種深刻的問題和矛盾。

由於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大批農民喪失土地，加之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鋭減，出現了立國以來少有的財政赤字，“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於是，改革的呼聲，就日益高漲。

王安石作為一個一線官員，肯定是看到了各種社會弊端。

但是，他看到了這些弊端背後的真正原因嗎？

他的境界，站到了足以看清問題之實質的高度嗎？

他的變法，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嗎？

變法，實際上就是變禮為法。

而法與禮的本質，都是秩序。

只不過是，法家是要打破舊秩序，建立新秩序；而儒家就是要維護舊禮制，反對新變革。

然而，王安石所面臨的社會變法，雖然還是要建立一個新秩序，但是，她的這個新秩序，卻是超出了所有的傳統中國人的想象之外，是為所有的傳統中國人都不能夠理解與接受的新秩序。

她這個新秩序，不要“仁義道德”，不要“三綱五常”，而要解放個性，而要自由競爭。

這不是傳統的中國人，所能夠接受得了的價值觀。

這種價值觀，即便是王安石這樣的變法家，也接受不了。

而且，相對於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王安石所面臨的變法，還有一個更大的難點。

商鞅變法，是地主階級和奴隸階級同仇敵愾，聯合起來對付奴隸主貴族階級，變法的方向十分明顯；王安石所面臨的變法，是工商業主和大地主相爭，失地的農民與政府相爭。

而且，表面上相互對立的工商業主和大地主，實際上，又往往是一撥人。

只不過是，在與政府的博弈中，什麼身份對他們有利，這波人，就使用什麼身份。

所以，社會的表面矛盾，就表現為富人和窮人的矛盾，表現為大地主和農民的矛盾。

這也就極大地掩藏了所要變革的方向，掩藏了工商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相對立的這個根本性矛盾。

但是，如果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如果不能夠抓住工商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相對立的這個根本性矛盾，來着手解決問題，而是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就註定是要失敗的。

而王安石的變法，顯然是沒有達到應有的境界，就是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所以，他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變法失敗，矛盾繼續惡化，所以，看上去欣欣向榮的大宋王朝，實際上是不堪一擊。

當然，除了這個經濟基礎上的矛盾之外，上層建築方面，一心想專制的帝王，在擺脱了門閥士族的掣肘，軍閥豪強的威脅之後，本想着由帝王有意抬舉起來的文官集團，既沒有經濟實力，也沒有武裝實力，應該就是一羣可以任意擺佈的“弱雞”。

卻不料，這些文官集團，也不是什麼好相與，把他們抬上了一定的地位，他們也會作妖，也會使用各種心機，來與帝王明爭暗鬥。

甚至在官僚集團內部，也會產生派性，形成“黨爭”，致使本來就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國家上層建築，更加是徒有其表，流於空轉。

這也是導致大宋王朝，一直“弱雞”的原因。

“崖山之後無中國”。

宋朝的滅亡，對炎黃子孫們的心理打擊是極大的。

然而，有沒有人找到宋朝之所以滅亡的真正原因呢？

有沒有人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方面找原因呢？

沒有人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面找原因，只有人從經濟基礎所產生出來的意識形態上面找原因。

宋朝上下自私自利，一盤散沙，這就是人們所能夠看到的宋朝滅亡的表面原因。

所以，針對這種自私自利，“宋明理學”就大行其道。

伴隨着“宋明理學”大行其道的，就是朱元璋的嚴刑峻法。

但是，不着手解決經濟基礎的問題，嚴刑峻法，又有什麼用呢？

所以，自私自利，在工商業畸形發展的情況下，就繼續像妖風一樣橫行，繼續腐蝕着整個社會。

土木堡之變、英宗復辟，是明朝腐敗的結果，也導致大明王朝由盛轉衰，使得中原王朝，再次敗在北方遊牧民族之下。

總而言之，統一，是好事；然而，統一的基礎是對立。

沒有對立，就沒有統一。

而在對立的前提下，矛盾的變化與轉換，總是有的。

所以，統一的形式，也要隨着矛盾的變化而變化。

漢唐之盛，是統一帶來的好處。

而宋朝一敗，明朝再敗，就是不知道矛盾變化，不知道及時地隨着矛盾的變化而主動地改變統一之形式的結果。

由於打敗中原王朝的，是兩個在文化上比中原還要落後的北方遊牧民族，所以，這種一敗再敗，也沒有給中國帶來什麼促進。

這也是大漢民族敗一次，還要再敗一次的原因。

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不知道推翻清朝後的大漢民族，會不會還是沒有長進，會不會還是要繼續敗於北方遊牧民族之手。

但是，西方文化總算是來了，西方文化的高層次，讓大漢民族知道自己錯在哪裏。

所以，資本主義革命開始了，封建禮教被推翻了。

但是，是不是這樣就夠了呢？

在接受西方文化，領教西方文化的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我們不是西方民族，我們有我們自身的民族特質。

西方文化的到來，就像卵細胞遇到了精細胞一樣，讓中華民族開始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兩種文化的融合。

這是一種基因組合，是強強聯手，淘優汰劣。

但是，並不是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優的；並不是只要是我們的，就是劣的。

不然的話，我們怎麼能夠對抗西方，我們怎麼沒有像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樣，被屠戮殆盡呢。

所以，在這種強強聯手，基因組合的過程中，我們要認真地比較，分析，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優和劣，也認識到華夏文化的優和劣，然後，再來融合、統一、提高。

這是一種“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對立統一過程。

認識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主要是要認識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的思維方式。

人類的思維方式，總的來説是靠比較，是靠焦點與視域之間的相互比較，來認識事物，認識世界。

而在這個基礎上，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又朝着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

東方文化是陰陽性的，就是主動地將焦點（陽）與視域（陰）對立，在通過視域（陰）認識焦點（陽）的同時，也反過來通過焦點（陽）認識視域（陰），從而更進一步地認識焦點（陽），以求達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同時，也認識到事物的本質與來源。

西方文化是對立統一性的，就是放棄視域，深入焦點，通過焦點內部之個性與個性的對立統一，所形成的相互比較，來認識焦點，以求得事物的本質與來歷。

那麼，如今，我們吸收了西方文化之後，我們的思維方式，就要比以前更豐富一些。

我們既要講陰陽，也要講對立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