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國 放眼世界（一） 認識中國的歷史_風聞

春秋時代的老子，在他的《道德經》中開篇就説：“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

隋唐時代的孔穎達，在對《周易·繫辭》中的“河出圖， 洛出書”一句註疏時，也引《春秋緯》説:"“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他們所説的，其實都是一個意思：

“天苞”和“地符”——“時間”和“空間”，她們本來是屬於同一個事物，屬於同一輪“道”。

她們是同一個事物的一體兩面。

但是，她們是不好合在一起，用一種形式來形容的；她們是不好合在一起，用一個名號來表達的。

把她們合在一起，就不好分析、不好表達。

所以，就要把她們分開分析、分開表達。

這就是“河出圖，洛出書”；這就是“道可道，非恆道；名可名，非恆名”。

本文的題目，就是基於這個目的而定的，就要將一個事物，一分為二，分開表達。

“立足中國，放眼世界”，這個“中國”，就是中國的歷史，就是“時間”；這個“世界”，就是世界的格局，就是“空間”。

“時間”和“空間”相結合，就是我們所處在、所面對的這個世界，也是我們所要去改造，所要去支配的這個世界。

在我們要去改造，要去支配這個世界之前，我們首先，是要分析這個世界，是要認識這個世界。

我們要認識這個世界的時間，要認識這個世界的空間，然後才能決定，我們要去怎樣地改造這個世界，要去怎樣地支配這個世界。

我們首先要認識中國，要認識中國的歷史；然後，還要認識世界，認識世界的格局。

一    認識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我們是“龍的傳人”。

所以，龍從哪裏開始，我們中國的歷史，就從哪裏開始。

考古發現，最早的龍，是出現在8000年前的內蒙古遼西地區，是出現在遼西地區的興隆窪文化遺址。

所以，中國的歷史，應該是從8000年前發生在遼西地區的興隆窪文化開始。

但是，不對，這與我們“中國”，與我們“中華民族”的名號之來歷有衝突。

我們的名字是“中國”，我們的名字是“中華民族”。

這個“中”，就是“居中”，“守中”。

她是一種理念，是一種價值觀。

而這種價值觀，是來自於《太極圖》《五行圖》《洛書》《河圖》。

《洛書》《河圖》中的“九數為眾”、“陽五居中”，構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的“九五之尊”。

這“九五之尊”的意義，就是“眾人向心於一”，“一人心繫天下”，“一與眾，相互尊敬，相互倚重”。

而《河圖》《洛書》，實際上又是與《太極圖》《五行圖》相聯繫的。

《五行圖》中的“土”，與《五行圖》中其它四個元素，“金”、“木”、“水”、“火”之間，就是“中”與“眾”的關係。

《太極圖》中，黑魚白魚之對立統一，也在《洛書》《河圖》裏，明顯地找得到對應。

而《五行圖》與《太極圖》，又是從何而來呢？

我們在仰韶文化的彩陶文化中，又可以找得到端倪。

仰韶文化中的漩渦紋和舞蹈紋，給我們一種旋轉之“場”的啓示。

這和《太極圖》中的雙魚相互纏繞，不是暗通款曲嗎？

這就是説，“中”的理念，是來自於仰韶文化。

而仰韶文化的範圍在哪裏呢？

仰韶文化的範圍，在以陝西省為中心的河南、河北、山西、甘肅、寧夏一帶。

這與興隆窪文化，並不是在同一個地方啊。

另外，“中華”之“華”，就是指我們中華民族的始祖華胥氏。

而華胥氏又生活在哪裏呢？

《三皇本紀》記載：“（庖犧氏）母曰華胥，履大人跡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

“成紀”，就是現在的甘肅省秦安縣一帶。

這也是仰韶文化的範圍啊。

所以，以“中國”，以“中華民族”這兩個名號分析，我們中國的歷史，又應該是從仰韶文化所在的甘肅、陝西一帶開始的。

為什麼“龍的傳人”和“中華民族”，我們同一個國家與民族的血緣與名號之間，在對我們國家與民族的起源問題上，會打架呢？

這裏，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到一個特殊的文化遺址，那就是河南省濮陽市西水坡文化遺址。

河南濮陽西水坡文化遺址的文化遺層，共分為五層。

從上往下，第一層屬於周代、或周代以後翻動過的擾土層，第二、三、四層，均為仰韶時期的文化堆積。

而最下面的第五層，就是一個“天蓋墓”。

這個“天蓋墓”裏，除了一隻王鉞，再也沒有任何其它的人造器物，全部是天然的蚌殼和人骨。

也正是因為如此，考古學家們，就根據她上面的遺層，是屬於仰韶文化遺層的這個事實，而斷定這個“天蓋墓”，也是屬於仰韶文化。

但是，這個“天蓋墓”裏有龍；而仰韶文化，是沒有龍的。

龍，是從興隆窪文化，遺傳到趙寶溝文化，再遺傳到紅山文化，最後遺傳到龍山文化，才傳遍開來的。

在龍山文化之前，龍，只是一個地方性的文化，其它地方性的文化裏，是沒有龍的。

仰韶文化沒有龍。

所以，這個“天蓋墓”裏出現了龍，她就不是仰韶文化。

而且，這個“天蓋墓”，表達的是一種北斗圍繞北極轉的意象，體現的是一種極權性質的意識形態。

這也不是仰韶文化的意識形態。

仰韶文化的意識形態，是成雙成對、對立統一，是平衡、包容。

這個“天葬墓”，體現的是趙寶溝文化。

她證明，在6400年之前，發源於遼西地區的趙寶溝文化，在這裏出現過，然後，又被仰韶文化給取代了。

這就與史籍的記載相吻合了。

《三皇本紀》記載：“（伏羲氏）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絃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與之對應，《三皇本紀》還記載：“當其（女媧氏）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

首先，我們要明白，這裏的祝融，就是伏羲。

“以龍記官”的伏羲，從遼西侵入中原，成了中原地區主持祭祀、主導農業生產的統治者，所以，他又叫“祝融”。

而被其征服的中原地區原住民，就被叫做“共工”。

共工氏“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女媧氏則乘着共工氏“乃與祝融戰”的時候，去“以濟冀州”——強渡激流進入河北，然後，就實現了“斷鰲足以立四極”。

顯然，在這場戰爭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就是“以濟冀州”的女媧氏。

那麼，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四極”，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又要我們聯想到“龍馬負圖，神龜載書”的傳説了。

《洛書》的出現，是藉助於“神龜”的。

《洛書》中的四個陰性偶數陰二、陰四、陰六、陰八，正對着“神龜”的四條腿。

而神龜的四條腿，則象徵着天下的“四極”。

這天下的“四極”，就是遼西地區趙寶溝文化的主人，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的主人，陝西地區仰韶文化的主人，山東地區北辛文化的主人。

“斷鰲足”，實際上不是“斷”，而是收縮，是“歸心”，就是勸説四方的主人，像“神龜”收縮它的四足一樣，各自收縮自己的個性，以共同趨向於天下的中心，形成“天下結盟”。

“以立四極”，就是像《洛書》中的四個偶數帶領四個奇數，共同擁戴一箇中央的陽五一樣，四大部族共同擁戴出一個大家都信賴的盟主，形成一個“天下結盟”的議事機構，以維護天下的太平與穩定。

當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四極”之後，天下，也就從伏羲時代與女媧時代，走向了神農時代。

這在考古學上，對應的就是廟底溝文化、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三大文化並立的那個時代。

因為在這個時代，從女媧氏部族脱穎而出的神農氏部族，是“斷鰲足以立四極”後的盟主，所以，在這個政治形勢影響下，加上神農氏部族自身的實力也是強盛的，神農氏部族的廟底溝文化，就向四方擴展。

這就是河南濮陽西水坡，趙寶溝文化的“天蓋墓”上面，被仰韶文化所覆蓋的原因。

在廟底溝文化、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衰落之後，龍山文化，就統一了中原。

這是對應歷史記載中的哪個階段呢？

當然就是對應歷史記載中的五帝時代。

廟底溝文化、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向龍山文化轉變，實際上就是以遼西地區趙寶溝文化的主人，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的主人，陝西地區仰韶文化的主人，山東地區北辛文化的主人為四方所形成的“斷鰲足以立四極”，向着更深度的對抗與融合發展；就是四方混戰，最後由伏羲氏部族的後裔——黃帝部族統一天下。

當然，雖然龍山文化遍佈中原，説明天下確實是統一了；但是，各地的龍山文化也是各具特色，這也説明，天下統一，還不是那麼徹底，文化融合，還不是那麼深刻。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原地區龍山文化大發展時，統一了天下的黃帝部族，卻失去了他們的老家——遼西地區。

在黃帝部族的紅山文化從遼西地區消失之後，這一地區隨後興起的，是小河沿文化以及夏家店文化。

而這兩種文化不但與紅山文化大不相同，也與龍山文化大不相同，説明是北方遊牧民族，佔據了黃帝部族的老家遼西地區。

陝西神木縣石峁城的崛起，説明整個五帝時代，黃帝部族，都是在與北方遊牧民族進行高強度的戰爭。

夏家店下層文化，正好興起於夏朝建立，説明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原構成了威脅，而黃帝部族的拒不言和，也對北方民族構成了威脅。

在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之間，遼西地區出現幾百年的文化空白，説明雙方在遼西地區進行拉鋸戰，誰也不能在這裏安居樂業。

夏家店下層文化，正好興起於夏朝建立，乃是夏朝領導層，有意放棄遼西，結束戰爭的結果。

夏朝統治的區域，遠遠小於伏羲與女媧時代、神農氏時代，中華民族四大起源性部族所佔據的區域，甚至也小於五帝時代中華民族所佔據的區域，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

到周朝推翻商朝，中華民族的生活區域才有所恢復，但遼西地區，是徹底地失去了。

春秋戰國時代，雖然內部鬥爭激烈，但是，北、西、南各方的對外戰爭，卻都是有聲有色。

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除了遼西地區，其它曾經失去的地方，都是恢復了統治。

但是，秦朝很快就被推翻。

西漢初年，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原王朝形成巨大壓力。直到漢武帝崛起，局面才得到改觀。

東漢時代，中原王朝繼續西漢時期的強勢地位，對北方遊牧民族形成碾壓之勢。

三國時代，雖然各方混戰，但對外擴張，還是很有起色。

特別是台灣，第一次被納入中華民族的統治範圍。

到了兩晉時代，內憂就導致外患，形成了南北朝，這實際上是中華民族的又一次融合。

隋朝重新統一中國。

但是，和秦朝一樣，統一了中國的王朝，註定都是短命的王朝。

初唐與初漢一樣，也是弱不禁風；到了唐玄宗，就也和漢武帝一樣，旗開得勝。

然而，一場安史之亂，又使盛唐轉衰，直到五代十國。

北宋時期，經濟文化大發展，而對外鬥爭，卻是不堪回首。北宋末代二帝，一起被金人擄去。

南宋小朝廷，繼續保持被侮辱、被蹂躪的狀態，偏居一隅、奢華糜亂，直至滅亡。

短暫的外族統治之後，大明王朝興起。

嚴刑酷法之下，是英宗復辟，暴露出一個封建王朝的黑暗與腐朽。

滿清入關，等於是中華民族的第三次大融合。但是，滿漢一家親的口號，喊了三百年，並不能真正實現。

直到八國聯軍進攻中國，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被趕到台灣，末代皇帝賻儀，才和他的一干子遺老遺少，一起艱難轉身，變為中國公民。

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是我們中國歷史上，史籍記載和考古發現，所呈現給我們的一些現象。

那麼，這些現象的本質是什麼呢？

我們怎樣來通過這些現象，看到她背後的，我們中華民族之歷史演變的真實邏輯呢？

深入進去，看一看各個時代，人們的具體生活，我們就能夠發現，正像馬克思主義所説，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是具體的生活狀態，決定人們的思維意識；而人們的思維意識，又反過來決定人們的行為方式，決定人們的生活狀態。

我們是龍的傳人，但是，我們的身上，並不只有龍血。

我們中華民族，最初是由遼西地區的趙寶溝文化、陝甘地區的仰韶文化、中原地區的裴李崗文化、山東地區的北辛文化這四大文化所在的四大部族所組成的，以後，又不斷地融合進新的文化，融合進新的血液。

那麼，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麼在最初，會由四大部族組成呢？

為什麼不是由一個單一的古老部族，直接發展到現在呢？

首先，這是得力於當時的農業生產之制約。

是農業生產，使勞動者的勞動價值，相對勞動者自己的最低消費，產生了相對的剩餘，才導致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形成。

在遊牧時代或者漁獵時代，部族與部族之間的戰爭，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搶地盤，而不是為了搶人口，不是為了搶勞動力。

所以，那時候的戰爭，就必然是要麼一存一亡（逃），要麼是雙亡，而不會有雙方相互融合的結果。

但是，到了農業生產時代，由於勞動者之勞動價值，相對自己的最低消費，產生了相對的剩餘，這就使得戰爭中的戰俘，不再是無用的敵人，而可能轉變為有用的勞動力。

所以，這時候的戰爭目的，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這時候的戰爭，就不再僅僅是為了搶佔地盤，而更多的，是為了掠奪人口，是為了將對方的勞動力，轉化為自己的利益。

這就導致了部族間的融合，這就導致了中華民族的形成。

那麼，為什麼中華民族的融合與形成，是從遼西地區的伏羲氏部族，南下中原開始的呢？

這就得看看，當時的四大部族，他們各自的文化特點，和他們這種文化特點的形成原因了。

遼西地區的伏羲氏部族，所崇拜的圖騰是龍。

這個龍的意義是什麼呢？

龍與農同音。龍圖騰，首先就是因為農業生產而產生。

為什麼有了農業生產，就要崇拜龍呢？

我們看看最早的興隆窪時期的龍，是什麼樣子？

她就是恐龍的樣子。

興隆窪文化時代的人，不可能看見真的恐龍。

但是，他們看到被洪水沖刷出來的恐龍之骨架，是完全有可能的。

這樣，他們就根據恐龍的骨架，來想象恐龍的樣子，從而崇拜恐龍巨大的身軀。

身大力不虧，崇拜恐龍巨大的身軀，其實就是崇拜力氣，崇尚陽剛之氣。

這就是説，當時的農業生產，很吃力，所以，就導致伏羲氏部族崇拜力氣。

但是，其他部族當時也在從事農業生產，為什麼其他部族，都不崇拜恐龍，不崇拜力氣，只有伏羲氏部族，崇拜恐龍，崇拜力氣呢？

因為，龍不僅僅代表力氣，也代表一種陽剛之氣。

伏羲氏部族身處北方草原，草原上的開放性競爭，使他們天生就具有一種陽剛之氣，

而被伏羲氏部族所侵略，所征服的中原地區原住民，他們之所以被侵略、被征服，其實，不僅僅是與他們所處的這個地方有關，更與他們自身的文化特點有關。

中原地區的原住民們，崇拜的是龜。

為什麼會有“龍馬負圖，神龜載書”的故事呢？

“龍馬”，是伏羲氏部族南下中原之後，所崇拜的圖騰。

它也是一種龍。但是，這種龍的意義，又有它自身的特點。

“龍馬”的形象，是揚子鱷的脖子上，配上馬鬃的形象。

這個形象的意義，就是以揚子鱷的水中霸主之地位，和平原上戰馬的奔騰之氣勢，來象徵一種霸道的精神。

這就是説，伏羲氏部族這時是崇拜征服者的強悍與霸道。

“龍馬負圖，神龜載書”，就是女媧氏部族的能人們，將《河圖》刻畫在伏羲氏部族的圖騰“龍馬”的背上，將《洛書》刻畫在共工氏部族的圖騰“神龜”的背上，以勸説他們雙方罷戰言和。

所以，中原地區的原住民——共工氏部族，他們所崇拜的圖騰就是龜。

龜相對於龍，個體也小，動作也慢，明顯的是顯示出一種陰性特徵。

龜的內心是柔軟的，但是，它的外表，卻很堅強——它有一個堅硬的外殼。

龜的外殼，是一種防禦性的武器，是用來保護它自己不受傷害的。

中原地區的人們，崇拜龜，就是崇拜龜的這種自成一統的防禦精神。

但是，正是由於崇拜龜的這種自成一統的防禦性精神，中原地區的人們，就又形成了一種固步自封的自閉性、逃避性。

雖然中原地區的生產與生活條件很好，但是，整個中原地區，實際上是一種分裂的狀態。

在趙寶溝文化沒有南下中原之前，中原地區有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等等不同的文化。

這個地區的部落與部落，或者是部族與部族之間，是沒有多少聯繫與溝通的。

而這個沒有聯繫與溝通，並不是由於地理環境的阻隔，而是由於部落與部落之間，部族與部族之間的心理隔斷。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狀況呢？

原因就是，這個地方的條件太好了。

這個地方是平原，緯度也低，海拔也低，導致這裏什麼樣的生產都好搞。

位於河北省保定市的南莊頭文化遺址，顯示出這裏的農業生產，早在距今10500年之前就開始了。

而遼西地區和陝甘地區呢？都是距今8000年左右才開始的。

但是，正是因為這裏的生活條件好，想在這裏生活的人就多，所以，這個地方的競爭，就很激烈。

這麼好的地方，並不是隨便哪一個鬆鬆垮垮的部落或部族，就能夠前來立足的。

能夠在這個地方立得住足的，那就一定是一羣狠人。

然而，農業生產的特點，是否鼓勵這種狠人之間的惡劣鬥爭呢？

農業生產，不是遊牧生產或者漁獵生產，她不具有遊動性和即時性。

她是一種等待性的生產，是一個連續性的勞動過程。

她鼓勵的是安定、安心。

安定，安心，就有收穫。

如果戰爭是一種一邊倒式的戰爭，那當然，就用不着安定、安心。

然而，大家都是出來混的，哪有那麼多很好對付的鳥？

哪有那麼多，一邊倒式的戰爭？

越到最後，兩敗俱傷、勢均力敵的戰爭，就越多。

這樣的戰爭沒完沒了，就顯示出安定、安心生產的好處了。

戰爭的得不償失，就自然地導致人們厭惡戰爭，不想主動去挑起戰爭。

但是，你厭惡戰爭，總有人不厭惡戰爭；你不主動挑起戰爭，總有人要主動地挑起戰爭。

於是，龜的那種堅硬的外殼，就成了人們心中的嚮往，人們，就自然地開始崇拜龜。

龜崇拜的這種意識形態，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被動式沉浸的結果。

然而，不論是被動還是主動，當這種意識形態浸入了人們的靈魂，制約了人們的思想之後，一當外來的，更強大的入侵勢力來到，這種自閉性的、逃避性的思維意識，就必然地導致這個地區，面對外來的強敵，是一盤散沙。

整個地區，面對外來的強大敵人，就不堪一擊。

伏羲氏部族能夠在北方草原地區脱穎而出，成為強者，那當然也不是蓋的。

而他們若是舉全部之力南下，則這個一盤散沙的中原地區，面對他們，就只能是望風而倒、所向披靡。

但是，當伏羲氏部族想要乘勝前進，繼續去“東封太山”時，他們的運氣，就不會還是那麼好了。

等待他們的，就是一場“龍馬精神海鶴姿”的好戲。

“海鶴”，無疑就是山東地區北辛文化的主人東夷氏部族（姑且稱他們為東夷氏部族）的圖騰。

北辛文化，是一種海岱文化。這些人靠海而生，雖然也發展出了農業生產，但是，漁獵生產，應該還是他們的重頭戲。

他們崇拜“海鶴”，那當然不僅僅是崇拜“海鶴”的靈活與矯健，他們也要崇拜“海鶴”那種搏擊風雨的精神，崇拜“海鶴”的勇猛與頑強。

伏羲氏部族固然兇狠，東夷氏部族也不含糊。

就這樣，雙方你來我往，相持不下。

然後，洪水來了，共工氏部族就“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

雖然共工氏部族是“不勝而怒”，然而，當女媧氏部族又來“以濟冀州”時，你伏羲氏部族，縱然是有三頭六臂，又能如何呢？

所以，伏羲氏部族，就只好“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那麼，伏羲氏部族在山東、河北，與東夷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打仗，生活在陝西、山西的女媧氏部族，為什麼要來“以濟冀州”呢？

這當然是説明，女媧氏部族的領導者們，是具有戰略頭腦的，並且，還很會選擇時機。

他們在這個三方相爭的重要關頭，果斷出擊，四兩撥千斤，一舉扳倒伏羲氏部族，不但是給別人解了難，也使他們自己，免除了後顧之憂。

試想，如果讓伏羲氏部族征服了中原，又征服了山東，那麼，接下來，他們會怎樣做呢？

山西、陝西地區的女媧氏部族，無疑地，也會成為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啊。

不過，當女媧氏部族聯合其他兩個部族扳倒了伏羲氏部族之後，他們就是天下最強大的部族了，為什麼他們，沒有乘機稱王，而要搞那個什麼“斷鰲足以立四極”呢？

這就與女媧氏部族的意識形態有關了。

仰韶文化的彩陶文化中，顯示他們崇拜魚，崇拜蛙，崇拜花。

然而，這些，都不是他們的最根本的意識形態。

他們的最根本的意識形態，是什麼呢？

他們的最根本的意識形態，就反映在他們的舞蹈紋和漩渦紋之中。

舞蹈紋和漩渦紋，表達的是一種“場”性質的思維意識。

“場”，就是一種既合作又對抗的、處於糾纏狀態中的對立統一關係，是一種動態平衡的對立統一關係。

而隨着動態平衡的對立統一關係之發展，這個對立統一關係，又具有低級狀態與高級狀態之分；這個“場”，就也有低級狀態與高級狀態之別。

低級狀態的“場”，是一個空心性的旋渦狀態；高級狀態的“場”，就是一個實心性的旋渦狀態。

空心性的旋渦狀態，顯示的是像夫妻之間沒有小孩或小孩不大的那種狀態。

那是一種“一生二”的“二”之狀態。

那種狀態下，對立統一雙方，具有一定的面向孩子的向心力。

但是，這個向心力，是由環境壓力提供的，不是由他們之間的孩子提供的。

孩子，生出來或不生出來，都不能對雙方的關係，發生能動性的影響。

實心性的旋渦狀態，顯示的是像顧客與商家之間有了市場管理員的這種狀態。

這是一種“二生三”的“三”之狀態。

這種狀態下，對立統一的雙方，就不存在向心力。

因為，他們的環境壓力，被新生出來的那個“三”給擋住了。

但是，這個“三”在擋住他們的環境壓力的同時，卻又像市場管理員具有能動性一樣，會向他們施加一種能動性的支配力，使得他們，不得不以這個“三”為中心，形成一個新的對立統一關係。

這樣，在這個“三”的能動性的作用下，這個對立統一關係，就變成了另外一種事物，變成了一個更高級的事物。

正是在這種“場”思維的進一步發展下，就有了《太極圖》《五行圖》《洛書》《河圖》。

所以，在這種“場”思維的支配下，女媧氏部族的領導者們，就不屑於像伏羲氏部族那樣，去當霸王，不屑於在“一生二”中，去做那個“二”分之“一”，他們更喜歡“二生三”，他們更喜歡在“二生三”之後，去當那個“二”的操控者，更喜歡去當那個“三”。

也就是説，他們更喜歡做那個具有能動性的旋渦之中心，讓對立統一的雙方，都圍繞着自己轉，都接受自己的操控。

自己就在這個對立統一的雙方之間，掌握平衡。

這就是女媧氏部族“斷鰲足以立四極”的動機與目的。

女媧氏部族“斷鰲足以立四極”，實現“天下結盟”，他們就成了這個“天下結盟”的盟主，這比伏羲氏部族喜歡當霸主的那種覺悟，就要高了一個層次。

他們這麼做，不僅可以得到實惠，也會受人尊敬，減少對抗。

那麼，女媧氏部族的這種“場”性質的思維意識，是怎麼來的呢？

《三皇本紀》記載：“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

《三皇本紀》也記載：“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

這就是説，庖犧氏氏和女媧氏，都是華胥氏的後裔，甚至也都是宓犧氏的後裔。

他們是在宓犧氏時代結束之後，才一分為二。

女媧氏繼續留在當地發展，而庖犧氏則走出成紀，輾轉落腳於內蒙古遼西地區，最後變成伏羲氏。

那麼，庖犧氏（伏羲氏）和女媧氏，為什麼會一分為二呢？

這個原因，應該是落在他們共同的圖騰——“蛇身人首”的兩面性上。

蛇，本身屬於強者，具有快速反應，一擊致命的陽剛氣質；但是，它又習慣於盤曲據守，顯示出一個弱者的陰柔姿態。

如果沒有那種快速反應，一擊致命的本事，那麼，盤曲據守的陰柔姿態，就是一種弱者的本真表現。

但是，能夠快速反應，一擊致命，那麼，這種盤曲據守的陰柔姿態，就不是弱者的表現，而是一種智慧。

特別是，蛇往往會用一種纏繞的綿力，一步步地消耗對手的反抗能力，直至對手力竭身亡。

這是一種精於計算的，最省力的搏擊之術。

當然，它也有浪費時間的缺點，性情急躁了就不行。

而伏羲氏之所以離開成紀，到外面去發展，最後落腳於內蒙古遼西地區，也可能就是，他們偏執於蛇的陽剛、急躁的一面。

看到了機會，就趕緊去抓，結果，就把自己抓到外面去，再也回不了家了。

女媧氏能夠留在當地，一步一步地向外發展，也就是由於他們較好地領悟了蛇的生存之道，具有較好的忍耐性。

而以蛇的這種兩面性為基礎，昇華出一種陰陽觀念，再往後發展出“場”性質的思維意識，乃至於發展出《太極圖》《五行圖》《洛書》《河圖》一類的思想，就是順理成章了。

女媧氏部族能夠促成“天下結盟”，這是早期農業生產的特點所造成的天下紛爭，給了他們一個展示自我之智慧的機會。

但是，他們的這個“天下結盟”，是否就是完美無缺的呢？

他們的這個“天下結盟”，是以女媧氏“以立四極”的倡導為基礎的，是以四大部族的領導者們之精神意志為基礎的，是通過四大部族領導者之間的協商，來從宏觀上調節四大部族之間的關係，從而贏得天下的太平。

但是，他們的這個以“天下結盟”來求得天下太平的願景，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生產方式，是相沖突的。

當時的農業生產力水平，導致當時的生產勞動十分辛苦，十分沉重。

而使用奴隸這種會説話的生產工具，是當時減輕農業生產者之勞動強度的最佳方式。

所以，這種生產力水平，就是鼓勵人們發動戰爭，鼓勵人們通過戰爭來獲取奴隸，以促進生產，擴大收益。

而“以立四極”的政治基礎，決定了“天下結盟”的政治性質，是共和性質，不是專制性質；是四個部族之間共和的性質，不是盟主個人專制獨裁的性質。

“天下結盟”的盟主，名義上是受四方擁戴的領袖，但是，他並沒有決斷權。

他只是在四方領袖之間，進行溝通、協調而已。

盟主並沒有權力與實力，拿自己的部隊，去進行征討作戰以貫徹自己的意志。

這個政治結構的最高權力，是來自於這個政治結構的議事機構，是來自於四大部族之間的協商。

而正是這個四大部族之間的協商，才導致這個機構，是一個腐敗的機構，是一個無能的機構。

別説部族之間有可能各自偏袒，就是公事公辦，一件事情發生了，領導者們一番討論、協商下來，也只能是一個馬後炮而已，對於已經過去了的事情，能有多大的意義？

所以，“天下結盟”，只能是限制戰爭的規模，降低戰爭的烈度。

她對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對於扼制人們依靠戰爭來獲取奴隸這個會説話的工具的慾望和衝動，是無能為力的。

而更為要命的是，不僅“天下結盟”的政治體制是共和體制，部族內部的部落與部落之間，在女媧氏部族“斷鰲足以立四極”之思維意識的影響下，除了過去的伏羲氏部族之外，其他部族的內部，怕也都是共和制的政治體制。

而在各個部落內部，由於經濟的發展，導致“能人”增多，各人都有自己的主張，於是，具有專制意味的部落酋長制，怕也是早已退後，帶着共和性質的長老之間的“羣策羣力”，就會使大家面對一件事情，具有很多的想法。

結果，就是在不發動對外戰爭的情況下，自己部族與部落的內部，也是可以相互攻伐的。

而正是由於製造奴隸與奴隸主兩個階級的戰爭，在頻繁不斷地小規模地進行，慢慢地改變政治格局，慢慢地改變力量對比，最後，就量變引起質變，導致黃帝與炎帝之間進行阪泉大戰，導致黃帝與蚩尤之間進行涿鹿大戰，從而使黃帝最終一統天下。

黃帝一統天下，表面上是原來的伏羲氏部族的後裔，戰勝了原來的女媧氏部族、共工氏部族、東夷氏部族的後裔們，贏得了伏羲氏部族最後的勝利。

然而，其背後的邏輯，卻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有人要成為奴隸主，有人要成為奴隸；而不想成為奴隸、卻處在奴隸地位之邊緣上的人們，就不得不形成一個仰望強者，依靠強者的“向心圈”。

這種仰望強者、依靠強者的“向心圈”，就呼喚出了一個一統天下的帝王專制體制。

在這個呼喚帝王專制的過程中，由於部族內部的相互傾軋，各自為了生存的自顧不暇，現實中的家族，部落、以及個人，才是創造這個新世界的能動性的主體，部族與遠祖，就只能是一個個被拋棄與背叛的招牌。

黃帝是伏羲氏部族的後裔，卻為姬姓。

而姬，是一個以龜為圖騰的部落。

今天的陝西省黃陵縣黃帝陵陵園內，有一座天黿神慧像，它是黃帝陵的守護神。

天黿，就是龜龍，就是由龜化成的龍。

她是共工氏部族的一些成員，背叛本部族的龜圖騰，而皈依於伏羲氏部族之龍圖騰的標誌。

而黃帝由天黿保護，也就是表示，他是投靠和依附了共工氏部族中的一個部落，他是藉助於共工氏部族中的這個部落而起家的。

史籍記載，黃帝所在的有熊部落，其居住地，就在今天的河南省新鄭市。

而考古發現，河南新鄭，正是裴李崗文化的大本營。

裴李崗文化，當然就是共工氏部族的文化。

這就是説，黃帝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當時共工氏部族的一個大本營。

這與黃帝由天黿保護相應證，説明黃帝投靠共工氏部族中的一個部落，就是極有可能的事了。

另外，《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載:“大荒之中，有山名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

這裏的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又“乃去南方處之”，那麼，他是一個什麼來頭呢？

他就是安徽含山凌家灘文化的主人，就是當年伏羲氏部族戰敗後，逃往湖南的那部分人之後裔。

他們從湖南轉移到安徽，就是為了配合在北方的伏羲氏部族之後裔們，共同打敗他們的宿敵，打敗女媧氏部族、共工氏部族、東夷氏部族的後裔們。

但是，“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這説明，他們為打敗蚩尤和夸父，立下了汗馬功勞，卻沒有受到黃帝部族的應有對待，於是，就與黃帝部族分道揚鑣，去南方另立山頭去了。

凌家灘文化消失後，隨即在太湖流域，興起了良渚文化。

這應該就是，對應龍“乃去南方處之”這個記載的註腳。

是凌家灘人離開中原，到南方去興起了良渚文化。

“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

這句話表明，夸父氏這時是以蛇為圖騰。

夸父氏是后土氏的後裔。而後土氏就是當年共工氏部族的領袖。他們是以龜為圖騰的。

為什麼這時候，夸父氏要背叛自己部族的龜圖騰，轉而以蛇為圖騰呢？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

這裏的“日”，就是炎帝。“欲追日景”，就是夸父氏力挺炎帝，與炎帝聯合對付黃帝。

“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

就是炎帝戰敗，夸父氏收攏自己的部下，感覺能力不足，就打算前往山東，去投靠尚在繼續與黃帝部族作戰的蚩尤。

夸父氏以蛇為圖騰，顯然是炎帝神農氏這時候恢復崇拜他們部族的老圖騰——蛇圖騰，而夸父氏就追隨炎帝，也以蛇為圖騰。

而在炎帝神農氏恢復他們部族的老圖騰時，遠在甘肅的馬家窯人，卻將他們的蛙圖騰，變為“蛙龍”。

崇拜蛙，就是崇拜蛙的繁殖能力。

所以，蛙神，就是大肚皮而弱四肢。

崇拜蛙龍，就是崇拜龍的氣力。

所以，蛙龍神，就是細軀幹而強四肢。

馬家窯人，顯然是為了逃避戰爭而從內地遷往甘肅的。

他們並不想投降於敵人，但是，他們又失去了戰勝敵人的信心，所以，他們才選擇逃避。

然而，他們雖然沒有投降於敵人，卻背叛了自己的部族，背叛了自己的祖先與神靈。

他們從精神上投降了敵人，在精神上皈依於了敵人的信仰。

但是，從內心上，他們真的是不想背叛，他們只是覺得自己無力。

所以，他們才要崇拜蛙龍神。

黃帝的勝利，並不是伏羲氏部族的勝利，而僅僅是“天下結盟”的失敗。

是這個社會，需要有一種新的、有別於“天下結盟”之政治體制的新體制，來拯救天下。

這個新體制，就是“帝王專制”。

相對於“天下結盟”的共和體制，帝王專制的政治體制，顯然是有了快速反應的能力。

但是，是不是有了快速反應能力，就一定能夠保證天下太平，人們安居樂業呢？

事實上，能夠一統天下的黃帝部族，卻保不住他們自己的老家——遼西地區。

考古發現，就在黃帝取代炎帝成為中原地區一代帝王的同時，他們的老家遼西地區，卻興起了小河沿文化。

這個取代黃帝部族紅山文化又與黃帝部族龍山文化絕然不同的新型文化，在遼西地區被髮掘出來，充分證明了，就在黃帝部族一統天下的時候，他們的遼西老家，被北方其他的遊牧民族奪佔去了。

黃帝部族本身就是從北方而來，他們的祖先伏羲氏部族，曾經就是北方最強悍的遊牧民族。

為什麼他們這時候，又打不過其他的北方遊牧民族呢？

一個原因，是他們對農業生產相習已久，已經徹底地轉變成了農業性民族。

農業生產的定居性特點，決定了他們沒有那麼強的戰爭意志，為了一個雞肋似的祖籍地，而去與北方遊牧民族死磕。

另一個更主要的原因，怕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由於當時的生產製度是奴隸制生產，這就讓每個奴隸主貴族，為了維護生產，而不得不擁有自己賴以維持生產的武裝力量。

但是，當奴隸主貴族們，為了維持生產都擁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時，他們和帝王家族的地位，又能夠相差多少呢？

只不過是，帝王有權發號施令；貴族諸侯，沒有權力發號施令而已。

但是，你帝王有權發號施令，也得要有人聽啊，如果人家不聽你的號令，你，又能夠怎麼着？

你想動武？那得看看你動不動得起啊。

人家沒有實力，怎麼成為貴族？人家沒有實力，怎麼敢跟你叫板呢？

所以，雖然是帝王專制，然而，“禮行天下”，卻還是那時候，帝王與諸侯貴族之間維持關係的重要手段。

但是，北方遊牧民族的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講禮嗎？

他們不講禮，他們只講利，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以利益來維持的。

於是，一支以禮來維繫的隊伍，和一支以利來維繫的隊伍，相互碰撞。

結果會怎麼樣呢？

從黃帝到顓頊，再到帝嚳，再到帝堯，再到帝舜，五帝時代，他們一直是在與北方遊牧民族對抗。

為此，還興建了一座“固若金湯”的戰時陪都——石峁城。

但是，他們的都邑，卻是一步一步地從北方往南方轉移，一步一步地從平原往山區轉移。

這就是結果。

這叫黃帝部族的那些仍然是以禮為重的後人們，怎麼樣來記載他們的這些先人們，這一段“光輝”的歷史啊。

所以，從夏朝往後，人們就不知道五帝時代的中原農業民族，曾經跟北方遊牧民族打過仗。更不知道，北方遼西地區，曾經是我們的祖先伏羲氏部族的故土，曾經是我們的祖先黃帝部族的祖籍地。

直到今天，我們從這片土地上挖出了一些東西來，才知道，那遙遠的過去，曾經發生過什麼。

大禹制定《洪範九疇》，算是為這段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

中原民族，放棄對遼西祖籍地的主權；北方遊牧民族，也不再南下襲擾中原。

大家各安天命，從此相敬如賓。

然而，痛定思痛，造成中原民族這段屈辱歷史的根源是什麼呢？

就是尾大不掉，就是帝王沒有絕對的實力，來約束那些不聽號令的貴族諸侯啊。

於是，利用進貢制度，維持與夯實帝王家族的實力，持久性地保持帝王家族相對各個貴族諸侯的優勢地位，就在制度設計的情理之中了。

夏啓取消“禪讓制”，建立“家天下”，這在帝王之家來説，是為了捍衞自己的家族利益；而在天下公道來説，就是減少了一個因為權力更迭而導致天下大亂的禍源。

然而，這樣一來，就又把權力鬥爭，從家族外部，引向家族內部，導致為了奪得王位而兄弟相殘，父子反目；導致帝王身邊，再也沒有可信之人。

太康失國，寒浞殺羿，難道不是因為帝王身邊沒有可靠之人，才導致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嗎？

但是，少康中興，夏家王朝的失而復得，又證明了“家天下”的深入人心，證明了人們對於政權穩定、天下安定的期盼。

不過，還是由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還是由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儘管進貢制度能夠讓帝王家族，相對一些諸侯貴族形成一定的優勢，但是，諸侯貴族，並不是因此就不能對帝王家族的權力構成威脅。

畢竟諸侯貴族都有自己的武裝，畢竟靠天吃飯，能夠讓有些人會一直得到老天的照顧，有些人又會頻頻地被老天所玩弄。

這就導致有些人越來越強，有些人又會一下子垮掉。

垮掉了的部落，就不能再向帝王進貢，而暴富了的貴族諸侯，也不可能因此就向帝王多進貢一點。

於是，帝王的收入就會越來越少，帝王的優勢也會越來越小。

《史記·夏本紀》記載：“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台，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

這個記載説明，還是在孔甲時代，就有許多諸侯背叛朝廷；而到了帝桀之時，君主與貴族之間的離心離德，就導致“商湯滅夏”，導致整個華夏民族，被“玄鳥生商”所征服了。

也正是因為如此，到周朝推翻商朝，華夏民族重新建立政權的時候，就開始了大封建，開始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這就是為了防止土地兼併，就是為了防止諸侯勢力惡性膨脹，威脅王權。

然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奴隸制生產不能更絕，在各個諸侯貴族，還具有自己武裝的情況下，你口號喊得再響，也只是一個口號而已。

所以，就有《史記·周本紀》記載的“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也有《史記·周本紀》記載的“平王立，東遷於雒邑，闢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秦始皇統一中國，取消分封制，實行郡縣制，讓地方上再也沒有除皇家武裝之外的其它武裝，這才是將王權落到了實處，這才讓地方貴族，再也無法與君王對抗了。

雖然秦王朝很快被推翻，但是，郡縣制，卻被後來的歷代王朝沿襲下來。

這當然是因為，她有她的好處，她是鞏固王權，維護天下穩定的一項必要措施。

那麼，為什麼之前不能搞郡縣制，只有到這時候才能夠搞郡縣制呢？

這時因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因為，以前的生產力水平，支持的是奴隸制生產，她讓奴隸主們，必須要有自己的武裝；而這以後的生產力水平，支持的是農奴制生產，她讓地主的武裝，失去了為維護生產而存在的意義。

生產方式不一樣，導致地主貴族，再也沒有保持自己私立武裝的理由。這樣才能夠推行郡縣制，才能夠使天下除了帝王掌握的軍隊，就再也沒有其它的軍隊。

然而，秦始皇為中國的歷史立下了開世之功，為什麼他的王朝，卻會短命呢？為什麼他和他的王朝，會被後來的歷史敍述者描述為“殘暴”呢？

秦王朝會短命，內部原因，是權力的高度集中，政治運作的極端形式化，埋下了政權體系如果一時不能上呼下應，就會導致魚目混珠、桃僵李代的隱患，從而至使宦官趙高得以乘機篡權，徹底搞亂了秦王朝的軍政系統，等於是從內部就已經殺死了秦王朝。外部原因，則是貴族復辟，六國諸侯死灰復燃。

陳勝吳廣所領導的大澤鄉起義，其實並不是什麼“農民起義”，只不過是一種換了形式、顯示了一些政治手腕的諸侯貴族之復辟行為而已。

因為，陳勝吳廣兩人，原本就是兩個前朝諸侯貴族的餘孽，他們鼓動農民們造反，其實就是為了做他們的復辟夢，是為了還回他們過去的貴族身份。

而農民們之所以受到他們的蠱惑，這和宦官趙高魚目混珠、桃僵李代，乘機篡權，是一條藤上的兩個苦瓜，都是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都是因為享受帝王專制之好處，忠心維護帝王專制制度的人們，由於地位的差距，不能和帝王上呼下應，只能是聽憑橫檔在他們和帝王之間的壞人惡意欺詐。

參加大澤鄉起義的農民們，耳目閉塞，不瞭解朝廷的規章制度，而他們又見識有限，知識水平有限，所以，就容易上當，還以為真像陳勝吳廣所蠱惑的那樣，不能限期到達工作地點，就會被朝廷處死。

從現在發掘出來的秦代竹簡上看，朝廷關於派遣勞工出差的規章制度，是隻懲罰誤事的官僚與官府，並沒有規定針對民工的處罰；而且，即使是處罰官僚官府，也沒有他們所説的那麼嚴重。

至於秦始皇和他的王朝，會被後來的歷史敍述者描述為“殘暴”，這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後來的封建社會的當權者們需要社會穩定，就要崇儒尊孔。

而秦始王和他的秦朝，卻是靠着法家治國而取勝的，這與當權者所推崇的崇儒尊孔的價值觀念嚴重不符。

那麼，法家和儒家，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

法家和儒家，兩家都是以促進社會的繁榮與穩定，而宣揚一種社會秩序之建立方式的學術派別。

但是，法家，是站在新興階級的立場上，主張前進一步，來達到建立一種新秩序的目的。

所以，他們就要改革舊的社會制度，推出一個新的社會制度。

儒家，是站在當權階級的立場上，反對新生事物，主張維護既有的秩序，所以，他們就面對天下大亂，要主張“克己復禮”。

所以，法家學説，是適應於社會質變時代的一種學説。這是秦始皇和他的秦國，重用法家治國的理由。

因為，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就是一個大質變的時代。

而儒家，就適應於社會的量變時代，這是封建社會的歷朝歷代，都推崇儒家思想的理由。

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哪一個王朝，不希望社會穩定、自己的王朝也因此而鞏固呢？

其實，法家的法，和儒家的禮，本質上是相通的，都是一套治國之術的不同用法，都是為了維護秩序，穩定社會關係。

只不過，法比較剛，禮比較柔。這也正是質變時的摧枯拉朽和量變時的來回搖擺，所必然要顯示出的特徵。

而這兩種特徵，實際上也是在每個歷史階段，都是相輔相成的。

也就是説，在質變時代，也有禮；在量變時代，也有法，只不過是，不同時代各有側重而已。

但是，相對地，人們相見，更願意以禮相迎，更願意接受對方的禮，而不願意訴諸於法律，不希望將對方送上法庭。

所以，法家與重用法家的政治人物，就一般人地不受人待見，而更容易被人污衊。

秦始皇和他的王朝，被後來的歷史敍述者描述為“殘暴”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封建社會的文人，取代了奴隸社會的貴族，他們要和奴隸社會的貴族一樣，與帝王爭權，可他們又沒有奴隸社會的貴族那樣的硬實力，所以，他們就只好使用他們的軟實力。

在封建社會，帝王，是依仗一羣文官來幫助自己治理天下。

而文官們，憑什麼能夠幫助帝王治理天下呢？

是憑他們的文化知識。

因為幫助帝王治理天下的官員，都是憑自己的文化當官的，所以，文人，就顯示了他們的社會價值，他們就取代原來的貴族，成為這個社會的一個重要階層。

有了社會地位，當然就要張揚自己的個性，當然就要表達自己的意志。

可是，帝王在上，一切權力都在帝王手裏，你一個小文人，怎樣才能夠表達自己的意志呢？

這就得和帝王爭權，和帝王爭奪話語權。

可是，帝王是那麼好惹的嗎？

跟他爭權，不是找死嗎？

這就要先想個辦法，讓帝王不能輕易地殺文人。

於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反面典型，就被炮製出來。

反正秦始皇作為法家人物的代表，在儒家學派的眼裏，就是個暴君形象，再給他多加一條罪名，他也仍然就是一個暴君而已。

復辟勢力推翻了秦朝，卻並沒有實現他們的復辟夢。

楚霸王項羽，以他的個人之勇，率領一幫諸侯，卻完敗於潑皮似的劉邦之王治之下。

劉邦與項羽的鬥爭，是體制與體制的鬥爭，是劉邦的君王之制與項羽的霸王之制的鬥爭。

結果，屢戰屢敗的劉邦，卻最後戰勝了“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

這就是不同的體制，造成了不同的向心力，從而顯示了不同的體制之優劣。

但是，戰勝了項羽的劉邦，卻戰勝不了屢屢寇邊的匈奴，甚至還上演了一曲“白登之圍”。

之後，西漢王朝面對匈奴，就成了一隻“弱雞”，不得不採取和親政策。

為什麼劉邦，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呢？

因為，儘管劉邦走的是王治路線，但是，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對付項羽，他也不得不封賞了一些諸侯，使得王朝之外，還有一些對王朝構成潛在威脅的武裝力量。

這實際上，是一批比外敵匈奴，還要可怕的力量。

外敵匈奴，僅僅是寇邊而已；而內部的這些凶神惡煞，不動則已，一動就是地動山搖。

攮外必先安內。要想戰勝匈奴，徹底解除邊疆寇患，必須先把這些內部的隱患點；一一地予以拔除。

而在與外姓諸侯慢慢周旋的時候，為了不讓朝廷過於孤單，劉邦在當初封賞有功的外姓諸侯之時，也有意地封賞了一些同姓諸侯，以平衡外姓諸侯的力量。

然而，當外姓諸侯一一剪滅之後，這些同姓諸侯，又該怎麼辦呢？

好辦不好辦，就看“七王之亂”。

當“七王之亂”解決了之後，西漢王朝，才是真正地沒有了內部威脅了。

於是，就有了漢武帝決戰匈奴。

到東漢時期，竇憲燕然勒功，北方匈奴，就一部分歸降漢朝，一部分遠走他鄉。

這就是説，中原農耕民族，並不是打不贏北方遊牧民族，只是看自己的內部體制如何而已。

但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帝王專制制度的建立，是依賴於社會各階層弱勢成員“仰望強者”，“依靠強者”的那種向心力，所形成的一層一層“向心圈”的襯托。

可在這一層一層的“向心圈”之中央，代表着專制制度的帝王，並不是這個中央裏的唯一。

在這個中央，與帝王相伴，因此也有機會接近皇權的，還有那些直接為帝王服務的王公、大臣，宦官、外戚、後宮、禁軍。

處在各層級的“向心圈”上，擁戴帝王專制制度的那些社會弱勢成員們，他們以他們的一層一層的向心力，襯托起了中央權威，但是，他們並不能夠打造或者擁有中央權威所形成的中央權力，他們進入不了中央權力的運作中心，不能親自監督中央權力的運作，只能是任由帝王去支配那些王公、大臣，宦官、外戚、後宮、禁軍，來行使和護衞帝王手中的中央權力。

這樣，就避免不了在帝王個人發生某種意外的情況下，這些王公、大臣，宦官、外戚、後宮、禁軍們抓住機會魚目混珠、桃僵李代。

作為一種上層建築，依託於封建時代的那種經濟基礎，這個上層建築，也只能是這個樣子。

而在王朝外部呢？

儘管封建王朝，具有強力的手段，能夠將土地收歸國有，以平等地分配給種地的農民。

然而，農民得到了土地，並不能夠旱澇保收，更不能夠避免，因為種種原因，而無力耕種國家分配給他們的土地。

儘管朝廷可以禁止土地的買賣，但是，卻禁不住一些人，真的是無力繼續耕種。

於是，土地的集中，不可避免。

而一旦土地集中到了一定的程度，貴族威脅，流民造反，這個封建王朝的壽數，也就到了。

王莽篡權，未必不是一場政治改革。

可惜，他的改革不成功。

到東漢王朝，雖然漢家江山又延續了幾百年的國祚，也不過是重複昨天的故事罷了。

有所不同的是，西漢，是具有改革精神的王莽篡權；而到了東漢，就是直接來了一個惡人——董卓。

這就是説，社會已經失去了禮制觀念，變成了強權當道。

這樣，我們就可以回憶一下，前一次的社會失去禮制觀念，是在什麼時代？

就是在孔子念念不忘“克己復禮”的那個春秋戰國時代。

為什麼春秋戰國時代會失去禮制觀念呢？

因為那個時代，生產力水平大發展，諸侯勢力快速膨脹，從實力上，碾壓了中央王朝。

而東漢末期強人擋道，實際上也是快速發展的生產力，充實了豪強貴族們之腰包的結果。

我們可以發現，三國時代和春秋戰國時代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兩代諸侯，都是內戰很內行，外站不外行。

諸侯之間，誰輸誰贏暫且不論，反正他們的對外戰爭，都是打得可圈可點。

這就是實力的表現啊。

雖然後面有五胡亂華，南北朝對立，可那並不是五胡自身有多麼強大，而是在漢族人的內戰中，有人企圖藉助外部勢力來壯大自己的實力，從而引狼入室。

況且，即便是胡人立國，也大多是受到漢人百姓的擁護的，本質上還是階級矛盾被民族矛盾所掩蓋而已。

總而言之，於國家而言，於民眾而言，失去禮制觀念，就意味着門閥士族勢力做大，就意味着代表弱勢羣體利益的皇權跌落。

先是曹丕篡漢立魏，後是司馬炎篡魏立晉，然後，八王之亂、永嘉之禍、五胡亂華，直至南北朝，整個都是一個混亂的時期。

這樣的局面，對於身處這個時代的，那些不走運的草民們而言，當然是可悲的。

但是，正像春秋戰國也很混亂，可人們的思想活躍啊，社會文化大發展啊。

從東漢末期直到魏、晉、南北朝，雖説是十分混亂，但她的文化也是多元發展，人們的思想也是更加開放了啊。

混亂，意味着個性的張揚；混亂，意味着思想的開放；混亂，也意味着新局面的開創。

隋朝和唐朝，兩個王朝都是由門閥士族所建立。

但是，隋朝，因為“開科取士”而亡。

唐朝，則通過“開科取士”，消滅了她自身的來源，消滅了自東漢末期，橫行中華幾百年的門閥士族勢力。

隋朝開國，為了扭轉門閥士族勢力強大，壓制中央皇權的局面，就開始了“開科取士”。

實際上，這也不是隋朝自己的發明，而是在南北朝時期，就有一些皇帝，試圖通過取用寒士，來平衡門閥士族的勢力，以增強皇權。

只不過是，隋朝比以前的那些皇帝，做得更大膽一些，是試圖將這種操作，制度化。

這就引起了一些門閥士族勢力的恐慌與不滿，從而藉助民變，來推翻了隋朝。

和秦始皇一樣，隋煬帝也成了一位“暴君”，因為他“大興土木”、“四處征戰”，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甚至還“荒淫無道”。

假如今天的共產黨垮台的話，那麼，共產黨毛澤東，就也是和秦始皇、隋煬帝一樣，會是“暴君”，會是“荒淫無道”了。

因為，共產黨毛澤東也“四處征戰”，也“大興土木”，也是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

事實上，隋朝所儲存的糧食，到唐朝還在享用；隋朝所發展出的户口，唐朝盛世也沒有超過。

只不過是，隋朝的“開科取士”制度，讓那些門閥士族子弟當不了官，威脅到了他們的長遠利益，所以，他們就要反攻倒算罷了。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正如商鞅死了，商鞅的變法還在；秦朝亡了，秦朝的郡縣制還在。

隋朝雖然在門閥士族勢力的反擊下，四分五裂了，但是，隋朝的“開科取士”制度，卻被唐朝繼承下來了。

因為，這是鞏固皇權，維護中央權威的根本措施。

而正是因為鞏固了皇權，擺脱了門閥士族勢力的掣肘，繼強漢之後，中華民族，就又迎來了一個盛世唐朝。

然而，帝王專制制度，固然是代表了弱者們的利益，但是，她也確實不是一個那麼完美的政治制度。

比如説，她避免不了皇帝的專橫跋扈，一意孤行，會讓一些事情變得很糟糕；避免不了皇帝的愚蠢與昏聵，會給這個社會，帶來極大的傷害。

正所謂不作死，就不得死。

唐玄宗，這個開創了“開元之治”，引得很多晚唐人士，時不時地要回想他那“天寶當年”的“英明”皇帝，為了便於管控他所治下的那些遼闊的疆土，就不假思索地設置了九個節度使與一個經略使。

如果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措施，一事一議，幹完即撤，這倒也沒什麼。

然而，他的這些節度使，都不是臨時性的，而是長期性的。

其實，長期的，也還是可以的，將他們軍、政分開，也不會有什麼事啊。

可是，在我們這位唐玄宗的“英明”決斷下，這些節度使，都是軍事、民政、財務一把抓。

這不就是從前奴隸社會中的那些地方諸侯嗎？

那麼，我們回想一下，奴隸社會中的那些代表着中央集權的王族，都是怎麼衰落的呢？

不就是由於地方諸侯軍事、民政、財務一把抓嗎？

所以，安史之亂，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唐玄宗這個“英明”的皇帝，自己作死搞出來的。

正是因為安史之亂再一次地讓地方豪強做大，削弱了皇權，所以，就迎來了後來的五代十國。

五代十國和魏晉南北朝一樣，也是一個大分裂，大動亂的時代；也是有外族入侵中原，並且形成了割據政權。

所不同的是，魏晉南北朝時代，是門閥士族們調戲皇權；而到了五代十國，就變成了軍閥豪強們控制皇權。

正是由於門閥士族與軍閥豪強們，一個是以財富撐腰，一個是以武力壯膽，軍閥豪強們的根基，沒有門閥士族們的根基那麼深厚，所以，他們就相對那些門閥士族，更淺薄，更浮躁。

他們沒有當初的門閥士族們那麼高深的城府，他們不是像從前的那些門閥士族那樣，通過操控皇帝，威脅皇帝，來謀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是動不動就搞政變，自己親自上位。

甚至一些小的軍閥，明知自己上不了位，就通過聯合起來廢舊立新，擁立新帝，來求得自己的百丈竿頭，更進一步。

後周皇帝郭威，就是被他的部下們背棄後漢，擁立上位的。

可是，他所創立的後周國，卻同樣是以這樣的一種形式，被滅亡的。

大宋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也是這樣，由他的部下們擁立上位，而廢黜後周恭帝，滅亡了後周國，從而建立宋朝，成為宋太祖。

皇帝由部下擁立，説明這個社會，已經亂得不能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