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豈需“標尺”，歷史無法”歪曲“_風聞

文揚先生的《以文明史的“中華標準”重審西方文明史》一文，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誠然破除”西方中心論“是中國崛起必定的結果，但文先生的文章思想卻還是用西方的話語範式解讀中國和世界。

       首先我們要了解什麼是”文明史“，什麼是”文明“。

       復旦大學歷史系李劍鳴教授在《文明的概念與文明史研究》中寫道：

歷史論著中的 “文明”概念，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用法。第一，用“文明”來劃分社會發展階段，形成與“野蠻時代”相續並相對的“文明時代” 的提法。第二，接受早期人類學的觀念，把人類社會和文化的演化區分為 “矇昧、野蠻、文明 ”（savagery，barbarism，and civilization）三個階段，以“文明”為更高級的階段。第三，把 “文明 ”作為人類的生活方式，側重生產活動、技術形態、藝術成就和宗教信仰等。第四，用 “文明 ”界定人類共同體的特徵，也就是把基於具體地域的具有相對複雜的行為、制度和觀念體系的人羣視為一個共同體，同“社會”的含義相近 。第五，把 “文明 ”作為 “文化 ”的近義詞或同義詞使用，或者是以“文明”對“文化”進行歸類，通常是把若干相近的文化歸入一種文明， 如西歐文明、拉美文明、黑非洲文明；也有學者着眼於文化的階段和等級，把較高級的文化稱作 “文明” 。第六，側重歷史 書寫方式，把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稱作“文明史”。不過，歷史寫作中“文明”的這些用法之間並非涇渭分明，而經常是糾纏交錯的。 更直臼地説，歷史學界 習慣於混用不同意義上的 “文明”概念。可見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是一種撰述歷史的類型。指人類發展過程中成果積累的歷史，文明史中特別強調的人、生產力和社會、文化的整體演變過程。將人的歷史視為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依照地域或文明類型區，我們可以説西方文明、埃及文明、中國文明等。按照從原始到進步，分成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等等。

       可見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是一種撰述歷史的類型。從字面上來看，文明史是指人類發展過程中成果積累的歷史，文明是指具有進步價值取向的人類求生存、求發展的創造活動和成果；文明史中特別強調的人、生產力和社會、文化的整體演變過程。其中又常依照地域或文明類型區分出不同的文明，例如西方文明、埃及文明、中國文明等。又按照從原始到進步，分成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等等。

       在西方，從17世紀開始才從世俗而非神學角度考察歷史活動，而世界歷史只是證實理性主義等先驗理念的工具，其宏觀史學長期屬於歷史哲學範疇，直到今天也還留有濃厚的哲學色彩和目的論傾向，認為西方文明是人類社會的經典模式，與其他文明的對比中凸顯西方文明的優勢，最終證明西方文明領先的原因。這其中既有從結果反推原因——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也有西方文明優越論和中心論的推波助瀾。

       《文明的進程》的作者諾貝特·埃利亞斯則指出：

（文明）這一概念表現了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或者也可以把它説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識。它包括了西方社會自認為在最近 兩三百年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於這些成就，他們超越了前人或同時代尚處”原始”階段的人們。 西方社會正是試圖通過這樣的概念來表達他們自身的特點以及那些他們引以為自豪的東西，他們的技術水準，他們的禮儀規範，他們的 科學知識和世界觀的發展等等。

       文明史的敍述，有着明顯的文化霸權色彩。改革開放初期,“西方中心論”在學術界有相當市場,循着這種思路,有些人甚至把英國官匪一家的私掠政策當做西方先進文明介紹。同時,“西方中心論”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流行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礎。但是,隨着西方經濟不斷爆發危機,世界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不斷深入,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也日漸深刻。文先生2013年在觀察者網發表的《看中國如何左右“世界歷史”》中論述：

對於現代性導致的危機，西方學者的認識是深刻的。正如列奧·施特勞斯所指出的，在經歷了三次現代性浪潮之後，法西斯主義政治已成合理和必然。而西方世界在與法西斯主義的對抗中所憑藉的自由民主，卻不是現代性浪潮之後的現代思想，而是源自古希臘傳統的西方前現代思想。

可以説，如果將西方傳統分為兩部分，一是自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以來的“現代傳統”，二是源自古希臘古羅馬的“前現代傳統”，那麼，兩者誰也沒有完全取代誰，當前的“世界歷史”大體上是這兩個傳統持續博弈的結果。

       在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各人類羣體如何自處（即身份認同）和如何處理彼此關係（即文明對話）的問題。但傳統世界歷史學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上世紀60年代，19世紀以來的“歐洲中心論”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全球史作為一種新的通史修撰觀念，就是在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反思中出現的，其要旨在於超越民族和地區的界限，將全世界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查，是一種從宏觀角度審視和研究歷史的新方法。英國史學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1955年的論文集《處於變動世界中的史學》中,最先明確提出了“全球史觀”。他認為,主要從西歐觀點來解釋歷史已經不夠了,史學家應該“從歐洲和西方跳出,將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和時代”,這樣才能“公正地評價各個時代和世界各地區一切民族的建樹”。

       首都師範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劉新成認為，全球史觀對於顛覆“西方中心論”很有貢獻。首先，全球史觀“肢解”了文明的純粹性，認為文明都是互相影響的。其次，它認為西方文明在近代以來的領先優勢並不因其本身有何特殊之處，而是一連串不同地區和文明發展的連鎖反應的結果。這就將對世界歷史的認識提高到了新的層面。

       全球史研究也為文明互鑑提供了可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即認為應把握人類利益和價值的通約性，在國與國關係中尋找最大公約數。傳統的文明史觀強調把世界切分，強調不同點。現在則應該轉向討論文明的共性。全球史觀的運用十分必要。”劉新成説。

       文先生提出的觀點，是建立在今天中國與西方實力的對比上,也建立在東西方歷史文化失衡的心理上,而由於中華復興導致的自信心的回覆(有些表現為過度膨脹),也使一些中國人自覺不自覺地迎合這個觀點。但反對西方中心論，不應該重複西方文明史的敍事方式。

       我們應當關注人類的共同命運。

       其次，我們還需要了解什麼是”歷史“，什麼是”考古“

       已故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林甘泉先生曾説過：”歷史是過去存在的事物和現象，是客觀世界以往的發展過程“。歷史的唯物性體現在它是已發生的，不以人的意志轉移而轉移。林甘泉先生還指出：

歷史是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事實判斷層次，通常我們講的考據學基本是這個層次，這個層次主要涵蓋的是佔有材料的多少、真偽問題，研究方法主要是形式邏輯的方法，這裏面沒有階級性。我從來反對講究什麼無產階級考據學、資產階級考據學。我們看的是功底、掌握的材料、怎麼處理它們之間的關係。

第二個層次是認識判斷的層次，由表及裏，涉及歷史發展的一些規律，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區別主要在這個層次開始。但學一些唯物史觀可能對考據學更有幫助一些。也不是説在這個層次只有唯物史觀才科學。我們現在講陳寅恪先生的兩部代表性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當然既有第一個層次的問題，但很多是認識層次的問題。

第三個層次是價值判斷的層次，不僅唯物史觀者與唯心史觀者會有不同認識，而且同是唯心史觀的史學家也會有不同認識。同是唯物史觀的學者在價值判斷上也會有意見分歧。如對歷史人物(秦始皇、曹操)的評價，反映了這個問題。

       文先生在原文裏用想象中的日韓造假來證明西方也會造假，先不説事實，請問日韓是西方文明還是東方文明？是西方文明多一些還是東方文明多一些？更何況文先生自己也拿不出別人的史料是偽造的證據，他的判斷是基於第二個層次的認識的判斷，但不基於事實，有多少可信性？       關於西方對中國歷史的著作，人民日報2016年11月文章《<哈佛中國史>：“橫看成嶺側成峯”》中寫道：

海外中國通史研究著作已經出過多個版本，比如最為人們熟知的《劍橋中國史》，日本學者撰寫的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等等。與之相比，這套《哈佛中國史》最大的特點在哪裏？

首先，最明顯的當然是體量不同。《劍橋中國史》卷帙浩繁、內容專深，已有皇皇16卷，並且至今也沒有全部完成。講談社《中國的歷史》也有12卷，中譯本出了10卷。《哈佛中國史》則是6卷本。

另外，《劍橋中國史》是由多位作者合力撰寫一卷，講談社《中國的歷史》與《哈佛中國史》都是每卷由一位學者獨立完成，因此語言、文風更活潑，更流暢，更適合普通讀者。

其次，選取的歷史起止點不同。《劍橋中國史》從秦漢寫起，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覆蓋”式的，但也有人詬病——中國的歷史，哪兒能從秦漢開始算起呢？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就是從神話時代寫起的。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學界也有一種不斷將歷史向上追溯的潮流，比如從官方推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於考古發掘而重新認識“最初的中國”。

然而，越追越早的歷史也碰到一個理論與方法的瓶頸，那就是——原本“滿天星斗”的邦國，什麼時候才可以算內在同一的“中國”？在什麼樣的歷史形態下，那片廣袤區域才有了一個“中國”共識？《哈佛中國史》上起秦漢、下至清代，寫“帝制中國”的歷史，聰明地避免了有關何為“最初的中國”這樣的爭論。

歐美學者更習慣於專題研究，對撰寫上下通貫、包羅萬象的通史，向來抱持謹慎態度，特別是這半個世紀以來，歐美中國學界撰寫系統的中國通史並不多。這套6卷本通史，或許可以較為全面地呈現近年來歐美學者對中國歷史的認識。

心胸寬廣，不必把外國人都當成“包藏禍心”的大反派。

       我們研究歷史是解決現實問題，否定歷史無法否定現在，正確把握歷史才能正確把握現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端正歷史觀，才能更好開創未來。正確的歷史觀一是實事求是，尊重歷史的真實性，二是客觀公正，維護歷史的嚴肅性。

       “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人類的百科全書。人們需要從歷史知識的寶庫中獲取營養。個人、團體、政黨、地區或者國家，都需要了解自己的昨天、瞭解自己的前天、瞭解自己是怎麼走到今天的，從而判明今後前進的方向。歷史研究可以把前人克服前進困難的智慧挖掘出來，把前人的歷史侷限性、時代侷限性即前人解決不了的問題總結出來，可以把前人勝利的經驗、失敗的教訓提煉出來，供今人蔘考。

       人類有超過99%的歷史是在史前史，當時的人類並未使用文字，因此並未留下關於他們自身的文字記錄，以供我們研究。在欠缺這種書寫文字的資源下，瞭解史前社會的唯一途徑就是考古學。

       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夏鼐這樣描述考古學：“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這裏可以將考古學看成是發掘歷史學的史料的工具。英國考古學家戴維·克拉克給考古學下的一個經典的定義是：“考古學是這樣一門學科，它的理論和實踐是要從殘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間接的方法發現無法觀察到的人類行為”。

       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從大的目標來看都是研究人類歷史的過去，二者的不同主要是研究的對象和方法有一定的差別（當然也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如文物學、文字學、銘刻學、簡牘學、歷史考古學等領域）。主要差別在於研究的對象一個側重於文物和遺存，一個側重於文獻和文本；研究方法上一個側重於田野考古發現，一個側重於考據、分析、歸納和邏輯推理，二者都強調二重證據或多種證據法，但考古學的物（實）證特徵更加突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考古活動受限於材料，很多時候只能有多少米下多少鍋。很多考古報告給出的都是假説，比如夏商周斷代工程，李學勤老師就説過“這是目前能取得的最好的結果，不排除以後有新的考古證據推翻現有的結論”。所以既不能把歷史文獻拿來了事，也不能拘泥於文獻而懷疑一切，更不能圍繞自己的“中心文化價值”過度闡釋，有意否認其他文獻記錄和考古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