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博奪冠想到的——第三條道路，抑或文化復興？_風聞

按：本文寫作於2012《中國好聲音》總決賽之後，是曾在百度貼吧上連載的長篇評論“中國好聲音之無責任評論”中的一部分，回顧了近二十年的文化發展脈絡以及當代青年的思想變遷。最近看到梁博在網絡綜藝《我是唱作人》上的表現，已日漸成熟，心中甚慰。重發此文，以作鏡鑑。

一、總決選之夜的感想

2012年10月1日凌晨，中秋與國慶交替之夜，當華少喊出“2012年度中國好聲音——梁博！”時，我看了看錶，00：12分。歷時近三個月的第一屆中國好聲音，終於塵埃落定。

此時，我仰望夜空，八萬人體育場上方的那輪明月分外皎潔。內心浮起一個巨大的問號：“你該如何解讀這個冠軍？”

在之前的長篇分析中，我把吉克雋逸（代表劉歡）稱為中國流行音樂前進的一條路徑，把吳莫愁（代表哈林）視為另一條路徑。並認為兩者的PK是比賽的最大看點。而梁博這個冠軍的出爐，則不得不讓我重新審視那條本被我視作是可能性最小的、也是在整個賽程中始終被人忽視的那第三條路。

冠軍出來後，輿論吵翻了天。梁博是不是搖滾，能不能PK世界？左小祖咒微博上罵梁博是偽搖，説吳莫愁是真搖滾。這個世界越來越有趣了。

此時站在舞台上的兩個人，一個21歲，一個20歲。82年的金志文和88年的吉克雋逸之前就已淘汰。這是一個屬於90後的盛宴，但場內70%屬於85前生人。

梁博奪冠後，輿論再次將好聲音送上風口浪尖。大家發揮着還未散盡的熱情，試圖將其中的意義做更深層次的闡釋。我的視線卻離開比賽本身，投向更遙遠的時空。世界往往比事件本身更有趣。讓我們把時間調回到一兩個月以前，看看都發生了些什麼。

一些事情

大約九月初的時候，由好聲音人氣學員李代沫、吉克雋逸獻唱，范冰冰、馮紹峯主演的電影《二次曝光》的主題曲曝光了。這也是好聲音學員所接到的第一個商業歌曲約。該歌曲由韓寒填詞。

大約5年前，湖南衞視開辦第一屆快樂男聲的時候，郭敬明就為其填寫了主題歌詞。這兩位80後最有人氣的作家先後與選秀結盟，也曾分別陷入了抄襲、代筆風波。

韓方論戰從今年年初打到年中，一番肉搏後，暫時偃旗息鼓。方舟子一度獲得優勢，但在韓寒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策略下，不得不放棄了步步緊逼的戰術，採取迂迴策略。

再把時間調回至兩個月前的倫敦奧運會。基本上，這次奧運最大的討論熱點不是中國隊拿了多少塊金牌，或者在獎牌榜上第幾位，而是由羽毛球隊消極比賽引起的“競技精神”討論。

關於這場討論，在網上也出現了兩撥意見。與當年聖火傳遞期間發生的是否要抵制家樂福的爭論不同，當國際奧委會一次次以雙重標準更改比賽結果、任意扭曲判罰時，受到了一撥撥來自國內的噓聲。這讓我陷入深思。

往年碰到這樣大的賽事，總有些人出來噴“舉國體制”。比如今年黃健翔就充當了這個角色。有趣的是，以前經常幫腔的幾個人，比如李承鵬，今年倒是老實了一些，筆者猜測他是從之前的韓方事件裏吸取了教訓。筆者留意了一下公眾對黃健翔發言的反應，發現噴他的比率比想象中高了一大截，佔一多半左右。

這讓我比較驚訝。噴“舉國體制”曾是逢奧運必上的一道主菜，今年居然遭到了冷遇。筆者分析，這是由於90後佔據了網絡受眾的主流。這些年，尤其是自2008年奧運聖火事件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力是整體上升了。而90後這代人，是在中國第二次經濟轉軌（南巡之後）成長起來的。按王朔的話講：“他們一生下來中國就是世界強國。”所以這輩人很難理解60年代末、7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批人在面對西方時的弱勢心態。隨便拿幾個人來舉例：黃健翔，1968年，李承鵬，1968年。

實際上據我這些年的觀察，將80後或70後，60後視為一個整體加以評述往往是不合適的。比如就我所見，將85年之前和85年之後出生的人區分開來，是個更準確的選擇。這作為一個細節先提出，讓我們繼續觀察。

整體投降

作為不同時代的人，對社會和世界有不同的認知，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同一個場域裏相互PK，統一思想和話語體系就顯得重要起來。作為上一輩或上上一輩，要建立起“老子當年比你牛B”的話語優勢，在當今的中國並不太容易。因為出生和成長環境的不同，在資源優勢上，上一代和下一代無法相比。但在社會整體變遷的背景下，閲歷和社會經驗成了最重要的砝碼。因此這些年頻頻出現以回憶的形式，為一代人整體背書的作品，比如06年出版的《八十年代訪談錄》。

在提及這類作品時，有一個問題是始終不能迴避的，即怎麼給這代人定性，誰來定性的問題。實際上，雖然説一代人有某種整體氣質這個判斷大體是靠譜的，但還是有相當的異數存在。一個時代有正例就有反例，且不説人是一直在變化的。就拿《八十年代訪談錄》來説，裏面有些人就明顯與其他人不一樣，甚至與他們當年的形象都完全相反。這次關於好聲音的討論裏，也依然有各類人羣在其中尋找“代言人”的現象。一個我帖子的讀者在談到這次好聲音引發的一些音樂理念上的爭論時説：

更多是跟生長的年代有關，50後、60後上大學時，正是國門打開的當間，西方在視覺和思想上對這代人的衝擊最大、留下的痕跡最深，這使得他們自己都沒有覺得，自己潛意識裏對西方的跪拜，對本土的鄙夷。這是中國目前思想和文化界最大的問題之一……

這種根據年代來劃分思想代際的觀點有一定合理性，但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未免有些偏激。物以類聚，人以羣分，我們不能因為糖和鹽都屬調味品就放到一個罐裏去，正如不能把韓寒和郭敬明簡單分為一類一樣。

方舟子：從老年邏輯到中年邏輯

當年王朔在接受三聯訪談時説：“八零後是社會底層，苦着哪！”一語道破真相。社會主導權掌握在哪一代人手裏，哪一代人就會推行自己的趣味和傾向。這次在好聲音決賽賽場裏佔據70%以上的85前生人掌握着投票權，很多人憤憤不平吳莫愁因此沒有得到更多的支持。其實梁博和吳莫愁都是90後，卻各自為不同的代際和審美傾向代言。之前有人説，70、80後的支持梁博，但立馬就有人發文説，60、70後的喜歡吳莫愁的很多。我們不得不承認，以前很多人的口味是“被代表”了。到底有多少人支持誰這已不重要，關鍵是背後的意義。

方舟子是67年生人，與之前提到的黃健翔、李承鵬屬同輩人。如果説這兩個人走的是“公知路線”，方舟子則是“科學路線”的代言人。原本科學和文學是兩個不同的領域，井水不犯河水，為什麼方舟子要揪住韓寒不放呢？

視線回到2011年底，韓寒高調放出“韓三篇”，引發軒然大波。有人稱：

黨報媒體們拍手稱快，説韓寒昇華了，成熟了，蜕變了，思考深刻了。民主人士們扼腕嘆息，説韓寒墮落了，五毛了，給高牆添磚加瓦了。韓粉們慌了，説這偶像咋轉變成這樣了，風格怎麼大變樣呢，這還是當初的神馬“民眾代言人”、還是“公知”嗎！

這一切都緣於那個時間點：韓寒已經30歲了。對於一個靠文字吃飯的青春派作家來説，如果10年間都體現不出什麼變化來，那對讀者對自己都交代不過去。同樣，方舟子也已45歲，這些年靠學術打假和打打唐駿、李開復這些人，保持着一些熱度，同時賣賣科普著作，影響力也漸漸到了瓶頸。他們都需要突破。這次韓寒觸摸到了一個他之前未涉足的領域：政治評論；方舟子則緊隨其後，相當於兩人坐到了同一張桌子上。觀點的PK，背後是權利的交鋒。

有趣的是，這次很多人指責方舟子以中年人的身份來打“一個孩子”。問題是韓寒已經而立之年，而在公眾看來，他還是一個“孩子”的形象。在中國，代際糾葛通常是以“老V.S.少”的模式展開的。方舟子這個中年人進來攪局幹什麼？

30歲宣言

這次好聲音舞台上，關喆帶頭喊出了“30歲加油”的口號。他代表着“80後還未奮鬥起來的這批人”。如果放大一些視野，我們會發現其實大部分的80後都還未進入公共視野，只是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着作用，即將或者已經成為自己領域的中堅。最早進入視界的，還是本世紀初火熱的一批“80後作家”。

如果以這個羣體作為80後最優秀的代表，無疑是令人失望的。靠着張愛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他們大都在小小年紀，還不具備相應生活積累和經驗的情況下，將自己的成長日記曬在了公眾面前。這裏面有些人永遠停在了那個年代，有些人則是被固定在那個位置上。所以我們分析其中的代表人物，比如韓寒，不如去分析他的幕後推手。

路金波，1975年生人，網名李尋歡，第一代網絡作家，知名出版人，現任萬榕書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靠寫文章出名，從普通網友變成國內網絡文學界鼻祖，當年以筆名“李尋歡”與寧財神、邢育森並稱為“網絡文學三駕馬車”。常年致力於網絡文學領域，現為榕樹下總經理，併成為王朔、韓寒、安妮寶貝等國內知名作家的“大東家”，成為當今著名出版人。（來自百度百科）

路金波這類70年代生人的心路歷程很複雜。他們成長於各種思潮風雲變幻的八十年代，在90年代經濟轉型時進入社會，見到過太多的世事紛紜、光怪陸離，尤其是對這個社會的頂和底有充分的認識。他選擇媒體人這條路線，也許是對自己業務能力有清楚的認知。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提前佔領高地”的作用。

他們在幹什麼

2005年8月5日晚，兩位不速之客進入了湖南衞視的演播大廳，那裏正在舉行火遍中國的“超級女聲”八進六的比賽。當晚，被稱為“海豚公主”的張靚穎以一曲《Don’t Cry for me Agentina》力壓羣芳，第一個獲得晉級六強的資格。而台下看她表演的兩位客人中的一位，激動地流出了淚水。

這位神秘的客人就是後來簽下張靚穎的華友世紀高管之一。當年張靚穎簽約華友世紀是個非常轟動的事件，整個過程曲折離奇，也羨煞了不少選秀歌手和粉絲們。

當年張靚穎在搜狐做訪談時，連老總張朝陽也過來捧場。顯然對於60、70年代這撥人來説，很難掩飾他們對西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產品的熱愛。張靚穎當時就是作為這麼一個典型意義上的與西方接軌的歌手，被華友納入了麾下。當然，後續的運作還是一如既往以港台模式為主，穿插帶有西方色彩的演出和通告。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她09年離開華誼成立少城時代。這次好聲音的總決選上，張靚穎依然是表現最出色的歌手之一，説明她這些年的功夫沒有白費。而她原先所代表的西化路線和生活方式，顯然已經風光不再。

從杜拉拉到喬莉：中產夢的變遷

2008年以前，在跨國公司裏做一箇中層以上的管理者是很多都市青年人的終極夢想。針對這些夢想，《杜拉拉昇職記》應運而生。杜拉拉的故事使人相信，一個沒有背景、沒有高學歷的普通女性，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一些機遇，也可以在大公司裏平步青雲，成為中產者中有裏有面的一員。

這個夢隨着08金融危機的到來跌得粉碎。隨後，外企不再是應屆畢業生擠破頭要進的地方，公務員、國企、事業單位重新成為擇業熱點。筆者曾親見一個後悔不迭的女學生感慨幾年前她的朋友很輕鬆地考上了公務員，而現在一堆優秀的人擠破頭都進不去。才僅僅幾年，世道竟轉變地這麼快。 

所以今年播出的同樣根據著名職場小説改編的電視劇《浮沉》將結局改成了作為跨國公司中管的主人公喬莉，在陸家嘴的摩天樓下等着下崗的男主角——國企領導王貴林。形勢完全逆轉了。

從小清新到舌尖上的中國

幾個月前，一檔沒有經過宣傳、沒有在黃金時間播出的紀錄片忽然大火、人人稱頌，並影響到了相關的產業。它就是《舌尖上的中國》。

這部片子為什麼能火？有人説是表現了古老的中國文化，觸動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懷；有人説是因為“吃”與人們息息相關。

其實，《舌尖上的中國》的火爆，加上去年末火熱的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都印證了一件事情，即都市中產夢的破滅對城市中產階級的心理衝擊。

其實無論從故事、製作、演員、表演，《那些年》都是一部相對平庸的影片。這麼一部片子為什麼能引發那麼大的反響，有人説是激起了80後的懷舊情結。其實在半年前，我所訂購的一份地方導購雜誌上就一直在推介本地的一些來自台灣的美食和小店。可以想見，在都市中產夢正式宣告破滅，“蝸居”、“蟻族”成為城市白領青年的代名詞的時候，無疑只有“小清新”能讓他們略微放下心中的包袱，回味一下曾經的温馨了。《舌尖上的中國》也是如此，當中產階級發現無論什麼樣的消費也沒辦法帶來幸福感的提升，甚至連包裝一下“生活品味”也乏力的時候，也只有舌尖上的體味能讓他們略感慰藉。

文化——塑造共同價值觀

這些年，伴隨着《百家講壇》等一些文化類節目的熱播，“文化熱”成為了一個現象。本來，隨着城市化和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普及，“文化真空”是可以預計的。但是伴隨着這波潮流的居然是國學的復興，則有些讓人意外。隨着《百家講壇》火熱的大多是一些“速食國學”，這畢竟不是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主體內容。而美劇、韓劇等文化載體一直在向中國人灌輸着西方中產的“現代”生活方式，但大多是作為一種個人愛好而普及的，並沒有形成一種文化現象。這是為什麼？

一是也許人們為中產時代的到來做了太多的準備工作。從八十年代開始，《讀者》，《青年文摘》，包括更高端一點的影視媒介（如90年代的《環球45分鐘》，《海外劇場》等），一直在傳遞着相關的信息。到這個時代真正快要到來時，反而失去了吸引力和新鮮感。

二是關於文化品味的紛爭讓人厭倦。從上世紀末開始，關於“品味”的爭論便不斷地見諸於報端（我最早見到的是中國青年報的一篇評論文章：《現代“高級”詞》）。互聯網興起後，“品味”更成了網絡PK的主要話題之一。隨後，“裝逼”、“裝蛋”成了某一類現象的統稱。問題在於，文化的品味太容易冒充，而不容易與人的社會價值直接掛鈎。如何讓自己在龐大的中產人羣中更有辨識度？蘋果產品的興起，便呼應了人們的這個需求，尤其對於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但是不斷的升級換代也讓人感到疲倦和乏味。復古，逐漸成為新的潮流。

三，人們發現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傳統並沒有離我們遠去。更重要的是，擁抱西方價值觀並沒有讓自己更有力量，反而年紀越大越覺得自己更保守。因此更需要上溯到源頭去汲取力量。

文化的作用首先是塑造共同的價值觀。而價值觀是與生活願景聯繫在一起的。在仍大幅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今天，原有的中產夢已經破產，我們該以什麼樣的方式重新組織自己的生活和事業，重新打造我們的價值觀呢？

領導權 解釋權 話語權

一直以來，在話語場的輿論焦點中，80後是缺席的。除了“80後作家”這一羣體，80後彷彿“集體失聲了”。

而08奧運聖火傳遞是一個難得的平台，向世界傳遞了中國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以80後為中堅的年青一代，終於甩掉了一直以來社會扣給他們的“垮掉的一代”的帽子，以獨立、自信的面貌，登上了政治舞台。

這場運動給世界、也給中國人，尤其是社會的中堅力量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意義甚至超過了奧運本身。奧運結束後一個月，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西方中心主義為核心的話語體系和經濟體系先後破產，預示着中國道路的隆起。

這裏面有個問題，就是話語權從何而來。如果説西方的話語權來源於他們優勢的政治經濟地位的話，那麼過去的中國，尤其文化方面的話語權是來自於對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以及一系列，統稱西方模式的解釋權，亦即誰更懂西方，誰就有話語權。

而這種思維模式現在面臨三個問題，一是我們所自以為懂的西方，往往並不是真正的西方，而是通過傳媒等各個層面過濾、鍍金、包裝過的西方，而真實的西方不僅是複雜的，也是經過多重歷史流變的；二是在西方的政治經濟地位不衰落的語境下，堅持西方至上的語態，會不斷帶來自相矛盾、卡殼和失語；三是大眾在不斷的社會實踐中發現，更懂中國的人，往往比懂西方的人更難得、更吃香。這又是一輪話語優勢的逆轉。所以我們看到近些年不同領域的人都不斷來中國尋找機遇，包括海龜和西方本土的。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重獲重視以來，文化霸權，或者説文化領導權問題一直是文化研究的核心問題。文化領導權從何而來？從宏觀來講，似乎是來源於國家的政治經濟地位。但如果以長遠眼光來看，我們會發現文化領導權並不會自發地隨着國家地位的上升而提升。對應當下的社會心態，很多中國人在經濟上已經挺起了腰桿，而在文化上仍自覺低人一等，這是為何？經濟基礎是如何決定文化等上層建築，文化又是如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呢？這裏，我仍然不做繁瑣的論證，直接給出結論：文化領導權來自於提出重要的問題，並使人們相信它是重要的。

誰跟你打文化戰爭

我手頭有一本今年出版的《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作者是法國人。書分為兩部分，美國的娛樂業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娛樂產業。這本書談到了文化產業、軟實力，乃至文明的衝突，力圖造成一種世界PK美國的跡象，並把全球的競爭態勢從政治經濟引入了文化。

談到軟實力，這不是個新鮮的概念。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早在馬克思的時代就已被翻來覆去討論過多次了。加上近來希拉里阿姨重新提出的巧實力（Smart Power），我們已經聽到了太多類似的話語。這讓每天都身處競爭氛圍中的我們身心疲倦，不勝其煩。

這裏面核心的問題是：到底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生活品質，人生的意義是要在八小時之中還是之外去尋找，文化競爭等於生存競爭嗎？

對於文化人來説，也許文化就意味着一切。可是對於普通人，文化也許只是一個娛樂的工具。我們需要文化戰爭麼？經過慘烈的優勝劣汰後留下的，真的就是好的適合於自己的文化麼？

七八年就來一次

2005年，代表西化價值觀的中青年人（多數是男性）和80後新新人類，在一場全民的歌唱選秀中輸給了一羣高消費能力的都市白領女性。很多人慨嘆勝利果實被竊取了，革命尚未成功。

七年後，兩位分別代表本土搖滾和另類音樂的90後登上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選秀舞台，而這次的PK失去了上次普及民主和公民意識的意義，更多是在音樂範圍內展開。而形形色色的人從中發掘意義，更像是借物抒懷，而不可覺知的變化還在悄然延續。難道真如主席的那句話，革命革命，七八年就來一次，過去之後，什麼都不改變？

第三條道路

我在之前的“民族的真的是世界的嗎”（注：見《中國好聲音之無責任評論：吉克雋逸篇》）裏面提到中國流行音樂產業升級的三條路，第一條是完善產業鏈，豐富音樂類型，樹立自己的行業優勢，迎頭趕上；二是開發新的音樂類型，超前發展；三是根植於本土的文化基因，開發適合本國民眾的音樂類型，自產自銷。

這三條道路各有對應，第一條道路近似於韓國，第二條道路相當於60-90年代的英美，第三條道路則貼近日本和印度。如果説之前劉歡組和哈林組的PK佔據了太多的看點而讓我們忽略了其他可能性的話，那麼這個冠軍的出爐則預示着無論如何，第三條道路也將作為一種可能被嘗試，被選擇。

筆者無意去討論三條道路誰好誰壞。如果可能的話，筆者希望三條道路齊頭並進。如果説吳莫愁象徵着激進的文化變革及可能意義，吉克雋逸象徵着從頭開始一步步地重走長征路，那麼梁博則代表着中國音樂的內生力量，亦即90年代初被激烈的市場化進程打斷的那條路。

説到日本和印度，其實這兩者還有點區別。印度年產電影1000部左右，絕大部分由自己消費。但他們真心覺得他們的歌舞很好很先進，並希望向全世界推廣。與之相似，日本的流行音樂也主要用於自己消費，卻在“不經意間”影響了亞洲的其他地方，包括中韓，港台地區，南亞等。

無論如何，選擇第三條道路是要有非常的勇氣的。但這條路並不是九十年代的簡單延續，我們所面臨的文化現狀和整體格局與那時已有天差地別。如何接續這條路，如何評價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搖滾？我們需要回到搖滾本身去尋找答案。

二、從搖滾説起

搖滾與父權

總決賽前那英領着梁博去見崔健這一幕很讓我驚訝。記得之前崔健已經公開發表過對好聲音的看法：缺乏創造性和批評，像電視劇。而梁博能在這個時候見到崔健，顯然意味着某種程度上的認可，也就是作為中國搖滾的傳人，被初步肯定。

崔健作為中國搖滾之父，這些年來一直沒有放棄過探索，他一直在努力突破自己。但他越來越像是一個符號被大家記住，而不是他的音樂。

記得之前有人訪談過很多搖滾樂手和相關的音樂人，大都認可他在搖滾樂上的地位，並且認為，他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先行者被記住的，也就是説他的音樂裏確實有牛逼的東西。而相對於中國第一代搖滾人來説，後輩所接觸的音樂環境，包括經濟條件等，都比他們那時候強多了。也就是説後來人理應超過這些前輩。關於這一點，汪峯説過：

我比較直率地説吧，我認為除了崔健之外，我們所知道的老的唱片樂隊，從我心裏來講，我並不認為有什麼出色的作品。但是，就像你剛才説的。他們在當年那種艱苦的條件下創作出來的東西，不管它出不出色，都有要勝過現在很多年輕樂隊的那種精神實質的力最。這是肯定的。但是任何在那種條件下拼搏過來的人，都會有閃光的一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張楚，甭管是“唐朝”、“黑豹”，還是……很多。但是我也想反問一句，那麼現在這些老樂隊，他們不是己經七八十了，實際上他們的年齡應該是最閃光的時候，那為什麼(這麼平庸)呢？而且很多東西差得很多，所以我覺得這是個問題。其實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才真正考驗一個音樂家是否真正有水平，以及在他的精神世界裏音樂對於他來説是否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有在大家機會都均等的情況下才能有比較，大家都有的，我也有，不論是DVD還是芬德爾吉他，你有一萬塊錢，我也有一萬，你有排練廳，我也有排練廳，誰也別説誰。這個時候。機會最均等。就好像我們在十年前，那永遠也不能和美國比搖滾.就是現在也不可能，就是隻有在對等的情況下才有比較。所以我覺得現在來評判才是相對客觀。現在年輕的做音樂的二十歲左右的，全都應該學習老一輩音樂家那種精神。即使是我，就是隻要是比他們小，都應該學習。

在其後，汪峯又説：

現在，説實話.現在人能聽的音樂實在是大豐富了，甚至可以説當年的崔健，如果擺到現在，都不一定會有那麼轟動、因為有一個極其客觀的原因，因為那時候的人聽的歌太少。但這不是説崔健不好。

汪峯説的很客氣。我在之前回復其他網友的帖子裏説：中國搖滾在它誕生後的那幾年裏（前後不到十年），就把它目所能及的情緒説盡了，所以它一直無法突破自己。文化始終是要與社會發展的脈搏相適應的。所謂的突破，一是形式上的突破，就是學習模仿西方；二是內涵，就是身處工業時代，卻向後工業時代靠攏。這種事情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西方在六十年代都做過。汪峯作為中生代的搖滾人，從內心深處一直想突破崔健那代人所建構的中國搖滾的概念和價值體系，但一直找不到突破口。直到上世紀末，才找到了一條在都市主流和邊緣之間遊走、抒發情感的路線。

郝舫也曾説：崔健無疑是中國搖滾音樂的開創者和領頭羊。我唯一要説的是他在音樂進步的同時，他的文化觀念也要進步，應該更開放。

鄭鈞也説過：崔健的音樂是華人裏面最能貼近我們的生活的。但是他也讓人覺得對中國的搖滾定義就應該是他那樣的，其實這是一種非常狹隘的定義方式。（以上言論均引自《吶喊：為了中國曾經的搖滾》）

“弒父”這個命題，不管是作為一種方式，還是最終目的，都貫穿着搖滾的成長。張楚在《姐姐》裏唱道：

我的爹他總在喝酒是個混球

在死之前他不會再傷心不再動拳頭

他坐在樓梯上也已經蒼老

已不是對手

其實不只是別人，崔健自己就經常反對自己。當年他在巡演時説過多次：《一無所有》這首歌我唱過多次，我一點都不想唱了，但是大家要求，我還是得唱。

不但是國人，連老外“Michael Learns to Rock”也翻唱過《一無所有》。“滾石”的幾個老頭來華演出時，崔健也是嘉賓。

這次好聲音決選階段，劉歡在導師與媒體評審團出現尖鋭對立的情況下，挺身而出説了兩段情理合一、推心置腹的話，盡顯大師氣派。有些人感慨，聽了劉歡的講話震撼之餘，又有點説不出的感覺。

除了我們長期以來對充滿正能量的話語有條件反射式的逆反以外，劉歡觸動的主要還是我們內心對父權、對權威的恐懼。90、00後可能很難體味70、80後上學時對老師的那種敬畏心理。而這次總決賽，無論70、80、90後，都站出來聲稱這個結果對他們有特殊的意義。如何解讀這些聲音？背後究竟透出了什麼呢。

我在之前説過：一個時代有正例就有反例。在過去失去的，有可能在今天補回來。所以在一個巨大的話語場或者説秀場裏，總能碰到各種“借屍還魂”的影子。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西方被凱恩斯主義打得喘不過氣來，沒有想到七八十年代竟能隨着福利國家的垮台而鹹魚翻身。這次好聲音決賽一個月之前，我也發帖説：“希望梁博能夠唱出真正的中國搖滾。”那時我依稀聽到了一種“遙遠的迴響”，也沒想過一個月後，中國搖滾竟有浴火重生之勢。

當年崔健發起“真唱運動”，應者寥寥。以那英為代表的流行音樂界甚至反駁説：真唱運動是在殺死流行音樂。

崔健的真唱運動，針對的是港台的音樂生產流水線，即“偶像+包裝+錄音棚+通告+八卦+粉絲文化”。在十年前，他基本是獨木難支。而中國搖滾隨着若干年的改革開放而漸漸患上的失語症，不得不轉入地下苟延殘喘。

而今，傳統的華語流行音樂樂生產體系已經崩潰，到底是西化派能夠上位，還是本土搖滾能重掌大旗，這是每個中國音樂人都要思考的問題。

搖滾與青年

“如果説西方搖滾是滾動的石頭，那麼中國搖滾就是滾動的蛋，它脆弱，然而柔韌”。

——崔健

搖滾是屬於青年人的，這毫無疑問。雖然世界搖滾舞台上，有“滾石”這般老當益壯，七老八十了還在搖滾的，但總體上，無論參與者還是受眾，搖滾都是青年人的。

搖滾對青年人的吸引力毋庸置疑，這次在總決選現場，上萬人的大合唱也證明了這一點。

為什麼人年輕時會喜歡搖滾？為什麼那麼多人把搖滾作為自己成長的印記？之前説過，流行音樂是有階級性、民族性、地域性、時代性的。換言之，它也是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間的人的交流工具，是傳遞文化/意識形態的媒介。

搖滾之所以屬於青年，首先是因為搖滾是大眾的。現在有一種言論，把搖滾樹立為一種獨立於其他流行文化的、似乎是小眾性質的曲高和寡的東西。這誤解了搖滾的含義。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搖滾都是流行音樂的一部分。

這裏的流行不是指曲風（Pop）而是指受眾（Popular）。誰都曾是青年，而青年的特質大致是相似的，迷茫，衝動，活力，反叛。

1969年8月15日至19日，一場盛大的搖滾盛宴在紐約州北部的伍德斯托克小鎮舉行。這場音樂會以“要做愛，不要作戰”為名義，吸引了約50萬的搖滾樂愛好者。這場音樂會給紛亂的60年代和嬉皮士運動畫上了一個完美的休止符，也成為後世青年不斷朝聖和緬懷的經典。

整整四十年後，華人導演李安以電影鏡頭重新詮釋了當年的伍德斯托克。他以活動策劃者之一、猶太青年艾略特的視角，穿插了主人公的家庭生活，再現了那個迷茫、懵懂和躁動的時代。

影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艾略特的父母經營着一間條件很差的小旅館，因為音樂節的到來發了一筆大財，緩解了經濟上的窘迫。一家人一邊吃飯一邊商討着音樂節後該怎麼辦。母親想讓兒子來接管這間旅館。這時有人送來了一籃土豆餅，艾略特説我不想吃，拿走吧。母親抱怨説，你看看，他就從來不想想他的媽媽。艾略特暴怒地説：你知道嗎，在這方圓百里之內，我是唯一一個還跟父母一起吃飯的人！

在一個理想的社會里，應該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強”。即使在同樣的年齡，我們也應比當年的父母更出色。而西方六十年代以後，一個逐漸扁平的、相互之間失去了競爭座標的社會應運而生，，這反而促使青年起來反抗他們的父母。這到底是為了政治訴求還是文化理念，其實已不重要。而王朔當年説：“我們（六零後）比你丫（八零後）牛逼。”顯示中國的代際傳承更為複雜和脱節。崔健在《紅旗下的蛋》中唱道：

紅旗還在飄揚沒有固定方向

　　革命還在繼續老頭兒更有力量

　　……

　　我們的個性都是圓的

　　象紅旗下的蛋

　　心裏當然明白我們是誰的後代

　　無論行為好壞內心還是清白

　　權力在空中飄蕩經常打在肩上

　　突然一個念頭不再跟着別人亂走

　　我們不再是棋子兒走着別人劃的印兒

　　自己想試着站一站走起來四處看看

　　現實象個石頭精神象個蛋

　　石頭雖然堅硬可蛋才是生命

　　媽媽仍然活着爸爸是個旗杆子

　　若問我們是什麼紅旗下的蛋

從崔健的歌詞裏，我們發現了中國搖滾和西方搖滾的一個重要區別：西方搖滾是西方已經處於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頂端所內生出來的文化現象，體現的是西方價值體系內部的層級流動和PK。而中國搖滾是在中國處於第三世界、全面追趕西方、重新樹立價值體系的語境下誕生的，這裏面既有傳承，又有選擇，也有批判和對抗。也就是説它天生具有上進的、帶動整體和升級的意識。它是中國文化追求先進性、現代性的一部分，建構的意義大於解構。而西方搖滾的產生和發展也同樣有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但整體而言，它與中國搖滾的氣質是不同的，一個屬於第一世界，一個屬於第三世界。

搖滾與性

説到搖滾與性的關係，可謂源遠流長。

作為有史以來第一個真正的搖滾明星，貓王一直被認為是最性感的男人。在那個年代，電視轉播從來不對準他的腰部以下。他曾説：“既然你隔着籬笆就能擠到奶，幹嘛要買一頭奶牛呢。”

有些女粉絲專門以追逐搖滾明星、與他們發生關係為樂。這種歌迷在西方被稱為“骨肉皮”。2000年，美國導演卡梅倫·克羅根據自己年輕時經歷改編的電影《成名之路》上映，裏面有一個細節：一個叫潘妮的女歌迷追隨片中的搖滾樂隊“靜水”的吉他手到處巡演，結果這位吉他手最後為了幾箱啤酒，要把她“賣”給另外一隻搖滾樂隊，潘妮得知後失聲痛哭。

超載樂隊的主唱高旗曾説過這麼一件事：當年一個大款走進他們的排練室，立馬眼睛直了，然後馬上打電話給他的朋友説：我X，我算是知道全北京城最漂亮的姑娘哪去了，都在玩搖滾的這兒呢。

信樂團的阿信是最直白的。他在台灣娛樂節目上被問到組樂隊的動機時説：“當初是因為把不到妹，所以才組band。”

2003年，木子美在網絡上發表“遺情書”，其中一段與某著名搖滾樂手的“一夜情”描寫引起軒然大波，熱傳網絡。而當記者採訪這位搖滾樂手時，他怒道：TMD，男人風流又不是罪過，不是我跟木子美有一夜情，就説明本人的道德敗壞。

其實這個事情本身並不值得多説，大家似乎忘記了，從音樂誕生之日起，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調情。所以趙本山在《不差錢》中那句台詞“蘇格蘭調情”是一句偉大的真理。

而性在搖滾樂中也從不缺少。國內這方面鄭鈞做的比較高明。比如《赤裸裸》專輯中的《極樂世界》這樣唱道：

來呀來呀給你看看我的內心世界

我要帶你進入極樂世界

誰也不必再害怕沒人能夠傷害他

隨着你的歡喜融化把痛苦忘掉吧

西方的嬉皮士運動往往與性解放連接在一起。然而讓人摸不着頭腦的一點是，為什麼60年代風起雲湧的新左派運動，在70年代迅速蜕變成雅皮士的大行其道。昨天還在街頭為了權力奔走吶喊的嬉皮們，似乎一夜之間丟掉了波西米亞的裝束，換上了他們父母的中產階級外套和禮帽，穿梭於酒店、寫字樓、機場、商務會所之間，成為之前自己極度厭棄、拒斥的角色。

為什麼轉變的這麼快？如果僅僅以成熟來解釋，似乎理由並不充分。畢竟每天都有人在成長，每天都有新的人誕生，而社會並不是一場簡單的輪迴。

我們需要思考一下60年代西方的左派運動到底是怎麼回事。與大家現在習慣見到和想到的不同，上世紀六十年代，全球意識形態領導權在東方，在社會主義陣營，尤其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現在的青年人可能很難想象，那個時代紅色中國、毛澤東主義是最酷的思想標識和文化符號，令全世界青年景仰和瘋狂。大家可以看看這張劇照（來自電影《製造伍德斯托克》）。

意大利導演貝託魯奇（曾執導《末代皇帝》）拍過一部電影《夢想家》，這部片子描寫了1968年紅色風暴下的法國幾個年輕人的故事。

看到桌子上的毛主席造型的枱燈了嗎？

席捲整個西方六七十年代的左派浪潮，來源於亞非拉國家的獨立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滲透。還未接過中產階級接力棒的年輕人們，在挑起他們所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之前，先對自身所處的這個體系和意識形態產生了質疑。貫穿整個六十年代的，其實並沒有統一的思想和綱領，年輕人們只能在性、毒品和搖滾樂中，達到身體與心靈的奇妙統一。《夢想家》片尾，當青年們的父母從街頭運動中回到家，看到滿地的狼藉和裸露酣睡的兒女時，又悄悄帶上門，回到了街上。

但夢最終是要醒的。當青年明白過來社會的責任終究要落到他們肩上，便開始整理整理衣角，重新進入角色，而那個時代的音樂和影像也就成為追憶了。

搖滾與商業

中國的搖滾樂在誕生的第一天就比西方更“現實”。崔健在《一無所有》中唱道：

我曾經問個不休

你何時跟我走

可你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放到今天，這就是一首典型的屌絲之歌。他所參演的那部國內較早的搖滾電影《北京雜種》中，也有搖滾樂手養不起的女友去墮胎的故事。2001年香港導演張婉婷拍攝《北京樂與路》，裏面有一個情節：耿樂扮演的北京搖滾樂手和吳彥祖扮演的香港樂迷聊兩地的音樂差別，耿樂説：北京搖滾的特色是窮，香港搖滾的特色是什麼？吳彥祖想了一會兒説：香港沒有搖滾。

八十年代幾支搖滾樂隊走紅後，都經歷過因為各種矛盾而分裂的事情。這裏面有很多原因，但是背後都有利益的糾葛。崔健曾因為商演的不規範（那時國內基本沒有成熟的演出市場）而與經紀人王曉京發生矛盾；何勇提着斧子去老東家要回《麒麟日記》的母帶（就是後來的《垃圾場》）。這些窘迫也都被他們寫進了音樂裏。

崔健以及那一撥搖滾音樂人的可貴在於，他們以較為客觀、冷靜的心態，描繪出了那一代青年的迷惘，無助和思索。他們較少功利的動機（雖然也為了賺錢），較多真實的表達。而隨着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興起，搖滾似乎越來越成了一種商業包裝的附屬品，一種媚雅的工具。

中國流行音樂在94年後進入全面的市場化運作，在港台風的衝擊，以及商品經濟的強勢邏輯之下，原有的原創音樂市場和人才幾乎一夜之間被雨打風吹去。《北京樂與路》形象地描繪了一羣“東村”藝術家在唱片公司遭受冷遇、四處碰壁的窘境。

而他們最原始的動機，不過是出人頭地。

這部片子是香港導演張婉婷循着當年94紅磡的軌跡，北上追溯曾經的中國搖滾的一個文學想象。真實的情況比這要殘酷複雜的多。何勇那句“張楚死了，我瘋了，竇唯成仙了”令多少搖滾迷唏噓。而當年叱吒紅磡、威震香江的中國搖滾，如今只能在音像店裏找到一點過往的印記。這哪裏還有當年張培仁那種對“天朝上國文化”的自豪和自信。

所以我們説，中國的搖滾不是輸給了政治，也不是輸在文化，技術，而是輸給了金錢。很多人給搖滾樂找藉口，其實是不願承認中國搖滾在市場浪潮下一敗塗地的事實。而若干年來試圖掙扎的努力只培植出了一個地下音樂市場，以及一批夜半三更盼天明的老眼昏花的搖滾樂迷。這個場景與中國足球頗為神似。

文化的問題不能靠文化本身來解決，硬要拔高的結果不是飛得更高，而是從頭再來。

突然的開放　實際並不突然

現在機會到了　可能知道該幹什麼

錢在空中飄蕩　我們沒有理想

雖然空氣新鮮　可看不見更遠地方

——《紅旗下的蛋》

搖滾與歷史

文革後，中國原有的文化體系已經瓦解，如何重建，如何上接續傳統，下開創未來？所有的答案都在中產階級的興起。

在西方，這個階段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戰後的嬰兒潮，到嬉皮士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亞非拉獨立運動，新左派的崛起，到雅皮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復興，福利國家，以及里根和撒切爾的新保守主義，到克林頓的信息高速公路，新經濟，西方在經歷這麼一個恢宏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後，喊出了“世界是平的”的口號。搖滾樂作為與中產階級幾乎同步而生的音樂形式，也完整了對應了幾乎每一個階段和潮流。其中體現的融合和衝突的二元邏輯，清晰地體現在每一個歷史過程和細節裏。無論是從貓王模仿黑人的搖擺始，摩城音樂的火熱，還是迪倫從民謠轉向搖滾的憤怒背影，不列顛入侵，到紅色五月，伍德斯托克，還是朋克對傳統搖滾的反叛，以及迪斯科和MTV帶來的傳媒時代的巨星效應，再到grunge對華麗搖滾的心口一擊，搖滾巨星的不斷隕落，Hip-Hop文化的興起。流行音樂的發展史，也是西方的發展史。

而中國搖滾誕生的第一天，就有濃厚的社會責任意識和使命感，而不單純是藝術家和文人的靈感和情感產物。從呼應西方的“拯救非洲”和台灣的“明天會更好”的百名歌星聯唱“讓世界充滿愛”開始，到“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到崔健為亞運集資的巡迴演出，以及若干年後發起“真唱運動”，可以説第一代的中國搖滾人從沒有忘記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社會使命。

相對而言，90年代的中生代搖滾則夾雜着歷史敍事和個人敍事，兩種情感相互交織、思想彼此衝撞。黑豹和唐朝兩支80年代的樂隊，分別從市民文化和民族文化兩條路徑切入市場，獲得短暫的成功。魔巖三傑張狂而又內斂的身影曾經震撼香江，而許巍、鄭鈞、汪峯等則用各自的語言描繪着市場大潮下個人內心的孤獨和惶恐。其他如左小祖咒，豐江舟等，開始走藝術家和文人路線。妥協不想妥協，抗爭又無力抗爭，中國搖滾就這樣墜入一個上不上，下不下的空間裏，進退兩難。

三、那些人 那些事

在討論了歷史上的搖滾和現實的搖滾以後，還是回到那個問題：我們需要一種什麼樣的音樂和文化樣式？

這又要回到那個問題：經濟基礎以什麼樣的方式作用於上層建築，文化又怎樣對基礎施以反作用？

不得不承認，若干年來，我們一直停留在“追趕西方”的語境裏，這種語境貫穿一切政治、經濟、文化邏輯。以本世紀初評選的一份“100首中文經典單曲”為例，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兩首歌完整清晰地道明瞭這種心態：

1.一無所有/崔健　詞曲/崔健

1986年，崔健在首體表演這首歌時引起了轟動，但是他的搖滾樂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直到三年以後才得以面世，趕上了八十年代的尾巴，也為八十年代劃上了一個句號。當初在首體喝彩的人們大概沒有意識到，他們見證了一首史詩的誕生。它一針見血地揭穿了中國人的尷尬：物質上的富有和精神上的幸福我們從來就沒有同時擁有過。崔健象個先知，預言了此後十幾年裏中國的信仰危機，這樣的結果很難説是他自己刻意為之。他是用喉嚨唱出了詩人的自覺。時至今日，我們仍無法知道，“一無所有”的狀態還會持續多久，可無論何時，這首歌都會像幽靈一樣拷問我們的靈魂。它是一把刀子，也是一面鏡子。

2.亞細亞的孤兒/羅大佑　詞曲/羅大佑

羅大佑的情歌向來是極品中的極品，但他份量最重的作品仍然要數那些充滿社會正義感和歷史責任感的寫實歌曲。從《之乎者也》裏對傳統規範的懷疑，到《鹿港小鎮》裏對都市浮華的迷惑；從《未來的主人翁》裏對美好未來的希冀到《現象七十二變》中對物質生活的反思；從《將進酒》裏對家國滄桑的吟詠到《亞細亞的孤兒》裏對民族歷史的追問，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羅大佑恢宏的視野藉着靈動的文字和撼人的音樂在我們面前展開。他徹底推翻了“流行歌曲就是風花雪月”的陳腐論斷，把中文流行歌曲提升到一個新的層面。有別於羅大佑其他歌曲中歌詞的綿密、事件的繁雜和曲風的躍動，《亞細亞的孤兒》簡單、直接，卻又深沉大氣，磅礴的氣度中是悲憤的詰問，不僅直面過去，也指向未來。

這兩首歌曲唱出了中國人長期徘徊在第三世界、無法進入現代主流文明的憂鬱和憤懣。而這種態勢，目前面臨着質疑和挑戰。表現在：

1．文化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並不是政治經濟的簡單映射, 是否有簡單的“先進，落後”標準？

2．文化的發展是否應與政治經濟步調相一致？

3．西方的文化話語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優勢的政治經濟地位上的，而今西方已在走下坡路。

4．我們目前所説的文化，大多是西方二戰後開始形成的“消費文化”，或稱“中產階級文化”，這種文化與深層的文明內核有沒有內在相關性？

5．中產階級文化有沒有未來？

這些問題，追根溯源還要回到一百多年前那個救亡圖存的時代。從那時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及仁人志士們就一直在思考：中國落後於西方，到底是在器物，制度上，還是文化，國民性上？中國應該怎麼追趕，怎麼締造自己的文明？

所以，若干年來我們評價文化的標準，往往並不是由文化自身的邏輯來判定，而是質問它能不能帶來改變，能不能提升我們在整個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成為優勢的西方體系中的一員。滾石的張培仁在追憶九十年代運作中國搖滾的經歷時説：

當時我看見內地在開放，全球的文化都在進來，我在想十年以後才是決戰關鍵，面對全球競爭不是你自己跟自己打，是要去競爭！除了本地的市場要建構好以外，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多元的形式誕生！

這種憂患意識存在於每個國民的內心深處，不限於地域、文化、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地位。然而文化往往承載不了這麼多。尤其在於，我們用文化去服務於其他目的，而文化的發展是否與政治經濟發展相協調還是個疑問。到底是文化在先，還是政治經濟先行？張培仁説：

90年代是我們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的十年，太有機會先創造文藝復興了，當時大家在尋找這樣一個文化爆發的狀態，在尋找逐步地建構用商業機制來服務文化所產生出來的價值，可能如果那樣反而掙的錢會更多，我看會比現在大夥兒一刀一刀磕可能掙的錢還要多一些，但是這個事情最終是沒有發生的，比較遺憾。

也就是説，張培仁認為中國要走西方文明崛起的路，即先有文藝復興，再有政治經濟思想等一系列領域的勃發。這裏我們要稍稍辨析一下，西方的發展路徑是不是可以歸結於這樣的邏輯鏈條還是疑問，並且在西方內部，也從來是多種路線和方式相互交織相互鬥爭，僅以現代資本主義體系而言，就有以英美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和以德國為代表的萊茵模式。更不要説有豐富性和多樣性的文化領域。我們往往依據某些宣傳口徑和簡單的理解，將一種模式歸結於唯一道路，絕對真理。

即便如此，經過若干年的奮鬥，當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上升時，國民的心態和眼光也有了微妙的變化。現如今，在政治經濟上，我們已經挺起了腰桿，不再仰人鼻息。當中國人秉持着西方的邏輯，在其他方面把西方一再逼到牆角時，唯有文化領域，還在維持着一貫的被人俯視的指向和姿態。前段時間的“港鐵事件”也從側面説明了這一點，張培仁在回憶當年的紅磡時説：

我甚至覺得我對香港迴歸都是有一份功勞的。因為內地當時的經濟狀況也不太好，資訊也不太發達，所以在香港這個繁華若夢的地方看見內地去的人都有叫“阿燦”，帶着一種瞧不起的心態來看你，所以內地這麼大一個年輕人團體來香港演出，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文化，它會讓香港人知道雖然你活在這樣一個繁華地方，但還有更大的世界你沒有看見，在香港這個地方你要找到這麼深這麼寬這麼有力量的音樂形態跟文化形態，是找不到的。

胡紫薇當年大鬧央視，説出那句“不能輸出價值觀的民族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我想很多文化人是在心中暗暗點頭的。這也是西方急切要把你拖入“文化戰爭”的原因。既然在政治經濟領域，我們可以“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那麼在文化領域行不行？這種文化的獨特性或者説本土性、民族性思考，張培仁同樣總結的很好：

當年我們做的時候大夥都覺得，就是西方搖滾樂又怎麼樣？咱們也一樣能玩！從我自己生活裏出發，做我自己的東西，即使當時我們用的樂器是西方的，音樂的旋律或者是配器的方式可能是西方的，可它的感情就是中國人的！其實這是很少人去真正面對的，中國的搖滾樂雖然並不是用古箏二胡來演奏，可是它裏面應該有非常濃厚的、我們知道它是屬於我們的民族跟生活裏面的一種自己的態度。

難道文化就沒有通行模式，普世真理？似乎也不是。起碼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消費文化是以不可遏制的趨勢逐漸蔓延全球，時至今日，我們平時吃的，穿的，用的，看的，想的，幾乎絕大部分都是消費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在其中忘記了自己的國別、民族、階層乃至文化印記，競相洗淨塵土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讓人覺得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幾乎沒有其他可能和想象。

然而金融危機的到來宣告着這種體系的結束。當美國的99%在街頭迷失了自己的時候，中國的青年們還在三座大山下艱難躑躅。未來在哪裏？

這時候我們追問文化的路徑問題，恐怕不只是為了在工作之餘給自己的閒暇找一種精神寄託，更有通過它改變慣有的思路，找到新的生活方式和未來的意味。張培仁談到他當年的想法時説：

那比如説現在西方的資訊大量地湧入的時候，它就呈現一個問題，就是本地的文化怎麼去跟全球文化競爭？它的市場比你成熟得多，它的資金比你龐大得多，它的人才比你多。還有它的創意、經驗比你多，它使用的預算比你多，它到國內來做的任何宣傳和發行都是在當地市場上已經飽足了它原來的成本需求，甚至已經獲利了結了以後，然後再到你的市場來，帶着一種傾銷的性質，因為在這裏它沒有製作成本，所以每一個本地的文化都在跟全球競爭。

可是現實將他這種思路無情地擊碎。現在看來，那時的中國流行音樂是過於急切要達成了，迫切想要進入一種狀態，結果客觀和自身條件都不具備，反而被激進的前進慾望反噬了自身。所以他説：

所以我對以前90年代沒做的一些事情不是隻有遺憾而已，我是恨！這就是我説20年後我才肯把有些事情説清楚的原因，一肚子火！中國火最後變成一肚子火！在那個時候你不去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的自信和路線你就最後不能跟全球對抗，你在全球都進來的時候你怎麼整理出一條路線，個別個案可以成功，可以暢銷，可是個案可以持續多久？有沒有辦法可以形成產業？有沒有辦法形成絕對的影響力？你現在可以用民族的美學在全世界個案成功，可我們希望不只影響那些欣賞民族美學的人，不只影響青少年、年輕人！我們希望華人的年輕人有一天可以站在全世界的高度上，全球的年輕人都説：“中國的年輕人太牛了，我們去找他們一塊玩吧！太好玩了！”我們希望看見的是一種創意的文化的璀璨，色彩鮮豔，不是隻有現在的東西！”

有趣的是，當年張培仁所想象的那麼一種文化版圖，如今正在變為現實。當中國的中產階級在三座大山的壓力下咬牙前行的時候，絕想不到他們正在成為這個世界最具生產力和消費力的人羣。不是他們自己，而是歷史要他們承擔這一角色。中國好聲音的首屆冠軍，就這樣帶着懵懂和一絲遲疑來到了歷史前台。當他們站到了時代的前沿和文化的頂端時，是否該問自己一句：我準備好了嗎？

2012年10月~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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