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帕特南 | 從經濟不平等到階級隔離：我正目睹美國社會資本的衰落_風聞

羅伯特·帕特南 | 哈佛大學馬爾金公共政策講席教授、肯尼迪政府學院原院長，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譯者：孫競超 | 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

校對：田雷 | 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3期，原標題為《社會資本研究50年》

致謝：本文英文稿為帕特南教授於2018年9月22日在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所作的講座記錄稿，文稿經作者修訂。

文中圖片未經註明均來自網絡

過去三四十年間，社會資本研究始終是全世界社會科學最熱門的領域之一，而因社會資本衰減所導致的社會問題也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社會資本可分為粘合性社會資本和連接性社會資本。其中，連接性社會資本在現代民主國家更重要，但也更脆弱。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始，美國的社會資本呈崩潰趨勢，美國人的社會連接已經全面塌陷，每個人都成為一個孤島個體；不僅如此，由貧富懸殊形成的階級隔離，已經嚴重危及了“美國夢”，因為出生決定命運。社會資本衰減問題既然事關現代民主的日常，就應當構成有擔當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案頭議題。

羅伯特·帕特南教授

我今天演講的框架比較個人化，因為我想要告訴你們的是我眼中的社會資本理論；是過去50年間，作為一位學者，也作為一位政治活動家，我所做的一些工作。如果你們讀過我任何一本書，《讓民主運轉起來》《獨自打保齡》或者《我們的孩子》，那麼對於我接下來要講的，你們並不陌生。

事實上，當我初次聽到社會資本這一術語時，我的學術生涯已經人到中年了。在過去三四十年間，關於社會資本的研究，始終是全世界社會科學最紅火的領域之一。當我開始就社會資本進行寫作之時，當《讓民主運轉起來》出版之時，人們幾乎對社會資本這個詞聞所未聞。那時候，每過兩三年，也許會有一篇關於社會資本的論文發表出來。而現在，每兩三個小時，就會有一篇社會資本的論文發出來。所以説，這個領域真是今非昔比。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在於，社會資本這個同我的研究交織在一起的概念，被證明是極其重要的。

一

我曾研究過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在這個世界上，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學者不超過五個。所以我接下來要向你們講述的，是一個就其研究對象而言極其無趣的問題，因此我就要給出解釋，為什麼你們應當關注意大利的地方政府。

假設你是一位植物學家，你可以選取基因相同的種子，然後把它們種在不同土壤的花盆中，每天給它們澆水，以觀察環境是如何影響植物生長的。如果這些植物在生長過程中出現差異，那原因不可能出在基因上，因為它們的基因是一模一樣的。所以説，一定是因為土壤中某個不為我們所知的成分。一般而言，政治學並不是一種實驗科學。但在1970年，我同太太羅斯瑪麗去了意大利，發現意大利的社會生活創造出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先決條件，其邏輯恰似上述的植物學實驗。首先，意大利人創設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機構，他們的地方政府從紙面上看是一模一樣的。這些地方政府，都擁有相同的權力，都有着相同的結構，手裏支配着一樣數目的資金。但是，裝着土壤的花盆，也就是這些地方政府所依託的地區環境，則大不相同。意大利是一個地域差異非常大，非常多樣化的國家。

意大利總理府

20世紀70年代，我們剛開始這項研究時，意大利的一些地區還相當落後。但意大利還有一些區域，放在全世界都是最發達的地方，這些地方在經濟上非常先進。因此，就土壤來説，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此外在文化和政治上也大不相同。意大利有些地區，如威尼託區，是世界上天主教徒最多、也最保守的地方；但同威尼託相接壤的是利古里亞和翁布里亞地區，這裏當時卻由意大利共產黨執政。這些地區，在經濟發展上可謂是齊頭並進，但就地方的政治傳統來説，簡直是天差地別。同在意大利，有些地區有着良好的教育，有些地區則把教育弄得一團糟。這樣你們就能看得到，在意大利的“實驗”中，不同地區的土壤非常不同，但種子，即這些新設立的地方政府，卻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們的研究計劃非常簡單。我們想要做的，是測評這些地區的發展，最終判斷哪些地區發展得成功、繁榮且富饒，反過來説，又有哪些地區有可能失敗。完成這項研究，用了我們整整25年的時間。

我們想要測評的，不只是第一片葉子如何生長出來。我們還要去觀察，地方政府如何像植物一樣生長，開花結果。我們的測評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比方説，我們評估各地方政府的立法輸出，它們到底通過了多少部法律。我們評估它們的預算以及預算過程的效率。舉個例子，按照法律字面的規定，每個地區政府都應當承擔起轄區內託兒所的運轉。而且它們也都有充裕的資金。於是我們就走遍意大利各地，統計出每一個地區到底有多少所政府運營的託兒所。我們還曾評估地方政府日常的回應度和效能。我們也曾做過測評，看看各地民眾是如何看待這些地方政府的。原來，有些地方政府真的很得民心，而另一些地方政府卻搞得怨聲載道。結果證明，我們作為研究者同意大利公民有着相同的判斷，有些地區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運轉得井然有序，擁有現代的、高效的地方政府，政府回應性強。它們回覆郵件，答覆電話，提供資金補貼。而意大利還有一些地區，它們的政府從成文法律上擁有同樣的權力，但其實際運轉卻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它們從不回覆郵件，非常腐敗，喪失了民心。因此我們有了一個判斷：一些地區很成功，另一些地區則不成功。

我們已經成功地對“植物”做出測評。那接下來的問題就很簡單了。到底是什麼導致了一些地方成功而另一些不成功，也就是到底什麼是土壤中那不為人知的成分呢？問題不可能出在形式上的制度，而必定在於環境中的某些因素。我所指的也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環境，而是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我們最初的想法是，可解釋的變量或許在於地區的富裕或貧窮。答案可能是，富庶的地區更有能力形成好政府。所以，富有的地區有着成功的政府，反之，貧窮的地方則不成功。

還有一個假設，認為造成不同結果的變量在於教育。這就要説是教育工作者的缺陷了，我們總是認為我們的工作至關重要。我們想到，也許教育程度越高，人們就要求更好的政府。因此我們關注教育，我們還關注了許多不同的變量，這就等於是在化驗土壤的化學成分。但到底是哪個指標，可以讓我們最準確地預測哪些地區成功/不成功，我們壓根就沒有猜到。結果出來了，最準確的預測指標竟然是一個地區內合唱團、足球俱樂部以及其他形式之社團的總數量。

我們可以數一下，一個地區有多少家足球俱樂部，多少家合唱團，多少各式各樣的社團和公民組織，然後把得出的數字同地區政府之表現進行比對。這麼説吧，如果你能告訴我，意大利某個鎮上有多少家合唱團，我馬上就能回答你，你要是報銷自己的醫療費用，會需要多長時間。這就是土壤裏原本不為我們所知的成分，我們發現，它的存在同地區政府之表現存在密切關聯。當然，兩者並不是在所有案例中都絕對相關，但卻是強相關。那個時候，我稱之為公民文化（civicculture），因為社會資本這個詞當時還聞所未聞。它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説的社會資本。

問題隨之而來：社會資本從何而來？合唱團又是如何形成的？我們要追問的是，為什麼同是意大利，一些地區沒有太多結社，而另一些地區卻有很多社團。這種地區之間的差異來自何處？回答這個問題，就要求我們追溯歷史，一直向上追溯。我們最終回溯至16世紀。結果表明，現在社團多的地區，500年前同樣如此。所以説，作為一名意大利人，你要等多久才能拿到你讀汽修學校的資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所在地區500年前有多少合唱團。我有一個朋友，是意大利某個貧窮地區的行政長官，聽到這個消息後，他頓覺心灰意冷。在我進行這項研究的25年中，我同他已經成為很好的朋友。他對我説：“鮑勃，我相信你説的數字，但我不能讓自己相信你説的對。因為如果你是對的，那我作為一方政治領導人，我的命運早在500年前就有了定數。”我朋友道出了很重要的一點，因為我關於社會資本的第一項研究似乎表明，社會資本會在歷史長時段內保持極穩定的狀態。現在回頭看，那只是我對社會資本問題的初次涉獵，但這一觀念在我的研究中持續保留下來。讀者經常認為，我相信某一區域的社會資本是一成不變的。一句話，並非如此，我知道並非如此。但具體到意大利，這個國家的社會資本水平確實維持着極強的連續性。

二

我一直在使用社會資本這個詞，但我還沒有告訴你們，社會資本是什麼。當我説社會資本時，我是指社會關係網以及與此網絡相伴而生的互惠和信任的交往規範。那我所説的互惠又是指什麼呢？互惠的意思也很簡單。我現在幫你一把，卻並不期待你現在就回幫我，因為生活仍在繼續，你將來某時會幫我忙的，或者説你幫了他，而他又幫了我。所謂普遍互惠，就是説你願意對他人施以援手，而不必擔心他們緊接着要以何種行為來回報你，因為你們所有人都在同一個關係網中。

關於社會資本，核心的教義就是社會關係網很有價值。首先説，對於身在關係網中的人來説，網絡有其價值。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果你處在某個關係網中，你就會因你人在網中而獲益。舉個例子，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他們是怎麼找到工作的，並不是因為他們知道多少事，而是因為他們認識多少人。我所講的，可不是腐敗。我只是説，大多數人找到工作，並不是通過互聯網或者報紙。大多時候，你得知某個工作機會，是通過你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由此讓工作找到了你。比方説，某人正準備僱用一名新的電腦程序員，而他跟一位朋友提到此事。接下來，朋友又將這事講給了另一個人，而那個人恰好又認識你。於是他們説：“我的天，我剛好認識一個人，他應該適合這份工作。”社會關係網的效應非常強大，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一位學者就曾做過一項研究，根據美國人一輩子的收入來計算他或她的朋友圈的金錢價值。你有多少好朋友，你就會有多少工作。對於大部分人來説，朋友的金錢價值要高於學位的金錢價值。這麼説吧，你們為什麼要到北京大學來，不是因為你在課堂上能學到什麼，也不是你在這裏讀什麼書，而是積累社會資本。當然，對於個人來説，社會資本還有許多其他好處。我們過會兒再回到這個問題。

社會關係網還會惠及局外人，也就是那些不在關係網絡中的人。美國、英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研究都證明了這一點。我不知道中國的具體情形，但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要預判一個鄰里社區的治安狀況，最貼切的指標並不是執勤警察的人數。那是什麼？是多少人可以直呼他們鄰居的名字。社會資本可以阻止犯罪！羅斯瑪麗和我住在一個緊挨着哈佛的社區，那裏滿滿都是社會資本。在我們的鄰里社區，人們永遠在野餐，在燒烤，在聚會，總之有着各種各樣的社會連接。這就説明我們的社區存在充裕的社會資本。我並沒有參與鄰里的社會資本，我經常不在家，但因為關係網絡具有外部效應，我也能從中獲益。這麼一看，社會資本太強大了！還能舉出許多例子，每一例都可以證明，從社會連接中獲益的並不僅限於關係網絡中的人。就拿意大利的地方政府來説吧。那些富含社會資本的地區，就擁有密集的社會關係網，也因此可以形成好政府。人們生活在這樣的地方，即便他們自己並不加入某些組織或參與俱樂部的活動，也能享有好政府。社會關係網存在整體的、間接的或者外部的效應。研究已經表明，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事實。

我今天不想空談社會理論，因為我想給你們講故事。但接下來會有一點兒社會理論，為了讓你們理解社會資本的價值。讓我們説説各種形式的資本。物質資本就是某種工具，像一把螺絲刀。如果你省吃儉用，買了一把螺絲刀，有了這個工具，你就可以更快地修理更多的自行車。大多時候，物質資本被用於做好事。當然，你也可以拿起螺絲刀去為非作歹。任何工具，你都可以用來做壞事。物質資本還是那件工具，只是用在了不好的目的上。社會資本也是如此。我並沒有説社會資本總是好的。基地組織也淋漓盡致地示範了什麼是社會資本。它包含了極緊密的信任和互惠關係網。對於網中人來説，若你是基地組織成員的話，這是好的社會資本；但對於局外人來説，它就不那麼美妙了。我不希望你們誤會，就好像我在宣講社會資本總是好的。我所説的只是，社會資本總是很強大，而且經常被用於做好事。研究結果表明，就經驗層面而言，對於我們所關心的許多事，社會資本是一個重要的預測指標，有了社會資本，生活經常會更美好。

我已經向你們講述了社會資本。它作為一項指標，準確預測了意大利的好政府。社會資本越多，則地方政府越好。同樣成立的是，某區域內社會資本增幅越大，則孩子們的學業就越好。作為一項指標，社會資本可以有效地預判出教育成績。如果你對學校的教育質量感到擔憂，你可以提高教師的薪酬，也可以增加社會資本。我告訴你們，增加社會資本是更好的選項。社會資本還有助於經濟績效。我前面已經講過，社會資本可以降低犯罪率，減少偷漏税。它還能促成更有效率、同時更少腐敗的好政府。在這裏，我還要多説幾句。社會資本還是身體健康的預測指標。知道這一點，真的很重要。加入一個團體，那麼你在接下來一年死亡的幾率會減半；要是加入兩個團體，幾率會減少3/4。這不是隻對美國人應驗。我想在其他國家也同樣成立。孤單生活，同吸煙一樣，都是造成過早死亡的巨大威脅因素。所以説，如果你既抽煙，又沒有加入任何社團，那到底什麼是健康殺手，還真説不定呢。且聽老人言，如果你沒法戒煙，那怎麼着也要加入兩三個社團，彌補身體這本錢！

我能聽到，你們中有人在説：“得了吧，鮑勃，同他人交往可以有助於健康，這怎麼可能呢？”答案之一就是我們所説的“社會支持（socialsupport）”。説得明白些，如果你有很多朋友，當你生病時，就會有人給你送來雞湯。或者説，當你老了，你摔倒在浴缸裏，要是你有朋友的話，就會有人來照看你，救你這條老命。所以説，原因説簡單也簡單，同朋友保持聯繫，就提供了社會支持。但答案還不止於此，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生理性的。放眼今日學界，關於社會資本和公眾健康的研究，最有意思的關注就在於社交互動同生理學也就是人體機能的關聯。

研究結果表明，同其他人待在一起，尤其是同我們認識的人在一起，會改變我們人體的機能。它構建起專業人士所説的“壓力緩衝區”（stressbuffers）。同他人更多交往，就會讓你的身體更能適應來自環境、細菌等的威脅。有些研究非常有趣，它們證明，你的朋友越多，那你得感冒的幾率就會越少。為什麼會這樣？你的朋友越多，那你就越有可能接觸到細菌。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有更多的朋友，你身體的生化機能就會發生變化，你體內就會產生更多的保護抗體。

現在我得澄清一下，我是一名政治學的博士，可不是醫學博士。所以説，我剛才所講，並不是告訴你們“快點加入兩個團體吧，然後就萬事大吉了”。我説的是，科學研究已經找到了非常有趣的有力證據，也發現了新的證據，表明我們從生理構成上就是社會性的存在。我們作為一種生物，從構成上就是要同他人在一起。這麼説吧，如果我們不太同他人相處，那我們的身體會變得不健康。老年人尤其如此。老年人更容易孤獨，這是嚴重的危險。現在你們知道，為什麼我總是要緊跟着我的妻子羅斯瑪麗了吧。

社會資本有不同的類型，正如人力資本有不同類型一樣。人力資本只是指培訓和教育。所以説，從本地汽修學校拿到一個文憑，或者從北京大學獲得一個學位，會增加你的人力資本。

上面打的這個比方並不是説，你在北京大學獲得人力資本的提升，就會幫助你修好汽車的癟胎。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是用於不同目的的。社會資本亦是如此。關於不同類型的社會關係網，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最重要的區別之一就在於社會連接的不同，有些社會關係網是將我同像我一樣的人聯繫起來，而另一些連接則是將我與不同於我的那些人聯繫起來。第一種資本叫粘合性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它將我同其他白人、男性、老年、美籍、猶太裔的教授們聯繫起來。第二種是連接性社會資本（bridgingsocialcapital），我要是有這種資本，就意味着在我的社會關係網中，可以發現不同世代、不同種族、不同社會階級、不同性別的人。

做出這樣的分類，我不是説連接性社會資本好，而粘合性資本就不好。要是你生病了，為你送來雞湯的人，來自你的粘合性社會資本。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大量的粘合性社會資本。我們需要同我們一樣的人。但問題是，在一個多元化的現代民主國家，連接性的社會資本確實更重要。要有社會紐帶，將我們與不同種族、不同社會階級、不同性別或者不同國籍的人們聯繫起來。生活在現代世界，所有這些連接性的紐帶都至關重要。

到此可以説，我們需要粘合性的社會資本，我們也更需要連接性的社會資本。但難題是，培養粘合性的社會資本易，而培養連接性的社會資本則難。我祖母就明白其中道理。英語有個諺語婦孺皆知，即物以類聚/人以羣分（Bird sofa featherf lock together）。意思很明顯，羽毛顏色相同的鳥兒會待在一起。我祖母當然不知道什麼是社會資本，但是她明白，培養連接性的社會資本要比粘合性資本難得多。

所以説，對於今天的美國來説，真正的大問題，幾乎是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我們到底有多少粘合性的社會資本，而是我們所有的連接性社會資本還剩下多少。我接下來還會回到這個問題，但現在讓我們繼續我研究社會資本的學術史。

三

在意大利，我待了25年。在那25年中，我認識到一點：社會資本很重要。是什麼指引我找到下一個研究題目的？首先不是學術興趣，同我作為一名政治學者的研究旨趣無關，而同我身為一位美國公民的利益息息相關。1994年前後，我發現美國民主陷入很麻煩的境地。大約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民主就其運轉而言就從來沒好過。美國人變得越來越不信任我們的聯邦政府。就是在1964年那一年，我開始在選舉中投票。也許我可以做一假設，我很可能是美國民主衰退的原因，但是我必須要探究其他種種假設。

當時，我腦海中蹦出個念頭，我此前作為一名學者在意大利研究的題目——社會資本，會不會同我作為一名公民回到美國後所關注的現象存在關聯。剛開始時，這個想法只能説是很模糊。我對自己説，好吧，如果在意大利，社會資本構成民主的重要條件，那麼怎麼解釋我們美國政府運轉不良，原因也可能在於從1965年到20世紀末，我們的社會資本也在衰減。

但問題是，我沒有任何證據來證明這一假設。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如我的生活往常一般，很幸運，羅斯瑪麗把我從困境中“拯救”出來。你們要知道，當時，美國最常見的社會組織形式就是我們所説的“家長-教師協會”。就是那種在學校裏把家長同教師聯繫起來的團體，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組織。當我們的孩子還在上學時，我同羅斯瑪麗都參加了家長-教師協會。而我一直想當然地認為，這類組織總是在發展壯大。

直至某天早餐時間，羅斯瑪麗遞給我一份報紙：“瞧瞧這個，我們這裏的家長-教師協會的成員人數一直在下降呢。”於是我們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我也很好奇，這種現象是不是隻發生在我們鎮上。我們發現，整個美國，家長-教師協會的會員數都在下降。那麼其他組織又如何呢？比如説男童子軍和女童子軍。結果讓我們大吃一驚，從1964年開始，童子軍的人數也一路下降。那些朋友團體又是什麼樣呢？在美國，所有的男人組織都以動物來命名，比如雄獅會，駝鹿會，麋鹿會，雄鷹會，還有浣熊會。結果表明，所有“動物俱樂部”也都出現會員流失的情況。

有一天，我同一位老熟人共進午餐，他是全美最大的連鎖保齡球館的老闆。你們知道保齡球怎麼打嗎？在美國，它是非常受歡迎的遊戲。打保齡的美國人，要比在選舉中投票的還要多。因此保齡球是個大生意。我給他講了我的研究發現，美國社團都在流失會員。他告訴我：“鮑勃，你發現了我們這行面臨的主要經濟難題。沒錯，打保齡球的人數在上升，但麻煩是，成羣結隊的球友卻越來越少。”在我小時候，大多數人是成羣結伴去打保齡球的。也就是説，人們聚在一起，五人組成一隊，同另外一支五人隊一起比賽。

我這位朋友的經濟難題就是，如果你組隊打保齡，打聯賽，那你消費的啤酒就是單人打保齡時的四倍之多，經營者從哪裏賺錢？錢在啤酒裏，而不是球和球鞋上。所以説，他現在的處境説來也奇怪，光顧保齡球館的顧客越來越多，但營業額卻不升反降。後來，我把這個故事轉述給另一位朋友，他這麼説：“哦，那你的意思是我們更常去打保齡，但卻是在獨自打保齡。”我當時就想，多麼好的一個題目啊！所以這就是《獨自打保齡》書名的由來。説真的，這不就是這本書最精彩的地方嗎！

當我開始研究美國社會資本的狀況時，我收集了大量的證據。在這裏，我要給你們坦誠當時的感覺，一開始，我當然不知道這研究將會通向何方。開始時，我只不過是想要搞清楚美國正在發生些什麼。但證據卻每每讓我感到震驚：那些我曾經以為人人都有的社會關聯，全都開始萎縮甚至於枯竭。

要想測估社會關係網的歷時變化，最簡單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測估社會組織。但務必要記住，社會資本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很多並不是組織。比方説，有一羣同事，每週五都出去喝酒或去圖書館，讀書或者一道做點其他事，這就是社會資本。但這不是組織，只是人們聚在一起而已。在上海時，我看到一大羣老年人在公園裏跳舞。那就是社會資本。記住，它不是組織，但它構成了一種社會關係網。

我們之所以關注組織，是因為許多組織都保留了它們的成員記錄。所以説，你可以向前追溯一段很長的時間，找到某個組織歷史上曾有多少名成員。我有一張圖表，其數據包括了美國32個不同組織的人員規模變動，時段覆蓋了整個20世紀。從該圖表中，我們可以讀出，在某一組織所覆蓋的人羣之中，到底有多少實際上加入了該組織——比方説，全部孩子中加入男童子軍或女童子軍的到底有多少，所有中年男子中加入某一家“動物俱樂部”的又有多少，所有女性中加入婦女組織的又有多少，全部黑人中加入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又有多少人。

自20世紀初年起，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組織。只有一個例外時期。在大蕭條期間，平均而言，美國各類組織在五年內流失了過半數的成員。大蕭條對社會聯繫的殺傷力極大。但隨着整個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走出蕭條，特別是在二戰期間以及戰後，美國很可能迎來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組織繁榮。

每年，每一個組織都在吸收更多的成員。當然，美國人口的基數也在變大，但重要的還在於，加入組織的人數比例越來越高——更多的孩子加入童子軍，更多的父母加入家長-教師聯誼組織，更多工人加入工會⋯⋯越來越多。直至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和70年代，突然、悄然且詭秘地，所有的美國組織都開始經歷人員規模的縮水，成員數先是減少，然後暴跌，最後是斷崖式的下降。

每一個組織都知道，它的成員在不斷流失。當成員開始離散時，每個組織首先説的是：“我們要改變一下做事的方式了。我們要找到更有本事的人，讓他負責招募會員；問題出在我們的組織上；也許我們要拿出更好的活動方案。”但如果你環顧整個美國，卻發現每一個組織似乎在一夜之間都染上某種怪病，這可能性有多大呢？不大可能吧，因為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

我已經描述了組織成員人數的走勢。但總有理由告訴我們，以組織來測評社會資本，並不是一個完美的指標，有可能我在採樣時就沒有選對組織呢。而且我在前面也説過了，並非所有的社會資本都是組織化的。也有可能，人們參與俱樂部活動更少了，但外出野餐聚會卻更多了。我們不僅要看社會組織，還要考察組織以外的許多形式的社會資本。

於是，我們觀察了美國人蔘與公共聚會的發展趨勢。我們發現了一整套此前被塵封的民意調查，連續25年，每年都有問卷和數據。該民調錶明，在20世紀70年代，回答説此前12個月中曾參加過公共聚會的，約佔全體美國人的23%。到了我們開始研究的1995年，同比數據下降到12%。現在更是降到了8%。事實上，就在最近幾個月，這一數字略有小幅上揚。

再看看普通美國人每年參加俱樂部聚會的次數。這一數據覆蓋了所有類型的俱樂部聚會，而不只是我挑選出的俱樂部。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平均而言每個月都要參加一次俱樂部聚會。但到了20世紀末，這一數字下降到每半年一次。而時至今日，大多數美國人壓根不會去參加什麼俱樂部活動。

美國貧民家庭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家庭娛樂中。美國從前曾有一種生活中的習慣，我們叫“晚餐派對”。但現如今，這種習慣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美國家庭內的晚餐，也大致如此。在美國，家庭晚餐曾經是再普通不過的事，但現在卻難得一見。所以説，哪怕是在家庭內部，我們同其他家庭成員的聯繫也在減少。

再看看美國人是變得更慷慨，還是更吝嗇吧。這個指標關注的是我們每年從個人資金裏捐出多少來。20世紀前半葉，美國人，無論富有還是貧窮，每年多少都會捐出一些錢來做公益。整體上，人們捐出的錢越來越多，一直到1964年，又是個拐點，從此後美國人開始越來越自私。與此相關，我們美國人不再信任彼此了。我在這兒不會展示所有的細節，但大體而言，美國人的社會信任度，也即你是否相信他人，出現了急劇下降。在被問及這個問題時，此前大多數美國人會給出肯定的答案，但現在大部分美國人卻只會説不。

現在我們需要總結一下。首先，社會資本有着許多類型和形式。其次，社會資本很重要。再次，回想下《讓民主運轉起來》，社會資本看起來極其穩定，500年的時間內都不變。然而，在我算長但也不那麼長的人生歷程中，我卻看到了美國社會資本的崩潰。《獨自打保齡》出版後，我獲得了許多關注。為什麼人們的眼球都緊盯着《獨自打保齡》？為什麼突然之間，全世界都在談論《獨自打保齡》？不是因為我多麼聰明，而是完全出於偶然，我撞上了所有美國人都知道正發生在他們生活中的事情。

他們知道，若是同父母一代相比，他們的社會聯繫不再緊密了。但他們曾經在心裏想過，認定這是他們個人的過錯。也許他們的爸爸媽媽是真正的社交好手，但他們卻很懶惰。聚會就在那裏，只是他們不願意去。但現在，來了這麼一位哈佛的教授，告訴他們：“這不是你的錯，全國上下，都是如此。所以別擔心。”但講真的，我在擔憂，不是擔心你，而是擔心我們所有人。我們失去了連接。《獨自打保齡》出版後，引發了大量的爭論，我講對了，還是一派胡言？我也熱切地希望參與到公共辯論中去，因為在我看來，作為一位學術人，我的一項工作就是要去討論我的公民同胞們所關切的議題。作為學者，不應該只關心他們自己那點雞毛蒜皮的學術問題。學者不僅要思考他是否做對了學問，還要追問他是否做了對的學問。所以説，要想成為一位有社會擔當的社會科學家，那你就要不停地同各類聽眾進行交流。

很多學者有所質疑，要驗證《獨立打保齡》的對或錯，這表明我們的學術體制運轉有效。同行要去檢驗，才能確認我在書中所説是對的。我並不會因為挑戰而感到被冒犯。我歡迎學術批評。結果也表明，大多數情況下，我是對的。當然在因果關係的問題上，至今仍有很多討論，但可以説，大多數討論目前都承認了基本的事實：美國人越來越“獨自打保齡”。

四

最後，我要跟你們簡單聊聊我最近寫的一本書：《我們的孩子》。這本書提出了一個問題：在我已經談到的社會變革同美國孩子的生活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聯？

在今日之美國，不僅有民主的衰落，不斷加劇的政治極化，日益衰減的社會資本，還出現了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接下來，我將給你們展示一幅大圖景，概括出美國社會在過去三四十年發生的轉變。

現在你們想象下，將所有美國人在這裏排成一隊，根據他們所佔有的財富，隊伍的那頭站着最有錢的，比爾·蓋茨就在那頭；然後，在隊伍中間就是普通的美國人；再接着就是窮人；最後是無家可歸的窮光蛋。那麼在過去40年中，美國人的收入分配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位居排頭的美國人變得更加富有；而落在隊尾的則窮到了無家可歸；位居中間的美國人，變得越來越少。

從歷史上看，美國人對經濟不平等一向懷有搖擺不定的態度。不同於某些西歐國家，或者也同中國不一樣，要是某些美國人佔有鉅額的財富，我們並不會感到太困擾。因為我們是這麼假設的：人人起步於同一個起跑線，你成功了，取決於你的能力，還有你比別人更努力。美國人最在意的是，我們的人生應該從同一個起點出發，而不是我們應該到達同樣的終點。

當美國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時，我們向全世界宣告的第一件事便是，我們相信人人生而平等。這就是美國夢了。你在美國能過上什麼樣的生活，應當取決於你自己，取決於你的勞動和能力，而不看你父母是誰，做了些什麼。而我現在要告訴你們，美國夢正變得越來越不真實。

在美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越來越嚴重。階級隔離也在加劇，什麼叫階級隔離？我是指富人只跟富人居住在一起，而窮人也只和窮人一起住。至於那些貧富混居或者中等收入的社區，早已越來越小，居民也越來越少了。所以説，問題還不只是我們能有多少收入，而是我們能同哪些人關聯起來。社會階級的隔離日益加劇，這就意味着富家子弟上富人的學校，身邊同學是同樣的孩子；而寒門子弟上窮人的學校，同學都是窮孩子。這邊，窮孩子要去讀窮學校；而另一邊，富家子弟就去讀好學校，這就意味着他們僅僅接觸到其他的富家子弟。社會階級的隔離還會決定我們同誰結婚。富人家的孩子只會同富家子弟結婚，因為他們平時就在一起。反過來説，窮孩子就只能同其他窮孩子結婚。這可是一個大問題啊！美國社會從前並不是這樣子的，過去貧富之間常有跨階級的婚姻。

戰後美國孩子

我希望你們可以看清楚現在的狀況。出生決定命運，命運可以繼承。你出生在市鎮的什麼地方，就會生活在那裏，也在那裏上學，也就意味着你的孩子也是如此。要是出生在窮人區，你就只能同窮孩子生活在一處，只能去讀窮學校。假設你能結婚，那也只能找到門當户對的窮家孩子。同樣真實的是，在市鎮富人區的那一邊，社會資本仍然存在。家庭還維持着傳統的結構：媽媽、爸爸和孩子們。在富人區，95%的孩子同他們的父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因父母離婚而成長在單親家庭的只有5%；但在同一市鎮的窮人區，大約70%的孩子要在單親家庭中長大。這無關乎種族，不是膚色黑或白的問題。在美國生而為窮人，就是如此。想想看：美國大多數窮孩子都生活在單親家庭，而且人數越來越多。

一般而言，他們會有一位單身的媽媽。譴責媽媽無濟於事。如果要指責誰，我也會怪在爸爸頭上。但問題是，如果家裏只有一位成年人，那麼養育孩子就要困難許多。單親家庭在窮人生活中成為常態，就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後果：窮孩子所能獲取的資源，不僅是經濟資源，還包括社會資源，同富家子弟所能掌控的，不可相提並論。所以説，在今天的美國社會，你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我所説的“剪刀差圖表”。在圖中，頂部一條線代表富人區的生活，而底邊另一條線則展示出窮孩子的人生。結果表明，富家子總是好上加好，而寒門子弟卻每況愈下。

事到如今，我們美國人可以做的事很多。要是我認為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大概就不會寫《我們的孩子》了。我們美國人要開始有憂患意識了，如何做才能縮小富家子弟和窮孩子的差距，不僅是經濟的鴻溝，還包括社會資本的天壤之別。原因在於，這一邊的孩子們，我的孫輩兒女，擁有許多人生導師。老師關心着他們，父母疼愛他們，教會里的牧師指導他們，鄰居也喜歡他們。但在距此不遠的市鎮另一邊，窮孩子卻是孤單無援的。

這些孩子沒法信任父母，因為他們的家庭早已破裂。他們沒法信任鄰居，因為他們居住在危機四伏的社區內。他們沒法信任自己的學校，因為他們上的是不倫不類的學校。他們沒有教練可以信任，因為他們連課外的體育運動都沒機會參加。他們灰心喪氣。他們不相信任何人。在寫作《我們的孩子》時，我們曾訪談過一位年輕女孩，她在“臉書”上説：“愛，只會受傷；信，令你死亡。”想一想吧，在青少年階段無法相信任何人，這樣的成長意味着什麼。這不僅傷害了這些孩子，也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失敗。我們為何走到今天這地步？回到20世紀50年代，當我在這個國家長大時，我生活在美國中部農村地區的一個小鎮。那是一個適於長大成人的地方，在經濟上算不得富足，但生活中滿滿都是社會資本。

當我的父母提到“我們的孩子”這個詞時，他們總是會説：“我們的孩子需要一個游泳池。”他們説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要為姐姐和我修建一個游泳池。在他們的口中，“我們的孩子”這個詞，指的是鎮上所有的孩子。也許鎮上所有人都要多交一點税，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高中修建一個游泳池，為了鎮上所有的孩子，每一個孩子。然而在過去三四十年間，“我們的孩子”的語義在美國已經大大縮水了。

現在，當人們説起“我們的孩子”，他們所指的只是他們自己生的孩子。當人們談及生活在鎮上那一邊的孩子們時，他們會説：“好吧，這太糟糕了，但這不是我的問題。他們不是我的孩子。問題出在別人身上。”這樣的想法，恰恰就是問題之所在。我們已經開始了一種大變遷，告別了這個“我們”的社會，而進入一個“我”的社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看起來更為艱鉅，也更棘手。

但到此，我還是要提出一個更普遍的觀點：每當進入經濟和技術快速變革的歷史階段，社會中就會瀰漫着嚴重的焦慮，不平等日益加重。如任其惡化下去，就會感染到下一代人，事態就愈加惡化。這不公平，在經濟上也是無效率的。

不僅是美國，同樣的趨勢也發生在今日世界上的許多國家。但追溯美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某些時期，美國人也曾面對同樣的問題。世界看起來一片灰暗，接下來我們就要着手修正這個問題，就要開始向積極的方向去努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仍在努力推動歷史上曾發生過的變革可以重新出現在美國。但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説，要想明天會更好，就要求我們認真對待我們的職責，不僅是做好的、富有挑戰的、經驗性的研究，而且要求我們認真對待研究選題，選擇那些可以切實幫助我們的公民同胞的研究選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