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帕特南 | 從經濟不平等到階級隔離:我正目睹美國社會資本的衰落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19-04-21 21:13
羅伯特·帕特南 | 哈佛大學馬爾金公共政策講席教授、肯尼迪政府學院原院長,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譯者:孫競超 | 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
校對:田雷 | 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3期,原標題為《社會資本研究50年》
致謝:本文英文稿為帕特南教授於2018年9月22日在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所作的講座記錄稿,文稿經作者修訂。
文中圖片未經註明均來自網絡
過去三四十年間,社會資本研究始終是全世界社會科學最熱門的領域之一,而因社會資本衰減所導致的社會問題也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社會資本可分為粘合性社會資本和連接性社會資本。其中,連接性社會資本在現代民主國家更重要,但也更脆弱。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始,美國的社會資本呈崩潰趨勢,美國人的社會連接已經全面塌陷,每個人都成為一個孤島個體;不僅如此,由貧富懸殊形成的階級隔離,已經嚴重危及了“美國夢”,因為出生決定命運。社會資本衰減問題既然事關現代民主的日常,就應當構成有擔當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案頭議題。
羅伯特·帕特南教授
我今天演講的框架比較個人化,因為我想要告訴你們的是我眼中的社會資本理論;是過去50年間,作為一位學者,也作為一位政治活動家,我所做的一些工作。如果你們讀過我任何一本書,《讓民主運轉起來》《獨自打保齡》或者《我們的孩子》,那麼對於我接下來要講的,你們並不陌生。
事實上,當我初次聽到社會資本這一術語時,我的學術生涯已經人到中年了。在過去三四十年間,關於社會資本的研究,始終是全世界社會科學最紅火的領域之一。當我開始就社會資本進行寫作之時,當《讓民主運轉起來》出版之時,人們幾乎對社會資本這個詞聞所未聞。那時候,每過兩三年,也許會有一篇關於社會資本的論文發表出來。而現在,每兩三個小時,就會有一篇社會資本的論文發出來。所以説,這個領域真是今非昔比。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在於,社會資本這個同我的研究交織在一起的概念,被證明是極其重要的。
一
我曾研究過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在這個世界上,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學者不超過五個。所以我接下來要向你們講述的,是一個就其研究對象而言極其無趣的問題,因此我就要給出解釋,為什麼你們應當關注意大利的地方政府。
假設你是一位植物學家,你可以選取基因相同的種子,然後把它們種在不同土壤的花盆中,每天給它們澆水,以觀察環境是如何影響植物生長的。如果這些植物在生長過程中出現差異,那原因不可能出在基因上,因為它們的基因是一模一樣的。所以説,一定是因為土壤中某個不為我們所知的成分。一般而言,政治學並不是一種實驗科學。但在1970年,我同太太羅斯瑪麗去了意大利,發現意大利的社會生活創造出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先決條件,其邏輯恰似上述的植物學實驗。首先,意大利人創設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機構,他們的地方政府從紙面上看是一模一樣的。這些地方政府,都擁有相同的權力,都有着相同的結構,手裏支配着一樣數目的資金。但是,裝着土壤的花盆,也就是這些地方政府所依託的地區環境,則大不相同。意大利是一個地域差異非常大,非常多樣化的國家。
意大利總理府
20世紀70年代,我們剛開始這項研究時,意大利的一些地區還相當落後。但意大利還有一些區域,放在全世界都是最發達的地方,這些地方在經濟上非常先進。因此,就土壤來説,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此外在文化和政治上也大不相同。意大利有些地區,如威尼託區,是世界上天主教徒最多、也最保守的地方;但同威尼託相接壤的是利古里亞和翁布里亞地區,這裏當時卻由意大利共產黨執政。這些地區,在經濟發展上可謂是齊頭並進,但就地方的政治傳統來説,簡直是天差地別。同在意大利,有些地區有着良好的教育,有些地區則把教育弄得一團糟。這樣你們就能看得到,在意大利的“實驗”中,不同地區的土壤非常不同,但種子,即這些新設立的地方政府,卻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們的研究計劃非常簡單。我們想要做的,是測評這些地區的發展,最終判斷哪些地區發展得成功、繁榮且富饒,反過來説,又有哪些地區有可能失敗。完成這項研究,用了我們整整25年的時間。
我們想要測評的,不只是第一片葉子如何生長出來。我們還要去觀察,地方政府如何像植物一樣生長,開花結果。我們的測評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比方説,我們評估各地方政府的立法輸出,它們到底通過了多少部法律。我們評估它們的預算以及預算過程的效率。舉個例子,按照法律字面的規定,每個地區政府都應當承擔起轄區內託兒所的運轉。而且它們也都有充裕的資金。於是我們就走遍意大利各地,統計出每一個地區到底有多少所政府運營的託兒所。我們還曾評估地方政府日常的回應度和效能。我們也曾做過測評,看看各地民眾是如何看待這些地方政府的。原來,有些地方政府真的很得民心,而另一些地方政府卻搞得怨聲載道。結果證明,我們作為研究者同意大利公民有着相同的判斷,有些地區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運轉得井然有序,擁有現代的、高效的地方政府,政府回應性強。它們回覆郵件,答覆電話,提供資金補貼。而意大利還有一些地區,它們的政府從成文法律上擁有同樣的權力,但其實際運轉卻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它們從不回覆郵件,非常腐敗,喪失了民心。因此我們有了一個判斷:一些地區很成功,另一些地區則不成功。
我們已經成功地對“植物”做出測評。那接下來的問題就很簡單了。到底是什麼導致了一些地方成功而另一些不成功,也就是到底什麼是土壤中那不為人知的成分呢?問題不可能出在形式上的制度,而必定在於環境中的某些因素。我所指的也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環境,而是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我們最初的想法是,可解釋的變量或許在於地區的富裕或貧窮。答案可能是,富庶的地區更有能力形成好政府。所以,富有的地區有着成功的政府,反之,貧窮的地方則不成功。
還有一個假設,認為造成不同結果的變量在於教育。這就要説是教育工作者的缺陷了,我們總是認為我們的工作至關重要。我們想到,也許教育程度越高,人們就要求更好的政府。因此我們關注教育,我們還關注了許多不同的變量,這就等於是在化驗土壤的化學成分。但到底是哪個指標,可以讓我們最準確地預測哪些地區成功/不成功,我們壓根就沒有猜到。結果出來了,最準確的預測指標竟然是一個地區內合唱團、足球俱樂部以及其他形式之社團的總數量。
我們可以數一下,一個地區有多少家足球俱樂部,多少家合唱團,多少各式各樣的社團和公民組織,然後把得出的數字同地區政府之表現進行比對。這麼説吧,如果你能告訴我,意大利某個鎮上有多少家合唱團,我馬上就能回答你,你要是報銷自己的醫療費用,會需要多長時間。這就是土壤裏原本不為我們所知的成分,我們發現,它的存在同地區政府之表現存在密切關聯。當然,兩者並不是在所有案例中都絕對相關,但卻是強相關。那個時候,我稱之為公民文化(civicculture),因為社會資本這個詞當時還聞所未聞。它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説的社會資本。
問題隨之而來:社會資本從何而來?合唱團又是如何形成的?我們要追問的是,為什麼同是意大利,一些地區沒有太多結社,而另一些地區卻有很多社團。這種地區之間的差異來自何處?回答這個問題,就要求我們追溯歷史,一直向上追溯。我們最終回溯至16世紀。結果表明,現在社團多的地區,500年前同樣如此。所以説,作為一名意大利人,你要等多久才能拿到你讀汽修學校的資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所在地區500年前有多少合唱團。我有一個朋友,是意大利某個貧窮地區的行政長官,聽到這個消息後,他頓覺心灰意冷。在我進行這項研究的25年中,我同他已經成為很好的朋友。他對我説:“鮑勃,我相信你説的數字,但我不能讓自己相信你説的對。因為如果你是對的,那我作為一方政治領導人,我的命運早在500年前就有了定數。”我朋友道出了很重要的一點,因為我關於社會資本的第一項研究似乎表明,社會資本會在歷史長時段內保持極穩定的狀態。現在回頭看,那只是我對社會資本問題的初次涉獵,但這一觀念在我的研究中持續保留下來。讀者經常認為,我相信某一區域的社會資本是一成不變的。一句話,並非如此,我知道並非如此。但具體到意大利,這個國家的社會資本水平確實維持着極強的連續性。
二
我一直在使用社會資本這個詞,但我還沒有告訴你們,社會資本是什麼。當我説社會資本時,我是指社會關係網以及與此網絡相伴而生的互惠和信任的交往規範。那我所説的互惠又是指什麼呢?互惠的意思也很簡單。我現在幫你一把,卻並不期待你現在就回幫我,因為生活仍在繼續,你將來某時會幫我忙的,或者説你幫了他,而他又幫了我。所謂普遍互惠,就是説你願意對他人施以援手,而不必擔心他們緊接着要以何種行為來回報你,因為你們所有人都在同一個關係網中。
關於社會資本,核心的教義就是社會關係網很有價值。首先説,對於身在關係網中的人來説,網絡有其價值。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果你處在某個關係網中,你就會因你人在網中而獲益。舉個例子,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他們是怎麼找到工作的,並不是因為他們知道多少事,而是因為他們認識多少人。我所講的,可不是腐敗。我只是説,大多數人找到工作,並不是通過互聯網或者報紙。大多時候,你得知某個工作機會,是通過你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由此讓工作找到了你。比方説,某人正準備僱用一名新的電腦程序員,而他跟一位朋友提到此事。接下來,朋友又將這事講給了另一個人,而那個人恰好又認識你。於是他們説:“我的天,我剛好認識一個人,他應該適合這份工作。”社會關係網的效應非常強大,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一位學者就曾做過一項研究,根據美國人一輩子的收入來計算他或她的朋友圈的金錢價值。你有多少好朋友,你就會有多少工作。對於大部分人來説,朋友的金錢價值要高於學位的金錢價值。這麼説吧,你們為什麼要到北京大學來,不是因為你在課堂上能學到什麼,也不是你在這裏讀什麼書,而是積累社會資本。當然,對於個人來説,社會資本還有許多其他好處。我們過會兒再回到這個問題。
社會關係網還會惠及局外人,也就是那些不在關係網絡中的人。美國、英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研究都證明了這一點。我不知道中國的具體情形,但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要預判一個鄰里社區的治安狀況,最貼切的指標並不是執勤警察的人數。那是什麼?是多少人可以直呼他們鄰居的名字。社會資本可以阻止犯罪!羅斯瑪麗和我住在一個緊挨着哈佛的社區,那裏滿滿都是社會資本。在我們的鄰里社區,人們永遠在野餐,在燒烤,在聚會,總之有着各種各樣的社會連接。這就説明我們的社區存在充裕的社會資本。我並沒有參與鄰里的社會資本,我經常不在家,但因為關係網絡具有外部效應,我也能從中獲益。這麼一看,社會資本太強大了!還能舉出許多例子,每一例都可以證明,從社會連接中獲益的並不僅限於關係網絡中的人。就拿意大利的地方政府來説吧。那些富含社會資本的地區,就擁有密集的社會關係網,也因此可以形成好政府。人們生活在這樣的地方,即便他們自己並不加入某些組織或參與俱樂部的活動,也能享有好政府。社會關係網存在整體的、間接的或者外部的效應。研究已經表明,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事實。
我今天不想空談社會理論,因為我想給你們講故事。但接下來會有一點兒社會理論,為了讓你們理解社會資本的價值。讓我們説説各種形式的資本。物質資本就是某種工具,像一把螺絲刀。如果你省吃儉用,買了一把螺絲刀,有了這個工具,你就可以更快地修理更多的自行車。大多時候,物質資本被用於做好事。當然,你也可以拿起螺絲刀去為非作歹。任何工具,你都可以用來做壞事。物質資本還是那件工具,只是用在了不好的目的上。社會資本也是如此。我並沒有説社會資本總是好的。基地組織也淋漓盡致地示範了什麼是社會資本。它包含了極緊密的信任和互惠關係網。對於網中人來説,若你是基地組織成員的話,這是好的社會資本;但對於局外人來説,它就不那麼美妙了。我不希望你們誤會,就好像我在宣講社會資本總是好的。我所説的只是,社會資本總是很強大,而且經常被用於做好事。研究結果表明,就經驗層面而言,對於我們所關心的許多事,社會資本是一個重要的預測指標,有了社會資本,生活經常會更美好。
我已經向你們講述了社會資本。它作為一項指標,準確預測了意大利的好政府。社會資本越多,則地方政府越好。同樣成立的是,某區域內社會資本增幅越大,則孩子們的學業就越好。作為一項指標,社會資本可以有效地預判出教育成績。如果你對學校的教育質量感到擔憂,你可以提高教師的薪酬,也可以增加社會資本。我告訴你們,增加社會資本是更好的選項。社會資本還有助於經濟績效。我前面已經講過,社會資本可以降低犯罪率,減少偷漏税。它還能促成更有效率、同時更少腐敗的好政府。在這裏,我還要多説幾句。社會資本還是身體健康的預測指標。知道這一點,真的很重要。加入一個團體,那麼你在接下來一年死亡的幾率會減半;要是加入兩個團體,幾率會減少3/4。這不是隻對美國人應驗。我想在其他國家也同樣成立。孤單生活,同吸煙一樣,都是造成過早死亡的巨大威脅因素。所以説,如果你既抽煙,又沒有加入任何社團,那到底什麼是健康殺手,還真説不定呢。且聽老人言,如果你沒法戒煙,那怎麼着也要加入兩三個社團,彌補身體這本錢!
我能聽到,你們中有人在説:“得了吧,鮑勃,同他人交往可以有助於健康,這怎麼可能呢?”答案之一就是我們所説的“社會支持(socialsupport)”。説得明白些,如果你有很多朋友,當你生病時,就會有人給你送來雞湯。或者説,當你老了,你摔倒在浴缸裏,要是你有朋友的話,就會有人來照看你,救你這條老命。所以説,原因説簡單也簡單,同朋友保持聯繫,就提供了社會支持。但答案還不止於此,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生理性的。放眼今日學界,關於社會資本和公眾健康的研究,最有意思的關注就在於社交互動同生理學也就是人體機能的關聯。
研究結果表明,同其他人待在一起,尤其是同我們認識的人在一起,會改變我們人體的機能。它構建起專業人士所説的“壓力緩衝區”(stressbuffers)。同他人更多交往,就會讓你的身體更能適應來自環境、細菌等的威脅。有些研究非常有趣,它們證明,你的朋友越多,那你得感冒的幾率就會越少。為什麼會這樣?你的朋友越多,那你就越有可能接觸到細菌。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有更多的朋友,你身體的生化機能就會發生變化,你體內就會產生更多的保護抗體。
現在我得澄清一下,我是一名政治學的博士,可不是醫學博士。所以説,我剛才所講,並不是告訴你們“快點加入兩個團體吧,然後就萬事大吉了”。我説的是,科學研究已經找到了非常有趣的有力證據,也發現了新的證據,表明我們從生理構成上就是社會性的存在。我們作為一種生物,從構成上就是要同他人在一起。這麼説吧,如果我們不太同他人相處,那我們的身體會變得不健康。老年人尤其如此。老年人更容易孤獨,這是嚴重的危險。現在你們知道,為什麼我總是要緊跟着我的妻子羅斯瑪麗了吧。
社會資本有不同的類型,正如人力資本有不同類型一樣。人力資本只是指培訓和教育。所以説,從本地汽修學校拿到一個文憑,或者從北京大學獲得一個學位,會增加你的人力資本。
上面打的這個比方並不是説,你在北京大學獲得人力資本的提升,就會幫助你修好汽車的癟胎。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是用於不同目的的。社會資本亦是如此。關於不同類型的社會關係網,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最重要的區別之一就在於社會連接的不同,有些社會關係網是將我同像我一樣的人聯繫起來,而另一些連接則是將我與不同於我的那些人聯繫起來。第一種資本叫粘合性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它將我同其他白人、男性、老年、美籍、猶太裔的教授們聯繫起來。第二種是連接性社會資本(bridgingsocialcapital),我要是有這種資本,就意味着在我的社會關係網中,可以發現不同世代、不同種族、不同社會階級、不同性別的人。
做出這樣的分類,我不是説連接性社會資本好,而粘合性資本就不好。要是你生病了,為你送來雞湯的人,來自你的粘合性社會資本。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大量的粘合性社會資本。我們需要同我們一樣的人。但問題是,在一個多元化的現代民主國家,連接性的社會資本確實更重要。要有社會紐帶,將我們與不同種族、不同社會階級、不同性別或者不同國籍的人們聯繫起來。生活在現代世界,所有這些連接性的紐帶都至關重要。
到此可以説,我們需要粘合性的社會資本,我們也更需要連接性的社會資本。但難題是,培養粘合性的社會資本易,而培養連接性的社會資本則難。我祖母就明白其中道理。英語有個諺語婦孺皆知,即物以類聚/人以羣分(Bird sofa featherf lock together)。意思很明顯,羽毛顏色相同的鳥兒會待在一起。我祖母當然不知道什麼是社會資本,但是她明白,培養連接性的社會資本要比粘合性資本難得多。
所以説,對於今天的美國來説,真正的大問題,幾乎是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我們到底有多少粘合性的社會資本,而是我們所有的連接性社會資本還剩下多少。我接下來還會回到這個問題,但現在讓我們繼續我研究社會資本的學術史。
三
在意大利,我待了25年。在那25年中,我認識到一點:社會資本很重要。是什麼指引我找到下一個研究題目的?首先不是學術興趣,同我作為一名政治學者的研究旨趣無關,而同我身為一位美國公民的利益息息相關。1994年前後,我發現美國民主陷入很麻煩的境地。大約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民主就其運轉而言就從來沒好過。美國人變得越來越不信任我們的聯邦政府。就是在1964年那一年,我開始在選舉中投票。也許我可以做一假設,我很可能是美國民主衰退的原因,但是我必須要探究其他種種假設。
當時,我腦海中蹦出個念頭,我此前作為一名學者在意大利研究的題目——社會資本,會不會同我作為一名公民回到美國後所關注的現象存在關聯。剛開始時,這個想法只能説是很模糊。我對自己説,好吧,如果在意大利,社會資本構成民主的重要條件,那麼怎麼解釋我們美國政府運轉不良,原因也可能在於從1965年到20世紀末,我們的社會資本也在衰減。
但問題是,我沒有任何證據來證明這一假設。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如我的生活往常一般,很幸運,羅斯瑪麗把我從困境中“拯救”出來。你們要知道,當時,美國最常見的社會組織形式就是我們所説的“家長-教師協會”。就是那種在學校裏把家長同教師聯繫起來的團體,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組織。當我們的孩子還在上學時,我同羅斯瑪麗都參加了家長-教師協會。而我一直想當然地認為,這類組織總是在發展壯大。
直至某天早餐時間,羅斯瑪麗遞給我一份報紙:“瞧瞧這個,我們這裏的家長-教師協會的成員人數一直在下降呢。”於是我們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我也很好奇,這種現象是不是隻發生在我們鎮上。我們發現,整個美國,家長-教師協會的會員數都在下降。那麼其他組織又如何呢?比如説男童子軍和女童子軍。結果讓我們大吃一驚,從1964年開始,童子軍的人數也一路下降。那些朋友團體又是什麼樣呢?在美國,所有的男人組織都以動物來命名,比如雄獅會,駝鹿會,麋鹿會,雄鷹會,還有浣熊會。結果表明,所有“動物俱樂部”也都出現會員流失的情況。
有一天,我同一位老熟人共進午餐,他是全美最大的連鎖保齡球館的老闆。你們知道保齡球怎麼打嗎?在美國,它是非常受歡迎的遊戲。打保齡的美國人,要比在選舉中投票的還要多。因此保齡球是個大生意。我給他講了我的研究發現,美國社團都在流失會員。他告訴我:“鮑勃,你發現了我們這行面臨的主要經濟難題。沒錯,打保齡球的人數在上升,但麻煩是,成羣結隊的球友卻越來越少。”在我小時候,大多數人是成羣結伴去打保齡球的。也就是説,人們聚在一起,五人組成一隊,同另外一支五人隊一起比賽。
我這位朋友的經濟難題就是,如果你組隊打保齡,打聯賽,那你消費的啤酒就是單人打保齡時的四倍之多,經營者從哪裏賺錢?錢在啤酒裏,而不是球和球鞋上。所以説,他現在的處境説來也奇怪,光顧保齡球館的顧客越來越多,但營業額卻不升反降。後來,我把這個故事轉述給另一位朋友,他這麼説:“哦,那你的意思是我們更常去打保齡,但卻是在獨自打保齡。”我當時就想,多麼好的一個題目啊!所以這就是《獨自打保齡》書名的由來。説真的,這不就是這本書最精彩的地方嗎!
當我開始研究美國社會資本的狀況時,我收集了大量的證據。在這裏,我要給你們坦誠當時的感覺,一開始,我當然不知道這研究將會通向何方。開始時,我只不過是想要搞清楚美國正在發生些什麼。但證據卻每每讓我感到震驚:那些我曾經以為人人都有的社會關聯,全都開始萎縮甚至於枯竭。
要想測估社會關係網的歷時變化,最簡單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測估社會組織。但務必要記住,社會資本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很多並不是組織。比方説,有一羣同事,每週五都出去喝酒或去圖書館,讀書或者一道做點其他事,這就是社會資本。但這不是組織,只是人們聚在一起而已。在上海時,我看到一大羣老年人在公園裏跳舞。那就是社會資本。記住,它不是組織,但它構成了一種社會關係網。
我們之所以關注組織,是因為許多組織都保留了它們的成員記錄。所以説,你可以向前追溯一段很長的時間,找到某個組織歷史上曾有多少名成員。我有一張圖表,其數據包括了美國32個不同組織的人員規模變動,時段覆蓋了整個20世紀。從該圖表中,我們可以讀出,在某一組織所覆蓋的人羣之中,到底有多少實際上加入了該組織——比方説,全部孩子中加入男童子軍或女童子軍的到底有多少,所有中年男子中加入某一家“動物俱樂部”的又有多少,所有女性中加入婦女組織的又有多少,全部黑人中加入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又有多少人。
自20世紀初年起,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組織。只有一個例外時期。在大蕭條期間,平均而言,美國各類組織在五年內流失了過半數的成員。大蕭條對社會聯繫的殺傷力極大。但隨着整個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走出蕭條,特別是在二戰期間以及戰後,美國很可能迎來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組織繁榮。
每年,每一個組織都在吸收更多的成員。當然,美國人口的基數也在變大,但重要的還在於,加入組織的人數比例越來越高——更多的孩子加入童子軍,更多的父母加入家長-教師聯誼組織,更多工人加入工會⋯⋯越來越多。直至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和70年代,突然、悄然且詭秘地,所有的美國組織都開始經歷人員規模的縮水,成員數先是減少,然後暴跌,最後是斷崖式的下降。
每一個組織都知道,它的成員在不斷流失。當成員開始離散時,每個組織首先説的是:“我們要改變一下做事的方式了。我們要找到更有本事的人,讓他負責招募會員;問題出在我們的組織上;也許我們要拿出更好的活動方案。”但如果你環顧整個美國,卻發現每一個組織似乎在一夜之間都染上某種怪病,這可能性有多大呢?不大可能吧,因為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
我已經描述了組織成員人數的走勢。但總有理由告訴我們,以組織來測評社會資本,並不是一個完美的指標,有可能我在採樣時就沒有選對組織呢。而且我在前面也説過了,並非所有的社會資本都是組織化的。也有可能,人們參與俱樂部活動更少了,但外出野餐聚會卻更多了。我們不僅要看社會組織,還要考察組織以外的許多形式的社會資本。
於是,我們觀察了美國人蔘與公共聚會的發展趨勢。我們發現了一整套此前被塵封的民意調查,連續25年,每年都有問卷和數據。該民調錶明,在20世紀70年代,回答説此前12個月中曾參加過公共聚會的,約佔全體美國人的23%。到了我們開始研究的1995年,同比數據下降到12%。現在更是降到了8%。事實上,就在最近幾個月,這一數字略有小幅上揚。
再看看普通美國人每年參加俱樂部聚會的次數。這一數據覆蓋了所有類型的俱樂部聚會,而不只是我挑選出的俱樂部。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平均而言每個月都要參加一次俱樂部聚會。但到了20世紀末,這一數字下降到每半年一次。而時至今日,大多數美國人壓根不會去參加什麼俱樂部活動。
美國貧民家庭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家庭娛樂中。美國從前曾有一種生活中的習慣,我們叫“晚餐派對”。但現如今,這種習慣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美國家庭內的晚餐,也大致如此。在美國,家庭晚餐曾經是再普通不過的事,但現在卻難得一見。所以説,哪怕是在家庭內部,我們同其他家庭成員的聯繫也在減少。
再看看美國人是變得更慷慨,還是更吝嗇吧。這個指標關注的是我們每年從個人資金裏捐出多少來。20世紀前半葉,美國人,無論富有還是貧窮,每年多少都會捐出一些錢來做公益。整體上,人們捐出的錢越來越多,一直到1964年,又是個拐點,從此後美國人開始越來越自私。與此相關,我們美國人不再信任彼此了。我在這兒不會展示所有的細節,但大體而言,美國人的社會信任度,也即你是否相信他人,出現了急劇下降。在被問及這個問題時,此前大多數美國人會給出肯定的答案,但現在大部分美國人卻只會説不。
現在我們需要總結一下。首先,社會資本有着許多類型和形式。其次,社會資本很重要。再次,回想下《讓民主運轉起來》,社會資本看起來極其穩定,500年的時間內都不變。然而,在我算長但也不那麼長的人生歷程中,我卻看到了美國社會資本的崩潰。《獨自打保齡》出版後,我獲得了許多關注。為什麼人們的眼球都緊盯着《獨自打保齡》?為什麼突然之間,全世界都在談論《獨自打保齡》?不是因為我多麼聰明,而是完全出於偶然,我撞上了所有美國人都知道正發生在他們生活中的事情。
他們知道,若是同父母一代相比,他們的社會聯繫不再緊密了。但他們曾經在心裏想過,認定這是他們個人的過錯。也許他們的爸爸媽媽是真正的社交好手,但他們卻很懶惰。聚會就在那裏,只是他們不願意去。但現在,來了這麼一位哈佛的教授,告訴他們:“這不是你的錯,全國上下,都是如此。所以別擔心。”但講真的,我在擔憂,不是擔心你,而是擔心我們所有人。我們失去了連接。《獨自打保齡》出版後,引發了大量的爭論,我講對了,還是一派胡言?我也熱切地希望參與到公共辯論中去,因為在我看來,作為一位學術人,我的一項工作就是要去討論我的公民同胞們所關切的議題。作為學者,不應該只關心他們自己那點雞毛蒜皮的學術問題。學者不僅要思考他是否做對了學問,還要追問他是否做了對的學問。所以説,要想成為一位有社會擔當的社會科學家,那你就要不停地同各類聽眾進行交流。
很多學者有所質疑,要驗證《獨立打保齡》的對或錯,這表明我們的學術體制運轉有效。同行要去檢驗,才能確認我在書中所説是對的。我並不會因為挑戰而感到被冒犯。我歡迎學術批評。結果也表明,大多數情況下,我是對的。當然在因果關係的問題上,至今仍有很多討論,但可以説,大多數討論目前都承認了基本的事實:美國人越來越“獨自打保齡”。
四
最後,我要跟你們簡單聊聊我最近寫的一本書:《我們的孩子》。這本書提出了一個問題:在我已經談到的社會變革同美國孩子的生活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聯?
在今日之美國,不僅有民主的衰落,不斷加劇的政治極化,日益衰減的社會資本,還出現了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接下來,我將給你們展示一幅大圖景,概括出美國社會在過去三四十年發生的轉變。
現在你們想象下,將所有美國人在這裏排成一隊,根據他們所佔有的財富,隊伍的那頭站着最有錢的,比爾·蓋茨就在那頭;然後,在隊伍中間就是普通的美國人;再接着就是窮人;最後是無家可歸的窮光蛋。那麼在過去40年中,美國人的收入分配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位居排頭的美國人變得更加富有;而落在隊尾的則窮到了無家可歸;位居中間的美國人,變得越來越少。
從歷史上看,美國人對經濟不平等一向懷有搖擺不定的態度。不同於某些西歐國家,或者也同中國不一樣,要是某些美國人佔有鉅額的財富,我們並不會感到太困擾。因為我們是這麼假設的:人人起步於同一個起跑線,你成功了,取決於你的能力,還有你比別人更努力。美國人最在意的是,我們的人生應該從同一個起點出發,而不是我們應該到達同樣的終點。
當美國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時,我們向全世界宣告的第一件事便是,我們相信人人生而平等。這就是美國夢了。你在美國能過上什麼樣的生活,應當取決於你自己,取決於你的勞動和能力,而不看你父母是誰,做了些什麼。而我現在要告訴你們,美國夢正變得越來越不真實。
在美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越來越嚴重。階級隔離也在加劇,什麼叫階級隔離?我是指富人只跟富人居住在一起,而窮人也只和窮人一起住。至於那些貧富混居或者中等收入的社區,早已越來越小,居民也越來越少了。所以説,問題還不只是我們能有多少收入,而是我們能同哪些人關聯起來。社會階級的隔離日益加劇,這就意味着富家子弟上富人的學校,身邊同學是同樣的孩子;而寒門子弟上窮人的學校,同學都是窮孩子。這邊,窮孩子要去讀窮學校;而另一邊,富家子弟就去讀好學校,這就意味着他們僅僅接觸到其他的富家子弟。社會階級的隔離還會決定我們同誰結婚。富人家的孩子只會同富家子弟結婚,因為他們平時就在一起。反過來説,窮孩子就只能同其他窮孩子結婚。這可是一個大問題啊!美國社會從前並不是這樣子的,過去貧富之間常有跨階級的婚姻。
戰後美國孩子
我希望你們可以看清楚現在的狀況。出生決定命運,命運可以繼承。你出生在市鎮的什麼地方,就會生活在那裏,也在那裏上學,也就意味着你的孩子也是如此。要是出生在窮人區,你就只能同窮孩子生活在一處,只能去讀窮學校。假設你能結婚,那也只能找到門當户對的窮家孩子。同樣真實的是,在市鎮富人區的那一邊,社會資本仍然存在。家庭還維持着傳統的結構:媽媽、爸爸和孩子們。在富人區,95%的孩子同他們的父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因父母離婚而成長在單親家庭的只有5%;但在同一市鎮的窮人區,大約70%的孩子要在單親家庭中長大。這無關乎種族,不是膚色黑或白的問題。在美國生而為窮人,就是如此。想想看:美國大多數窮孩子都生活在單親家庭,而且人數越來越多。
一般而言,他們會有一位單身的媽媽。譴責媽媽無濟於事。如果要指責誰,我也會怪在爸爸頭上。但問題是,如果家裏只有一位成年人,那麼養育孩子就要困難許多。單親家庭在窮人生活中成為常態,就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後果:窮孩子所能獲取的資源,不僅是經濟資源,還包括社會資源,同富家子弟所能掌控的,不可相提並論。所以説,在今天的美國社會,你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我所説的“剪刀差圖表”。在圖中,頂部一條線代表富人區的生活,而底邊另一條線則展示出窮孩子的人生。結果表明,富家子總是好上加好,而寒門子弟卻每況愈下。
事到如今,我們美國人可以做的事很多。要是我認為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大概就不會寫《我們的孩子》了。我們美國人要開始有憂患意識了,如何做才能縮小富家子弟和窮孩子的差距,不僅是經濟的鴻溝,還包括社會資本的天壤之別。原因在於,這一邊的孩子們,我的孫輩兒女,擁有許多人生導師。老師關心着他們,父母疼愛他們,教會里的牧師指導他們,鄰居也喜歡他們。但在距此不遠的市鎮另一邊,窮孩子卻是孤單無援的。
這些孩子沒法信任父母,因為他們的家庭早已破裂。他們沒法信任鄰居,因為他們居住在危機四伏的社區內。他們沒法信任自己的學校,因為他們上的是不倫不類的學校。他們沒有教練可以信任,因為他們連課外的體育運動都沒機會參加。他們灰心喪氣。他們不相信任何人。在寫作《我們的孩子》時,我們曾訪談過一位年輕女孩,她在“臉書”上説:“愛,只會受傷;信,令你死亡。”想一想吧,在青少年階段無法相信任何人,這樣的成長意味着什麼。這不僅傷害了這些孩子,也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失敗。我們為何走到今天這地步?回到20世紀50年代,當我在這個國家長大時,我生活在美國中部農村地區的一個小鎮。那是一個適於長大成人的地方,在經濟上算不得富足,但生活中滿滿都是社會資本。
當我的父母提到“我們的孩子”這個詞時,他們總是會説:“我們的孩子需要一個游泳池。”他們説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要為姐姐和我修建一個游泳池。在他們的口中,“我們的孩子”這個詞,指的是鎮上所有的孩子。也許鎮上所有人都要多交一點税,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高中修建一個游泳池,為了鎮上所有的孩子,每一個孩子。然而在過去三四十年間,“我們的孩子”的語義在美國已經大大縮水了。
現在,當人們説起“我們的孩子”,他們所指的只是他們自己生的孩子。當人們談及生活在鎮上那一邊的孩子們時,他們會説:“好吧,這太糟糕了,但這不是我的問題。他們不是我的孩子。問題出在別人身上。”這樣的想法,恰恰就是問題之所在。我們已經開始了一種大變遷,告別了這個“我們”的社會,而進入一個“我”的社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看起來更為艱鉅,也更棘手。
但到此,我還是要提出一個更普遍的觀點:每當進入經濟和技術快速變革的歷史階段,社會中就會瀰漫着嚴重的焦慮,不平等日益加重。如任其惡化下去,就會感染到下一代人,事態就愈加惡化。這不公平,在經濟上也是無效率的。
不僅是美國,同樣的趨勢也發生在今日世界上的許多國家。但追溯美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某些時期,美國人也曾面對同樣的問題。世界看起來一片灰暗,接下來我們就要着手修正這個問題,就要開始向積極的方向去努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仍在努力推動歷史上曾發生過的變革可以重新出現在美國。但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説,要想明天會更好,就要求我們認真對待我們的職責,不僅是做好的、富有挑戰的、經驗性的研究,而且要求我們認真對待研究選題,選擇那些可以切實幫助我們的公民同胞的研究選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