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桑奇隕落，賽博烏托邦崩解_風聞

文 | acel rovsion

4月11日，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被英國警方逮捕，一個時代落下帷幕。讓我們為誕生這位互聯網鬥士的年代做一番簡短的總結。

前阿桑奇時代

現代國家治理機器從歐洲誕生，理性化法權框架、理性化官僚體制、主權意識和工業化組織社會終結了小羣封建領主、公侯國、莊園主、私兵羣體對統治機器暴力使用權的分享，這一變革同樣幫助美國走向巔峯，並使美國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到冷戰末期的現代國家與現代國際體系的主導者。

冷戰結束後，美國政治學家卡贊斯坦宣稱的“多孔化”國際社會體系到來。在卡贊斯坦的理論中，在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國際化的加速使過去封閉的地區成為多孔的、開放的地區，地區實際上沒有明確的邊界，外部勢力從任何一個孔都可進入地區。

**在傳統大國的主權機器管轄縫隙中，在國際多邊協調機制的扇區中，形成了一片片的治理空白，**這形成了冷戰後新的政治空間和政治模式。

阿桑奇向左，極端主義向右

在上面説到的冷戰後新的政治空間中，誕生了兩個異端產物。

首先是極端主義。當代國際社會高度組織化的暴力和行動共同體的暴力，使得非國家組織無法在武力上與國家正面競爭，這導致了恐怖主義（游擊隊）模式的誕生：它利用理性化國家必須創造穩定預期的特點，通過破壞治安專門打擊居民對國家的穩定預期。

我們以某些極端組織為例，其和一個通常的現代政治組織相比，至少完全不具備兩個基本要素。它的內部治理依靠交感化的非理性教法和習俗，對外則拒絕承認現代國際體系的基本原則。由於不具備一個現代主權機器的組織能力，只能通過擴散極端思想和不對稱打擊來試圖破壞傳統政治體的穩定性。美國目前面臨的就是這種麻煩。

這種極端主義產物並不僅限於恐怖主義。當代多元化媒介製造了極化羣體，且改變了人羣通過和社會機器碰撞形成價值觀的傳統生活模式，人的價值觀可能來自網絡輿論和極化的宣傳品。

在前現代社會，一種極端的信仰，理念或者宗教往往產生於現實社會中面臨類似的基礎環境或階層的羣體，並通過一定的路徑進行傳播和擴散。但人類進入多元媒介時代之後，信仰和理念的傳播完全可以脱離現實基礎，依靠迷惑性的極化宣傳擴散傳播，比如歐洲的各類極端環保理論，在毫無現實基礎的中國也能獲得受眾，僅僅是由於他們腦中不切實際的幻想。

目前歐洲的各種極右民粹思想很大程度都是這種模式的產物。多元媒體不光有助於極端模式的傳播，其承載信息能力，保真能力之強還有助於強化極端屬性，使得各種古老的，原教旨的非理性儀式行為都得以復活和發展。

然後是信息無政府主義。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現代政治中高度組織化的信息上下行系統（當代文官協調系統）和多中心化的互聯網場域產生衝突。**互聯網衝破了作為理性治理機器的前提的科層制最基本的要素，**比如文官系統中的複式簿記制度和文書上下行制度，是以信息權限為基礎的內部信息制度，多中心的互聯網天然會對這種制度造成衝擊，同樣，文官系統對外的信息反饋渠道也是有限的，需要層級權限的。互聯網同樣天然對其造成衝擊。

這導致，傳統治理機器無法對互聯網的信息披露，公共審議和信息進行全面監控，互聯網對傳統工具理性的治理機器可以進行不對稱攻擊。

在社會事件上，治理機器傳統上喜歡把信息權限留在機器內部模式，在互聯網時代的不對稱衝擊下不得不轉變為需要回應外部的信息披露和質疑。

然而不止針對社會事件，更重要的是，在牢牢把握政治信息傳播控制權的歐美政治發聲和政治協商渠道體系中，互聯網的無政府無國界勢力顯然也是各個工具理性主導的現代治理機器最頭疼的東西。

阿桑奇顯然就是應運這個時代背景而生。新技術帶來的去中心化生態和紀律化的傳統治理模式發生了激烈衝突，這使得依賴於技術流程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粘合在一起的破碎社會重新變成了多個不相交位面的雜合體。而維基解密變成了這個雜合體中，無數傳統政治觸及不到的空白中最具有破壞性的一個點。

終結阿桑奇

特朗普在競選時候無數次用維基解密作為外部政治籌碼來打擊希拉里的輿論盤，然而特朗普現在翻臉不認人了。厄瓜多爾在新總統上位之後同樣無法再容忍阿桑奇的存在。至於英國，因為政治原因無論如何都要在這件事上充當美國的馬前卒。

這些都充分説明傳統政治體雖然會藉助這些第三方力量，但是這股力量本身是不能被容忍的。早前的斯諾登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因為背後的大國深層博弈和斯諾登本人一定程度上的妥協，斯諾登也不可能最終順利的到達俄國。

阿桑奇的境遇揭露了一些現代政治體的本質。

在現代政治框架下，體系中的上位者內部依然存在協調體系和政治共同體，依然存在**”隱形政治”和“深層政治”**，這對於我國人民來説看起來屬於常識性的東西，然而，對於自認為處於“民主自由”體系之下，且嚴重依賴於媒體政治宣傳的西方世界，阿桑奇毫無疑問是扯下了皇帝新衣。

**從全球層面來説，西方世界説到底還是一個以美國為首的的政治統一體，**這個統一體對內以技術規制來治理內部的不確定性，比如在郵件門大爆發後，紐約時報配合政府相關人員對郵件進行篩選過濾，確定哪些可以披露哪些不可以，以技術手段既保證滿足民眾知情需求，又不會產生實質上的不確定隱患。再如從阿桑奇對美國造成威脅之後，從阿桑奇被瑞典警方指控強姦，到英國警方對其實施抓捕，到最終被抓捕，都是這個政治統一體內部的技術規制結果。

然後，這個政治統一體對外通過極端的技術手段和政治協調，對不確定性的政治危險進行預測性的網格化治理。這樣的例子在近十多年的全球政治史中同樣比比皆是。

所以程序員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構想的由網絡空間（我們科幻一點，叫賽博空間）構成新權力場域，並試圖在這之中實現去中心化的信息無政府主義，隨着阿桑奇這位傳統政治挑戰者在美英體系的絞殺之下隕落而徹底破產了。

著名吐字不清的胖子齊澤克，強調阿桑奇之死昭示了數字公地被傳統政治佔有，而資本主義的技術監視也毀滅了自由這個中介機制。但我想説，與其非要把話語拆成詩歌用來痛苦吟唱，西方世界的左中右們還不如學會舉起拳頭，畢竟——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