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邊界之爭背後的輿論戰 印度歷史造假被揭穿_風聞

自1959年中國與印度邊界爭端公開化，印度在邊境地區執行“前進政策”蠶食爭議地區的同時，印度也在國際輿論場發起了一場輿論戰。通過有選擇地使用英國及印度檔案，甚至不惜偽造歷史，中國雖贏得了戰爭卻在輿論場上慘敗，直到1970年代才被揭穿。 中國英屬印度和西藏當局出席人員合影

中印戰爭背後的輿論戰

在中印邊界爭端的同時，作為輿論攻勢的一部分，印度政府有選擇性地公開了大量有利於印度邊界主張的檔案材料、白皮書以及中印兩國關於邊界問題的往來文書，如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與中國總理周恩來的往來信件，印度學者也努力從英國印度事務部“發掘”有利於印度的材料。

利用這些材料，印度學者利用英文寫作的天然優勢，在印度國內以及歐美各國發表了大量有利於印度主張的論文與專著，極力論述印度邊界主張的合法性，大肆製造輿論，力圖在世界輿論場贏得有利於印度主張的話語權。

如印度學者查克拉瓦蒂（p. c. chakravarti）的《中印關係》、《印度對華政策》、《印度北部邊界的演變》，卡尼克（V. B Karnik）的《中國侵略的背景與後果》，喬裏的《中國對東北邊境特區的入侵》、《中國對拉達克的入侵》以及《印度、中國和緬甸的邊界》等。

在這些著作與文章中，尤以時任印度外交部法律顧問拉奧（K. K. Rao）、印度法律研究所教授的夏爾馬（Surya P. Sharma）分別在世界國際法領域兩大權威刊物英國《國際法和比較法季刊》、《美國國際法學刊》發表的論文影響最大。

拉奧從五個角度論證了印度邊界主張的合法性：“其一，印度同這些地區的密切往來以及擁有這些地區的歷史權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其二，印度北部邊界同國際法有關自然邊界和分水嶺的原則及實踐是一致的；其三，條約和習慣都明確顯示，中國和印度是接受這些邊界的，在中國開始對邊界提出領土主張並進行‘侵佔’的時候，印度已公開對這些地區實施主權；其四，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對印度、西藏和中國都具有約束力；其五，中國承認過印度所宣稱的中印邊界線。”

夏爾馬則從六個方面論證了印度對中印邊境爭議地區領土主張的合法性，並強調：中印邊界東段的邊界線，是由西姆拉會議以及1956年周恩來同尼赫魯的談話所確定的；中段邊界線是由1954年的《中印協定》所確定的；而1684年和1842年的條約則確定了西段的邊界線。（即拉達克戰爭後1684年西藏與拉達克王國簽訂的合約，以及西藏與克什米爾多格拉王朝戰爭後1842年簽署的合約） 夏爾馬甚至還稱，“早在公元前1500年，印度的北部邊界就已經延伸到喜馬拉雅山脊。”因而，“當代國際法的所有原則，無論單獨考慮開始綜合考察，都顯然證實了印度對中國所主張權利的那些地區擁有持續的專權。”

由於印度在檔案資料方面的近乎壟斷地位，中國在相關研究上的不足與失聲，歐美學者在發表相關文章時，因資料缺乏不得不大量引用這些有利於印度的論述。加之冷戰背景下，歐美對於紅色中國的醜化宣傳，以及中蘇交惡，印度的輿論攻勢大獲全勝。

美國國際法學者魯賓（Alfred Rubin）1960年發表在《國際法和比較法季刊》上的長篇論文《中印邊界爭端》集中代表了那個時代歐美學術界對於中印邊界爭端的看法——在中印邊界東段英國和印度的主張比中國更有力，無法證實中國主張的合法，否認西藏與藏南的歷史與文化聯繫。

可以説，中國贏得了戰爭，卻在輿論戰上一敗塗地。

被戳破的謊言

而就在印度輿論攻勢一手遮天的1960年代，正在英國檔案館和印度事務部檔案館工作歷史學家蘭姆（Alastair Lamb），發現了印度論述邊界合法性時引用檔案中的貓膩。他也曾試圖通過英國政府將這一發現轉告印度政府，但似乎英國官方並不感興趣。

蘭姆發現1929年由英屬印度外交部出版的《印度和鄰國的條約、契約、證書集》即《艾奇遜條約書》第14卷中，並未收錄麥克馬洪線的最大法律依據《西姆拉條約》，是1938年由英印當局偷偷加入的，當初之所以未收錄是因為中國政府並未承認這一條約。蘭姆還發現，英印當局當初給西藏地方政府的照會並沒有附加地圖——載有麥克馬洪線的地圖。

隨着蘭姆對檔案的挖掘，真相越來越令人他吃驚，先後出版了《中印邊境：邊界爭端的緣起》、《麥克馬洪線》等著作揭露印度政府檔案造假，批評歐美學界對印度資料不加分辨地引用。“我查對印度出版的文件越多，我發現其中存在的歪曲和誤引就越多。”

蘭姆的發現也促使更多的人在利用檔案研究中印邊界問題時辨明真偽，而不是對印度政府的資料全盤接受。隨後，英國記者馬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通過特殊渠道獲得了印度官方內部文件，出版了《印度對華戰爭》一書，徹底顛覆了印度多年經營的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觀點：

“所謂印度遭到中國的‘無端侵略’，完全是印度自我安慰的一種神話。他強調説，中印邊境戰爭完全可以避免，邊界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的責任在於印度，是尼赫魯政策的必然結果。印度的對華政策把一個在外交上僵持的邊界爭端推向了戰場；如果印度繼續推行這一政策，戰爭可能還會重演。”

印度學者古普塔（Karunakar Gupta）還發現，1959年時印度總理尼赫魯還願意與中國談判西段邊界，但在時任印度外交部歷史司司長戈帕爾（Sarvepalli Gopal）“查閲”英國檔案後，尼赫魯就改變了想法，進而相信印度在歷史上對西段也有充分的主權要求。

“究竟戈帕爾在印度事務部和英國外交部的檔案中發掘出哪一類的證據，從而證實印度對阿克賽欽也擁有主權，這至今仍然是個謎。”古普塔甚至公開撰文，建議印度議會成立專門委員會，調查印度外交部歷史司在歪曲史料方面的責任。

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歪曲造假，似乎不僅矇騙了歐美社會與印度國內民眾，印度政府也堅信不疑，從而使印度政府與尼赫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態度顯得有些精神錯亂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一方面又堅持英國殖民者與西藏地方政府簽署的《西姆拉條約有效》；在公開場合，尼赫魯大談中印友好，卻在密件與備忘錄中充滿侵略意圖，但印度又沒有做任何局勢軍備。戰爭一敗塗地後，唯有打罵中國“背信棄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