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負面新聞，為何香港藝人道歉而內地藝人選擇沉默？_風聞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娛理”

許志安事件漸漸平息，對比內地諸位明星，當事人“迅速”、“直接”的道歉態度仍然足夠新鮮。縱觀內地娛樂圈發展的幾十年間，面對性醜聞，2014年文章出軌認錯似乎成絕唱；而港星面對性醜聞，開發佈會公開回應屢見不鮮。

出軌事件後，記者發佈會上致歉的許志安

兩相對比，“沉默”是內地明星的集體選擇，“道歉”則是香港明星的傳統主流。

沒有一種現象可以孤立存在，娛理工作室經過多番瞭解，娛樂圈存在如此差異，背後是監管、產業、媒體氛圍的合力使然。相比於香港，內地的娛樂產業並不高度發達，輿論環境存在過多的監管幹預，“沉默”有用且安全。

我們可以進行一種基於現實的推理，同樣是出軌被曝光，假如內地明星選擇公開面對，他們將面臨什麼？而如果香港明星選擇裝死，他們又將怎樣？在“道歉”與“裝死”之間，兩地藝人隔了怎樣的距離？

許志安發佈會致歉

監管

廣電總局是座大山

“許志安事件發生後，我們也注意到了兩地明星處理事件態度的不同，我跟同行討論的結果就是首先內地和香港體制不一樣。（在內地）藝人犯錯承認了就是實錘，有可能會面臨廣電總局的封殺。”在香港從事藝人宣傳工作的媒體人小白表示。

熟悉行業可知，政策風險目前已成為影視業最大不可控風險。明星的最大價值在於影視節目的“露出”，而在內地，主要“露出”渠道均受管制，廣電系統的“封殺”如影隨形。此處廣電系統是指包括廣電總局、各地方廣電局、廣播電視播出平台等在內廣播影視監管和播出機構，以廣電總局的行政導向為風向標。

2014年是娛樂新聞大年，據不完全統計包括李代沫、張默、房祖名、柯震東等在內的12名明星因吸毒被抓，黃海波、王全安因嫖娼被拘留，文章被爆婚內出軌，輿論鋪天蓋地。

2014年9月，廣電總局亮劍，辦公廳下發《關於加強有關廣播電視節目、影視劇和網絡視聽節目製作傳播管理的通知》，通過部門規章的形式，公開封殺“劣跡”藝人，媒體稱為“封殺令”。

當時網上盛傳的劣跡藝人惡搞圖

“封殺令”通過禁播、停播有吸毒、嫖娼劣跡藝人的節目，基本斷絕“劣跡”藝人的作品通過廣播電視網絡傳播的可能。廣電總局並非首次發佈類似禁令，為了淨化文化環境，多年來曾下文停播過很多節目，但大都針對個別節目，較少針對某個藝人。2014 年的“封殺令”則是針對一批藝人的集體封殺。

此後涉毒、涉黃藝人均屬於被廣電系統公開封殺的對象。除此之外，還有因各種敏感問題，各播出平台做出的非公開自我審查，即外界無法查到相關文件，封殺主體通過內部文件通知、電話或口頭通知等，對藝人進行影視露出的封禁。

如2018年，李小璐與PG

one緋聞事件過後，在廣電總局的宣傳例會上，其宣傳司司長提出“四個絕對不用”標準，其中一項為“有污點、有緋聞、有品德問題的演員堅決不用”，並點名了嘻哈等亞文化。隨後，嘻哈歌手也成為敏感藝人，這導致了當時如日中天的GAI周延被湖南衞視《歌手》退賽，有相關人士曾表示，“我們根本不知道是為什麼，沒接到任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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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總局的公開封殺沒有截止時間，屬於永久封殺，吸毒、嫖娼藝人迴歸大眾視野幾無可能。而像嘻哈文化的遭遇，風聲一過便有迴旋餘地，屬於短期封殺，如《中國新説唱》（《嘻哈2》）順利播出，嘻哈藝人目前仍然可以上電視，GAI周延的新歌《華夏》也得到了官方點贊。

但即使是非公開的短期封殺，對藝人及相關利益方的損失也是巨大的。於是在內地狗仔接二連三爆出藝人私德問題時，近有張丹峯、吳秀波，不久前有李小璐、白百何，更早還有陳思誠等，選擇的都是“裝死”。其中的邏輯在於只要不認，就沒有口實，明星是否屬於“有污點、有緋聞、品德有問題”的藝人，仍有辯解空間。

“也是因為內地狗仔拍的不夠直接，就算共處一室，還有被説成夜光劇本的可能。”在香港工作多年的狗仔小伍告訴娛理工作室，在香港，沒拍到實錘的明星也會裝死等風聲過去，但更多時候是狗仔拍得都很直接，甚至“太過”。

“有的很離譜，比如拍阿嬌換衣服，當時全城抗議反對《壹本便利》，搞到《壹本便利》要改名。還有《忽然1周》拍了胡杏兒和黃宗澤沒有穿衣服，只穿了內褲，太過侵犯私隱，然後就被告了，政府就禁止了《忽然1周》再用長鏡頭拍人家屋裏。”

偷拍事件後，阿嬌在阿Sa陪同下接受採訪

狗仔文化

大陸、香港兩重天

“香港這邊的狗仔是不拿車馬費的，他們認為你不好真的會寫你。”小白認為，兩地明星態度不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同的娛樂報道氛圍。小白強調，在香港，負面新聞爆出之後，明星不出面澄清的話，狗仔會一直追問下去。“明星和家人都會不得安寧。”

“作為當事人，最有效的阻止輿論擴散的方法就是公開澄清。像之前的陳浩民、曾志偉，這次的許志安，他們都會聲明不會再接受更多的採訪，而且一定會提到事件進入到了司法程序，不希望司法受到干擾，希望大家適可而止。”“公眾對這樣的態度是認的。”

截圖自微博

香港狗仔屬於娛樂記者的一種，1990年由《壹週刊》記者偷拍王祖賢與緋聞男友興起，《壹週刊》以做社會調查新聞的方式開創了明星偷拍報道的先河。後狗仔文化經由與《壹週刊》同集團的《蘋果日報》進入報紙領域，並在2000年初分別在台灣和內地興起。

狗仔偷拍，通常需要長時間蹲守，並鍥而不捨地跟蹤目標人物，與侵犯人的隱私權之間界限模糊，曾被香港明星大力抵制，也被公眾廣泛議論。但這麼多年香港狗仔屹立不倒，主要還是源於其在香港的合法性，作為娛樂新聞報道的一種，偷拍被業內認為是娛樂界的調查。

“香港沒有什麼管制不管制的，我們做的是娛樂行業裏的調查新聞，明星接受媒體監督是應當的。”在圈裏頗具知名度的狗仔大劉提起職業的正當性，十分篤定。

截圖自微博

2003年，狗仔文化在內地開啓，始於內地娛樂記者卓偉偷拍劉曉慶出獄。2006年卓偉與馮科成立風行工作室，內地狗仔開始了一段“光輝歲月”。

風行期間卓偉曾報道過馬雅舒婚內出軌、王大治董潔激吻、姚笛文章摟抱、鋒菲戀、陳赫張子萱戀愛、白百何疑出軌等，多次攪動輿論風雲。

輿論領域一直是內地的監管重地，太高調必然會引起關注。2017年各大互聯網平台根據主管部門指示，為了遏制明星緋聞隱私報道，淨化網絡風氣，關閉了卓偉、趙五兒、風行工作室、全明星探等19個娛樂大號，狗仔文化受挫至今。

“第一狗仔卓偉”超話頁面及介紹

內地娛樂江湖仍有狗仔的傳説，卻再無成型的偷拍力量。“以前都是行業裏聲名顯赫的大佬，現在有的轉型做了娛樂營銷，有的去做短視頻了，還有的還在堅持偷拍，但是出軌什麼的發不出來了。”一位正在瞭解狗仔轉型的媒體人，用“環境驟變”來描述內地的娛樂報道氛圍。

於新聞報道層面而言，娛樂報道相對不那麼“敏感”，內地狗仔時興成立工作室進行單幹，嚴格來講，內地狗仔並不具備香港狗仔那樣的合法新聞地位。

2017年後，狗仔賬號羣體被封即傳遞着一種明顯的管制趨勢——明星爆出負面不回應，他們可能還沒等來媒體跟蹤，狗仔就會先一步被禁，普通娛樂媒體也會對此噤若寒蟬。熬過去，“裝死”可以“躺贏”。

截圖自微博

產業

港星受制於平台，大陸明星欠約束

“娛樂產業越發達的地方，藝人的職業化程度就越高，他們會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娛樂大眾的，有自知之明。”常年報道娛樂產業的媒體人師師認為，香港地區和韓國的藝人離開經紀公司都沒法活，而經紀公司通常是大娛樂集團，像香港的TVB，集藝人培訓、節目製造、播出平台於一體，“藝人就像是給平台打工的，沒啥話語權。”

因為經紀公司的強勢，香港娛樂圈對藝人的“雪藏”制度也聲名赫赫，即經紀公司可以從製作、宣傳、播出等渠道對負面藝人進行全面封殺。

於是我們會經常看到香港娛樂圈這種現象：事業正蒸蒸日上的某藝人，卻突然銷聲匿跡；待幾個月甚至幾年後，又見其重現江湖。本次許志安事件中的女主黃心穎作為TVB旗下的藝人，已經被TVB暫停了全部工作。

截圖自微博@會火

“國內的經紀公司就是輸出藝人，並不能影響播出平台。”師師很無奈地表示，“我們的電視台都是國營的，他們可不會主動去管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藝人公開表態面對輿論需要很大的勇氣，但在香港，不是他們自己願不願意説了算，一般都由經紀公司決定。”大劉跟娛理工作室討論起許志安事件，認為這是一個成熟產業發展呈現的必然結果，而內地的娛樂產業也會被慢慢規範。

因為內地經紀公司的能量有限，不能對藝人形成強約束。而同時，電視台和視頻網站也會為高點擊率和播放量，往往將明星的名氣、流量等納入重要參考，市場一時以明星論，這就更加重了明星個人的能量。

現實情況即是，內地娛樂產業現在沒什麼規則可言，“明星最大”。

藝人工作室一覽

對比香港，內地明星開個人工作室自2007年之後蔚然成風。工作室制度可以讓明星當起自己的老闆，將個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明星成為了影視產業的供應商，而不是打工者，溢價能力明顯變大。此外工作室走賬的税率比起勞務報酬税率，也明顯降低。

“我跟一些香港演員關係維持的還不錯，他們私下會跟我講，在香港他們會坐地鐵、爬山，跟市民一起拍照，沒有什麼特別的心理。但是到了內地完全就不一樣，會覺得自己需要保鏢，會覺得自己是個人物。”小白對兩地追星氛圍對比印象深刻。

對比香港，內地娛樂產業多倚仗“流量”經濟，而這也會促使明星面對負面時，不傾向於認錯，因為要穩住粉絲羣體的心。

“還得考慮黑粉的力量，如果認錯了，那些黑粉的語言攻擊能力你們都知道的，到時粉絲辯解沒底氣，路人粉會大量流失。內地就這風氣，不能認，一直以來大家也都這麼處理了。”一位明星經紀人對娛理工作室表示，流量經濟時代，品牌主看上的是明星的收割能力。只要粉絲不流失，金主就會不拋棄不放棄。

對於製作公司而言，與明星簽約時，合約中會對其可能帶來的較大負面影響，列明以免爭議。娛理工作室根據一位影視公司工作人員提供的協議獲知，一般性負面新聞並不會影響到藝人，藝人被定性為違約的行為主要有兩部分：

其一為具體的違法犯罪行為，如吸毒、嫖娼、涉黃、賭博、酒駕、非法組織及集會等；其二為合約生效後，因藝人原因導致製作方明確遭遇損失的情況，如劇目製作、發行、宣傳、評獎受到主管部門的禁止、市場排斥、公眾抵制等。

相關條例示意圖

只要不幹出違法犯罪的事，一般性負面新聞難以徹底撼動內地明星的影響力和變現能力。

娛理工作室獲知，不管是製作方還是品牌方，都會在跟明星的合約中約定具體的不良影響條款，屬於常規條款。不過現實情況是明星出負面是常態，但多數只是幾天輿論的熱度，甲方追責的情況並不多，不久前的唐德訴高雲翔一案還被媒體稱為“訴劣跡藝人第一案”，可見其稀缺。

“有可能是因為條款上沒涉及，也有可能跟明星還有其他的合作，只要不是明顯的違法犯罪，都好説。”一位娛樂法律師對娛理工作室表示，“內地是人情社會，明星出點事，甲方往往不會立刻翻臉捅刀。”

畢竟，內地影視行業現在最重的還是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