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船山先生誕辰400週年講稿_風聞

紀念船山先生誕辰400週年講稿

宋新濱

2019年4月5日深夜

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兵民乃勝利之本”，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話語出何處？出自船山先生！

從思想淵源上講，我們共產黨人是船山先生的嫡系真傳。今天，我們要恭恭敬敬地稱呼他為先生，並以自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實際行動發揚先生的戰鬥革命品格，從而“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2019年農曆九月初一是船山先生誕辰400週年的日子。

船山（王夫之）先生不僅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更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船山先生天才地把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結合在一起，創造了超過此前樸素辯證唯物主義（例如《孫子兵法》等）的成就。船山先生還天才地提出了一系列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

完全可以説，船山先生不僅達到了中國古典哲學的最高成就，還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奠定了最直接的思想基礎。毛主席革命思想（在國外成為毛澤東主義）就是以船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列主義結合的典範。

船山先生不僅是一位思想巨人，他還是一位言行始終一致、勇於踐行理想信念的戰士。他不僅親自發動領導過反抗滿清侵略的起義，而且為了信仰鬥爭終生、至死不渝。

船山先生的文章精神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豐碑和燈塔——每當國家民族到了生死危亡時刻，進步的人們總是會想起船山先生，從他的思想和人格中尋找到力量。

船山先生一生致力於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做毫不妥協的鬥爭。尤其是尖鋭深刻地批判了王陽明等人的主觀唯心主義，深刻揭示了宋明兩代滅亡與主觀唯心主義的關係。這在實用主義氾濫的今天特別具有現實戰鬥意義！

在今天，當我們黨領導中國工人階級和中華民族面對“世界五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資本主義整體走向衰亡），為人類社會開創新紀元的緊要關頭，紀念船山先生、繼承發揚他的革命戰鬥精神，是盪滌封建奴性文化等糟粕、建立文化自信、堅定理論自信的有力舉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復興、中華民族復興、東方優秀傳統文化復興的基礎性工程。

所以，我強烈呼籲今年要隆重紀念船山先生，弘揚先生的愛國主義思想，發揚先生戰鬥的唯物主義精神，廣大先生勇於為理想犧牲的革命品格。

一、“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向天乞活埋”——船山先生光輝戰鬥的一生

（摘自2017年1月13日《湖南日報》）

（一）船山先生簡介

先世由武習文、父兄皆飽學鴻儒，船山先生才高識廣、孤高耿介、學問博大精深，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1）先世由武習文

王夫之，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湖湘文化集大成者。先生字而農，號薑齋，因晚年隱居衡陽縣曲蘭鎮石船山下湘西草堂，著書立説十七載，自號船山老人、船山病叟，故世稱船山先生。

明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九月初一日，船山先生生於衡州府王衙坪。王衙坪位於南嶽七十二峯之首回雁峯下。據船山先生之八世重孫王之春撰《船山公年譜》記載，王氏系出太原，本姬姓之後。周靈王之子世所稱王子晉者，得道於緱（gou）山，子孫因以王為氏。《邗（han）江王氏六修族譜》稱，始祖王仲一，江南揚州府高郵州打魚村人，元末隨朱元璋起義，屢建勳業，功官山東青州左衞正千户。永樂年間，王仲一之子王全“以靖難功擢懷遠將軍、輕車都尉，晉衡州衞指揮同知，遂籍于衡，才乃王氏遷衡之始祖也。”王全將官署和家安置在衡州府城南外的開闊之地，王氏前五代皆襲武職，號將軍，第六代起該習儒業（2015年前，幾乎所有的著述者都把船山先生當做遷衡的第九代，現在的研究認為是第十一代），教子弟以詩書，遂轉為書香門第。王家在衡州稱“族盛”，久而久之，人們就將王家居住地稱作王衙坪了。

船山先生祖父王惟敬和父親王朝聘一生未能做官，成了僅僅可以維持衣食和讀書費用的員外人家（中下層地主）。作為王氏遷衡的第十一代船山先生不但趕上了明王朝日益衰敗的末世，也恰逢自己家族走向沒落的時期。這也為他了解人民疾苦、堅定愛國主義情懷，從而成為一位戰鬥的唯物主義者提供了客觀條件。

（2）父兄皆飽學鴻儒

王家雖然在走 下坡路，但王惟敬一生執守儒家學者風範，家教森嚴，親自課子，常常輔導功課至半夜，王朝聘、王廷聘、王家聘兄弟三人都被培養成有學問、重節操的文人。

船山先生的父親王朝聘（1568—1647），人稱“武夷先生”，少時拜衡州府名儒伍定相為師，博覽羣書，掌握了豐富的知識，在學術上形成了自己的見解。王朝聘以主要精力研究學術，抒發己見，在學問根基和學風上對船山先生有很好的影響。他中秀才後，七試鄉闈不第，目睹科場黑暗，遂決意仕途，以講學論文、蒔藥灌畦、教授弟子為樂。他畢生研究《春秋》，頗有心得，晚年以授船山先生，船山先生作《春秋家説》。清軍進入衡陽，他在倉皇避兵時逝世，遺命其棺梓不要入城市，以避滿人“腥氣”。

船山先生伯兄王介之（1606—1686），比船山先生大13歲。崇禎壬午鄉試（1642年——明朝1644年滅亡），王介之、王夫之等七人同時中舉（船山先生時年23歲，第五名），號為“衡州七鳳”，當時府城宣揚街口建有“七鳳鳴衡坊”（因為當時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南下，他們始終未能到京師參加會試）。王介之入清不仕，鰥居不娶，隱居衡陽縣長樂大雲山麓，閉門著書授徒，畢生致力於經學，卒年八十有一，學者私諡“貞獻先生”。

船山先生4歲隨伯兄開蒙，7歲讀完《十三經》，8歲在私塾卒業。10歲從父讀《五經經義》以古代哲學和史學典籍，12歲能吟詩作對，通曉文辭，以文會友，嶄露頭角。14歲考中秀才，入衡州府學。第二年開始致力於詩文，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閲讀了《離騷》、漢魏樂府及歷代詩人佳作名篇，作詩2000餘首。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19歲的船山先生到長沙嶽麓書院讀書，師從山長吳道行。他在這裏飽覽藏書，專注學問，為以後的學術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吳道行教以湖湘家學，傳授朱張之道，影響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學統中濟世救民的基本脈絡。

（3）孤高耿介，中國知識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明朝滅亡後，清順治五年（1648年）十月，船山先生聯絡同窗好友管嗣裘、夏汝弼和僧人性翰，在南嶽方廣寺舉兵抗清。由於事機不密，義軍被清廷鷹犬尹長民擊破，船山先生只好逃亡廣東肇慶，投奔南明永曆帝朱由榔，因反對權奸王化澄幾陷大獄，幸得農民軍出身的將領仗義執言才得脱身。遂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沒，瞿式耜殉難，乃決心隱遁，輾轉湘南以及郴、永、漣、邵間，竄身瑤洞，伏處深山，甚至 變姓名為瑤人以避世。順治十四年回到南嶽續夢庵。十七年（1678年）遷居衡陽縣曲蘭鎮茱萸塘，初造小室名敗葉廬，次築觀生居，再徙石船山下，去觀生居二里許，築草堂而居，自署“湘西草堂”，在此著述100餘種，400餘卷，近800萬字，《四庫全書》錄6種，存目2種。

船山先生是一個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稀有的人物。在石船山下著書立説伊始，他用一種倔強執拗（niu）的方式，與清廷作最後的道德抵抗。不管天晴下雨，他都要戴斗笠、登木屐出門，以示“頭不頂清朝的天、腳不踏清朝的地”。清政府仰慕他的學識，曾派專人拜訪這位大學者，敦請出仕。他堅持認為自己是明朝遺臣，拒不做清朝的官，貼出門聯：“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並“完發以終”（始終未剃髮）。

船山先生學問博大精深，氣勢恢宏，治經、評史、説子、議論、論詩，在眾多領域具有建樹，其中許多學術成就，從整個中國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的角度看，都有着 前無古人的創見和貢獻。他的經世致用哲學觀，結束了宋明理學空談心學、性理、不切實際的學風，開創了理學與經世致用結合的新的務實學風，是湖湘文化的一大轉折點。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船山先生逝世於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享年74歲，葬衡陽縣曲蘭鄉船山村虎形山麓。遺命其子以“明朝遺臣行人王夫之字而農”刊其墓碑（現在墓碑上是“偉大思想家王而農先生之墓”），自題其銘曰：“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邱，故銜恤以永世。”並作《絕筆詩》曰：“荒郊三徑絕，亡國一臣孤。霜雪留雙鬢，飄零憶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間一字無。”

（4）船山學説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底色

天崩地裂的朝代鉅變，鑄就了船山先生高尚而堅強的愛國人格，也激盪出其博大精深的學術思想。他一生以“六經責我開生面”自期自許，為傳統學術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許多歷史性的總結和創造性的貢獻，努力開創了古代哲學新紀元。清初學者劉獻廷評價他：“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耳。”

船山先生的著作在清朝前期200年“若存若沒，湮塞不行”。第一個對船山先生作出正面肯定的清廷高官是道光咸豐年間士林領袖祁寯藻。他任湖南學政期間數度巡視衡州府，應邀為衡陽船山祠撰聯：“氣凌衡嶽九千丈；心託離騷廿（nian）五篇。”湖南人中 第一個高度評價船山先生的，是時任兩江總督、湖湘經世學派領袖陶澍（shu），他應互相著名學者新化鄧顯鶴之請，為湘西草堂題“衡嶽仰止”匾，撰聯頌曰：“天下士非一鄉之士；人倫師亦百世之師。”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船山先生六世孫王承佺交付鄧顯鶴校閲、鄒漢勳編輯、刊刻的《船山遺書》問世。當時收錄18種、150卷，並編撰了《船山遺書目錄》，第一次把船山先生與顧炎武、黃宗羲等明清之際學問家相提並論的地步，船山之學開始得到有識之士的關注。（實際上，清初編輯的《明史》中，船山先生就和另外兩人名列“儒林”之首，《四庫全書》中也收錄了船山先生的作品。）——清末在嚴重的民族危亡之中，船山先生的學問人格再次被宣傳普及。

光緒四年（1878年），衡陽縣令張憲和在王衙坪始建船山書院，是中國最早以“船山”命名的書院。光緒十七年（1891年），衡州知府竇世德根據彭玉麟生前願望，禮聘湘學泰斗、天下第一才子王闓運出任船山學院山長，很快使之成為晚清十大書院。梁啓超指出：“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譚嗣同、黃興亦都受他的影響。清末民初之際，知識分子沒有不知道王夫之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作很熱心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辛亥革命以後，劉人熙等在長沙創辦船山學社，發行《船山學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21年，毛主席、何叔衡在此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毛主席稱讚王夫之“開一代風氣之先”，“對湖南學風有着巨大的影響”。

船山學現在已經成了一門顯學，不僅在中國，日本、新加坡、（南）朝鮮都有研究船山學説的機構和專家學者，美國、俄羅斯和歐洲各國都有船山 論著、詩文譯本，船山先生的學術遺產已經成為人類共同的思想財富。1985年，美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評出古今八大哲學家，其中四位唯物主義哲學家依次是：德謨克利特、王夫之、費爾巴哈、馬克思。美國著名學者裴士峯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一書稱船山先生是湖南人的精神領袖。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張岱年稱船山先生是“中國古典哲學唯物主義的最高峯”。美國學者A.H.布萊克説：“對於那些尋找哲學根源和現代觀點、現代思想來源的人來説，王夫之可以收是空前未有地受到注意。”

二、“官天府地，品物流行”——船山先生哲學等思想簡介

下面讓我們簡單介紹一下船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從而具體的體驗紀念船山先生兩方面的現實意義。（以下資料來自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簡史》）

（1）          元氣是世界萬物之本

船山先生認為宇宙是由物質元氣構成的物質實體，他説：“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範圍也。”“（氣）聚散變化，而其本體不為之損益。”“聚而成形，散而歸於太虛，氣猶是氣也。”（《張子正蒙注 太和篇》）

“闢佛老而正人心”，正是要在哲學根本問題上批判宋明以來的唯心主義理學。因為無論是程、朱的客觀唯心主義或者陸、王的主觀唯心主義，都和佛、老的唯心主義有思想上的淵源。船山先生説：“若陸子靜（九淵）及近世王伯安（守仁），則曲聖人之言以附會之，説愈淫矣。”（《張子正蒙注 太和篇》）陸、王的主觀唯心主義把佛教僧侶主義還原為世俗主義，所以説他們曲聖人之言以附會之。由於船山先生的歷史和階級侷限性，他可以反佛老，批判程朱陸王，但不敢觸動封建社會的“聖人”孔孟。但他卻努力對這些“聖人之言”作出唯物主義的解釋。船山先生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對朱熹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他説：“朱子以其（指張載）言既聚而散，散而復聚，譏其為大輪迴。而愚以為朱子之説反近於釋氏滅盡之言，而與聖人之言異。”（同上）因為朱熹認為理在氣先，理是永恆的，而氣則是由理派生的，他所説的“理”就是絕對理念，與佛教的“空”、“無”是一個東西。朱熹否認元氣的不生不滅，與佛教唯心主義一樣，都是在於否認客觀物質世界為真實存在。

船山先生的元氣不生不滅的思想已經包含了物質不滅的意義，他舉例説：“車薪之火，一烈已盡，而為焰，為燼，木者仍歸木，水者仍歸水，土者仍歸土，特希微而人不見爾……..”（同上）

（2）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以康德為代表近代哲學開始了由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因為要認清楚世界統一於物質還是精神必然取決於認識的方法。這是近代哲學與古代（包括歐洲中世紀）哲學的分水嶺。只有堅持辯證法才能把唯物主義堅持到底，否則機械、形而上學的觀點，必將導致唯心主義！這一點是非常具有現實戰鬥意義的——正如1959年8月15日毛主席説的一樣：“我們現在必須作戰。”——“為了從理論上批判經驗主義，我們必須讀哲學。理論上，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我們必須作戰。從三個方面打敗反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論方面。建議從哲學、經濟學兩門入手，連類而及其他部門。”——毛主席的這一指示非但沒有過時，在今天更具有緊迫性，因為歷史已經又一次證明了毛主席的正確！

為了戰勝唯心主義就必須批判形而上學。對於這一點，大家 只要認真體會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中的這段話就可以明白了：

“人的認識不是直線（也就是説，不是沿着直線進行的），而是無限地近似於一串圓圈、近似於螺旋的曲線。這一曲線的任何一個片段、碎片、小段都能被變成（被片面地變成）獨立的完整的直線，而這條直線按能把人們（如果之間樹木不見森林的話）引到泥坑裏去，引到僧侶主義那裏去（在那裏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就會把它鞏固起來）。直線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觀主義和主觀盲目性就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根源。……”在這裏，列寧以極其準確、鮮明的語言講出了形而上學與唯心主義的關係——前者是後者的認識論根源。而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則是形而上學、唯心主義這些反動思想的階級根源——“在那裏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就會把它鞏固起來”。

船山先生實際上已經開始了這種轉變（康德1724年——1804年）。

陰陽二氣對立統一的思想，是船山先生辯證法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他説：“陰陽異撰，而其氤氲於太虛之中。”（《張子正蒙注 太和篇》）因為太虛本體有其固有的陰陽對立面，因此，太虛元氣永遠處在運動之中，他説：“太虛者，本動者也，動以入動，不滯不息。”（《周易外傳 繫辭下傳》）陰陽二氣充滿宇宙，無處不包含有陰陽的對立，因而引起整個世界的運動變化，天地人物的運動變化的根源都在這裏。

不僅是太虛本體包含有對立同一，自然界一切事物都處在對立同一之中。因此，沒有孤立的事物，他説：“凡物，非相類則相反。”“錯者，同異也；綜者，屈伸也。萬物之成，以錯綜而成用。”（《張子正蒙注 動物篇》）——你看，對立同一的觀點、永恆運動、普遍聯繫的觀點，這都是辯證法的基本觀點。

船山先生繼而説道：“非陰陽判離，各自孳生其類。故獨陰不成，孤陽不生。”（《張子正蒙注 叁兩篇》）——陰陽是既互相對立又互相滲透的。正如毛主席所説：事物總是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的。

船山先生批判了周敦頤和朱熹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周敦頤的《太極圖説》和朱熹對它的解釋，都把太極説成是一個包含任何獨立的絕對靜止的精神本體，由這本體產生動靜然後才有對立有發展。他們是脱離開物質講動靜，由這種沒有物質內容的動靜生出陰陽和自然萬物，也就是説從無中生出有，從虛中生出氣。船山先生反駁他們指出，動靜即是陰陽的動靜，陰陽是物質的氣，運動是陰陽二氣的屬性，運動離不開陰陽二氣，陰陽二氣也離不開運動。這就證明了運動的源泉在物質本身之中，運動和物質一樣，也是不可被創造和不可被消滅的。他説：“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而生哉？一動一靜，闔闢之謂也？由闔而闢，由闢而闔，是動也，廢然之靜，則是息矣。”（《思問錄內篇》）運動是物質世界的本性，象自然界的寒暑晦明變化，是禁止不了的。自然界和人類歷史都是處在不停地運動變化發展中，要否定這種變化，是辦不到的。

船山先生由他的物質運動的唯物主義思想提出了變化日新的發展觀點。他説：“江河之水，今猶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鐙燭之光，昨猶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遠而不察耳。”（《思問錄外篇》）船山先生還認為透過事物的表面現象去把握事物的發展變化十分重要。他説：“爪發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你雖然沒有覺察到事物在變，但實際上已經變了。（《老子》“出生入死”——聲明一開始死亡也就開始了。當然，對於矛盾必須做具體分析，否則就會陷入相對主義中。）

當然因為歷史等原因，船山先生和張載一樣對於辯證法也不是徹底的，他把統一看的比對立更為根本，把統一看作是絕對的，矛盾則是相對的，認為矛盾的對立面最終還是走向和諧。這就背離了辯證法走向了形而上學。我們必須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不能苛責前人。

（3）唯物主義認識論

因為有了唯物辯證法這個鋭利的武器，所以船山先生在批判唯心主義先驗論的鬥爭中建立起他的唯物主義認識論。

船山先生提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而發” （《張子正蒙注 太和篇》）。形是指感覺器官，神是指精神思維，物是指客觀 對象。這三方面合在一起才產生知覺和認識。

認識必須來源於客觀對象，即必須首先由人的感官與客觀事物相接觸，他説：“由目辨色，色以五顯；由耳審聲，聲以五殊；由口知味，味以五別。”（《尚書引義 顧命》）説明感覺的客觀源泉在客觀對象，而不能由人的主觀任意決定——船山先生堅持了由物到感覺到思維的唯物主義路線。我們從這些論述中不難看出船山先生的思想對毛主席的影響。（《矛盾論》、《實踐論》等等）

船山先生的認識論超過前人的地方，是他更為明確地提出了主體和客體的關係，他已不是一般的談心和物的問題，而是更集中地論證主體和客體，即主觀和客觀的關係和過程——這恰恰是近現代哲學與此前哲學的一個區別所在。

船山先生通過批判佛教的“能”、“所”範疇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提出了他的“能”、“所”範疇的唯物主義觀點。他説：“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釋氏為分授之名，亦非誣也。乃以俟用者為所，則必實有其體；以用乎俟用，而以可用功者為能，則必實有其用。體俟用，則因所以發能；用，用乎體，則能比副其所。”（《尚書引義 召誥無逸》）“能”、“所”是佛教哲學範疇，用以表示主觀與客觀的區別。船山先生也承認“能”是認識的主體，“所”是認識的對象。他指出作為認識的對象（俟用者），必須實有其體，而要發生認識作用，也必須有認識能力。必須有客觀對象才能引起認識作用（“因所以發能”），而認識必須與客觀對象相符合（“能必副其所”），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這樣就 肯定了物質第一性而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原理。

主觀唯心主義者把存在説成是主觀精神的產物，因此認為他沒有聽見、看見和想到的就不存在，這當然是違背常識的。今天不是還有一些人用所謂的“經濟是基礎”來為種種狹隘、自私的目的辯護嗎？船山先生指出，譬如越（浙江）有山，這是客觀存在，不會因為你沒有看見它就不存在，也不會因為你看見它才存在。這樣也是對王陽明硬説的人們看不見山花它就“不存在”的謬論以迎頭痛擊。

王陽明説“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這裏王陽明把幾千年封建社會對人們思想的潛移默化偷換概念當做內心自然而生的東西，否認客觀對象是認識的源泉。船山先生則批判説：“所孝者父，不得謂孝為父；所慈者子，不得謂慈為子；所登者山，不得謂登為山；所涉者水，不得謂涉為水。”（《尚書引義 召誥無逸》）——沒有客觀的父、子、就不會有父、子的倫理規範，因而不能有主觀的孝、慈等倫理觀念，把孝説成父，把慈説成子，這當然是十分荒謬的。他又説：“‘所’著於人倫物理之中，‘能’取著耳目心思之用”（同上）“所”就是指外界的客觀對象，“能”是指人的感覺思維的作用。這樣明白地區分主觀和客觀，並且唯物主義地説明主觀是客觀的反映，就有力地反對了先驗的認識論。

因為堅持辯證法思想，所以船山先生並不是機械的認為認識是人對外界的簡單摹寫，他十分重視思維的作用，反對侷限於感覺經驗：“徇物喪己者，拘耳目以取聲色，唯我私之自累，役於形而不以神用，則物有所不通，而應之失其理。”（《張子正蒙注 神化篇》）片面執着於感官經驗，不發揮主觀思維作用，這樣並不能真正認識事物而獲得其規律。列寧説：“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當然“脱離了革命實踐的理論，是枯燥的理論”。）——如果忽視理論指導，而盲目迷信摸着走、試試看是要犯大錯誤、付出大代價的！這裏很有必要引用列寧在《哲學筆記》《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的一段話，希望對大家能有所啓發。

“黑格爾引舉排中律的這個命題‘某物或者是A或者是非A，第三者是沒有的’並且‘加以分析’，如果這是指：‘一切都是對立的’，一切都有自己的肯定規定和否定規定，那倒很好。但是，如果對這個命題的理解還是通常一樣，即在所有謂語中，要不然就是這個，要不然就是那個，那就是‘廢話’！！精神……是甜的，或不是甜的？是綠色的，或不是綠色的？作規定就應當得出規定性，而像這樣的廢話，則使規定化為烏有。”生活中，有些人不是“得出規定性”而是用否定的辦法自以為就可以得出結論。列寧為我們識破這些伎倆提供了武器。

形而上學、機械唯物主義必然導致唯心主義，實用主義這種主觀唯心主義也是以“唯物主義”的面目出現的。船山先生的批判在今天具有強烈的驚醒意義。

船山先生不僅把感覺和思維加以區分，指出它們的不同作用，而且強調了理性思維的能動作用，但是他認為理性思維的內容必須來源於客觀世界。理性認識高於感性認識，但必須以感性認識為基礎。他説：“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顯著於天下，循而得之。”“故人於所未見未者，不能生其心。”（《張子正蒙注 至當篇  乾稱篇》）

需要説明的是，船山先生的《相宗絡索》是中國古代唯一一本專門研究心理學問題的著作，在人間和佛教界都享有很高的聲譽。

船山先生在知行問題上批判了朱熹的“知先行後”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説，提出他的“行先知後”——重視行在認識中的作用的唯物主義知行學説。

這裏重點講一下他對陸、王主觀唯心主義的批判：“若夫陸子靜、楊慈湖、王伯安之為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謂知之可後也（相對於朱熹等人而言），其所謂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有其知也，亦倘然若有所見也。行者非行，則確乎非行，而以其知為行也。以知為行，則以不行為行，而人之倫、物之理，若或見之，不以身心嘗試焉。”（《尚書引義 説命中二》）

船山先生指出客觀唯心主義者的錯誤是“先知以廢行”，主觀唯心主義者的錯誤是“銷行以歸知”，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排斥行。因為知不必經過行去檢驗，他們都表現了言行不一，道德淪喪，因此船山先生指出：“朱門後學之失，與陸、王之徒異尚而同歸。”今天我們這個社會風氣日下、道德淪喪、誠信缺失，原因何在？從哲學的角度講，就是實用主義這種主觀唯心主義氾濫的結果。我在前面講過，列寧説：唯物主義者是最講理想、最有原則性的。而唯心主義者則是見好就上、有奶就是孃的投機取巧之徒——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共產黨為什麼一直對機會主義進行批判。

（4）歷史唯物主義的天才萌芽

反動的唯心主義思想家把歷史的發展説成是天命，即神的意志所決定的，而聖人是按照天意行事的，因此歷史的發展也是聖人決定的。孔子和董仲舒都宣揚這種唯心主義的天命論。朱熹則發展了他們的思想，提出唯心主義的“天理”（三綱五常）為歷史發展的動力，而“天理”主要通過帝王的心術表現出來，因此歷史變化的決定因素就在於帝王的心術，朱熹説：“天下萬事，有大根本，…….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文集 答張敬夫》）他們還宣揚一代不如一代，提倡復古主義，入孔子所幻想的是恢復奴隸制（農奴制），董仲舒提倡 “奉天而法古”，朱熹認為夏商周三代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三代以後人慾橫行，是霸道政治。他們用這種歷史到倒退論抵抗歷史的進步潮流。

船山先生和這些反動的唯心史觀進行了鬥爭，他試圖探尋歷史發展的規律，他把歷史發展的趨勢叫做“勢”，把發展的規律叫做“理”，提出“在勢之必然處見理”，“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為理矣”（《讀四書大全説》卷九）他的歷史觀是一種發展觀，是和復古主義對立的。

船山先生看到歷史是由歷史人物在活動，但在人物活動背後則有着一種不以人意志所決定的必然趨勢。他説：“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公，存乎神者之不測如是夫！”（《讀通鑑論》卷一）這種歷史必然趨勢是從哪裏來的呢？船山先生歸之於“天”的力量。他所謂的“天”，不是唯心主義所説的有人格的“天”，而是一種巨大的自然力量，一種必然趨勢——“勢字精微，理字廣大，合而名之曰天。”（《讀四書大全説》卷九）所謂的“天”就是“勢”和“理”的統一。這樣也就能夠比較正確的認識歷史人物的作用，不至於無限制的擴大，把歷史解釋成他們的任性而為。

船山先生繼承了柳宗元的重“勢”的進步的社會歷史觀，他提出，“理勢合一”，要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去探尋它的規律，這是他超過柳宗元的地方。當然，船山先生不是從歷史內部而是從歷史外面去尋找所謂的“勢”、“理”，力圖將他在自然觀方面的唯物主義運用到歷史領域，仍沒有擺脱唯心主義，但已經表現了天才地進步。

船山先生認為歷史的發展，其總的趨勢是不斷進步的，唐、虞之前，中國社會還處在未開化的野蠻狀態：“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狉狉（pi）獉獉（zhen），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此後有了文明，社會是一代比一代進步。

船山先生批判了宋明理學提倡的“去人慾，存天理”的唯心主義道德觀。他提出“天理”即在“人慾”中，他説：“禮雖純為天理之節文，而比寓於人慾以自現（自注：飲食、貨；男女，色）。……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讀四書大全説》卷八）又説：“人慾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同上卷三）船山先生把“人慾”看成是正當的利益要求，揭穿了理學家的偽善面目——他們向來是“嚴於待人，寬裕律己”的。這些理學家（道學家）自己花天酒地、驕奢淫逸，而對勞動人民的基本生存要求卻用“滅人慾，存天理”加以泯滅。所以，船山先生這一主張客觀上是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有助於推動生產力的進步。

船山先生要求封建統治者重視人民的經濟生活，他對農民生活的艱苦有所認識，他説：“今夫農夫濘耕，紅女寒織，漁凌曾波，獵犯鷙獸，行旅履霜，酸悲鄉土，淘金、採珠、羅翠羽、探珊象，生死出入，童年皓髮以獲贏餘者，豈不顧父母，撫妻子，慰終天之思，邀得須臾之樂哉！而刷玄鬢，長指爪，宴安諧笑於其上者，密佈畢網，巧為射戈，甚或鞭楚斬殺以繼其後。乃使懸罄（qing）在堂，肌膚剟（duo）削，含聲隕涕，鬱悶宛轉於老母弱子之側，此亦寒心而慄體矣！”（《黃書 大正第六》）這段論述既深刻而又沉痛，生動描繪了當時農民遭受到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反映了當時階級鬥爭的真實畫面。

船山先生目睹明末農民大起義，認識到社會動亂的根源就在於“不均”，不均是由於“聚”引起的，也就是富户的兼併，特別是當時激烈的兼併，即所謂“大聚”，把農民掠奪一空，是農民起義的直接原因“一夫揭竿，而天下響應。”他幻想用某種“平均”緩和尖鋭的階級矛盾。

關於土地問題，船山先生認為土地不是帝王可以據為私有的。土地是用人力開闢出來的。儘管改朝換代，老百姓仍然擁有它們時代相傳的土地，用不着帝王來分配給他們（見《噩夢》）。這在當時是很有進步意義的，在清末也被革命黨人用來反對帝制。

三、“聖質昭彰不蔽於私暱，大勞不倦不安於小成”——今天紀念船山先生的意義

透過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每當國家民族處於危亡的時候，先進的人們總是回想起船山先生，從他的著作和人格中尋找方向和力量。今天，我們又一次面臨百年乃至“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個時候，紀念船山先生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這種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船山先生的思想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直接思想來源。二是批判實用主義。唯心主義除了表現為教條主義以外，還表現為經驗主義。我們都知道，列寧曾有一篇名著，叫做《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經驗主義（經驗批判主義）是資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的主要思想工具，這種思想以粗劣的唯物主義為掩護，販賣的實則是最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在列寧那個時代是各種各樣的“經驗批判主義”，列寧當年提到的實用主義這一經驗主義的分支，現在已經是最主要的唯心主義表現形式。實用主義和此前形形色色的經驗（批判）主義一樣，打着唯物主義的幌子，幹着唯心主義的勾當，使我們今天各種錯誤思想的認識根源。它的階級根源則是資產階級和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小資產階級。

下面我們具體闡述這兩方面的現實意義。

（1）船山先生的哲學等思想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直接思想來源

毛主席有一篇著作，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這篇文章的名字，我們就可以瞭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兩個來源。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直接來源肯定是馬恩列斯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當年列寧就曾辦過一份報紙，名字叫《火星報》，其寓意也是“革命的火種終究會燃遍大地”。早在《尚書 盤庚上》中就有這樣的説法：“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船山先生在經歷明末農民起義、民族戰爭後，對人民的力量有了充分的認識，在《讀通鑑論》中他在説到農民起義時直接使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句話。還有我們很熟悉的一句毛主席的名言“兵民乃勝利之本”也是直接出自船山先生。當年毛主席在延安寫作《矛盾論》、《實踐論》等哲學著作時，專門囑咐白區的地下黨為他購買船山先生的著作。實際上，船山先生的思想不僅對毛主席本人影響極其深刻，而且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直接思想根源。

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很快生根開花結果，並不是偶然的。這裏除了當時的中國已經有了現代工業、產業工人階級這些物質條件以外，中國自身哲學等思想的發展也為接受、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提供了精神準備。

根據北大韓毓海等人的研究，在批判佛教中形成，實際上大量吸收了佛教思想的宋明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接近於德國黑格爾的哲學思想。感興趣的同志不妨探討一下理學中的“理”與黑格爾哲學中的“絕對精神”之間的關係——這種研究，都離不開對佛經的研究。在下面的講解中我也會有所涉及。

現在很多人把黑格爾的哲學思想神秘化了，實際上他的思想來源恰恰在東方。黑格爾大量吸收了《易》、《老子》以及中國化的佛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辯證法思想。當然在當時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環境下，黑格爾對這些思想做了發展，這是他的歷史功績。但為了掩飾歐洲自身歷史和思想的貧乏，在一種“暴發户”思想的支配下，黑格爾不僅掩蓋了自己思想的來源，而且污衊《老子》等著作為“巫術”，這就是我們今天必須批評的。（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等、文揚 “70年對話5000年”系列以及摩羅等人的著作）黑格爾所説的“歷史的終結”，無非是説歐洲諸侯混戰歷史的結束——從此，歐洲開始掠奪亞非美洲。黑格爾之前的康德被尼采稱為“格尼斯堡的中國人”——他哲學思想的核心就是中國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慾）。在此之前，法國的伏爾泰等人也是大量吸收中國古代文化思想。——我們都知道“四大發明”對於大航海、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巨大作用。實際上歐洲的文藝復興也是對中國（包括伊斯蘭文明）思想的再表現（斯密的《國富論》與安薩里的《聖學復甦精義》）。達芬奇的許多“創造性思想”早就在中國出現（比如直升機），他是從他的好友那裏看到從中國宮廷流出的作品才收到啓發的。

我們都知道，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首先是費爾巴哈，但是一方面，他在批判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同時，把辯證法這個“合理內核”也丟掉了，陷入了機械唯物主義的泥坑。另一方面，費爾巴哈在社會歷史方面仍是唯心主義的。馬克思批判的吸收了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哲學思想，創造性地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而為無產階級改造世界提供了鋭利的思想武器。

在中國，船山先生則在批判宋明理學的客觀唯心主義、王陽明等人的主觀唯心主義中把中國古代哲學發展到了最高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船山先生在批判唯心主義時沒有丟掉辯證法，而且繼續發展了辯證法，這和他的勇敢的戰鬥實踐是分不開的，是極其難得的。他對唯心主義的批判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老子衍 序》）在社會歷史領域，船山先生也堅決和復古主義作鬥爭，發展進步的社會歷史觀。

需要説明的是，船山先生生活的時代，我國科學技術比過去有很大發展（對西方影響巨大的《天工開物》等），西方的科學也有某些輸入。自然科學的發達對於形成船山先生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也有重要作用。船山先生本人對於天文曆法、地理、生物、物理等科學也有有所研究，被外國學者稱為“十七世紀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船山先生的好友和戰友方以智曾在近代西方科學思想的影響下提出“質測”之説——由此也可看出，船山先生的確是吸收了那個時代的最新成果。

通過簡單比較中國和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哲學思想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船山先生實際上已經走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門口。只是由於當時中國既沒有近代工業、也沒有產業工人階級，所以難以得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但是，這卻為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接受、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如果沒有這種思想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可能在中國得到發揚光大的。對比日本、印度等國家甚至俄羅斯我們這種認識就更加強烈了。

船山先生形成了救世濟民、實事求是的湖湘學派，而且這個學派有一個特點就是：逐步恢復了墨家的組織方式。以師生為戰友，以戰友為師生，又生產（學習）來，又戰鬥。這個傳統對中國尤其是對我黨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因為它為改變了以血緣實現人與人組織起來這種在人類社會長期佔統治地位的組織方式提供了可能。

墨家對羣眾的組織主要是靠師生——同學關係（師徒關係）組織起來的。靠血緣關係就只能淪為封建宗法關係了。墨家的這種組織方法以及通過這種組織對思想理論形成的作用雖然與講究經世致用的嶽麓傳統相隔二千餘年，但卻是一脈相承的（中間肯定有傳承，例如：韓愈領導的旨在反對佛老、強調“文以載道”的“古文運動”就體現了這一點。他本人的名作《師説》就鮮明的表現出了這個特點——所謂老師並不是固定的而是“聞道有先後，術有專攻”）。所謂嶽麓傳統，是指船山先生（王夫之）等人開創的，以做學問的態度幹事業、以幹事業的態度做學問；以師生——同學關係為同志關係、以同志關係為師生——同學關係（孔慶東老師在一次講座中説的）。

毛主席等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不僅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組織的本土歷史淵源，而且為毛主席革命思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的形成提供了依據。

（2）批判實用主義（實質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現實意義

船山先生提出“實有”的範疇，他説“夫誠者，實有者也。”（《尚書引義 説命上》）他把古代唯心主義哲學宣傳的“誠”這個精神性的概念加以改造，用以説明客觀世界的本質（實有），“誠”是“實有”，是和虛妄不實相對的，他説：“實有者，天下之公有，有目所見，有耳所共聞也。”（同上）説明物質世界是人們共同感覺到的客觀對象，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針對明末統治階級日益腐朽，主觀唯心主義（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氾濫，當時的人們（尤其是統治階級）喪失原則只追求眼前個人享受和利益的情況，船山先生特別強調了“誠”，認為“格物、致知、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幾件事中，最重要的、基礎性的就是“誠”——也就是認識並且遵守客觀規律，用實用主義的方法搞唯心主義那一套肆意而為。誠如列寧所説：唯物主義者比唯心主義者更注重理想、信念，因為這是物質運動的客觀規律的表現，是一定要實現的。而唯心主義者則為了一己之私、一時之便實際上沒有什麼原則。

從這裏我們也可看出船山先生對毛主席思想的影響。抗日戰爭時期，貝特蘭採訪毛主席，説到八路軍優待俘虜的政策在日本軍隊的紀律之下未必有效吧？因為被八路軍放回去的俘虜都被日方殺死了，日軍全部並不知道你們政策的意義。毛主席説：“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殺得越多，就越引起日軍士兵同情於華軍。這種事瞞不了士兵羣眾的眼睛。……”

船山先生強調“誠”，毛主席則説“天下最怕認真二字，我們共產黨人就最講認真。”馬克思在總結波拿巴對拿破崙的拙劣模仿時説：當以前生機勃勃、行之有效的東西都變成“抽象的符號”時，革命的生機也就結束了——不管口頭上怎麼説。毛主席晚年最擔心的也是這件事。大家看看，是不是以前革命年代一些生機勃勃、行之有效的東西，現在雖然仍然説、仍然做，但已經成為“抽象的符號”了？理解了這一點，就更能理解船山先生對於宋明兩代亡國亡天下教訓的總結，更能理解毛主席。

船山先生對毛主席的影響是很多的，比如船山先生生説：“君子不避兇咎”就是説要敢於犧牲、用於擔當。毛主席説：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但想到了人民的痛苦，我們的犧牲就是值得的，就是重於泰山的。

這裏不僅僅是對具體政策的討論，其背後則是堅定的唯物主義立場。只有堅定的唯物主義者才堅信羣眾（軍隊中就是士兵）是各種實踐活動（包括軍事實踐）的主體——即使採用各種措施，也是瞞不過這些實踐主體——士兵羣眾的。只有堅定的唯物主義者才會堅信物質運動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是那個或那些長官採用什麼紀律、保密措施、欺騙教育就能改變的。從這一點深入理解下去，對於我們黨的羣眾路線等也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在今天，我們講“不忘初心”，“保持黨的純潔性”等等實際上也是一個“誠”的問題！大家都體會到了，我們這個社會最缺乏的就是“誠信”——這是必須引起高度警惕的。不能簡單的以“市場經濟”來解釋。從中國歷史的經驗來看，當一個社會尤其是其統治階層誠信普遍喪失，“巧偽之風”盛行的時候，巨大的危機乃至亡國、亡天下（一種文明的滅亡）也就不遠了！

在這裏必須強調一下對主觀唯心主義（它在當代就是以粗劣的唯物主義偽裝的實用主義）的批判。船山先生從哲學高度總結宋、明兩代亡國、亡天下的教訓——那就是主觀唯心主義盛行，腐蝕了人們尤其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船山先生當然還不能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認識到剝削階級腐朽到一定程度，面對不斷尖鋭地階級矛盾，在內外交困中必然放棄繁瑣的客觀唯心主義，轉而提倡主觀唯心主義。因為主觀唯心主義教人從“心”上下功夫，一經“覺悟”即可站穩反動立場，它減去了許多複雜的內容和麻煩的禮儀，在階級鬥爭白熱化的時代當然簡便得多。——我們必須從這個高度批判王陽明哲學，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吹捧。南宋陸九淵和明代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就是封建社會發生危機時採取的一種救急藥方。

船山先生雖然因為時代等原因無法認識到這一點。但他卻敏鋭而又深刻地把握到了宋明兩代亡天下與主觀唯心主義氾濫的關係，因而對其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寫道：“如果物體象馬赫所説的是‘感覺的複合體’或者象貝克萊所説的是‘感覺的組合’，那麼由此必然會得出一個結論：整個世界只不過是我的表象而已。從這個前提出發，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認別人的存在，這是最純粹的唯我論。”

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同樣具有列寧指出的唯我論的實質，因為按照他的心外無物的公式，除了他自己的“良知“之外，就不應該承認有別的事物存在。（當然客觀唯心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的差別不是絕對的）

王陽明主觀唯心主義在政治上的反動作用，是用“良知”去吞併世界，把世界納入其封建的倫理規範之中，從而消除人民反抗腐朽統治的鬥爭，達到其所謂“破心中賊”的反革命目的。王陽明殘酷地鎮壓農民起義，即使認為農民起來反抗地主是違揹他所説的“良知”的，他屠殺起義農民也是成全他“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不使“一物失所”。

現在很多人都被王陽明的所謂“知行合一”欺騙。其實他的“知行合一”是以知代行，用知吞併了行——稍微有點哲學常識的人就會知道，這是最反動的唯心主義認識論。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説知和行都是主觀的心產生的，所以兩者是合一的，知的時候就行了，行即是知的體現，知決定行，實際是取消了客觀實踐（行）。他説：“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説，入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是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傳習錄》上）這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王陽明實質上抹煞了知、行的區別，通過耍弄以知代行的花招，來達到他否認知來源於行，而主張行來源於知。所以他又説：“我今説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下）這種“知行合一”仍是一種內省體驗的方法——與宗教極其類似！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標準就是“致良知”。而這種“致良知”則是受到佛教禪宗“頓悟”説的啓發。他只是不同意佛教出世主義，而把這種原則還原為封建世俗的工作。——由此我們可以認清楚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真面目，這和唯物主義的知行觀是完全對立的。只有批判唯心主義才能樹立起唯物主義的正確知行觀。

王陽明在明末階級大搏鬥的浪潮中，向人民兜售“良知”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起到了瓦解人民鬥志的極其反動的作用。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性的東西：當一個階級處於上升階段時，他們會選擇唯物主義，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自信自己力量，更因為他們確實代表着歷史前進的方向。隨着這種先進性的喪失，他們就會滑進唯心主義的泥坑。一開始可能還是客觀唯心主義，到了這個階級的統治已經腐朽不堪，就要滅亡的時候，就必然倒向主觀唯心主義。封建地主階級經歷了這個過程，資產階級也是如此。這恰恰就是列寧寫作《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的歷史背景。當然，隨着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赤裸裸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已經很難有市場，這時候，他們必然會藉助機械唯物主義作為掩護，通過粗劣的唯物主義來掩飾唯心主義的實質。

隨着壟斷資產階級腐朽性的增加，他們必然更加依賴主觀唯心主義（用粗劣的唯物主義包裝的實用主義等經驗主義）來欺騙麻痹人民。近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走狗，都很注意吸收王陽明的信仰主義和先驗論，建立一套對於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的信仰主義，用來控制人民的思想。胡適受帝國主義指派（他是“共濟會”成員）在中國大肆宣揚實用主義，國民黨反動派也非常推崇王陽明（蔣介石逃到台灣，把“草山”改稱“陽明山”）——這些恰恰説明了誰鼓吹王陽明哲學，誰就是在替最腐朽的統治階級賣力麻痹人民！這在今天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

（3）對所謂的“國學熱”的批判

除以上兩個現實意義外，學習、傳承船山先生的思想、人格還有助於我們清醒批判地看待“國學熱”。伴隨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復興，必然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以中華優秀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的復興。但是，這種復興必然也只能是國際工人階級爭取科學共產主義事業的一部分，而決不可能是已經被五四運動打倒的歷史垃圾的“復興”。這些年來，“國學熱”興起，以至於很多應該接受義務教育的孩子都被剝奪了正規教育的權利，被送進什麼“國學館”學習——好在教育部已經注意到這件事了。

這裏我們沒有時間仔細分析這股“國學熱”的原因，只是簡單地指出：孔子孟子的思想尤其是後世被篡改過的“孔孟之道”是維護腐朽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正如毛主席所説：歷朝歷代都是以反孔起家的，等到尊孔的時候也就離着滅亡不遠了。就拿《弟子規》來説，這絕不是什麼“經典”這是清朝康熙朝一個秀才自編的教材，只是因為符合滿清統治者奴化人民的需要才被吹捧起來。

現在這些鼓吹“國學”的人，一定是沒有文化的，更不要説“傳統文化”“優秀傳統文化”了。不信的話，你可以問問他們，中國的“四書五經”是哪些書？經、傳、注、疏是什麼關係？《論語》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可靠材料嗎？那《春秋》及其三傳呢？

這裏只引用韓毓海同志在《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這本書裏的一段話，大家就可以對這股“國學熱”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了。以下是此書第134頁到137頁的原文：

“什麼是扯淡？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哈里 G 法蘭克福在《論扯淡》這本説裏説，扯淡不是扯謊，扯淡是‘一本正經的説廢話’。

“什麼是一本正經地説廢話？《論扯淡》一書的中文譯者、中國台灣地區的評論家南方朔打了個比方，他説，某人在電視台手舞足蹈、法相莊嚴地講《論語》，那就是一本正經地説廢話，那就是典型的扯淡。

“……(這幾段是説明《國富論》等古典經濟學的敍述方式就是扯淡)

“實際上，與‘《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麼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以及美國國慶宣言中所謂‘我們偉大且被上帝庇佑的祖國，其開國元勳在神聖的引導下，為人類開創了一個新的開始’等等諸如此類的東拉西扯一樣，這段奠定古典經濟學基石的經典格言，純屬扯蛋。

“‘扯淡比説謊更可怕，扯淡才是真理最大的敵人。

“馬克思一輩子最憎恨的就是扯淡，而他最大的擔憂當然就是後人把他的學説也搞成扯淡。……”

——強烈向大家推薦韓毓海老師的著作。

四、“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學習船山先生的鬥爭精神，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船山先生戰鬥的唯物主義精神，博大精神的辯證法思想，熾熱的愛國主義情懷，言行一致、勇於實踐的高尚人格都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無論從哲學思想還是從文化傳承上來説，我們中國共產黨人都是船山先生嫡系真傳。

船山先生對毛主席等人的影響在前文已經多次提到。這裏再講一個小故事：解放初期，姚虞琴經陳叔同轉贈給他的船山手跡《雙鶴瑞舞賦》，毛主席致信鄭振鐸作為珍貴歷史文物上交國家保存。毛主席於1950年、1956年兩次親筆手書“船山書社”。從這裏我們可以瞭解到船山先生對毛主席的巨大影響以及毛主席的偉大胸襟。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分重視對中華優秀（注意：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作為我國古代大思想家的代表就專門提到船山先生。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船山先生的名言或思想，到目前為止至少已有四次：

第一次是2014年9月，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週年大會的講話中引用了“名非天造，必從其實。”這句話（《思問錄 外篇》）

第二次是2014年10月，在全國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創造性地引用、融合船山先生的“文因質立，資質文宣”、“蓋離於質者非文，而離於文者無質也”等思想，要求創作出“文質兼美的優秀作品”。“文質兼美”是船山先生文質觀的核心命題，其實質就是神形兼備，內容和形式的高度統一。

第三次是2015年10月，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總書記引用了船山先生的“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張子正蒙注 至當篇》），用以説明謀求新的發展必須確立新的發展理念，以及發展理念之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第四次是2016年12月31日發表的新年賀詞中，總書記引用了船山先生《尚書引義 太甲》“新故相推，日生不滯”的名言，表達出在新年到來之際，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不斷開拓新局面、進入新境界的決心和信心。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順天應人”擔當起歷史的重任，就在於她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她深深地懂得：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為此就必須始終保持自己的純潔性和先進性，就必須有自我革命的精神。而這正是我們在今天學習船山先生的結合點所在。

（根據時間觀看視頻：《紅軍之問》）

2019年4月20日14：25

（講稿很長，如果有機會講的話，只能從中採用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