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的“中國中世紀落後論”看來在西方廣受歡迎_風聞

 4月17日《經濟學人》發表了一篇很學術的文章——Where growth is concerned, is population destiny?

討論的是某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的關係。

文章的總體論調是，人口規模越大的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後勁兒方面有很大的優勢。工業革命之前，如果有較為有效的計算GDP的公式的話，就會發現人口體量龐大的亞洲是世界經濟的重心。

哪怕就今天的評價標準，到2020年，全亞洲的總GDP要佔到全球GDP的一半還要多。

如果這樣的話，西方人口不佔優勢的情況下，領先全球幾個世紀，是不是反常呢？

人本身也是經濟發展的“原材料” raw material，從純理論上講，人口越多的地方，出現海森堡或者瓦特的可能性就越大。

普林斯頓大學的Esteban Rossi-Hansberg把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做了更強的關聯，他這個團隊把這個理論拉長到四五百年的長度，認為人越多的國家，受惠於技術變革的程度就越大，因為人多，需求多，消費帶動的是市場規模的擴大，一旦科技變革，轉化帶來的經濟增長的幅度就越大。

文章還打了個比方，愛迪生髮明瞭電燈泡，但是電燈泡需要賣出去投放到市場上檢驗，才能推動電燈泡技術的不斷革新，這個時候就需要人口規模較大的國家來驅動，美國就算是一個。

不過文章的後半段，把畫風轉移到“移民”問題上，就顯得有點顧頭不顧尾。

人口多但是國家窮的話，後發追趕需要400年（典型的就是中國）。但是富國最容易吸引移民，讓自己的人口池變得更加龐大，人才庫的準備更加豐富。

李稻葵

文章這時候用了李稻葵的數據：

第一，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水平按當今的標準看是十分落後的。例如，我們發現按1990年美元測算，明代人均GDP約為920美元，清代約為760美元，低於改革開放後的水平。注意以上美元計價的絕對值取決於古代與現代的貨幣比值，在之前我們發表的一篇文章裏，按照實物產量乘以當今世界物價計算，以上收入水平更低。作為推論，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生命的經濟價值，是遠遠低於現代人的。戰爭中生命犧牲的經濟成本比今天低很多。

​第二，從北宋初年（公元980年）到明代，中國人均GDP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波動，清代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我們的分析表明，人均GDP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長速度超過資本、土地的積累速度。在將近900年的時間裏，人均耕地面積持續下降，這一下降沒能被糧食畝產量的上升所彌補。換言之，人均佔有的土地量、勞動工具包括牲口數量是下降的，這導致勞動生產率不斷降低。

第三，通過國際比較我們發現，宋代中國的生活水平世界領先，但在1300年（元朝大德四年）之前已經落後於意大利，1400年（明朝建文二年）前後被英國超過；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之前，雖然中國的部分地區和歐洲最富裕地區的生活水平相距不遠，但是作為整體的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歐，因而，東西方的大分流在工業革命之前已經開始了。這一發現與以上人均GDP逐漸下降的發現密切相關，也就是説，中國人均勞動生產效率的不斷下降對於經濟發展、國家進步而言是重要的負面因素。

   文章接下來基本上就把李稻葵的文章翻譯了一遍，而且用了“大分流”這個詞，繪圖如下：

1800年東西大分流，中印被西方甩開

“東西方的大分流在工業革命之前已經開始了”這個論斷其實漸漸在西方學術界有共識的傾向，直接影響到了中世紀歐洲史的研究（中世紀後半段就孕育了工業革命的萌芽）。

文章最後説，National populations matter to the extent that borders do.國民人口的重要性已經和領土規模（邊境線的長度）相當。

雖然文章對中國在未來50年的發展抱有相當程度的樂觀，但是有幾個問題還是難以回答：

1 人口膨脹的南撒哈拉非洲國家和阿拉伯國家似乎看不太到技術革新的潛質，生活水平提高主要還是得益於全球化；

2 李稻葵對13、14世紀中西經濟實力對比到底有多少benchmark（基準）作為依據？

比如宋代中國的生活水平世界領先，但在1300年（元朝大德四年）之前已經落後於意大利，1400年（明朝建文二年）前後被英國超過，這是有很大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