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國際秩序變遷與中國的選項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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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2008年金融危機後,國內外對以美國和西方為基石的現有國際秩序及其未來的討論顯著增加,但相關研究成果大都既缺乏關於國際秩序的可操作的評估框架,又缺乏對歷史上的國際秩序變遷案例的實證分析。在構建相對完善的關於國際秩序的定義和評估框架的基礎上,通過考察自1800年以來重大的國際秩序變遷案例,可提供如下可能的中國選項,即中國仍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只要認定任何國家都無法真正從外部阻擋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的經濟增長更多的是靠國內的改革和開放的話,中國需要做的就是沉着冷靜,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基礎上,治理好自己,儘可能與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共同推進國際秩序的穩步改進,從而造福世界。

【關鍵詞】 國際秩序　秩序變遷　評估框架　政策選項

【作者簡介】 唐世平，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

國際秩序、秩序變遷及其評估

2008年金融危機後，國內學界對國際秩序及其變遷的討論顯著上升。對此，有國外學者認為以美國和西方為基石的現有國際秩序面臨空前挑戰，甚至已近崩潰。基於此，學者們對中國在未來國際秩序塑造中應扮演的角色也作出了一定的研判。

對於一個大國，特別是新興大國而言，如何與既有的國際秩序相處，如何在國際秩序的變遷中扮演恰當的角色，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判斷國際秩序的變遷，需要嚴謹定義國際秩序，並提供一個可能的評估框架。討論中國的合理選項，則需要進行基於實證的而不僅僅是道義的考察。

“英國學派”的開創者之一赫德利·布爾於1977年出版的《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可以説是當代國際關係對國際秩序進行理論研究的起點。1981年，羅伯特·吉爾平出版了《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遷》，從霸權穩定和霸權戰爭的視角詮釋了國際秩序變化的動力。由於布爾的討論更加豐富，分析框架也更加包容，其對後來的研究影響更大。但布爾關於秩序的定義和討論也是有缺陷的，如將行為體的行為（外交、戰爭）與秩序中的制度混為一談，並顯示出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等。

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秩序研究大體上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文獻主要從道義角度來討論既有國際秩序的好壞、可能的變化趨勢，以及是什麼樣的國際秩序才更合乎一定的道義標準。這類文獻基本不從實證角度來討論國際秩序的構建和維持。第二類文獻則主要討論既有霸權國和崛起國對當今國際秩序以及未來國際秩序走向的影響。進入21世紀，這一類文獻重點關注的是中國、俄羅斯等金磚國家與美國及歐盟的互動，仍缺乏對歷史中的國際秩序變遷的實證研究。其中，國外學者的研究更關心如何將中國吸收到既有國際秩序中，中國是否已經或正在融入既有的國際秩序，以及中國將會追求什麼樣的國際秩序，而對於中國在國際秩序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及可能選項的討論則明顯不足。第三類文獻是少數側重從實證角度研究歷史中的國際秩序變遷的成果。但是，這類研究普遍缺乏對國際秩序的嚴謹定義及評估框架。

基於此，本文將提供一個相對完善的關於國際秩序的定義和評估框架，並通過考察自1800年以來重大的國際秩序變遷案例，來討論中國可能的合理選項。秩序是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哲學等多個學科的核心問題。但一直以來，學術界既沒有一個關於秩序的統一定義，更沒有一個能夠用來評估的基本框架。本文認為秩序是“一個社會系統內的可預測性（可預見性）的程度，而這種可預測性通常是因為在一個社會系統內部，行為體的行為、社會交往以及社會結果均受到了一定的調控。”這就意味着，只要一個社會系統出現了一定的可預測性，就可以認定該社會系統是有秩序的。國際秩序就是國際系統中的秩序，而其在時空中的變化即是所謂的“國際秩序變遷”。基於此，可以提出一個國際秩序變遷的四維評估框架。

**第一，覆蓋空間和領域的廣度。**一個秩序可以覆蓋次地區、地區或者全球等不同空間範圍。從國際關係史來看，真正全球意義上的國際秩序恐怕在冷戰結束後才真正出現。同時，國際秩序還可以覆蓋不同的領域，如政治、經濟等。顯然，覆蓋的空間和領域越大，秩序建立和維持的難度越大，建立和維持的成本也會越高。

**第二，秩序對權力的相對集中或者壟斷。**自進入等級社會之後，人類社會的秩序都是建立在對權力不同程度的相對壟斷基礎之上的。因此，秩序內的權力分佈是度量該秩序的一個關鍵維度。秩序內權力分佈的顯著變化（大致可以理解為權力的轉移）通常會導致秩序的重要變化。當然，秩序內的權力分佈與該秩序的和平與穩定並不是簡單的線性關係。

**第三，制度化的程度。**任何秩序的延續，除了需要依靠權力的強制力，還必須通過制度和規範來規制人們的行為。因此，秩序的制度化程度是度量秩序的另一個核心維度。一般情況下，制度化程度越高，秩序的穩定性就越高，擁有該秩序的體系也越和平。而制度化的程度可以從兩個亞維度度量。一個是制度化的密度，也就是秩序內的制度對行為體的行為、交往以及社會結果的規制的細緻程度。另一個制度化的深度即秩序內的制度對不同領域中的行為體的行為、交往以及社會結果的規制的觸及深度。一個秩序內的制度化密度越大、深度越高，制度化的程度也越高。當然，制度化程度越高並不一定意味着這個秩序就越好。

**第四，制度被內化的程度。**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內化的程度可以視為自覺遵守規則的程度。一般情況下，制度被內化的程度越高，秩序越穩定。但是，制度被內化的程度更高並不意味着秩序更好。

當上述四個維度中的任一維度發生顯著變化，例如，秩序的覆蓋廣度出現了顯著的收縮或者擴展，或者其內部的權力分佈有了顯著的變化，或者支撐它的基石性制度發生了重大變遷，即可以認為該秩序發生了顯著的變遷。由此可見，國際秩序變遷的核心動因即秩序所覆蓋區域的變化、秩序內權力分佈的變化、秩序內製度化程度的變化（特別是其基石性制度的變化）。其中，制度變遷的核心動力是通過權力的選擇和支持將一些特定的觀念變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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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中的國際秩序變遷

在國際系統中，國際秩序的重要變遷是屈指可數的事件。因此，本文將基於國際秩序的定義和國際秩序變遷的評估框架，對1800年之後所有重要的國際秩序變遷案例進行考察。需要説明的是，本文的論述基於兩點基本認識。一是帝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際秩序，更大程度上是國內秩序。與此不同的是，美國將西班牙和英國逐出美洲後建立的以美國為中心的“半帝國”可以説是一個具有等級特徵的國際秩序。二是秩序不等於霸權，霸權國也不一定建立秩序，至少不一定建立非常制度化的秩序。比如，“美國治下的美洲”秩序就沒有太多制度保障。從理論上來説，秩序也可以不依賴於霸權國而存在和維持。當大多數國家都支持和遵守既有秩序中的基石性規則時，該秩序即便沒有霸權國也可以維持。

（一）1815-1939：歐洲的“百年和平”與“二十年危機”

拿破崙戰爭之後，1814年至1815年的“維也納和會”確定的“歐洲協調”的歐洲國際秩序是現代意義上的第一個地區性國際秩序。一般認為，這一秩序為歐洲帶來了一百年的“和平”，之後才是一戰和“二十年危機”。但這一地區性國際秩序至少經歷了以下幾次衝擊：1848年的革命浪潮、185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以及“歐洲協調”的崩潰、1866年的奧匈帝國與普魯士的戰爭、拿破崙三世與俾斯麥的對決和1871年德國的統一。這一秩序在1890年左右開始出現全面性的危機。

對這一秩序的根本性衝擊來自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遺產。儘管拿破崙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崙曾經的勝利征服使得歐洲再也回不到過去。

法國大革命給歐洲乃至世界帶來了兩個衝擊性的理念：一個是個人自由，一個是民族主義。前者要求凌駕於臣民之上的皇帝和國王都成為歷史，或者被推翻、或者建立君主立憲制、或者徹底走向共和。後者則要求“民族自決”，即所有的帝國都應該解體而讓“族者有其國”。前者的衝擊從１７８９年開始，在拿破崙戰敗後稍稍沉寂了幾年，１８２０年後又開始風起雲湧，到１８４８年席捲幾乎整個西歐而得到基本實現。

民族主義對多族羣帝國的衝擊雖然因為“歐洲協調”的存在而得到遲緩，但一直暗流洶湧。意大利和德國的最終統一標誌着民族主義對西歐的衝擊達到了新的高度，之後幾乎所有的多民族帝國都面臨着解體的可能性，並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西（中）歐得到基本實現。不僅如此，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戰敗和德國的最終統一意味着歐洲大陸的一對核心力量的對比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維也納和會”開啓的歐洲秩序下的和平主要靠聯盟之間的權力平衡來支撐，其內部和平的主要機制是基於聯盟之上的威懾。整個秩序內部的穩定與和平並沒有太多的制度成分，更談不上制度的內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諸如領土完整、國家版圖不得被強行改變、侵略是非法的等保障和平的根本性制度，在該秩序下均未被主要大國接受。事實上，除了英國之外，歐洲大陸的主要大國和許多小國都希望擴張新的領土或者奪回失去的領土。因此，總體而言，整個歐洲系統仍舊主要是一個“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世界”，儘管它已經在向一個“防禦性現實主義的世界”邁進。1815年至1914年間的歐洲國際系統遠沒有那麼和平。

1871年德國統一之後，經濟快速增長，導致歐洲系統的整體權力格局發生了顛覆性變化。1895年，德國超過法國和沙俄而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是僅次於英國的歐洲第二大經濟體（此時，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是，1871年至1914年間的德國還是不夠強大。它沒有超過英國，更沒有超過美國或者英法之和（見文後附表）。因此，當德國急於和英法爭奪非洲，並展開與英國的海軍軍備競賽從而促成英國和法國的聯盟之後，德國的崛起進程變得舉步維艱。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歐局勢大致可以用“二十年危機”來概括。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埋下了二戰的種子。不過，德國對國際秩序的再次挑戰同樣是幾乎註定失敗。一方面，1939年的德國仍然不夠強大。儘管德國在1939年已經超過英國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德國的經濟總量仍沒有超過英國和法國的經濟總量的總和，更談不上超過英法俄的經濟總量的總和。另一方面，1939年的美國已是超級經濟大國，英國和德國加起來的經濟總量都不及美國的經濟總量大。在人均GDP上，美國也早已遙遙領先於德國和英國，更不用説美國還能聯合英法俄。

（二）1840-1945：東（北）亞中華秩序的崩潰和日本帝國的失敗

大體説來，1840年前的東亞（特別是東北亞）國際秩序是一個以中華帝國為支點，具有高度等級性的地區秩序。當中央帝國穩定時，東（北）亞的國際系統通常是一個貿易穩定、戰爭相對有限的體系。

1840年，英國的整體經濟總量遠遠不如當時的清王朝。但是經過了工業革命後的英國已經是世界第一技術強國。憑藉堅船利炮，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勝清王朝以中華帝國為支柱的前現代的東（北）亞秩序至此開始動搖。需要指出的是，在戰勝清王朝後，英國並沒有試圖殖民整個清王朝，而是依託英國的海上優勢來控制清王朝的沿海貿易。這一（半）殖民制度安排為日後各西方殖民者各自劃定租界，同時又為清王朝基本保持獨立和主權奠定了基礎。

半殖民秩序在中國維持了大約50年後逐漸被日本打破。作為非西方世界中第一個初步實現現代化，同時又認定東（北）亞還應該回到一個等級國際秩序的日本是當時東（北）亞國際秩序的真正挑戰者。繼1894-1895年戰勝清王朝，1904-1905年戰勝沙俄、1910年正式吞併朝鮮、1919年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後，日本構建一個以其為核心的中央帝國的新東（北）亞等級國際秩序的目標和決心變得更加堅定。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國際局勢對日本非常有利。1933年之後，德國崛起，英法無暇東顧。因此，西方列強甚至在日本全面侵華時也沒有真正阻止日本。直到日本於1941年偷襲珍珠港之後，西方列強才開始和中國聯手並最終挫敗日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秩序的野心。至此，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試圖重建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東（北）亞等級國際秩序的努力徹底失敗。

東（北）亞地區在二戰後分成兩部分而分別被併入美國或蘇聯治下的東西方國際秩序之內，直到1972年中美破冰之後才逐漸被打破。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曾經試圖主導東（北）亞國際秩序。但之後，日本經濟泡沫、德國統一、冷戰後美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都讓日本的國力相對下降。隨着中國國力的快速增長不僅由日本主導東（北）亞國際秩序變得更加困難，冷戰後由美國完全主導東（北）亞國際秩序的態勢也變得難以維持。時至今日，東（北）亞國際秩序仍未完全定型。

（三）1865-1906：“美國治下的美洲”秩序的建立

現有研究認為，英國將美洲和平交接給美國是一個國際秩序和平轉變，或至少是權力和平轉移的極佳案例。更有一些學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是英國和美國的“（文化）親緣關係（認同）”以及他們類似的民主制度。但這樣的闡釋並不準確。1805-1853年間，美國通過購買路易斯安那（1803）、吞併弗羅裏達（1810-1813）以及對墨西哥的戰爭（1846-1848），完成了其大陸擴張並基本奠定了美國的版圖。1850-1865年間，因為奴隸問題以及隨後的“南北戰爭”（1861-1865），美國的領土擴張一度停止。

南北戰爭之後，美國經濟開始爆發式增長，其年均經濟增速高達4％。1875年美國經濟總量正式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1895年，美國經濟總量已經是英國的1.5倍，儘管英國的人均ＧＤＰ仍領先於美國（見文後附表）。但此時的美國正在全心全意經營美洲，而英國則需要統治一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

1898年美西戰爭之後，美國實際主宰了美洲。而面對來自多個戰線的挑戰，英國只能進行戰略收縮。第一，德國在歐洲的崛起勢不可擋。德國統一之後超越法國而成為歐洲第二大經濟體以及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英國不再是歐洲的霸權國，而是成為多個大國中的一個。1897年英國威脅要對德國進行海上封鎖後，德國於1898年開始海軍造艦計劃向英國海軍對公海的統治發起挑戰。第一次“摩洛哥危機”後，受到英法挑戰的德國開啓了新的海軍造艦計劃。第二，沙俄對英屬印度的威脅。從1830年起，沙俄一直在向中亞擴張，到1885年基本完成了對中亞的征服，直接威脅到英屬印度。第三，日本在東亞的崛起。繼甲午戰爭擊敗清王朝、日俄戰爭擊敗沙俄之後，日本開始對英國在遠東的利益構成現實挑戰。第四，第二次“英布戰爭”嚴重消耗了英國的國力，以至於當時的英帝國殖民地部長張伯倫都承認，大英帝國已經是一個“疲憊的巨人”。

面臨多方面的威脅以及美國在美洲不可阻擋的崛起態勢，英國通過將其在中美洲有限的存在轉讓給美國以尋求和解，其核心動因即是英國需要集中力量應對來自德國的挑戰。這一大戰略使得英國不僅達成了與美國的和解，還達成了與沙俄的諒解和與日本的聯盟。英國和沙俄於1907年簽署了“英俄條約”，從而基本完成了在歐洲孤立德國（以及奧匈帝國）的戰略。英國更是於1902年簽署了“英日同盟條約”，並且於1905年和1911年兩次續約。可見，英國讓出美洲以達成與美國的和解不是孤立的行為，而是英國進行戰略收縮以集中力量應對來自德國挑戰的一個關鍵部分。只有在最初的和解達成之後，英美兩國的文化聯繫以及相似的政治制度才開始發揮顯著的作用。

這一案例發生的時間和機遇均是罕見的。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在1875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之後一直到1905年，幾乎沒有介入其他地區的事務，而是全心全意地建立其“美洲帝國秩序”。甚至在牢固地建立了其“美洲帝國秩序”之後，美國也並沒有急於尋求其對全球性國際秩序構建的領導權。另外，這一秩序的維持並沒有太多的制度因素，而主要是基於美國在該秩序中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超強國力。正因為如此，美國在美洲系統中幾乎為所欲為，肆意侵犯這一系統中其他國家（特別是中美洲國家）的主權。這一狀況直到２１世紀才基本結束。

（四）1914-1945：美國主導的西歐／北大西洋秩序

如前所述，1871年德國統一之後，英國再也不是一個獨立主導歐洲秩序的霸權國，而只是歐洲力量天平上最重要的砝碼之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美國開始深刻介入歐洲事務。但一戰結束後，英法仍希望由自己來主導歐洲事務，或最多由它們和美國一起平等地主導歐洲事務。英國和法國都認定自己還有可以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空間。英國想用其對國際聯盟（以下簡稱“國聯”）的支持換取美國對英國（和法國）的安全支持與經濟支持。法國則試圖用其對國聯的支持來換取美國（以及英國）對德國的嚴厲懲罰。甚至意大利也提出“平等的和平”，與美國討價還價。總之，一戰後，儘管美國的國力已經足夠強大，英法和其他主要歐洲國家並不願意被美國領導。

不過，在這一歷史時期，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影響世界的兩大理念。一個是民族自決。這一理念在一戰後獲得廣泛接受，國際聯盟依此設立的“託管制度”為諸多地區的最終獨立奠定了基礎。二是集體安全。儘管沒有得到切實遵守，國際聯盟還是第一次嘗試用國際法來阻止侵略並推動集體安全。毫無疑問，在威爾遜推動下建立的國際聯盟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所倡導的理念為之後聯合國的基石性制度奠定了基礎。

二戰後，隨着美國的國力進一步提升，此時的歐洲國家（包括英法）已經無力與美國討價還價，轉而紛紛請求美國的“拯救”。挪威史學家蓋爾·倫德斯塔德曾經説過，1945年之後美國主導西歐秩序是“一個受邀而建立的帝國”。

（五）1945-1991：“東方”秩序的崩潰與“西方”秩序的擴張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1945年的世界並不是一個“兩極世界”，最多隻能在軍事方面這麼説。1945年，美國的經濟總量和人均ＧＤＰ遙遙領先（見文後附表）。美國治下的國際秩序（即“西方陣營”）和蘇聯治下的國際秩序（即“東方陣營”）的競爭最終演變為長期經濟增長能力的競爭。

冷戰期間，儘管經歷了石油危機等衝擊，西方陣營整體的經濟增長大大優於東方陣營，特別是雙方核心領導國家的增長。因此，冷戰時期，除了軍事實力之外，美國相比蘇聯的綜合國力優勢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大。西方陣營相比東方陣營的綜合國力的優勢也是如此（見文後附表）。而在內部團結方面，西方陣營也明顯優於東方陣營。兩大陣營的核心維持手段都是聯盟，輔以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

總體説來，西方陣營內部的團結更加堅定，而東方陣營的內部團結遭遇多次挫折，甚至不得不多次使用武力來維持陣營存在。此外,在競爭戰略方面，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試圖與美國“和平相處”，但沒有成功。至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又試圖在全球範圍對抗美國，結果是兩個陣營都出現了戰略性失誤：美國捲入越戰，蘇聯則捲入阿富汗的戰爭泥潭。但因為擁有更加雄厚的國力和更加穩固的聯盟，美國最終渡過難關。相比之下，蘇聯的錯誤則因其國力衰落和缺乏穩固的聯盟而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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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啓示及其對未來趨勢的基本評估

以上案例覆蓋了（近）現代所有重要的國際秩序變遷，揭示了國際秩序變遷的主要動因及其相互作用。如下表所示，秩序內權力分佈的顯著變化將導致秩序的顯著變化，例如，德國的統一、美國在美洲的崛起、“東方陣營”內部核心國家的衰落。外來強大力量的介入會導致權力分佈的顯著變化，例如，東亞秩序的崩潰。秩序內部的基石性制度被顛覆，通常會導致秩序的顯著變化，例如，“歐洲協調”的崩潰。而秩序的顯著變遷確實也經常體現在某個秩序所覆蓋的地理區域的收縮或者擴展上。

更重要的是，儘管這些案例不能為我們提供全部的答案，但它們展現的基本經驗事實為我們思考國際秩序及其變遷提供了基本的參照。

第一，塑造國際秩序需要超強的綜合國力，包括引領科技進步的能力。

從美國相對順利地將西班牙和英國逐出美洲而建立美國治下的美洲秩序來看，當時美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是英國經濟總量的1.5倍，且英國還面臨來自諸多方向的挑戰。不僅如此,現代國家的競爭很大程度上還是技術層面的競爭。1840年，英國的經濟總量遠不及清王朝，但英國以工業時代的軍事技術水平對抗清朝農業時代的軍事技術水平,依靠堅船利炮在沿海輕易擊敗清王朝。而德國、蘇聯在綜合國力到第二但卻沒有全面技術優勢的情況下試圖用武力或高度對抗的手段改變既有秩序，結果都失敗了。

第二，國際秩序變遷不能依靠非和平手段。

既有的國際秩序，特別是有核心霸權國的國際秩序，擁有強大的“在位者優勢”。而且，既有國際秩序一定有支持者，否則不可能出現和存續。這些支持者既包括霸權國與其盟友，也包括在該秩序下獲益的其他行為體。既有秩序的支持者通常都會擔心來自新霸權國的報復，不會主動“倒向”新的秩序。更何況，儘管新秩序可能會給許多國家帶來更多的福利，但這並不確定，絕大部分國家不會為不確定的目標付出代價。基於此，既有國際秩序發生顯著改變至少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秩序中的核心國家出現嚴重戰略失誤或者是秩序內部發生大的災難，導致整個國際社會認為既有秩序已經“失序”。另一個是現有核心領導國家國力大為衰減。

第三，國際秩序變遷需要足夠多的重要國家的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已經是無可爭議的第一大經濟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德遭受重創，英國經濟幾乎崩潰，美國成為所有其他主要國家的債主。英國欠美國45億美元，法國欠美國35億美元，意大利欠美國18億美元，而蘇聯也需要依靠美國的“饑荒救濟”。除海軍之外，英國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和美國匹敵。但英國和法國仍認定自己擁有可以和美國討價還價的資本，最終主導了《凡爾賽和約》談判，使得一戰後國際秩序的安排中，美國僅取得與英國同等的地位。相比之下，二戰後的歐洲則因別無選擇而對美國給予了支持。1945年，美國的經濟規模不僅已經超過了英法蘇德的總和，且人均ＧＤＰ也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二戰後美國對歐洲秩序的主導是歐洲支持的結果。

第四，國際秩序的塑造需要遵循從本地區到全球的路徑。

儘管眾多美國精英很早就認定美國應該是一個全球大國，但19世紀下半葉至２０世紀上半葉，美國對其他區域的干預仍是相對謹慎的。日俄戰爭後，西奧多·羅斯福甚至仍對日本採取了綏靖政策，以換取日本對菲律賓等美國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存在的安全保證。因為地理仍舊是一個極重要的約束力量，能力的投射受到地理距離的極大約束。而穩固的地區（秩序）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如果一個國家所在的地區內耗不斷，它必將無力應對其他地區事務。另外，挑戰其他地區可能已經存在的秩序及其重要的地區大國可能陷入困境。更何況，一個在本地區都不能建立穩定秩序的國家難以贏得其他地區國家的認同。

第五，國際秩序變遷的主導國必須能為其他國家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

制度是規則化了的思想或者觀念。因此，一個行為體要想讓國際秩序向更好的方向變化，就必須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基於這些思想的制度還必須能夠確實改善其他國家的某些福利。主權、領土完整、共和政體、民族主義、去殖民化、建立國聯或聯合國以獲得集體安全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理念，共同構成了當今國際秩序的基石性規則。當然，有吸引力的思想不一定來自最強大的國家。也就是説，基於綜合國力的“結構性領導力和基於思想的“知識性領導力”可以不重合。因此，如果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一個國家再強大，其對國際秩序中的制度影響可能也是有限的。特別是對當下的國際秩序變遷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畢竟，這一源於二戰、在冷戰後得到擴張的秩序是以美國和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也是迄今為止最為制度化的國際秩序，其核心理念和思想基本都來自西方。

除此之外，歷史案例還給予我們以下啓示。其一，任何一種秩序的建立和維持都是需要成本的。美國致力於重建西歐的“馬歇爾計劃”和蘇聯對華約國家以及中國等國的支援與補貼都是這種代價的體現。除上述物質成本外，還有時間成本，這種成本顯現得相對緩慢。比如，早已發生的英國製造業的衰弱和近幾十年來美國製造業的萎縮可能都是維持秩序的長遠代價的體現。總之，對於秩序中的核心國家來説，秩序所帶來的並非都符合其自身利益。其二，基本穩固的國內支持是主導國際秩序變遷的必要條件。一戰後，美國國內對塑造國際秩序仍缺乏共識，“孤立主義”依然有巨大影響，最終導致美國連自己發起的國際聯盟都沒有加入。而二戰結束時，美國國內則形成了介入世界事務的穩固共識，“孤立主義”幾乎沒有任何市場。其三，正確的大趨勢研判是必要的。任何行為體要想在國際系統這樣一個複雜系統中贏得優勢，必須對系統中的大趨勢，特別是湧現性的大趨勢有大致正確的判斷。當然，還應認識到，在國際政治系統中，很少有結果是由一個行為體的意圖所決定的。

以之為依據，對冷戰後開啓的現有國際秩序可以做出以下評估。首先，現有國際秩序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接近全球性的國際秩序。相比之下，此前的國際秩序其實都是地區性的國際秩序。但即便是今天這個最為全球化的國際秩序也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全球國際秩序。其次，直到2008年前，現有國際秩序的主要力量支撐仍主要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西歐和日本。再次，現有國際秩序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制度化且制度內化程度最高的國際秩序。現有國際秩序的制度覆蓋了國家之間相互交往的絕大部分領域，併成為國家理念的一部分。有鑑於此，現有國際秩序將持續其全球範圍內的擴展趨勢。特朗普和歐洲右翼勢力的興起都只能放緩，卻難以阻止或根本逆轉這一趨勢。儘管國家間的競爭、強權政治都將會持續，但大規模征服性戰爭的可能性將是非常小的。現有國際秩序不可能退回到一戰或二戰前的“叢林世界”，且將越來越地區化。其主要動因是在全球化趨勢下，同一個地區內的國家越來越重視區域內合作和一體化。因此，地區秩序的構建是構建未來國際秩序的關鍵部分。而如果國際秩序越來越地區化，那麼不同地區間的合作和協調將會越來越重要。最後，關於國際秩序具體制度的理念競爭將會更加“百家爭鳴”，而不再是完全由來自西方的行為體所全面主導。不同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都將在各自有一定優勢的領域，更加積極地爭取在制度的制定過程中有一席之地。

還需要強調的是，對未來國際秩序變遷的趨勢判斷還有幾個關鍵變數。一個是特朗普之後的美國向何處去？特朗普和奧巴馬、希拉里等，在維護美國的霸權領導地位這一目標上並無本質不同。特朗普並不是要放棄領導世界，而是要重整旗鼓，以更小的成本和代價來維持美國的超強國力和世界地位，並減少其領導地位所帶來的成本和損耗。另一個關鍵變數是歐洲的走向。在英國脱歐以及反對歐盟的民粹主義在其他一些歐盟國家興起之後，不少學者認為歐盟不僅遭遇空前危機，而且可能最終解體。但我們還須看到的是，歐盟是歐洲各國人民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殺戮之後所致力的一項宏偉工程，認為歐盟會輕易放棄的觀點可能過於輕率。如果歐盟和美國能夠重新找到一個平衡，也許西方世界對國際秩序的總體影響並不會有大幅度的削弱。再者，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能否保持強勁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發展，並且積極參與到國際秩序中的制度制定過程中，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國際秩序中西方與非西方權力及觀念的相對比例。但總體來説，在可見的時間範圍內，現有國際秩序的變遷恐怕仍是量變，而不是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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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參考的中國選項

基於前文的理論建構及其對未來趨勢的研判，中國在推動國際秩序變革中的可能選項應觀照到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努力打造超強的國力、領先的科技水平，爭取廣泛的國際支持。**目前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超強國力還有很大差距。因此，對中國而言，其首要任務之一是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努力成為技術創新領先國家，實現國家的全面現代化。除了科技和經濟創新的體制機制亟須改革，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也亟須通過創新機制，為世界貢獻更多惠及全球的社會科學知識，以塑造中國的“知識領導力”。

**第二，正確評估改變和維護國際秩序的成本與風險。**中國追求的不是對既有國際秩序中基石性制度的挑戰，而是通過合作和磋商進行漸進式的、能夠給發展中國家及美國等發達國家同時帶來效益的變革。中國應全面評估各方面的成本與風險，避免陷入“戰略過於擴張”和“戰略透支”。

**第三，正確的國際身份定位。**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平等的方向變革，中國要從全局和整體上關注國際秩序的變革，而不僅僅是關心自身的國際地位。此外，中國目前所擁有的最重要的國際地位，從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到在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地位，無一不是來自於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基於此，在具體制度的變革上，中國不應大而化之地討論“制度之爭”，而應將重心放在提供解決方案上，同時應在學習中不斷完善對制度的認識，從而做到制度的不斷創新與變革。目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原因是中國從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金磚銀行等多邊發展銀行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且傾聽了發展中國家的需求。

**第四，東亞優先。**即便困難重重，中國也需要優先經營東亞地區。與此同時，中國還應繼續推動區域間的協調和合作特別是與歐洲（歐盟）、非洲、中亞、拉丁美洲這幾個關鍵地區的協調與合作。如果世界是一個越來越“區域化”或者説是“地區化”的世界的話，那麼地區間的合作與協調就會越來越重要。中國與各地區組織都有相當的合作基礎，但還有待加強。而中國與某些金磚國家的合作則或許可以放在地區間合作的框架之內。與此同時,中國還應清醒認識到，只要地區內的國家不能夠實現它們之間的基本和平，任何該區域外的國家都難以有太大作為，中國恐怕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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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對任何一個新興大國來説，如何與既有的國際秩序相處都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中國領導人在2015年9月24日和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時明確指出，“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着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倡議都是開放、透明、包容的，有利於有關國家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減少貧困，歡迎包括美方在內的有關各方積極參與。”在十九大報告中，中國領導人再次明確指出，“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中國“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對於任何一個新興的大國來説，如何與既有的霸權國相處同樣也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更何況當今的霸權國還是構建並維持了當今國際秩序的霸權國。我們必須認識到，沒有一個既有的霸權國會願意放棄它的領先地位：美國也不例外。只要我們認定任何國家都無法真正從外部阻擋中國的經濟增長，而中國的經濟增長更多的是靠國內的改革和開放的話，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沉着冷靜，以國內的改革開放為基石，治理好自己，儘可能與其他國家（包括霸權國）和非國家行為體，共同推進國際秩序穩步改進，從而造福世界。（註釋略）

轉載自國關國政外交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