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你只讀書單不讀書的原因_風聞

我們越來越看到，傳統“書單”慢慢變了。書單這種對讀書人錢包的“保護機制”，不僅不再可能對抗“互聯網化”，反而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是越來越多；二是愈發迎合互聯網品味，愈發配合互聯網營銷模式。

又是一年“世界讀書日”。

26年前，國際出版商協會提出設立“世界讀書日”，又叫“世界圖書與版權日”，經西班牙政府提交給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後被批准成立。

為什麼是在4月23日？其實，它有個“原型”：西班牙在4月23日這天的聖喬治節。

這源自當地的一則傳説。有個名叫喬治的勇士，單槍匹馬戰勝了惡龍，拯救出公主，公主贈送給他一本書。

在這裏，書，象徵着膽識與力量。

書總是如此，被寄予了永不嫌少的讚美與期望。在中國，它的功用甚至能被具象化為黃金屋和顏如玉。

總之，開卷有益。“世界讀書日”設立的初衷便是，推動更多的人去閲讀和寫作。

讀書的應然正當無甚必要去懷疑和證明，但是，在每年的今天，我們還是會密集地遭遇“靈魂之問”：你閲讀了嗎？

在當下回答這個問題，恐怕需要重新定義“閲讀”一詞。

現代人的故事總是離不開互聯網，而它也正在改變人們的閲讀習慣。紙質書首當其衝地成為在這股潮流中很可能會被最早“獻祭”的傳統行業之一。

世界讀書日年年過，年年有圖書市場傳出的“悲鳴”。圖書銷量連連下滑，似乎今天的人，尤其是今天的青年，已經不看書了。

難道人們已經拋棄了“閲讀”？顯然，話也不能這麼説。

“閲讀”的方式在今天已趨多元，每天通勤的路上，公交地鐵內遍是低頭族，智能手機越來越大的屏幕，成為了最常用的信息顯示器。此外，還有電腦、平板，以及被揶揄是專門用來泡麪的kindle。

內容的載體硬件在變化，其形態也在發生變化。這已經是老生常談。

二次元文化的基地“b站”，它的首頁如今多是學習類課程，儼然一個綜合性的學習論壇，up主加上彈幕，讓知識更容易被消化。

還有諸如網易公開課、喜馬拉雅電台等等，光顧者眾。更不用説佔據了手機使用時長的30%（2017年數據）的微信，文章數量多，而爆款文頻出。

應該説，有閲讀習慣的人羣，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只增不減。

但不得不承認，在移動端的閲讀習慣，正在將讀者的思維單薄化，因為手機上的信息大多是碎片式的、快餐式的。

所以，有一類常見的聲音説，“世界讀書日”值得關注，圖書市場值得守護，因為它代表着一種深沉的嚴肅閲讀。

但很可惜，書與“嚴肅閲讀”之間，並不能夠直接劃等號。

如前所述，移動互聯網是改變着人們閲讀習慣的一股潮流。被改變的，不只是讀者通過什麼方式看書，還有在茫茫書海中，讀者如何去選擇一本書。

在過去，文學文化類雜誌盛行，文學類獎項受到關注，它們都是由專業人士把關的，在一定人羣範圍內有良好口碑，因此頗具影響力。

如《塵埃落定》之於阿來，《妻妾成羣》之於蘇童，作品獲獎後，作者的所有創作都被讀者市場關注。

但在今天，多少人能説出“茅盾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紅樓夢獎”在去年的獲獎者是誰？或許，知道這些獎項的人也寥寥無幾。

在當下，暢銷書的出現並不取決於“文壇”乃至文化圈，而是“互聯網+”。

前幾年“民謠熱”，大冰成為暢銷書作家。

不久後，影視圈打造“網文IP”，唐少、三叔一時風頭無兩。

在今年，《流浪地球》爆紅網絡，劉慈欣很快登上圖書熱銷榜。

根據今年的“第13屆作家（富豪）榜”，劉慈欣以1800萬元的版税收入，成為了榜單上的冠軍，《三體》系列超過了餘華、莫言等人等代表作。

當然，劉慈欣的作品雜糅宏大建構、瑰麗想象與冷靜的理性，他名利雙收，也合情合理。只不過，劉慈欣的經歷很有代表性，能夠説明發生在文化行業內的話語權的轉移，他在科幻文學圈裏久負盛名，但只有互聯網中的現象級實踐，才能讓他“爆紅”。

先後兩種不同的“暢銷書法則”，比較而言，後者缺乏流動性。

《天才向左，瘋子向右》出版於2008年，在前述榜單中，其作者高銘位居第10。

這讓我想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亞馬遜中國的官網上，《解憂雜貨鋪》一直在熱銷榜上的前三名。

也就是説，“互聯網+”模式下成名的書或作家，會長期“霸佔”着前排。

這類似於經濟學中的“馬太效應”：現在只有一個“編輯部”，即互聯網，由它計算得出的暢銷書，會越來越暢銷。而相對邊緣的書籍，只會越來越邊緣，淹沒在“信息爆炸”的汪洋裏。

這場暢銷遊戲中，沒有人敢對抗市場，出版商和媒體也當然如此。

白俄羅斯前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在20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她的作品登上了各大排行榜和“書單”，當時《切爾諾貝利的回憶》、《鋅皮娃娃兵》和各種“非虛構寫作”大為暢銷。

所以也不必過早哀嘆互聯網拉低了閲讀水平，迎合互聯網品味的著作不見得就意味着差勁，只要好的作品足夠有流量，比如，它是諾貝爾文學獎。

不過，我們是得承認，更為常見的，也更為大眾的的例子是，《董小姐》火了，“以夢為馬”的吟遊歌手生活得如此快活，大冰獲得了一眾死忠粉，他的書被擺在書店中最為顯眼的位置。

又或者，比特幣暴漲之際，處於“古典互聯網”，甚至是更“古典”行業的你，按耐不住，看了一大堆書研究“分佈式網絡”。

此處的“你”，並不指代具體的人，而是一個羣體。就像大數據時代之中，“用户畫像”只是一堆脱去了敏感信息的數據，無數個這樣的數據，構成了互聯網公司研究我們行為的基礎。

大數據技術既實用又殘酷，在兩種行為之間，它只研究相關性而不追問因果性。

也就是説，大數據的指向在於：判斷互聯網給出什麼樣的信息，能讓用户產生購買行為。至於這個產品是否好，是否對用户有用，它不在乎。

在這個邏輯下，互聯網從業者所在意的，是在怎樣的時間點，推送怎樣的類型，能夠讓用户點擊“購買”。

於是，我們越來越看到，傳統“書單”慢慢變了。

在“讀何種書”的決定權從嚴肅的書評人和媒體那裏轉移到掌握大數據的互聯網的過程中，書單這種對讀書人錢包的“保護機制”，不僅不再可能對抗“互聯網化”，反而出現了兩種趨勢。

其一，為了抵抗信息爆炸時代的知識焦慮，承擔篩選功能的書單不僅將繼續存在，並且越來越多；同時，層出不窮的各種書單變得愈發迎合互聯網品味，愈發配合互聯網營銷模式。

作為一個追求嚴肅閲讀的讀者，當我在發現這一點之後，也就很少再收藏書單了。

最後，我們不妨用村上春樹的老套句式來番發問：當我們在收藏書單時，我們在收藏什麼？是對知識的渴望，還是對消除知識焦慮的渴望？

不過，這種焦慮能否被消除先另説，當書單本身也成為配合互聯網營銷遊戲的一樣工具時，恐怕它帶給我們的，反而是更多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