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過去，吾輩青年豈容解甲，惟有自請長纓，日夜兼程！_風聞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仲青平

歷史學家的研究發現，每個世紀的第二個10年發生的重大事件，往往決定了這個世紀的獨特風格。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就是這樣的決定性事件。五四運動作為首次真正意義上的羣眾性愛國革命運動和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確認了救亡強國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廓清了發展道路的迷霧，準備了領導政黨的誕生，開啓了新民主主義的新階段。貫穿中國整個20世紀的主線就是謀求民族復興，五四運動成為了這條歷史主線的偉大起點。

過去100年裏，五四運動不但沒有被人忘記，而且一直在發揮着重要影響。1921年，李大釗在五四運動兩週年時撰文説：“我更盼望從今以後，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

如今，我們又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面對實現百年夙願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我們有必要認真思考：

這100年間藴藏着怎樣的歷史邏輯？

五四精神有着怎樣的時代價值？

我們當下處在怎樣的歷史方位？

新時代中國人尤其是當代青年，肩負着怎樣的歷史使命？

1

從時間的維度上看，1919年前後，正是國人舊的自我認同衰朽、新的自我認同誕生的關鍵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格局的重構，對中國提出了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古老的中國走向全新世界舞台時，當何以自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誅滅六國，開啓了中國長達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史。其間，中國經歷了反反覆覆的起落興衰，但在跌宕起伏的歷史進程裏，作為中國社會最高秩序的封建帝制卻罕有動搖。黑格爾曾經不無激烈地指出，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大清的滅亡，不僅是一個王朝的終結，也敲響了整個封建帝制在中華大地上的喪鐘。從此之後，“王朝”與“天下”的觀念，徹底失去了主宰地位，中國人不得不重新摸索出新的自我認同。　　

“世界進入中國，使中國進入世界不可避免”，在這種情勢下，此時被視為西方富強本源的“民族國家”——主權的唯一合法的表達形式——遂開始成為政治精英追求的理想模式。隨着民族國家觀念的建立，中國開始在與世界各國的對照中建構起自我的“存在”，在全球座標上標定現代化方向，並由此踏上了融入世界秩序、躋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征程。　　

20世紀初葉，正是中國被列強欺凌、國運跌入谷底的時期，中國人一朝夢醒，便“自知”自己的弱國地位，巴黎和會的外交完敗更是刺痛了中國人的國恥意識，五四運動正是這種全民族初醒下重塑與抗爭的雙重變奏。

2

1840年英帝國通過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門户，中國開始了長達百年屈辱的近代史。這期間爆發於1894年的甲午戰爭給中國知識分子的刺痛最為劇烈。　　

19世紀中葉，曾經由各路宗藩貴族主宰的封建日本，在塑造出民族國家認同後快速實現了近代化並稱霸亞洲。實際上，日本躋身世界列強，正是以甲午戰敗的大清國為墊腳石。完敗於以往的“蕞爾小國”，這無異於給昏睡帝國的一記猛掌，一如梁啓超所云“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陳獨秀所云“甲午一役，軍敗國削，舉國乃大夢始醒”。　　

甲午戰爭後，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敵為師，全面學習西方文化，日本作為橋樑，成為師從西學的首選之國。大家抱有“勾踐種蠡堅忍自奮之圖”，一時赴日留學人數之巨令朝廷不得不出面整治，“學部以留日學生達萬二三千人，通電各省停派赴日速成學生”。　　

採擷西學的涓涓細流，終在1915年前後匯聚成思潮激盪的浩浩洪流，這一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創辦《青年雜誌》，以此為標誌，中國迎來了一個大師輩出，百舸爭流，中西對壘，新舊激辯的思想解放的大時代。

“德先生”和“賽先生”來了，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來了，工讀和新村來了，基爾特社會主義來了，思潮的混雜與主義的翻新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有研究者説，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一股偶爾漫出了河道的激流，汪洋恣肆，脱繮而去。

3

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事件”是整個五四運動的漩渦。這一天，3000多名北京的大學生齊聚天安門前，呼喊着**“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舉行了震驚中外的五四大遊行。

**“五四事件”的主體是青年學生。**自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新式學堂漸漸興起，現代學生羣體逐步形成。他們接觸先進文化較早，較有組織性，又天然具有精神的純粹和敏感，當時中國既無集中民意的政府，也不具備迅速改造國民素質的條件，於是在民族危難的重壓之下，青年學生爆發出空前的愛國熱忱，自覺要擔起天下的興亡。

那一年，美國哲學家杜威正好在北京講學，他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有誰思考國家的命運？而中國學生負起一個清除式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使得商人和各界感到慚愧而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數十萬愛國青年在整個運動中所爆發出的能量與勇氣，使中國社會各階層再也不能無視他們的存在，青年開始以一個整體登上政治舞台，並被大眾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在一個長幼有序、師道尊嚴的社會，青年能得到如此尊崇，發揮這樣的作用，要得益於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後，真真是一個青春崇拜的年代，社會對青年的讚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

新文化運動助推的近代化浪潮，讓原本資歷最淺的年輕人，成了最先“開眼看世界”，最容易接受新知的人。於是，他們第一次擔當先鋒推動國家前進，“老大帝國”，成為了朝氣昂揚的“少年中國”。

毛澤東同志曾經對青年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有過準確描述：

“‘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麼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什麼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

這種作用貫穿了此後100年的革命歷程，千萬青年志士衝鋒在前，前仆後繼，為人民幸福，民族復興接續奮鬥。青年勇開風氣之先的光榮傳統發韌於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由此成為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起點。

4

沉迷於美國總統威爾遜對戰後秩序的鼓吹，一戰剛結束時，中國社會對民族復興充滿樂觀情緒，人們普遍相信中國戰勝國的身份，“將予中國以絕好機會，中國將乘此時機，以其懸案訴於世界，將來巴黎和約，中國必可與各國列於平等之地，而所謂不平等條約者，皆將從而廢除”。　　

然而和會既開，就顯露了其分贓的殘酷真相。原來此前兩年，日本既與英、法、意、俄達成夙約，將戰後德國在華利益轉至日本，以換取日本應允中國參戰。因此從一開始，中國指望達致的主要目的，收回山東和膠濟鐵路權宜以及廢除“二十一條”等就註定要失敗。弱國無外交，“國際間之黑幕竟如此，而猶表張公理正義！恐公理正義，將呼冤不置也。”　　

和會的最後攤牌，意味着協約國道德的破產與西方現代性的祛魅，中國社會的情緒急轉直下，“他們尋找這個新紀元的黎明，可是中國沒有太陽昇起，甚至連國家搖籃也給偷走了。”絕望的中國精英開始質疑西方的價值觀，甚至質疑中國認同西方的可能性，重新謀求中國的出路與自我救贖之道。　　

這種質疑也植根於辛亥革命之後的社會現實。民國成立後，不單掛出了共和國的招牌，連議會制、多黨制、普選等這些西方國家的政治組織形式和活動程序，一度也被熱熱鬧鬧地搬到中國來。結果不但黨同伐異，爭論不休，而且在袁世凱舊勢力的反撲下，連那點形式上的東西也被拋到九霄雲外了。

中國的歷史，在這裏與辛亥革命重新接軌，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人們必須切實思考，在列強環伺的情景下，如何創建制度適合的國家，來實現民族的復興。一度漫出河道的激流，終於再次納入河道。

5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引起了中國知識界的關注，“共產主義的幽靈”開始在中國大地徘徊。　　

五四運動以後，“社會主義熱”驟然升温。胡適曾描述過這種突變：“歐戰以後，蘇俄的共產黨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人的視聽；最近十年中，蘇俄建設的成績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於是馬克思列寧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間最新鮮動人的思潮，其結果就成了‘一切價值的重新估定’：個人主義的光芒遠不如社會主義的光耀動人了；個人財產神聖的理論遠不如共產及計劃經濟的時髦了；世界企慕的英國議會政治也被詆譭為資本主義的副產製度了。”　　

社會主義新思潮一開始也是包羅萬象，十分龐雜。在辯爭推究之後，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決定走俄國人的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濟世藥方，一些志同道合者在新的旗幟下開始集結。

　　

除了陳獨秀、李大釗兩位導師式人物之外，一大批在五四運動中嶄露頭角的先進青年和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如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瞿秋白、周恩來、惲代英、趙世炎、李達、李漢俊等人，以及老同盟會員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等人，也都經過各自的努力，較早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　

早年的毛澤東曾説：

“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並且“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在理論學習和與工農結合的實踐中，先行者們也發現，“籠統的學生運動已不濟事了，現在要根據馬克思的學説來組織一個共產黨。”“俄國革命的成功得力於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要抓住這一點前進。”

五四運動兩年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　　

建黨19年後，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作用給出了評價：正是這場偉大運動，“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6

關於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在錨定科學社會主義之前，五四運動的次年，曾有過一場意義深遠的論戰。　　

這場“關於社會主義”論爭的一方是以張東蓀、梁啓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另一方則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等。張東蓀們認為，當時中國太貧窮落後，沒有現代工人階級、勞動階級,

商人也不構成有力的階級,“現在中國就要實行社會主義又似乎太越階了”，因此應該埋頭實業，而開發實業只能以資本主義方式，正如張東蓀所説“在開發實業以裕民生的大要求下, 我們是可極力提倡協社, 然而無法阻止資本主義的進行。”　　

依現在的視域看來，當時的中國，國內缺乏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又缺乏足夠的資本和人力資源；國外列強掌控政經命脈，也絕不允許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張東蓀等開出的與政治脱鈎的救國方案只能是黃粱一夢。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張、梁進行了激烈的批駁，他們認為，中國社會實況與歐美略有不同，但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原則, 卻無有不同。另一方面，歐美、日本產業大革命的影響, 使中國大多數無產階級直接受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 因此之故, “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悲慘，比歐美、日本的無產階級所受的更甚”，所以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 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在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中國社會時，主要強調國際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與對中國的影響，忽視了作為一個單獨的政治、經濟實體的特殊性, 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普遍性, 忽視現實與理論的歷史的、具體的結合。這帶來了他們在認識上的偏差。

關於社會主義的論爭，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才找到了正確答案：新民主主義把中國革命分為兩步走，既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又不能立即實行社會主義，中間需要有個過渡時期，等條件成熟後再邁入社會主義。　

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將五四運動標定為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分水嶺，“五四”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五四”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

7

中國無產階級的覺悟，離不開五四知識青年的發動和喚醒。這是五四運動成為分水嶺的根本依據。　　

學者費正清曾斷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體是覆蓋在舊中國上的薄薄的一層皮。它距離中國民間社會極其遙遠。在建立民主共和國後的幾年裏，民眾仍然處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的懵懂狀態。五四運動作為一場愛國革命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通過思想啓蒙和全民教育，改白話文，創報刊，使國家觀念得以普及，國民意識得以喚醒，彌補了辛亥革命的不足。運動後期，青年學生北上南下，進工廠去鄉村，深入工農羣眾，動員百姓，宣講新知，更是有力促進了全民的覺悟和積極參與。　

毛澤東曾描述：

1919年5月《遠東每週評論》報道説，成百上千萬個農民、商人和工匠破天荒第一次談論國內和國際大事，以前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會對此發表意見。你可以走進任何一家食品店，所有人都紛紛在你周圍談這個話題。通常在各茶館裏貼着的‘莫談國事’標語已經不再時興了。這些青年勇士的所作所為，真不平凡——大概中國終於真正覺醒了。

青年知識分子在與工農羣眾的交流中也得到了成長。五四運動直接目標的實現，讓青年看到自身的侷限，認識到人民羣眾的偉力，開始自覺接受人民的教育和革命實踐的錘鍊。

1939年5月4日，在紀念五四運動20週年大會上，毛澤東對五四肇始的青年運動作了理論概括和總結，“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羣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到工農羣眾中去，把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與他們一起奮鬥，最終實現人民解放，民族復興，這，就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

8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些在開國大典上立於天安門城樓之上的身影，有數位正是當年滿懷熱血的五四青年。

　　

此時，離1919年開啓救亡之旅，已過去了30年之久。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終於完成。中國人百年來卑躬曲膝的歷史就此封存。站起來，這正是無數仁人志士魂牽夢繞孜孜以求的目標。　　

中國共產黨甫一成立，就面臨着階級壓迫和民族危亡的雙重壓力，就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與其他政黨不同，我們黨立黨為公，自立為國家公器，民族公器，不僅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領導核心，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鬥爭就有了主心骨，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就有了根本保證。　　

黨成立後的前28年，一直致力於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工農大眾當家做主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毛澤東就明確提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箇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在無數次的試錯摸索後，中國人民選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全國政權，用一個集中了全體人民意志的新中國，來為現代化建設奠定根本政治前提，為民族復興掃清根本障礙。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政黨，如一個人一樣，最寶貴的是歷盡滄桑，還懷有一顆赤子之心。”中國共產黨始終葆有的一顆初心，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強國夢復興夢，貫穿着黨的奮鬥史。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接着，我們黨又團結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迎來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闢了光明前景。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它是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70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而五四運動在這一探索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從那以後，社會主義成了中國人民自覺的道路選擇和思想指引。

9

經過一代代人的探索和奮鬥，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這個新時代，是當代共產黨人承前啓後，繼往開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要不負人民重託，無愧歷史選擇，奮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終將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奮鬥中變為現實。

與“五四青年”一樣，當代青年是中國發展史上又一個不尋常的重要代羣，二者時代不同，發展任務不同，但同處國家發展的關鍵時期，同樣肩負歷史重任。當代青年生逢強國時代，生命的黃金時期與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正相吻合，是親身投入實踐，親手完成夙願的“強國一代”。這是當代青年千載難逢的歷史榮光，更是當代青年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黨和人民對當代青年寄予了殷切期望。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從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戰略高度來看待青年，要重視青年作用，依靠青年力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也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時代主題。”　　

五四先驅李大釗曾這樣寄語中國青年：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茲砥柱中流之責任……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100年過去，先輩的叮囑言猶在耳，吾輩青年豈容解甲，惟有自請長纓，日夜兼程！

10

2010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在被日本GDP超越50年後，中國終於實現反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100多年前，中國赴日留學生都懷揣着這樣的心願：日人向西學而勝之，吾將學日人而勝之。但當GDP實現超越的時候，各方的反應卻出奇的平靜。對！甲午戰爭時，中國的GDP就高於日本，可那又如何？　　

“世界第二”的位置，很像是泰山上的“快活三里”，在登頂前突然迎來一段緩坡，風景迷人，充滿誘惑。可背山工知道，一旦在此鬆勁，就很難實現登頂。“世上最大的誘惑就是停歇的誘惑”，越是靠近終點，停歇的慾念就越強烈。初步富起來的中國人也正經歷着“沉於安樂”的考驗。

　　

當今的90後、00後們，相較父輩兄輩，生於富足年代，思想新鋭，視野開闊，但因為沒有篳路藍縷的經歷，缺少前後階段的對照，更易小富即安，甚而未富先老，未強先喪，在這個大時代裏，滿足於“小確幸”，喪失掉進取的精神，忘卻了奮鬥的目標。　　

**每個時代都應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尤其是那些關鍵的大時代。**美國崛起時期，新教倫理發揮了重要助推作用，它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心理驅動力和道德能量，新教教義鼓勵教友努力工作，勤儉節約，“上帝不會讓一個人具有五分的才幹只得到二分報酬”。馬克斯·韋伯説：“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説，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

中國的強國之路無法也絕不會從宗教中去吸取精神力量。那麼，新時代，我們應當構建怎樣的價值驅動，尋求怎樣的精神支撐？

11

中國人的精神密碼只能到自己的基因序列中去解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愛國主義始終是把中華民族堅強團結在一起的精神力量。”

中國的愛國主義有其迥異於西方的精神內核，它更多體現為一種“家國情懷”，體現為“家國同構”的共同體意識。在長達2000多年裏，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關係發揮着重要作用，它把家與國緊密聯繫在一起。《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血緣和政治的聯姻是家國一體倫理政治的存在前提和紐帶，血緣關係和政治生活的相互滲透，保證了家國同構政治模式的合法化和合理化。　　

在傳統文化中，中國社會沒有宗教的外在超越，不會從上帝那裏求得心理安慰，更多依靠的是一種“人文信仰”，從個體為價值共同體作出貢獻，為國家民族奉獻甚至犧牲的過程中產生道德感和神聖感，由此生成精神力量。中華民族也正是籍此歷經磨難，精魂不散，生生不息。　　

但是，傳統的家國情懷也有其侷限性。在早前中國人的意識裏，中華帝國並非一個“民族國家”，而是由承受天命的天子來統治的所謂“天下”。在忠孝道德觀影響下，移孝為忠，朕即天下，皇家即國家，因此，很大程度上，報國盡忠的是李唐王朝、趙宋江山、朱明社稷、大清天下。這種以私利為計的體制註定缺少更堅實的民意基礎，落後的“國家觀”也限制了其精神凝聚的深度和廣度。

**毛澤東曾指出：“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這種徹底的不妥協，讓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從根本上超越了歷史侷限，民主和科學的新思想也開始注入愛國主義，使其具有了全新的靈魂，民主要把人民當做治理國家的主體，科學要求尋找符合規律的發展道路。“五四”以後，中國的先進分子不再寄希望於當政者和上層社會，轉而喚起民眾以實現救亡愛國，於是一種以人民民主為靈魂的新的愛國主義觀念誕生了。

12

“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責任和擔當，乃是家國情懷的精髓所在。由於“新國家觀”的灌注，五四運動承繼並超越了傳統的家國情懷，成為首次真正意義上的羣眾運動，各階層在民族大義的旗幟下達成了空前的團結，這使得五四運動最終實現了既定目標，而五四勇士們也在救亡壯舉中獲得了精神激勵和自我圓滿。

那個年代，青年們智性勃發，血脈賁張，為濟世救民，不惜捨身取義，慷慨赴難，“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説，誰説？我們不幹，誰幹？”五四青年演繹了最“燃爆”的青春，展現了最熱血的擔當！

秉承五四愛國主義精神，家國同構，以復興宏願激發個體的道德感和神聖感，將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同頻共振，籍此建立起當代青年的精神支撐和奮鬥動力，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與人民一起奮鬥，最終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這才是五四精神最大的當代價值，也才是我們對五四運動100週年最好的紀念。

　

習近平總書記曾勉勵青年“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小我”同“大國”本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命相依。“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100年前如此，當今亦如此。

“吾願吾親愛之青年，生於青春，死於青春，生於少年，死於少年也……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新時代的青年們，

請回答1919的前輩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