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為何選擇李登輝做接班人？_風聞

【吳建國  台灣高雄科技大學前校長】

蔣經國的一生，留給台灣人民無限的追思與懷念。雖然已經過世超過30年之久，台灣的歷次民意調查均顯示，有一半以上的台灣人民認為蔣經國是對台灣貢獻最大、最值得人民尊敬的領導人。

但是，唯有一件事造成台灣人民對蔣經國存有普遍不滿與不解，就是他為何會選擇一位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且堅決主張“台獨”的李登輝作為他的接班人，乃至後來將兩岸關係帶入緊張，幾乎兵戎相見的絕境，對蔣經國不能知人善任的評價，也就不絕於耳。相信同樣的疑惑，也存在眾多大陸同胞的心中，本文就要從這樣的角度，將當時的時代背景與環境等因素，做一個説明，以解讀者的存疑。

大力推動政治本土化政策

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當時的台灣剛從長達50年日本殖民統治的悲慘命運中，重新回到祖國懷抱不過4年而已。在日本實施“皇民化”殖民政策的影響下，台灣人民被迫接受日本教育，大多不識中文，不會講國語（就是普通話），只會説日語與閩南語。在這種情形下，早年的國民黨政府所用各級幹部與人才，自然多為從大陸來台的黨、政、軍人員（即所謂的外省人）。台灣人民限於本身的學識、能力與條件，確實很難進入政府，擔任公職，扮演任何角色，這是現實造成的結果，不能歸咎於國民黨政府用人政策的偏差。所以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是外省人當家統治台灣的年代。

然而，隨着教育普及與蔣介石大力推動中國文化運動的結果，佔有幾乎90%人口的台灣本省人，開始逐漸在各行各業嶄露頭角，學識、能力都有顯著的提升，已經具備能夠躋身政界，擔任公職，扮演統治者角色的條件，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權力結構的改變，成為大勢所趨，也是必然的結果。

事實上，蔣經國從1960年代起，已經開始注意到台灣“政治本土化”的問題。他特別交代重慶時期中央幹部學校畢業的學生、極受其信任與重用的心腹幹部李煥，要在台灣各地發掘未來足以擔當重任的本省精英與人才，推薦給他，只要通過蔣經國的面試，確定是可用之才，就可以平步青雲、不次拔擢，擔任要職，進入中央決策高層。

為了方便李煥能透過適當職務的機會，接觸到台灣各地的人才，蔣經國在1960年代，就任命李煥同時擔任“中國青年救國團副主任”（蔣經國自己是主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三大黨、政、團要職，目的就是要李煥經由職務關係，多接觸、多認識台灣各地的青年才俊，得以向蔣經國引介推薦。就在大力推動“政治本土化工程”的時候，李煥有機會認識了當時在“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擔任技正工作的農業經濟專家李登輝。根據李煥回憶錄《追隨半世紀》中的記載：

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正在籌組內閣時，為了要找一位具有農業背景的本省籍專家學者，出任“政務委員”，那時我（李煥自稱，以下同）是奉經國先生之命，專門負責發掘合適的本省籍人才，推薦給經國先生的這個工作。我最先認識李登輝是在我擔任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時，發現在“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中，有一位曾經留學日本與美國，得到農業博士的本省籍專家，就特別約見他，見他面貌老實，待人誠懇，加上當時政府亟需農業方面的人才，我因此安排他到省黨部講演，談台灣的農業問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當經國先生在組閣時，需要一位本省籍的農業專家做“政務委員”，要我推薦人選，我很自然地想到李登輝，將他推薦給經國先生，李登輝從此得以進入政界，才有後來這一切的發展。

圖 | 李登輝當選副手後，蔣經國親往道賀

所以，可以説李登輝是蔣經國“政治本土化政策”的受益者。在李煥的推薦下，他得以擔任“政務委員”，主管台灣的農業事務。等到1978年蔣經國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時，又受到蔣經國的提拔，晉升為台北市長。這時蔣經國開始認真看待這位將來有可能身負重任的台籍精英幹部，經常在下班後，親自到李登輝台北市長的官邸，與他閒話家常，噓寒問暖，灌輸他“大中國思想”，還經常送有關中國歷史地理的書籍，要李登輝好好研讀，要他打從心底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要受到年輕時接受日本“皇民化”殖民教育的影響。

原來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留在台灣的閩南人與客家人，基本上分為兩種不同對待日本殖民教育的台灣人：一種是堅決抵制“皇民化”教育，堅持自己是漢民族，是中國人。另外一種則是迫於現實，只有向日本殖民統治者低頭，接受“皇民化”教育的台灣人。李登輝就是屬於後者，不但接受了“皇民化”教育，還為自己取了一個日本名字“巖裏政男”，認為自己是日本人，不是中國人。

對於李登輝過去這段“數典忘祖”的荒謬歷史，相信蔣經國是心知肚明，不過蔣經國覺得可以透過自己的潛移默化，加上對他的重視、重用，可以產生影響，改變李登輝的思想與心態。只是事後證明，蔣經國當年的努力付出，都全是枉然，李登輝在蔣經國死後，仍然難掩其真面目，暴露了他主張“台獨”與認同自己是日本人的真實想法。

李登輝畢恭畢敬對待蔣經國

至於李登輝對待蔣經國，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蔣經國面前，他必定畢恭畢敬，如同當初李煥所形容的“貌似忠厚”一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椅子只敢坐三分之一，以鬆懈蔣經國對他的防備之心。

就在這樣苦心經營之下，李登輝已日漸得到蔣經國的信任。果然，在擔任台北市長3年後，李登輝再受到蔣經國的拔擢，升任台灣省政府主席，治理除了台北與高雄外的所有台灣地區，李登輝好整以暇，已登上台灣地區領導人以外的“第一大諸侯”地位，伺機以待再攀事業的高峯。

1984年2月，國民黨召開第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下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及副手的提名人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毫無疑問，由主席蔣經國繼續連任，副手人選會是哪一位，就成為台北政壇共同矚目的焦點。在蔣經國第一任期擔任副手的謝東閔，因年事已高，健康狀況也不盡如人意，促成蔣經國決定要提名一位新人來擔任副手。

由於蔣經國自己是外省人，基於政治平衡的考慮，副手自然需要提名一位本省籍、經歷完整、資望足以服眾的政要出任，方符合各方期待，擺平政界雜音。

當時環顧台灣政壇，曾經擔任過台北市長與台灣省政府主席的台籍人士，唯有本來走在李登輝之前、資歷較深的“內政部長”林洋港與李登輝兩人符合這樣的條件。不過，經過蔣經國仔細思考，最後卻決定舍資深的林洋港而選擇了資淺的李登輝，這是台灣政界一直不很明白的一個秘辛。

一直到2003年，李煥才在筆者的追問下，説出了其中的奧秘：經國先生是基於省籍平衡的考慮，決定其副手的人選必定要由本省人擔任。如此就將那時做得很好，又頗孚人望的“行政院長”孫運璿排除在外。而在當時無論資歷、聲望在本省人中最高的就數李登輝與林洋港兩人，他們從政的經歷相仿，都曾先後擔任過台北市長與台灣省主席。不過仔細分析以後，所以沒有選擇林洋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林洋港在擔任台灣省主席的時候，在省議會接受省議員質詢，要求將台灣省農會與農田水利會的總幹事由官派改為民選。林洋港是本於民主的理由，同意了省議員的主張。他不知道這是當年經國先生在擔任“行政院長”時，見到民選產生的農會與農田水利會總幹事，因為不受政府與民意機關的監督，拿着高薪，開着名車，產生許多弊端，為農民所抱怨，經國先生才決定改為官派，成為要受政府法規限制與管理的公務人員，不致於在地方作威作福，產生魚肉農民的弊病。林洋港在不瞭解的情況下，驟然又改為民選，違背了經國先生當初的用心，讓經國先生失望。

二、林洋港也是在擔任省主席時，接受了省議員的建議，在沒有事先與“行政院長”商量的情況下，公開宣佈將原來是縣轄市的新竹市與嘉義市升格為省轄市，嚴重影響到新竹縣與嘉義縣的發展與財政收入的來源。為此，“行政院長”孫運璿頗有微詞，希望林洋港收回這個沒有授權的宣佈。但是，林洋港竟以辭職要挾，孫運璿為了避免在經國先生健康不佳的情形下，使此事件演成政治問題與風暴，只有吞下這口氣，不過從此在經國先生的心裏埋下林洋港不好駕馭的不良印象。

三、林洋港調任“行政院內政部長”之後，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對於台灣許多住宅大樓住户為了防盜的需要，均加裝鐵門鐵窗，往往造成火災發生時，無法從高樓窗户救人，而被活活燒死的慘劇，林洋港竟然在民意代表面前承諾要在3個月內，完成治安的整頓，使鐵窗完全消失。這個支票自然跳票，對林洋港的聲望也造成了相當的傷害。

四、林洋港出身南投世家，家族成員龐大複雜，林洋港自己曾當選民選的南投縣長，他的弟弟林源朗也在他之後當選南投縣長。如果一旦林洋港更上一層樓，做了台灣地區領導人副手，甚至將來還有機會升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難免整個林氏家族雞犬升天，形成政治特權，是蔣經國極不願見的局面。相對於林洋港龐大的家族，李登輝的家族則十分單純。他唯一的兒子李憲文在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時，已因病早逝。唯一的哥哥，更早已在二戰期間戰死太平洋戰場。

綜合以上四個因素的考慮，蔣經國很自然地選擇了貌似忠厚，在蔣經國面前行為舉止中規中矩，只敢坐三分座椅的李登輝，擔任他的競選副手，林洋港的出局也自在意料之中了。

順利接班成功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七次會議，是在1984年2月20日在台北市中山樓召開。這次會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選舉第七任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3月21日，國民大會投票選舉台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以1012票，得票率高達95%，順利連任。3月22日，國民大會投票選舉台灣地區領導人副手，李登輝以873票當選，蔣經國還親自前往李登輝家道賀。

蔣經國這一任期，沒有想到卻只做了3年8個月不到，就與世長辭了。從此，蔣經國時代正式結束，走入了歷史，也結束了蔣家父子兩代對台灣40年的統治。

當天晚上7點，依照相關法律規定，李登輝在“司法院長”林洋港的監誓下，正式宣誓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展開了極具爭議的李登輝時代，也是台灣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開端，令人感嘆。

蔣經國死前，並沒有在權力的傳承上有任何交代。他的健康情形雖然日益惡化，可是他對自己的生命，仍然充滿信心，認為應該可以做完任期。他對自己健康的過度樂觀，導致他的身後台灣政局並不安定。

​沒有政治強人的壓陣，國民黨內各派勢力因而蠢蠢欲動。在他過世不過兩個星期，國民黨已經為了推舉代理主席的事，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表面平靜的台北政局，事實上已經暗潮洶湧，風雨滿樓了。

圖 | 李登輝與本文作者（右）合影

等到1990年2月11日，國民黨舉行“臨時全體中央委員會”（簡稱“臨中全會”，與“臨終全會”同音，有人因此戲稱此次全會已正式宣告國民黨的即將衰敗，已是“臨終”時期了）。推舉第八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時，終於爆發了“主流”與“非主流”公開激烈的鬥爭，國民黨的實質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了。

重演“二桃殺三士”歷史，成為實權領導人

其實，蔣經國雖然在生前沒有親自交代“後蔣時代”有關人事與權力的安排，但是冥冥中，他已適才適任地將台灣的黨、政、軍交給了他晚年最倚重、也最信任的三員大將手中。

李煥是最受蔣經國喜愛與重用的學生，他曾長年追隨蔣經國創辦救國團、從事青年工作與黨務工作頗有成績，得到蔣經國肯定的核心幹部。在蔣經國生命最後的半年，蔣經國任命李煥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等於是將“黨務”交給了素以開明作風與擅長黨務工作見稱的李煥，應該是蔣經國心目中最佳的人選。

至於“政務”，在蔣經國一貫認為搞好經濟、改善民生是負責政務工作最重要的任務。而俞國華一直在財經界服務，雖然因為説話鄉音過重，欠缺政治上與人民可以充分直接溝通的長處，以致俞國華一直無法建立政治上的聲望，但是俞國華擔任“行政院長”的5年，是台灣經濟最輝煌的年代，負責“政務”俞國華是綽綽有餘。

而“軍務”是由已擔任"參謀總長"8年之久的郝柏村掌控，早已在軍中成了氣候，當時幾乎所有海、陸、空、勤各軍種少將以上的將領，都是在郝柏村"總長"任內得到他的提拔而任命的。台灣軍隊當時已有“郝家軍”的稱呼，可見郝柏村在軍中紮根之深，是無人可比擬與撼動的。

所以，我們可以説，蔣經國固然生前沒有交代，然而他已做了最好的安排。只是很遺憾的，這三位“後蔣時代”的強人，彼此完全不能推心置腹，甚至離心離德，使得繼任大位的李登輝發現他們私底下竟然是如此的互相傾軋，如此的水火不容，以致有機可乘，利用一個“行政院長”的位子，重演了歷史上“二桃殺三士”的故事。先是由李煥取代了俞國華擔任“行政院長”，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位就由已明顯倒向李登輝的“副秘書長”宋楚瑜接任，先收復了“黨權”。

接着，又利用李煥介入“主流”“非主流”黨爭的機會，趁勢由最具實力與發起反對李登輝的“非主流”大將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如此逼退了李煥，李登輝再任命反對郝柏村的海軍上將劉和謙出任"參謀總長"及陸軍上將蔣仲苓出任“國防部長”，順利收回了“軍權”。

可是，為了擔任“行政院長”，已自動退役的郝柏村，還想控制軍權，擅自在“行政院”召開“軍事座談”，明顯侵犯了李登輝的職權。李登輝乃發動本土“立委”與“國大代表”，逼迫郝柏村辭職下台，從此黨、政、軍大權全落入李登輝手中。不過短短3年，李登輝由一位毫無實權的虛位領導人，變成繼蔣經國之後，台灣名實相符的“政治強人”，台灣徒具民主選舉的形式，卻無統治權上的民主與分享，至今仍然如此。

蔣經國生前三大願望之一的“政治民主化”，候選人只有在選舉拜票時，會表現得“謙卑、謙卑、再謙卑”，可是當選後，就會變成“獨裁、獨裁、再獨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