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民間苦賦重”，“王税何由備？”_風聞

宋朝普通百姓吃穀物的皮、糠麩、野菜、樹皮、草根、草子

宋代占人口百分之99的普通百姓由於被宋朝統治者剝削的太嚴重，因此在飲食生活上非常艱難，時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司馬温公文集》指出宋朝百姓“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

蘇軾《夜泊牛口》

行過石壁盡，夜泊牛口渚。

野老三四家，寒燈照疏樹。

見我各無言，倚石但箕踞。

水寒雙脛長，壞褲不蔽股。

日莫江上歸，潛魚遠難捕。

稻飯不滿盂，飢卧冷徹曙。

安知城市歡，守此田野趣。

只應長凍飢，寒暑不能苦。

方逢辰《田父吟》

小民有田不滿十，鐮方放兮有菜色。

曹胥鄉首冬夏臨，催科差役星火急。

年年上熟猶皺眉，一年不熟家家飢。

山中風土多食糜，兩兒止肯育一兒。

只緣人窮怕餓死，可悲可吊又如此。

有司猶曰汝富民，手執鞭敲目怒視。

連被宋朝稱為富民的人，尚且飢餓不堪。

歐陽修説宋朝人“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蓄菜根以延冬春”。

蘇軾雲：“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飢，見今農民已食榆皮，及用糠麩雜馬齒莧煮食。”

北宋司馬光指出宋朝“鄉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

南宋王炎《答凌解元書》記載宋朝：“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誠可憫……山居之民，盡掘蕨根而食。”

饑民餓死的現象，在宋朝大量存在。宋朝洪适上札子云：“城外饑民死者盈川，羣目所視。”“小民艱食，或有攜妻子赴井同死者，或有聚眾強糴而相殺傷者，或有逢縣尉而持刃拒抗，致憲司傳以為賊，而出兵掩捕者。”

甚至南宋從臨安附近，到兩淮、荊襄，這些本該富裕的地方，也被宋朝壓榨的出現大量飢餓的百姓，還出現餓死的人。

袁燮指出南宋“近而京輦米鬥千錢，民無可糴之資，何所得食，固有餓而死者，有一家而數人斃者。逺而兩淮荊襄米斗數千，強者急而為盜，弱者無以自活，官給之粥幸有存者，而無衣無褐，不堪隆冬，或以凍死。”

《宋史》與《宋會要輯稿》記載宋朝有些地區“縣無完村，村無全户”，或“闔門飢死，相率投江”，或“枕籍而死，不可勝數。甚者路旁亦多倒斃，棄子於道，莫有顧者。”

宋朝即使在和平時期竟然出現“父子相食，餓殍蔽野”（《司馬温公文集》卷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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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不僅軍事弱，而且政治非常污濁，貪腐嚴重，而且宋朝的民生非常差。

作為一個普通人，在宋朝生活會非常悲慘。雖然歷朝歷代都壓榨百姓。但是，宋朝對百姓的壓榨特別嚴重。

學者趙翼指出宋朝“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

《朱子語類》指出宋朝：“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

而且，宋代官府不但承繼了五代以及以往各朝的苛捐雜税，而且還增加了許多斂民新法。

蔡勘稱宋朝：“賦斂煩重，可謂數倍於古矣”。

黃震指出宋朝真實情況是“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

明林大欽《廷試策》指出宋朝“昏混衰世之政……冗員、冗兵、冗費”

殺嬰習俗、廣泛的殺嬰現象不是開始於其他朝代，而是開始於宋朝。

極端嚴重壓榨百姓導致出現殺嬰習俗、廣泛的殺嬰現象，不是開始於其他朝代，而是開始於宋朝。

宋朝，不僅宋朝的戰亂階段老百姓生活悲慘，而且宋朝的和平階段老百姓生活也很悲慘，被宋朝的嚴重壓榨逼的出現殺嬰習俗。

宋朝對百姓的沉重壓榨導致宋朝出現廣泛的殺嬰現象，出現殺嬰習俗。“不舉子”即生子不育現象（殺嬰現象），古代社會一般發生在極少數極端貧困的家庭之中，或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的民不聊生時期。但是，宋朝對百姓的沉重壓榨導致：宋朝時期裏即使其中沒有自然災害或戰爭動亂的階段、宋朝仍然出現廣泛的“不舉子”、殺嬰現象，並演變成一種社會習俗——殺嬰習俗（具體説明見這回答的後部）。而宋朝的戰亂階段就更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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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初期竟然爆發了王小波李順起義這種中等規模的起義。大部分長壽王朝的初期是沒有發生這種情況的。

宋史大家鄧廣銘指出宋朝：1、冗官太多、政費太大、行政效率太低，2、冗兵太多、軍費太大、作戰能力太低，3、“積貧”局面造成。

根據《兩宋農民戰爭史史料彙編》，宋朝民眾起義極其頻繁，僅北宋160餘年就發生民眾起義203次，宋朝這麼頻繁的民眾起義，在其他朝代是罕見的。

宋朝為什麼沒有大規模農民起義？因為北宋、南宋還沒活到矛盾積累到農民起義發展到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時候，就被外敵滅了。北宋約160多年，被金人滅了，南宋約150年，被蒙古人滅了。

即使宋史大家鄧廣銘也承認：如果不是出現了民族矛盾激劇上升（金滅北宋）的情況，北宋政權勢必是要被農民起義軍所推翻的。（記載於《鄧廣銘全集第二卷》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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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宋朝的軍隊，宋朝絕大部分軍人的實際待遇極差。

宋朝，“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

“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

“主將剋剝至重，莫甚於今日，私役之弊，買工之弊，差使營運之弊，未嘗少革”；

“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

“軍中甚有貧極，日不能餬口者"；

“今士卒極窘，至有衣紙而擐甲者，此最為大憂。”

“竭天下之力困於轉輸，謂宜士飽馬騰，而連營菜色刻心，勇氣銷鑠殆盡!”

“金益兵來，橫等皆無甲，是以敗”。

宋軍"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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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民間苦賦重”，“王税何由備？” 　　

學者趙翼指出宋朝“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

不必查閲卷帙浩繁的《全宋詩》，僅在錢鍾書《宋詩選注》中就有宋代百姓苦難的大量證據

北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小相依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貞觀中,鬥粟數錢無兵戎！”

劉攽《江南田家》雲：“官家不愛農，農貧彌自忙。盡力泥水間，膚甲皆疥瘡。未知秋成期，尚足輸太倉。”

南宋徐照《促促詞》曰：“東家歡欲歌，西家悲欲哭。丈伕力耕長忍飢，老婦勤織長無衣。”

戴復古《庚子荐饑》雲：“餓走拋家舍，縱橫死路歧。有天不雨粟，無地可埋屍。劫數慘如此，吾曹忍見之。官司行賑恤，不過是文移!”

至於梅堯臣的《汝墳貧女》、蘇舜欽的《城南感懷呈永叔》、張舜民的《打麥》以及范成大的前後《催租行》，更是描述宋代百姓苦難生活的名篇。

宋朝人一再嘆息：“開工作民良久艱，誰知不如牛馬福！”“人賤不如泥，三嘆而已矣。” 北宋張詠《愍農》詩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33]

南宋利登《野農謠》雲：“今年二月春，重見勸農文。……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農惟此日。”[34]

梅堯臣《田家語》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門，日夕苦煎促。”[35]宋詩中這類抨擊官府壓榨、盤剝百姓的篇章為數不少。宋代尤其是南宋，苛捐雜税多如牛毛。

北宋李覯浩嘆：“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

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

連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認：“税賦太重。”

百姓哀嘆：“王税何由備？”

總之，宋代的實情是“民間苦賦重”。

“官司行賑恤，不過是文移”

宋代設立的社會福利機構確實不少……但是由於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畢竟較低，官府的財力有限，加之吏治腐敗，這些措施的實際效果不大，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以下四點值得注意：

第一，實施時間短。如負責安葬貧不能葬的死者的義冢，元豐年間（1078-1085）在開封府界始具規模，但更名為漏澤園並推廣到全國是在崇寧三年（1104），23年後北宋即亡國。負責收養遺棄嬰兒的慈幼局設立於慶元元年間（1195），宋理宗時“令天下諸州建慈幼局”[45]，數十年後南宋便覆滅。所有這些機構均旋興旋廢，並非始終存在。

第二，規模小。如負責收養老疾窮丐者的居養院，其前身福田院系繼承唐朝舊制，北宋初年已有之，但東、西兩所僅收養24人而已。嘉佑年間（1056-1063）增設南、北福田院，每所以收養300人為定額，仍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各地的漏澤園規模一般都不大，以致“暴骨如莽，後殯者多發前冢，棄枯骼而納新棺。”[46]

第三，覆蓋面窄。如福田院、和劑局、惠民局等通常僅設立於京城，舉子倉、舉子田、慈幼莊僅分別創行於福州、桂陽軍（今湖南桂陽）、江南東路。所有這些機構並非全國各地都有，特別是廣大農村往往被遺忘。正如當時人所説：賑濟孤獨之政，“其惠偏於市井，而不逮山谷”。[47]

第四，弊病多。如居養院往往收養不當，“宜收而棄，以壯為弱，或減克支散，或虛立人數，如此之類，其弊多端。”[48]專門負責救助貧病的安濟坊，由於官吏敷衍塞責，或“為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49]惠民局、和劑局本應為民眾提供廉價優質藥品，但其官吏將這類藥品“留應權貴之需”，民眾氣憤地稱“惠民局為惠官局，和劑局為和吏局”[50]。官府以漏澤園安葬死者的多少考核守園僧人，守園僧人“遂有析骸以應數者”，以便冒領“恩例”[51]。不少惠民政策並未兑現，如生子給錢米。紹興年間，司農寺主簿盛師文指出：“臨安市井窮民未聞有得鬥米千錢者”，並感嘆：“況於鄉村與夫窮僻鎮聚？”[52]當時殺嬰之風盛行，特別是在福建西部等南方山區，“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53]包括生子給錢米以及設立慈幼局在內的一切慈幼舉措，其目的都在於扭轉殺嬰之風。然而由於這些舉措往往口惠而實不至，殺嬰之風終有宋之世而不變。可見，對於宋朝的社會福利不能估計過高。

至於説“宋朝街上沒有乞丐”，顯然不是事實。《東京夢華錄》、《夢粱錄》兩書就有關於乞丐的記載，朱熹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54]一語。某些時段、某些地區或因災荒或因苛政或因物價飛漲，乞丐為數不少。如宋神宗初年，受災的河北地區，民眾“舍其親戚，棄其邱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55]宣和年間（1119-1125），劉寄等官員在京西地區，“取民間税地，謂之公田，斂取無藝，百姓失業，流丐者眾。”[56]嘉定二年（1209）冬，“時都城米價踴貴，楮幣不通，乞丐之人有羣攫餅餌於傳法寺前者。”[57]官府對於乞丐，不是也不可能一概收養，有時還加以驅趕。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為迎接宋真宗東封泰山歸來，“貧兒乞丐盡被開封府趕在城外”[58]。宋代不僅有乞丐，還有丐幫，“宋時丐者之長曰團頭”。[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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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嬰習俗、廣泛的殺嬰現象不是開始於其他朝代，而是開始於宋朝。

極端嚴重壓榨百姓導致出現殺嬰習俗、廣泛的殺嬰現象，不是開始於其他朝代，而是開始於宋朝。

宋朝，不僅宋朝的戰亂階段老百姓生活悲慘，而且宋朝的和平階段老百姓生活也很悲慘，被宋朝的嚴重壓榨逼的出現殺嬰習俗。

宋朝對百姓的沉重壓榨導致宋朝出現廣泛的殺嬰現象，出現殺嬰習俗。“不舉子”即生子不育現象（殺嬰現象），古代社會一般發生在極少數極端貧困的家庭之中，或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的民不聊生時期。但是，宋朝對百姓的沉重壓榨導致：宋朝時期裏即使其中沒有自然災害或戰爭動亂的階段、宋朝仍然出現廣泛的“不舉子”、殺嬰現象，並演變成一種社會習俗——殺嬰習俗。而宋朝的戰亂階段就更慘了。

　　蘇軾在《與朱鄂州書一首》中説：荊湖北路（今湖北一帶），“嶽、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東坡被貶黃州（今湖北黃岡縣），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東坡志林》）。朱熹父親朱松《韋齋集·戒殺子文》説，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福建一帶殺溺幼嬰的風俗最盛。朱松在福建為官，“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雖有法而不能勝。”陳淵《默堂先生文集·策問》也説：“不舉子之習，惟閩中為甚。”王得臣《麈史·風俗》謂，在一般情況下，“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據《道山清話》載，宋神宗、哲宗時的宰執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屬福建），“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敕止。”《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載，江南東路（今江蘇、安徽、江西一帶），“東南數州之地……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薅子，即其土風。宣、歙（今安徽）為基，江寧（今南京）次之，饒、信（今江西）又次之。”即使兩浙路（今上海浙圌江一帶）的社會經濟比宋朝其他地區發達，但是在宋朝對百姓的沉重壓榨下，兩浙路的一些地方殺嬰棄嬰之風也很嚴重，“衢、嚴（今浙江建德）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眾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舉。”

　　宋朝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殺嬰兒的現象與風俗已相當普遍。“不舉子”之風嚴重敗壞了社會的倫理道德，當時一些士大夫曾加以嚴厲斥責，“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宋史·範如圭傳》），要求政府嚴刑禁止。官府確也採取多種措施，企圖加以制止。但不舉子風俗並不見好轉，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　　

　　宋朝官府不但承繼了以往各朝的苛捐雜税，而且還增加了許多斂民新法，其中，重複徵收丁賦（人頭税）成為廣大民眾的沉重負擔。兩税法，人頭税已經被攤到夏秋兩税裏了。宋朝使用的兩税法，本身已經含有人頭税，但是，宋朝卻又額外加徵丁賦（人頭税），

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談到，福建“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户每年輸納身丁米七鬥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載，三山地區（今福州）“鹹平初，夏税及身丁錢總二萬九千七百有餘，大中祥符四年，詔放身丁錢，獨夏税七千六十九貫有奇”。身丁錢高達夏税的三倍之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四説，南宋初期，荊湖南路（今湖南一帶）“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鬥者”。朱熹《朱子語類》中也説到，兩浙地區“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見宋代的各色人頭税花樣百出，沉重不堪。蔡襄接着説：“南方地狹人貧，終年傭作，僅能了得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舉。”范成大也説：“處州（今浙江麗水）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宋會要輯稿·食貨》也載：“湖州丁絹最重，至生子不舉。”趙善燎《自警篇·濟人》雲：“浙民歲輸身丁錢絹，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江南東路的太平州（今安徽當塗），“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民貧無以輸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諦》）。

宋朝統治者殘酷的人頭税壓榨，是民眾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統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這一風俗，一方面又以超強剝削法推動這一風俗，連皇帝都承認，“民為身丁錢，至生子不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二），但宋朝統治者根本不會有改變這一賦税結構、來“救救孩子”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