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的內聖和外王_風聞

1815年6月18日黃昏時分，滑鐵盧的廝殺聲逐漸沉寂，硝煙尚在戰場上瀰漫，但歷史的長河已然在這裏改道。

幾個小時前，拿破崙軍隊在這裏全線潰敗，偉大的法蘭西皇帝徹底謝幕。由於交戰雙方還在乘勝追擊和潰退逃命，因此這條即將震驚全球的消息，仍然被禁錮在方圓十幾公里的範圍內，而從巴黎到馬德里，從開羅到莫斯科，無數人都在屏息等待這條改變歐洲歷史的消息傳來。

在倫敦，皇家交易所裏擠滿了焦灼的人羣，因為戰局的勝敗會極大地影響英國國債價格。滑鐵盧距倫敦僅360多公里，但對於當時的交通狀況而言，寄送一封信到倫敦，需要整整一週時間。毫無疑問，此時消息傳遞的速度價值連城，哪怕早一個小時，也意味着一大筆財富。

一直在戰場外圍觀察的一名年輕人，在確認英軍取得勝利之後，匆匆地跨上一匹快馬，穿過暴雨後泥濘的鄉間道路，向二十多公里外的布魯塞爾疾馳而去。

當天夜間，這名年輕人抵達布魯塞爾，稍作休息後便即刻轉向海邊的奧斯坦德港（Oostende），那裏有一艘屬於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的船正在整裝待發。當這艘船接到這名疲憊的年輕人，啓航向英國出發時，威靈頓公爵派遣通報勝利消息的特使，才剛剛從滑鐵盧啓程[2]。

一天後，船在一片大霧中抵達了英國福克斯頓港，身穿黑色翻領大衣的內森·羅斯柴爾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已在此等候多時。在港口詳細聽取了彙報後，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立馬決定快馬加鞭前往倫敦皇家交易所。在路上，一個完整的交易方案在他腦子裏逐漸成型。

到交易所後，內森·羅斯柴爾德來開始了他的表演[3]：他先是背靠着一根柱子，裝出痛苦的表情，下令將價值數萬英鎊的英國公債拋售。交易大廳裏察覺到了內森的反常，在看到他絕望的模樣後，如夢醒般開始尖叫，“英國輸了！”恐慌開始瀰漫交易大廳，所有人都在瘋狂拋售公債。

當債券暴跌到票面價格的5%時，一股資金悄無聲息地在收集籌碼，旁觀這一切的內森·羅斯柴爾德面無表情。

21日晚上11點，威靈頓報捷的信使終於趕到了倫敦，向正在開會討論軍情的大臣們通報了反法聯盟勝利的消息，這比羅斯柴爾德足足晚了幾十個小時。第二天，英國大勝的消息傳遍全國，公債價格飆漲。已經暗中收集了大量籌碼的內森·羅斯柴爾德趁機全部套現，攫取了巨大的利潤。

這價值連城的幾十個小時，得益於一張多年培育的情報網絡。地中海里穿梭的船隻、西歐平原上疾馳的馬車、飛越英吉利海峽的信鴿，都是這張網絡裏的一部分。連法國外交官塔列朗都感嘆[3]：“英國內閣總是在消息傳來的10或12個小時之前，就從羅斯柴爾德那裏獲知相關信息。”

這個故事被傳誦多年，甚至被改編為戲劇和電影，比如1936年的話劇《Rothschild Wins at Waterlo》，並將若干情節進行了放大和渲染，目的是強化羅斯柴爾德家族貪婪的屬性，用來作為反猶的宣傳素材[3]。但無論故事被如何包裝，這場債券之戰的內核只有兩個：信息優勢和人性弱點。

Jeremy Irons在Margin Call裏講過一句金融行業的至理名言：Be first，be smarter，or cheat。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要想在金融行業裏數錢，一是要建立信息的優勢（要麼比別人迅速，要麼比別人深度），二是要建立心靈的優勢（要麼克服人性弱點，要麼利用人性弱點）。

當代投資者建立信息優勢的緣起，可以追溯到1830年夏天的那些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樓頂上冒着烈日揮舞旗幟的古怪行為。

1.  重塑牆街

現代通信技術尚未發明前的年代，是木心詩裏那個“車馬郵件都慢 ，一生只夠愛一個人”的年代，慢到現代人無法想象。

比如1848年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後，這條讓全美瘋狂的消息，連帶着一塊20磅重的礦石，花了78天才從東海岸送到華盛頓白宮波爾克總統的桌前；而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林則徐關於英國艦隊出沒的奏章用了1個月才從廣州送達北京，等道光帝看完，浙江定海已經淪陷12天了。

華爾街從未放棄提高通信速度的努力。1830年，紐約證券交易所為了向費城傳遞股票價格信息，琢磨出一種笨辦法：每隔6~8英里就安排一個人站在高處，配備旗幟和望遠鏡，第一個人站在紐交所的樓頂上，揮舞旗幟傳遞股價。第二個人用望遠鏡觀察到後，也用旗語傳給下一個人。

通過這種方式，信息傳到費城只需30分鐘。雖然這種人肉烽火台的費用高昂，連政府都用不起，但當時紐交所的股票交易旺盛，股價漲跌代表着巨大的利益，投資者不吝一擲千金。從這時人們逐漸意識到：通信技術和金融信息天然有緊密結合的基因，畢竟賺錢才是人類永恆的需求。

在古代，通衢便利的要衝通常會誕生繁華商埠，在現代，匯通四方信息的城市必然能孕育金融中心，紐約率先意識到這一點。

美國建國之後，港口城市紐約的金融業雖然發達，但並非美國的金融中心，波士頓、費城、舊金山等城市同樣有着發達的市場。由於距離遙遠，當紐約的價格信息通過旗語或郵遞驛站（Pony Express）傳遞到這些城市的時候，已經過期。這些城市保持相對獨立，不受紐約控制。

現代電報發明後，在摩斯碼發明者Samuel F. Morse的推動下，紐約率先籌劃費城的電報線路，並於1846年1月投入運營。電報雖然昂貴（10個單詞收費25美分），但受到華爾街的熱烈追捧，前四天收入高達100美金，遠高於同期華盛頓到巴爾的摩的線路（前四天的收入只有1美分）。

嚐到商業的甜頭後，紐約開始瘋狂修建電報網絡，延伸到各地的線路多達11條。華爾街是電報網絡最大的主顧，有銀行每天要發出6到10條電報，還有公司每年要花超過1000美金的電報費[4]。這種變化影響深遠：隨着電報的鋪設不斷擴張，越來越多的城市被紐約的影響力吞噬。

跟落後的旗語不同，電報在幾秒鐘之內就能把紐約的股票價格傳送到各地，而且不受天氣影響，更可以24小時工作。憑藉這種優勢，資金、人才和經紀商被大量吸到了華爾街，全國湧來的流動性讓紐約徹底掌握了證券定價權，在美國金融中心的競爭中脱穎而出，至今仍無法撼動。

只要能比別人快1秒，錢從來都不是問題。從笨拙的旗語和昂貴的電報開始，華爾街一向是前沿技術的弄潮兒。

1867年，歷史上第一台股票自動報價器誕生了，這種機械裝置能夠把電報傳來的股票價格自動打在紙帶上，實現實時報價。1876年，亞歷山大·貝爾發明了電話，信息量和即時性遠超電報，因此在兩年之後，昂貴的電話系統就出現在紐交所，極大縮短了投資商和經紀人之間交流的速度。

華爾街的投資大鱷，對先進的通信工具非常敏感，敢於在這些新玩意兒上砸錢。比如號稱“百年美股第一人”的傑西·利弗莫爾（Jesse Livermore )，既擅長利用電報傳輸的時延，人為製造價格波動進行套利，也熱衷花費巨資租用電話線路，獲取遠快於公眾的第一手信息。

電話線路密佈的華爾街，1892年

但隨着電報、電話甚至電視的普及，信息優勢不再被有錢的大户所壟斷，頂尖交易者開始意識到：“信息優勢”很重要，“心靈優勢”也很重要。

要想建立起“心靈優勢”，要麼能客服自己的人性弱點，要麼能利用別人的人性弱點，這都是極難的事情。如果仔細總結各路投資大師的職業生涯，會發現他們做到了兩點：1. 生活自律和交易自律同等重要；2. 用嚴格的自律來換取心靈的自由：只要做到“不逾矩”，才能“隨心所欲”。

以利弗莫爾為例，這位高度自律的億萬富翁每天十點就寢，早上六點起牀，起牀後開始兩個小時的閲讀，幾十年雷打不動；在經典的“伯利恆鋼鐵”一戰中，他嚴格遵守交易紀律，耐心等待6周，一旦交易時機出現便果斷出手，一共只交易了兩次，靠500股的信用額度徹底翻身。

對一個標準的華爾街投資者來説，電報和電話讓他可以方便地瞭解到密西西比河的船運價格和伊利諾伊州的大豆種植面積，這在以前無法想象。但消息增多，干擾也在增多，投資者在信息的“飽和攻擊”下，容易熊瞎子掰苞米——掰一個丟一個，難以堅守投資紀律。

謀求信息優勢，是博弈外部世界；謀其心靈優勢，是博弈內心世界。外不能勝人，內不能克己，投資怎麼可能成功？

2.   突出重圍

1991年1月17日凌晨2時，停泊在紅海的美軍驅逐艦向巴格達發射了第一批“戰斧”導彈，準確地擊中各個戰略目標，爆炸的火光將天空染得通紅；而在9637公里外的紐約曼哈頓，一大批投資者正在緊盯着自己桌前的顯示屏，焦躁地刷新着數據，他們只關心一件事：原油價格能漲多少？

戰爭在中東的心臟打響，勢必會影響全球原油價格。在離巴格達4,652公里的倫敦金融城，布倫特原油價格在國際石油交易所一經發布，幾秒鐘後便傳到了5,585公里外的紐約、9,612公里外的香港和16,989公里外的悉尼。相比滑鐵盧戰爭，此時全球同步的速度已經用秒來計算。

倫敦金融城那些身着薩維爾街bespoke西裝的銀行家，之所以能夠跟科威特邊境的101空降師士兵經歷共同的焦慮，得益於80年代開始的金融信息化革命。

如果拉長曆史來看，“信息優勢”從豪門鉅富的專屬特權，變成普羅大眾的基礎設施，主要發生在兩個時間階段：一個是19世紀下半葉，標誌是電話、電報和無線電的誕生，是金融信息傳遞的革命；另一是20世紀80-90年代，標誌是計算機的普及，是金融信息處理的革命。

在上世紀80年代初，證券分析師的辦公桌上往往是這麼一派場景：排列整齊的6支2號鉛筆緊貼着桌邊的大摞白紙，一邊架着兩台電話，另一邊壘着寫滿密密麻麻公式、數字、代碼、字母的稿紙。從開盤到收盤，分析師從各類報紙欄目裏檢索信息，拿筆飛速計算着各項資產收益率。

隨着各類衍生品和複雜金融工具的出現，這種低效的人工運行模式顯然已經不堪重負。

1982年，一種叫做彭博終端（Bloomberg Terminal）的機器在美林證券被投入使用。這種為金融機構量身打造的微型機，既能提供及時準確的金融資訊，又能提供專業的數據和圖表，並將新聞、數據、分析工具、研究報告都整合在一體化平台上，受到交易員的熱烈歡迎。

90年代的彭博終端 圖片來源：Bloomberg Instagram

1982年到2001年，美國機構投資者數量空前增加，共同基金數量從340個增加到8307個，20年間膨脹了近25倍，機構投資者的增多，加大了行業對信息服務的需求，彭博公司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提供商，終端機佔領了幾乎所有專業投資者的辦公室，甚至裝到了投資者的家中。

在美軍轟炸巴格達的那個深夜，原油期貨多頭湯姆·巴索（Thomas F. Muller）就是在家裏洗澡時，聽到了彭博終端的警報聲。

按照事前的推演，原油價格應該在戰爭打響後大幅上漲，像Muller這樣的原油看多者，自然可以賺得盆滿缽滿。在美軍發射第一枚導彈之前，原油價格已經從25美金/桶飆漲到了32美金/桶，在戰爭打響的2個小時裏，油價繼續上漲逼近35美金/桶，原油多頭勝利在望。

但就在Muller鬆了口氣，離開彭博終端去洗澡時，油價掉頭直下，迅速跌倒30美金/桶，而且還在繼續下跌。聽到警報聲的Basso連忙衝出浴室，被終端機上的數字所震驚，不顧衣衫不整變匆忙打電話給同事，啓動了之前準備好的止損策略，最後將損失控制在了15%左右。

到收盤時，價格已經跌至20美元/桶，日內跌幅達35.5%。疊加期貨交易的高槓杆率，無數投資者被爆倉，到戰爭結束時，油價比開戰前還要低10美元/桶。多年後，Muller回憶起那個驚心動魄的深夜，總結道：“巴格達扔下的炸彈，把我從芝加哥的浴室炸到了彭博終端面前。”

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將全球金融市場連成了一個共同體，盈虧須臾可計，環球同此涼熱。

一個典型的曼哈頓對沖基金經理，每天來到辦公室，展現在面前的是一個紛繁且跳動的世界：20個國家的證券指數、300種商品期貨報價、500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8000只可交易的債券價格，上萬條的全球資訊……在這種高密度的信息環境下，建立“心靈優勢”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自律仍然是唯一的途徑，“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在這方面就做的非常極致。他的辦公室裏長期掛着偶像利弗莫爾的照片，藉以提醒自己要時刻控制自己的情緒。格羅斯汲取了利弗莫爾的經驗和教訓，在生活和投資上均發展出一套高度自律的系統，藉以打敗情緒。

在利弗莫爾的畫像下面，還有一句他的格言：投資人必須提防很多東西，尤其是自己。

為了克服自身的弱點，他每天的生活都高度自律：每天四點半起牀，打開彭博終端看昨夜的行情和新聞，吃完早餐後六點鐘準時開車到公司，中間公司對面酒店做一小時瑜伽。四點鐘債市收盤後，去鄉村俱樂部練球，之後回家，七點半看一小時左右的書，然後上牀睡覺，幾十年如一日。

格羅斯所在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基金經理大部分都跟格羅斯一個模樣（或許是他的強制要求）：高度自律、長時間工作、喜怒不形於色，即使在市場上大獲全勝，也不能有任何歡呼。格羅斯的好友Timothy Middleton這樣形容：他讓辦公室安靜得像在辦喪禮。

在生活和投資上均發展出一套高度自律的系統，目的無非是希望在信息的重圍下建立“心靈優勢”。這種優勢能幫助投資者在萬花筒裏看到線索，在暴風雪中找到道路，在鮮花簇擁下不迷失自己。但坦白講，全球絕大多數專業投資者，都沒有建立“心靈優勢”的能力。

就像《大而不倒》作者Sorkin對華爾街總結的那樣：看最及時的數據，讀最深度的報告，買最昂貴的服務，做最聰明的分析，犯最幼稚的錯誤。

3.  羊羣危機

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保爾森的辦公室，佈局跟一般政府高官不太一樣。

這間位於三樓的辦公室，可以俯瞰不遠處白宮的玫瑰花園，牆上掛滿了妻子的攝影作品，和一隻裝有芝加哥黑手黨阿爾·卡彭的手槍的玻璃盒，價值連城。辦公桌前面擺着軟皮椅，旁邊豎着星條旗，背後則是4台彭博終端，黑色的屏幕上閃爍着黃色和白色的滾動信息，格外顯眼。

就是在這個房間裏，亨利·保爾森管理着11萬財政部僱員和121億美金的預算，權力通天。但更重要的是，在2008年那個夏秋之交，他在這個房間裏通過電話線、彭博終端和不時進來聽取指示的下屬，指揮了全球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救市行動，相對成功地阻止了危機的進一步蔓延。

救市時期的保爾森，電影Too big to fail，2011年

背後是閃爍着行情信息的彭博終端

出任財政部長前，保爾森是高盛集團的CEO，是華爾街的老兵，因此比一般政客更能理解金融危機是如何誕生的，也更能看清那些隱藏在數字背後的貪婪和人性。因此，當下屬在財政部的辦公室裏問他“為什麼雷曼和AIG會如此愚蠢”的時候，他回答道：大家都在瘋狂賺錢，沒人想停下來。

保爾森的解釋並不全面，事實表明，那些建立起“心靈優勢”的人，儘管也收到關聯波及，但基本都躲過了金融危機。

巴菲特和芒格一直遠離房地產市場，根據李錄回憶，芒格在2006年就知道如何用CDS來做空房地產，只不過他不想賺這個錢，理由很簡單：“房地產市場最終肯定是政府買單，做空CDS賺的錢，本質上都是納税人的錢。”而無獨有偶，比爾格羅斯也早在2006年就察覺到了危機的氣息。

2006年，格羅斯開始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房地產研究，派出幾十個員工到全國調研。在得出泡沫嚴重的結論後，他果斷開始拋掉高風險高收益的債券，開始賣進國庫券這種低風險低收益的債券。這種收縮不是沒有代價，他的業績很快就掉到債基排名的後25%，受到眾人的嘲笑。

那段時間格羅斯的精神壓力極大，昔日把他捧成“債券之王”的各路媒體，此時都調轉槍口對其大加諷刺，這讓格羅斯一度陷入沮喪的循環中，甚至上班時都不敢搭電梯，改走樓梯。後來他回憶道：“那九個月、真的、非常、悲慘，心情就像洋基隊沒打進棒球決賽一樣失落。”

歷史證明，在投資行業能建立起“心靈優勢”的人，總能得到豐厚的回報。2007年，在一片哀鴻遍野中，格羅斯第三度拿到晨星最佳固定收益經理人獎，是史上唯一有此殊榮的人。

但像比爾格羅斯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按照PerTrac的統計，有13675家對沖基金獲得了做空房地產市場的通行證（投資CDS的許可），但僅有100家機構做空，其中大部分還是為了對沖手上的不動產。只有極少數人，大於10個，小於20個，直接對賭了房地產市場的崩潰 。

很多專業投資者都掌握了房地產行業的泡沫數據，但大部分人都跟隨“美國永遠漲”的潮流，不去深入研究。相反，Scion Capital的基金經理Michael Burry，把某個抵押貸款包的800多頁的文件一頁一頁翻完，發現了大量房貸違約的事實，然後下注做空，賺得暴利。

事實告訴我們：就像“天賦”和“努力”的辯證關係一樣，絕大多數人都達不到要靠“心靈優勢”賺錢的資格，他們連最基本的“信息優勢”都無法建立，尤其是那些常把“別人恐懼我貪婪，別人貪婪我恐懼”掛在嘴邊的人，往往可能連自己重倉股的年報都沒有認真看過。

Too Big To Fail有這樣一個細節：救市接近成功的保爾森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望着遠處的白宮，表情一臉凝重。這位曾經跟建行王行長一起參與過廣東粵海集團重組的“中國通”或許在想：我在中國的老朋友們，是不是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呢？假如是他們，會怎麼處理呢？

他自己心裏清楚：在毫秒級的全球同步時代，金融危機的衝擊範圍只會越來越廣，但人性的邏輯卻亙古不變，“救市”這門屠龍術，永遠都不愁沒地方用，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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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尾聲

今年的3月1號，一代債王格羅斯退休了。

格羅斯的生活宛如一台機器，他最好的朋友恐怕是那台彭博終端：無聲但真實。他對機器如此熱愛，以至於用過的彭博鍵盤在2015年被美國史密斯國家博物館收藏；而得知他退休後，彭博公司創始人邁克爾·布隆伯格更是送了他三台終端，供他終生免費使用（每套的價格是2.4萬美元/年）。

史密斯博物館收藏的彭博鍵盤，2015年

74歲的格羅斯退休了，81歲的西蒙斯還在紐約長島設計量化模型，89歲的巴菲特也還在奧馬哈思考對蘋果的投資，95歲的芒格或許在翻看着比亞迪的財報……投資大師們的派別、風格和方法雖然不同，但他們都堅持了同樣的事情：揚長避短，建立起自己對這個世界眾生的優勢。

除了那句first、smart、cheat的諺語外，華爾街還有另外一句名言：Bulls Make Money, Bears Make Money, Pigs Get Slaughtered(牛可以賺錢，熊可以賺錢，只有豬會被屠宰) 。

2009年夏天，2000名工人日以繼夜地施工，穿過河牀、山脈、公路和農莊，鋪設了一條從芝加哥到新澤西的光纖通道。這條耗資3億美元的線路，能夠讓兩地的信號傳輸從16毫秒縮短到13毫秒，儘管月租高達30萬美元，但仍被200家高頻交易機構瘋搶，顯然他們賺的更多。

在施工隊為3毫秒衝刺的同時，巴菲特正在跟對沖基金Protege Partner打賭，賭他們10年內無法戰勝標普500指數。10年後，頻繁操作的對沖基金慘敗給以靜制動的指數基金。可見，儘管信息優勢的戰爭已經打到了毫秒級，但心靈優勢的探索還在人類幾千年前就成型的弱點中兜圈。

如同王陽明畢生所追求的那樣，一個頂級投資者，既要做到“內聖”，也要練就“外王”，在這個既迅捷又頑固的領域，投資永遠都是一場內外兼顧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