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我曾經無知地認為魯迅是一個糟糕的作家_風聞
现当代文学-2019-04-25 13:28
1.“魯迅”,一個在中國家喻户曉的詞彙
我想説説小時候的“魯迅”,我所説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魯迅”。那時的“魯迅”不再是一個作家的名字,而是一個在中國家喻户曉的詞彙,一個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內容的重要詞彙。
文革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時代,只是在語文課本里尚存一絲文學的氣息。可是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課本里,只有兩個人的文學作品。魯迅的小説、散文和雜文,還有毛澤東的詩詞。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十分天真地認為:全世界只有一個作家名叫魯迅,只有一個詩人名叫毛澤東。
我想,魯迅應該是過去那個時代裏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新社會開始了,同時需要對此前的舊社會進行無情的鞭撻,於是魯迅那些極具社會批判意義的作品成為了揮舞的鞭子。我們從小就被告知,萬惡的舊社會是一個“吃人”的社會,其證據就是來自於魯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説《狂人日記》,虛構作品中一個瘋子“吃人”的囈語被當時的政治需求演繹成了真實的社會現狀。
語文課本里魯迅的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和《藥》等等,無一例外地被解讀成了揭露舊社會罪惡的範本。當然,毛澤東對魯迅的欣賞至關重要,讓其名聲在後來的新社會里飛黃騰達,享受到了三個偉大——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這位一九三六年去世的作家,其影響力在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革時代達到了頂峯,僅次於毛澤東。
那時候幾乎每篇文章,無論是出現在報紙上廣播裏,還是出現在街頭的大字報上,都會在毛澤東的語錄之後,引用魯迅的話。人民羣眾的批判文章裏要用魯迅的話,“地富反壞右”交代自己罪行的材料裏也要用魯迅的話。“毛主席教導我們”和“魯迅先生説”已經成為當時人們的政治口頭禪。
有趣的是,文革時期“先生”這個詞彙也被打倒了,是屬於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壞東西。魯迅破例享受了這個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待遇,當時全中國只有魯迅一個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階級敵人。
這時候的“魯迅”,已經不再是那位生前飽受爭議的作家,他曾經遭受到的疾風暴雨般的攻擊早已煙消雲散,彷彿雨過天晴一樣,這時候的“魯迅”光輝燦爛了。“魯迅”已經從一個作家變成了一個詞彙,一個代表着永遠正確和永遠革命的詞彙。
我有口無心地讀着語文課本里魯迅的作品,從小學讀到高中,讀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魯迅寫下了什麼?我覺得魯迅的作品沉悶、灰暗和無聊透頂。除了我在寫批判文章時需要引用魯迅的話,其他時候魯迅的作品對我來説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説,魯迅作為一個詞彙時,對我是有用的;可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時候,讓我深感無聊。因此,我小學和中學的往事裏沒有魯迅的作品,只有“魯迅”這個詞彙。
2.“魯迅先生説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
在我的文革歲月裏,我曾經充分利用過“魯迅”這個強大的詞彙。我成長的經歷裏除了革命和貧窮,就是無休無止的爭論。爭論是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奢侈品,是貧困生活裏的精神食糧。
我小學時和一位同學有過一個爭論:太陽什麼時候離地球最近?這位同學認為是早晨和傍晚,因為那時候的太陽看上去最大。我認為是中午,因為中午的時候最熱。我們兩個人不知疲憊地開始了馬拉松式的爭論,每天見面時,都是陳述自己的理由,然後駁斥對方的觀點。這樣的廢話説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後,我們開始尋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着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聽完了我們兩方的理由後,馬上站到了他的立場上。這個當時還沒有發育的女孩一邊踢着毽子一邊説:“太陽當然是早晨和傍晚離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敗,拉着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維護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學揮了兩下拳頭,威脅他:“你再敢説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對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們兩個又去找了其他年齡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贊成我的,始終難分勝負。我們之間的爭論長達一年時間,小鎮上年齡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們拉出來當過幾次裁判,連他們都開始厭煩了,只要看到我們兩個爭吵地走向他們,他們就會吼叫:“滾開!”
我們只好將唾沫橫飛的爭論侷限在兩個人的範圍裏。後來他有了新的發現,開始攻擊我的“熱”理論,他説如果用熱作為標準的話,那麼太陽是不是夏天離地球近,冬天離地球遠?我反駁他的“視覺”理論,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為標準,那麼太陽在雨天是不是就小的沒有了?
我們繼續爭論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魯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編造了魯迅的話,我衝着他喊叫:“魯迅先生説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
他啞口無言地看了我一會兒,小心翼翼地問:“魯迅先生真的説過這話?”“當然説過,”我雖然心裏發虛,嘴上仍然強硬,“難道你不相信魯迅先生的話?”
“不是的,”他慌張地擺了擺手,“你以前為什麼不説呢?”我一不作二不休,繼續胡編亂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廣播裏聽到的。”
他悲傷地低下了頭,嘴裏喃喃地説道:“魯迅先生也這麼説,肯定是你對了,我錯了。”
就這麼簡單,他不遺餘力地捍衞了一年的太陽距離觀點,在我虛構的魯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後的幾天裏,他沉默寡言,獨自一人品嚐失敗的滋味。這是文革時代的特徵,不管是造反派之間或者紅衞兵之間的爭論,還是家庭婦女之間的吵架,最終的勝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澤東説過的話,然後一錘定音,結束爭論和吵架。
當時我本來是想編造一句毛澤東的話,可是話到嘴邊還是膽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導我們”改成了“魯迅先生説”。日後即便被人揭露出來,被打倒了,成為小反革命分子,也會罪輕一等。
3.文革之後,魯迅不再是一個神聖的詞彙,他迴歸於一個作家。
文革結束以後,我曾經十分好奇毛澤東對魯迅的欣賞。我想,這兩個人在心靈上可能有一條秘密通道,雖然有着生死之隔,他們仍然能夠迅速地互相抵達。毛澤東和魯迅似乎都有着堅強的心靈和永不安分的性格。毛澤東讚揚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其實毛澤東也是硬骨頭,他和當時比中國強大的美國和蘇聯抗衡時毫不示弱。而且這兩個人在思想深處都是徹底的和極端的,他們對儒家的中庸之道都表現出了深惡痛絕。
文革時期的“魯迅”,從一個作家的名字變成了一個時髦的政治詞彙之後,他深刻和妙趣橫生的作品也被教條主義的閲讀所淹沒。在那個時代裏,人人張口閉口都是“魯迅先生説”,其親熱的語氣好像當時所有的中國人都和魯迅沾親帶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澤東這樣理解魯迅。因此,文革時期的魯迅雖然名聲達到頂峯,可是真正的讀者卻寥寥無幾,“魯迅先生説”只是一個時代在起鬨而已。
文革之後,魯迅不再是一個神聖的詞彙,他迴歸於一個作家,也就回歸於爭議之中。很多人繼續推崇魯迅,不少人開始貶低和攻擊魯迅。與魯迅在世時遭受的攻擊有所不同,現在的攻擊裏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樂道於隱私中的魯迅,捕風捉影地研究起了與魯迅戀愛有關的四個女人;還有的人乾脆臆想起來:魯迅的牀上功夫十分糟糕;魯迅的性心理十分變態……
隨着中國市場經濟的興起,魯迅的商業價值也被不斷地開發出來,魯迅筆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紛紛用作餐飲業和旅遊業,甚至KTV和夜總會里都有魯迅筆下地名命名的包廂,官員和商人摟着小姐在這樣的包廂裏歌舞昇平。
還有人直接拿魯迅本人作為廣告代言人。武漢有一家專賣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門口聳立起魯迅叫賣臭豆腐的廣告牌。廣告上用的是一張魯迅抽煙的經典照片,只是將魯迅手上的香煙換成了一串臭豆腐。
這家小店的老闆驕傲地聲稱:他們是魯迅先生的同鄉,都是浙江紹興人,製作這樣的廣告是現在中國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應來招攬生意。
“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詞彙的命運,再從一個詞彙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中國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盪,可以在“魯迅”裏一葉見秋。
4.我嚇了一跳,心想這個魯迅有點厲害。
我曾經無知地認為魯迅是一個糟糕的作家,他顯赫的名聲只是政治的產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國南方一個縣城的文化館工作。當時我已經從事寫作,我辦公室外面的過廳裏有一張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和魯迅的著作。這些曾經是聖書的著作,時過境遷之後像廢紙一樣堆在一起,上面落滿了灰塵。魯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進出辦公室的時候,雙腳時常會碰到它們,我低頭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魯迅著作,不由幸災樂禍,心想這傢伙終於過時了。有一次我經過時,不小心被地上的魯迅著作絆了一下,差點摔倒在地,我罵了一聲:“他媽的,都過時了,還要出來捉弄人。”
文革結束的時候,我剛好高中畢業。此後的十多年裏,我閲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可是沒有讀過魯迅作品中的一個字。後來我自己成為了一名作家,中國的批評家認為我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我心裏十分不悦,覺得他們是在貶低我的寫作。
時光來到了一九九六年,一個機會讓我重讀了魯迅的作品。一位導演打算將魯迅的小説改編成電影,請我為他策劃一下如何改編,他會付給我一筆數目不錯的策劃費,當時我剛好缺錢,就一口答應下來。然後我發現自己的書架上沒有一冊魯迅的著作,只好去書店買來《魯迅小説集》。當天晚上開始在燈下閲讀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讀的第一篇小説就是我曾經譜寫成歌曲的《狂人日記》,可是我完全忘記了裏面的內容,小説開篇寫到那個狂人感覺整個世界失常時,用了這樣一句話:“要不,趙家的狗為何看了我一眼。”
我嚇了一跳,心想這個魯迅有點厲害,他只用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沒有才華的作家也想讓自己筆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這些作家費力寫下了幾萬字,他們筆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讀到的第三篇小説。這篇小説在我小學到中學的語文課本里重複出現過,可是我真正閲讀它的時候已經三十六歲了。讀完了《孔乙己》,我立刻給那位導演打電話,希望他不要改編魯迅的小説,我在電話裏説:“不要糟蹋魯迅了,這是一位偉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就去書店買來了文革以後出版的《魯迅全集》。為此,我十分想念那些堆積在文化館桌子下面的魯迅作品,那些在文革中出版的魯迅作品,其版本有着更加深遠的意義。我當年從文化館辦公室進出時,移動的雙腳時常被魯迅的著作絆住,我覺得可能是命運的暗示,暗示我這些佈滿灰塵的書頁裏隱藏着偉大的敍述。
從書店買來《魯迅全集》後的一個多月裏,我沉浸在魯迅清晰和敏捷的敍述裏。我後來在一篇文章裏這樣寫道:“他的敍述在抵達現實時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彈穿越了身體,而不是留在了身體裏。”
我想藉此機會再次談論《孔乙己》,這是短篇小説中的典範。這部短篇小説開篇的敍述貌似簡單卻是意味深長,魯迅上來就寫魯鎮的酒店的格局,短衣幫的顧客都是靠在櫃枱外面站着喝酒,穿長衫的顧客是在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上酒菜,坐下來慢慢地喝酒。孔乙己是唯一站着喝酒穿長衫的人。魯迅惜墨如金的開篇,一下子就讓孔乙己與眾不同的社會身分突出在了敍述之中。
在《孔乙己》裏尤其重要的是,魯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幾次來到酒店的描述,當孔乙己的腿被打斷後,魯迅才開始寫他是如何走來的。這是一個偉大作家的責任,當孔乙己雙腿健全時,可以忽視他來到的方式,然而當他腿斷了,就不能迴避。於是,我們讀到了“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温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枱下對了門坎坐着。”先是聲音傳來,然後才見着人,這樣的敍述已經不同凡響,當“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門坎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錢後,令人讚歎的描述出現了,魯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話,“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是用這手走來的。”
5.魯迅在我這裏,終於從一個詞彙回到了一個作家。
在我三十六歲的那個夜晚,魯迅在我這裏,終於從一個詞彙回到了一個作家。回顧小學到中學的歲月裏,我被迫閲讀魯迅作品的情景時,我感慨萬端,我覺得魯迅是不屬於孩子們的,他屬於成熟並且敏感的讀者。同時我還覺得,一個讀者與一個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時候需要時機。
文革結束以後,我閲讀過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偉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當我閲讀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時,一旦感到無聊,我就會立刻放下這位作家的作品,讓我沒有機會去討厭這位作家。可是文革期間我無法放下魯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去閲讀,因此魯迅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