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我曾經無知地認為魯迅是一個糟糕的作家_風聞

1.“魯迅”，一個在中國家喻户曉的詞彙

我想説説小時候的“魯迅”，我所説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魯迅”。那時的“魯迅”不再是一個作家的名字，而是一個在中國家喻户曉的詞彙，一個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內容的重要詞彙。

文革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時代，只是在語文課本里尚存一絲文學的氣息。可是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課本里，只有兩個人的文學作品。魯迅的小説、散文和雜文，還有毛澤東的詩詞。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十分天真地認為：全世界只有一個作家名叫魯迅，只有一個詩人名叫毛澤東。

我想，魯迅應該是過去那個時代裏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新社會開始了，同時需要對此前的舊社會進行無情的鞭撻，於是魯迅那些極具社會批判意義的作品成為了揮舞的鞭子。我們從小就被告知，萬惡的舊社會是一個“吃人”的社會，其證據就是來自於魯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説《狂人日記》，虛構作品中一個瘋子“吃人”的囈語被當時的政治需求演繹成了真實的社會現狀。

語文課本里魯迅的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和《藥》等等，無一例外地被解讀成了揭露舊社會罪惡的範本。當然，毛澤東對魯迅的欣賞至關重要，讓其名聲在後來的新社會里飛黃騰達，享受到了三個偉大——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這位一九三六年去世的作家，其影響力在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革時代達到了頂峯，僅次於毛澤東。

那時候幾乎每篇文章，無論是出現在報紙上廣播裏，還是出現在街頭的大字報上，都會在毛澤東的語錄之後，引用魯迅的話。人民羣眾的批判文章裏要用魯迅的話，“地富反壞右”交代自己罪行的材料裏也要用魯迅的話。“毛主席教導我們”和“魯迅先生説”已經成為當時人們的政治口頭禪。

有趣的是，文革時期“先生”這個詞彙也被打倒了，是屬於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壞東西。魯迅破例享受了這個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待遇，當時全中國只有魯迅一個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階級敵人。

這時候的“魯迅”，已經不再是那位生前飽受爭議的作家，他曾經遭受到的疾風暴雨般的攻擊早已煙消雲散，彷彿雨過天晴一樣，這時候的“魯迅”光輝燦爛了。“魯迅”已經從一個作家變成了一個詞彙，一個代表着永遠正確和永遠革命的詞彙。

我有口無心地讀着語文課本里魯迅的作品，從小學讀到高中，讀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魯迅寫下了什麼？我覺得魯迅的作品沉悶、灰暗和無聊透頂。除了我在寫批判文章時需要引用魯迅的話，其他時候魯迅的作品對我來説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説，魯迅作為一個詞彙時，對我是有用的；可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時候，讓我深感無聊。因此，我小學和中學的往事裏沒有魯迅的作品，只有“魯迅”這個詞彙。

2.“魯迅先生説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

在我的文革歲月裏，我曾經充分利用過“魯迅”這個強大的詞彙。我成長的經歷裏除了革命和貧窮，就是無休無止的爭論。爭論是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奢侈品，是貧困生活裏的精神食糧。

我小學時和一位同學有過一個爭論：太陽什麼時候離地球最近？這位同學認為是早晨和傍晚，因為那時候的太陽看上去最大。我認為是中午，因為中午的時候最熱。我們兩個人不知疲憊地開始了馬拉松式的爭論，每天見面時，都是陳述自己的理由，然後駁斥對方的觀點。這樣的廢話説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後，我們開始尋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着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聽完了我們兩方的理由後，馬上站到了他的立場上。這個當時還沒有發育的女孩一邊踢着毽子一邊説：“太陽當然是早晨和傍晚離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敗，拉着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維護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學揮了兩下拳頭，威脅他：“你再敢説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對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們兩個又去找了其他年齡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贊成我的，始終難分勝負。我們之間的爭論長達一年時間，小鎮上年齡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們拉出來當過幾次裁判，連他們都開始厭煩了，只要看到我們兩個爭吵地走向他們，他們就會吼叫：“滾開！”

我們只好將唾沫橫飛的爭論侷限在兩個人的範圍裏。後來他有了新的發現，開始攻擊我的“熱”理論，他説如果用熱作為標準的話，那麼太陽是不是夏天離地球近，冬天離地球遠？我反駁他的“視覺”理論，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為標準，那麼太陽在雨天是不是就小的沒有了？

我們繼續爭論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魯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編造了魯迅的話，我衝着他喊叫：“魯迅先生説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

他啞口無言地看了我一會兒，小心翼翼地問：“魯迅先生真的説過這話？”“當然説過，”我雖然心裏發虛，嘴上仍然強硬，“難道你不相信魯迅先生的話？”

“不是的，”他慌張地擺了擺手，“你以前為什麼不説呢？”我一不作二不休，繼續胡編亂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廣播裏聽到的。”

他悲傷地低下了頭，嘴裏喃喃地説道：“魯迅先生也這麼説，肯定是你對了，我錯了。”

就這麼簡單，他不遺餘力地捍衞了一年的太陽距離觀點，在我虛構的魯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後的幾天裏，他沉默寡言，獨自一人品嚐失敗的滋味。這是文革時代的特徵，不管是造反派之間或者紅衞兵之間的爭論，還是家庭婦女之間的吵架，最終的勝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澤東説過的話，然後一錘定音，結束爭論和吵架。

當時我本來是想編造一句毛澤東的話，可是話到嘴邊還是膽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導我們”改成了“魯迅先生説”。日後即便被人揭露出來，被打倒了，成為小反革命分子，也會罪輕一等。

3.文革之後，魯迅不再是一個神聖的詞彙，他迴歸於一個作家。

文革結束以後，我曾經十分好奇毛澤東對魯迅的欣賞。我想，這兩個人在心靈上可能有一條秘密通道，雖然有着生死之隔，他們仍然能夠迅速地互相抵達。毛澤東和魯迅似乎都有着堅強的心靈和永不安分的性格。毛澤東讚揚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其實毛澤東也是硬骨頭，他和當時比中國強大的美國和蘇聯抗衡時毫不示弱。而且這兩個人在思想深處都是徹底的和極端的，他們對儒家的中庸之道都表現出了深惡痛絕。

文革時期的“魯迅”，從一個作家的名字變成了一個時髦的政治詞彙之後，他深刻和妙趣橫生的作品也被教條主義的閲讀所淹沒。在那個時代裏，人人張口閉口都是“魯迅先生説”，其親熱的語氣好像當時所有的中國人都和魯迅沾親帶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澤東這樣理解魯迅。因此，文革時期的魯迅雖然名聲達到頂峯，可是真正的讀者卻寥寥無幾，“魯迅先生説”只是一個時代在起鬨而已。

文革之後，魯迅不再是一個神聖的詞彙，他迴歸於一個作家，也就回歸於爭議之中。很多人繼續推崇魯迅，不少人開始貶低和攻擊魯迅。與魯迅在世時遭受的攻擊有所不同，現在的攻擊裏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樂道於隱私中的魯迅，捕風捉影地研究起了與魯迅戀愛有關的四個女人；還有的人乾脆臆想起來：魯迅的牀上功夫十分糟糕；魯迅的性心理十分變態……

隨着中國市場經濟的興起，魯迅的商業價值也被不斷地開發出來，魯迅筆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紛紛用作餐飲業和旅遊業，甚至KTV和夜總會里都有魯迅筆下地名命名的包廂，官員和商人摟着小姐在這樣的包廂裏歌舞昇平。

還有人直接拿魯迅本人作為廣告代言人。武漢有一家專賣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門口聳立起魯迅叫賣臭豆腐的廣告牌。廣告上用的是一張魯迅抽煙的經典照片，只是將魯迅手上的香煙換成了一串臭豆腐。

這家小店的老闆驕傲地聲稱：他們是魯迅先生的同鄉，都是浙江紹興人，製作這樣的廣告是現在中國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應來招攬生意。

“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詞彙的命運，再從一個詞彙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中國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盪，可以在“魯迅”裏一葉見秋。

4.我嚇了一跳，心想這個魯迅有點厲害。

我曾經無知地認為魯迅是一個糟糕的作家，他顯赫的名聲只是政治的產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國南方一個縣城的文化館工作。當時我已經從事寫作，我辦公室外面的過廳裏有一張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和魯迅的著作。這些曾經是聖書的著作，時過境遷之後像廢紙一樣堆在一起，上面落滿了灰塵。魯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進出辦公室的時候，雙腳時常會碰到它們，我低頭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魯迅著作，不由幸災樂禍，心想這傢伙終於過時了。有一次我經過時，不小心被地上的魯迅著作絆了一下，差點摔倒在地，我罵了一聲：“他媽的，都過時了，還要出來捉弄人。”

文革結束的時候，我剛好高中畢業。此後的十多年裏，我閲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可是沒有讀過魯迅作品中的一個字。後來我自己成為了一名作家，中國的批評家認為我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我心裏十分不悦，覺得他們是在貶低我的寫作。

時光來到了一九九六年，一個機會讓我重讀了魯迅的作品。一位導演打算將魯迅的小説改編成電影，請我為他策劃一下如何改編，他會付給我一筆數目不錯的策劃費，當時我剛好缺錢，就一口答應下來。然後我發現自己的書架上沒有一冊魯迅的著作，只好去書店買來《魯迅小説集》。當天晚上開始在燈下閲讀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讀的第一篇小説就是我曾經譜寫成歌曲的《狂人日記》，可是我完全忘記了裏面的內容，小説開篇寫到那個狂人感覺整個世界失常時，用了這樣一句話：“要不，趙家的狗為何看了我一眼。”

我嚇了一跳，心想這個魯迅有點厲害，他只用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沒有才華的作家也想讓自己筆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這些作家費力寫下了幾萬字，他們筆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讀到的第三篇小説。這篇小説在我小學到中學的語文課本里重複出現過，可是我真正閲讀它的時候已經三十六歲了。讀完了《孔乙己》，我立刻給那位導演打電話，希望他不要改編魯迅的小説，我在電話裏説：“不要糟蹋魯迅了，這是一位偉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就去書店買來了文革以後出版的《魯迅全集》。為此，我十分想念那些堆積在文化館桌子下面的魯迅作品，那些在文革中出版的魯迅作品，其版本有着更加深遠的意義。我當年從文化館辦公室進出時，移動的雙腳時常被魯迅的著作絆住，我覺得可能是命運的暗示，暗示我這些佈滿灰塵的書頁裏隱藏着偉大的敍述。

從書店買來《魯迅全集》後的一個多月裏，我沉浸在魯迅清晰和敏捷的敍述裏。我後來在一篇文章裏這樣寫道：“他的敍述在抵達現實時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彈穿越了身體，而不是留在了身體裏。”

​我想藉此機會再次談論《孔乙己》，這是短篇小説中的典範。這部短篇小説開篇的敍述貌似簡單卻是意味深長，魯迅上來就寫魯鎮的酒店的格局，短衣幫的顧客都是靠在櫃枱外面站着喝酒，穿長衫的顧客是在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上酒菜，坐下來慢慢地喝酒。孔乙己是唯一站着喝酒穿長衫的人。魯迅惜墨如金的開篇，一下子就讓孔乙己與眾不同的社會身分突出在了敍述之中。

在《孔乙己》裏尤其重要的是，魯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幾次來到酒店的描述，當孔乙己的腿被打斷後，魯迅才開始寫他是如何走來的。這是一個偉大作家的責任，當孔乙己雙腿健全時，可以忽視他來到的方式，然而當他腿斷了，就不能迴避。於是，我們讀到了“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温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枱下對了門坎坐着。”先是聲音傳來，然後才見着人，這樣的敍述已經不同凡響，當“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門坎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錢後，令人讚歎的描述出現了，魯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話，“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是用這手走來的。”

5.魯迅在我這裏，終於從一個詞彙回到了一個作家。

在我三十六歲的那個夜晚，魯迅在我這裏，終於從一個詞彙回到了一個作家。回顧小學到中學的歲月裏，我被迫閲讀魯迅作品的情景時，我感慨萬端，我覺得魯迅是不屬於孩子們的，他屬於成熟並且敏感的讀者。同時我還覺得，一個讀者與一個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時候需要時機。

文革結束以後，我閲讀過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偉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當我閲讀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時，一旦感到無聊，我就會立刻放下這位作家的作品，讓我沒有機會去討厭這位作家。可是文革期間我無法放下魯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去閲讀，因此魯迅是我這輩子唯一討厭過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