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孫皓輝：祭秦論•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上_風聞

按：此篇《祭秦論•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在筆者修煉“末那識”的進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筆者體認的“認知框架”之價值和重要性的一個典範。筆者將專文另敍。

孫皓輝 祭秦論

（為大秦帝國遭受的不合理待遇申訴平反，為秦開創的華夏文明體系正名）

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

——秦亡兩千二百十五年祭

公元前207年秦亡，至今歲，兩千二百十五年矣！

漫漫歲月，滄桑變幻，人類文明在甘苦共嘗中拓展延伸，已經由我們在《大秦帝國》中走過的鐵器農耕文明，進境為工業文明與科學文明之交會時代了。然則，文明的進境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性，沒有改變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沒有改變人類面對的種種基本難題。人還是人，人類還是人類，國家還是國家，民族還是民族；貧困與飢餓依然隨處可見，戰爭與衝突依然不斷重演；先民曾經反覆論爭的人性善惡、法治人治、變革守成、貧富差異等等基本問題，並沒有因為工業與科學的出現而消弭。甚或相反，交通的便捷與信息的密集，使種種衝突更為劇烈，更為殘酷，更為多元，更為全面。我們在高端文明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依然是先民在原生文明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

我們的腳步，依然是歷史的延續。

回首歷史而探究文明生髮演變之軌跡，對於我們這個五千年綿延相續而守定故土的族羣，有着重新立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遠意涵。對於在各種文明的差異與衝突中不斷探索未來之路的整個人類，有着建設性的啓迪。深入探究足跡漫長而曲折的中國文明史，其根基點，無疑在於重新開掘中國原生文明的豐厚內涵。

深刻認知我們這個民族在文明正源時代的生存方式、生命狀態及其無與倫比的創造力，並從高端文明時代應有的歷史高度，給予正確客觀的解析，方能如實甄別我們面臨的精神遺產，恰如其分地選擇我們的傳統文明立足點，避免將古老糟粕當做稀世珍寶的難堪與尷尬。唯其如此，走完大秦帝國的歷史之路，再解析帝國滅亡的歷史奧秘，清點帝國時代的文明遺產，並回顧我們的歷史意識對原生文明時代的認知演變，便成為重新開掘的必要一步。

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歷史意識已經長久地墮入了一種誤區：對繁雜細節的考據，淹沒了宏闊的文明視野；對具體事件的記敍，取代了高遠的剖析與甄別。年深日久，幾乎形成了一種怪圈：樁樁小事説得清，件件大事不明白。就事件的發端、經過、結局等具體要素而言，幾乎每一日每一事的脈絡都是清楚的，不存在諸多民族常有的那種動輒消失幾百年的大段黑洞。然則，對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時代、國民精神、生存方式等等具有文明座標意義的歷史核心元素的研究評判，卻始終不着邊際，沒有形成一種以國民意識體現出來的普遍認知。至少，在我們已經跨入高端文明的門檻之後，我們的浩瀚典籍中還沒有一部立足於文明史高度，對中國的傳統文明作出整體解析與評判的著作。作為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軸心，秦帝國所遭遇的歷史口碑，是這種褊狹的歷史意識浸漬而成的最大的荒誕劇。

我們每每驚歎於地下發掘的宏闊奇蹟。

我們常常麻木於文明開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國的歷史興亡腳步，我經常不自覺地陷入一種難以言説的迷茫。埋首檢索那些汗牛充棟的典籍史料，我每每驚愕於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對於如此一個只要稍具歷史目光與客觀頭腦，便能評判其不朽文明價值的帝國時代，何以那麼多的歷史家學問家以及種種騷人墨客乃至市井演義，都充滿了怨毒的心緒，不惜以種種咒罵橫加其身？隋唐之後更是不分析，不論證，不甄別，凡涉春秋戰國秦之評判，大體皆統統罵倒。及至當代目下，仍有諸多學人秉承此風，屢屢説得口滑，言辭之輕慢戲侮幾近江湖套路，讀之既咋舌不已，又頗覺滑稽。

問題究竟出在了什麼地方？

何等歷史煙霧，使秦文明兩千餘年不為國人意識所認同？

這既是《大秦帝國》開篇序言提出的基本問題，也是這部作品在最後該當有所回應的基本問題。我力圖做到的，是以所能見到的種種史料為依據，解析國民歷史意識對秦帝國非議曲解的演變軌跡，並探究秦帝國滅亡的基本原因，發掘中國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對我所追慕的偉大的原生文明，對我所追慕的偉大的秦帝國，有一個誠實的説法。

是文為祭，以告慰開創華夏原生文明的偉大先賢們。

一、暴秦説****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

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既一舉跨越了以奴隸生產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鬆散的邦聯文明，又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五百餘年劇烈大爭所醖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建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着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

這一巨大的命運落差，給攻訐與謊言提供了歷史空間。

歷史的發展，已經顯示出固有的內在邏輯：權力主體的滅亡，並不等同於其所創建的文明體系的滅亡；權力主體在某個階段的突然沉淪，並不必然植根於其所創造的文明體系。歷史的事實是：作為文明建築師的秦帝國驟然滅亡了，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卻為後世繼承了；秦帝國政權因突發政變而突然崩潰了，其結局也並未改變秦帝國所創造的文明體系的歷史本質。

歷史的邏輯，已經包含了解析歷史真相的路徑。然則，我們對秦帝國滅亡之謎的歷史探究，兩千餘年卻一直存在着一個誤區：將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與秦帝國權力主體等同而一，論秦亡必以秦政為因，論秦政必以秦亡為果，以秦亡之速推論秦政之惡，以秦政之惡推論秦亡之速，互為因果，越糾纏越亂。由於這個誤區的存在，對秦亡原因之探究，長期陷入一種陳陳相因的主流定論：秦政暴虐，暴政亡秦。當然，這個誤區只是方法論意義上的誤區，是“暴秦”説的學理成因之一。兩千餘年來我們的歷史學家始終集中於孜孜尋求“暴政”依據，並無數次地重複這則古老的論斷，直至當代依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中自然有着更為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暴秦”説其來有自，我們的梳理得從源頭開始。

對以秦政秦製為軸心的秦文明的評判爭議，其實自秦孝公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崛起時期便開始了。就總體而言，戰國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是兩大主流：一則，是從制度的意義上，高度肯定秦國變法及其所創造的新型法治文明，併力圖效法泰國，由此形成了以趙國燕國變法為代表的第三波變法浪潮；一則，是從施政的意義上，對秦國法治作出了嚴厲指控，其代表性言論是“苛法”説與“虎狼”説。在戰國時代，尚未見到明確的“暴政”説法。就根基而言，這兩種説法的根基點是不同的。“苛法”之説，是具有“王道”價值觀的守舊學派的一種政治評判。儘管這一評判具有守舊學派反對一切變法的特質，並不具有認真探究的客觀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種法治與政論的爭鳴，不具有總體否定的意圖。“虎狼”之説，則是山東六國基於族羣歧視意識，在抗爭屢屢失敗之後，以仇恨心態發出的政治詛咒，實屬攻訐性的非正當評判，自不當作為歷史依據。

從基本面説，戰國後期的秦滅六國之前，天下言論對秦政的評判是積極認定的。最基本的依據，有兩方面。一方面，戰國末期兼具儒法兩學，且學術立場素來公正的荀子大師，對秦制秦政秦風素有高度評價。在《強國》篇中，荀子依親自入秦的所見所聞，對秦風秦政作出了最高評價：“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在《正論》篇中，荀子則對“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論證，實際是對“苛政”説的回應。荀子之説，沒有任何人提出反駁。另一方面，戰國末期“天下向一”的歷史趨勢日漸形成，“天下一統”的可操作戰略也由李斯適時提出。這種人心趨勢，意味着天下寄厚望於秦政，寄厚望於秦國“一”天下。如此兩個基本面充分説明：戰國之世對秦政的總體評判雖有爭議，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當然，這種肯定的後面，有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價值原則在起作用：戰國變法只有秦國最成功，成功本身是“應時而變”的結果，是順應潮流的結果。在“求變圖存”與“大爭事功”成為時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個社會對一個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是沒有指責理由的。

秦帝國一統天下後，輿論情形發生了變化。

變化的軸心，是關於恢復諸侯制還是建立郡縣制的大爭論。由這一大爭論生髮開去，牽涉出對夏商周三代文明與秦帝國所建文明的總體對比，以及與之相關的總體評判。然則，這場大爭論及其餘波，仍然被爭論各方自覺限定在戰國精神所能容納的爭鳴之內：反對方並未涉及對秦政的總體指控，創新方也並未以對方對傳統諸侯制的讚美而橫加指責，更談不上問罪了。歷史聲音的突然變調，開始於“焚書坑儒”案之後。自儒生博士們紛紛從秦帝國廟堂“亡”去（不經正式辭職而私自離職），評判秦文明的言論中便出現了一種此前從未有過的聲音：秦政毀滅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孫孔鮒，以及諸多在秦帝國職任博士的名儒，都在離開中央朝廷後與藏匿山海的六國貴族們秘密聯結起來了。這種以“非秦之政”為共同點的秘密聯結，使原本並不具有真實政治根基而僅僅是廟堂論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評判，不期滋生為六國貴族復辟的政治旗幟。

“暴秦”説，遂以極大的聲勢，在秦末之亂中陡然生成了。

自陳勝吳廣舉事反秦，對秦政的認知評判，便成為當時反秦勢力必須回答的緊迫問題。而最先反秦的陳勝吳廣農民集團，當時對秦政並無總體性仇恨。“閭左徭役”們直接仇恨的對象，首先是秦二世的過度徵發，尚不涉及對秦政如何評判。陳勝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嘆，所言實際內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後的政治行徑。基於農民集團的直感特質，陳勝吳廣的發端路徑很簡單：先以為扶蘇、項燕鳴冤為事由，後又以“張楚”（張大楚國）為舉事旗號，最終達成以武力抗爭謀求最好的社會出路。演變的轉折點，出現於陳勝舉事後誰也預料不到的天下轟然而起的陡然大亂之局。陳勝農民軍迅速佔據了陳郡，六國貴族與當地豪強紛紛聚來，圖謀借用陳勝力量復辟，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説。原發經過是：陳郡“三老豪強”們勸説陳勝稱王，並大肆稱頌其反秦舉事是“伐無道，誅暴秦”的大業。這是貴族階層第一次對秦帝國總體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暴秦”説。

就其實質而言，這是一個顯然的政治權謀：志在復辟的貴族勢力，利用農民集團政治意識的幼稚，以稱頌與勸進的方式，將自己的政治目標巧妙設定成農民集團的政治目標，從而形成天下共討“暴秦”的聲勢。其實際圖謀，則是使農民反秦勢力成為貴族復辟的強大借用力量。其後的歷史事實，正是如此演進的：除了劉邦、項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勢力，是借陳勝發端聲威而沒有直接借用陳勝兵力舉事外，其餘所有六國貴族都投奔了陳勝吳廣集團，直接以陳勝劃撥的軍馬為根基，以陳王部將的名義出兵，而後又迅速背叛陳勝，紛紛復辟了六國旗號。陳勝政權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滲透其中的貴族復辟勢力從內部瓦解了。

復辟勢力遍地蜂起，對秦政秦制的總體攻訐，立即以最激烈的復仇方式爆發出來。六國復辟者們紛紛杜撰煽惑説辭，憤憤然將秦政一概罵倒。期間，諸多攻訐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辭，只有三則言論最成系統，因而具代表性。這三則言論，都是由張耳、陳餘為軸心的“河北”趙燕集團所生髮，既是當時最具煽惑力的言論，又是被後世“暴秦”論者引用最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們將這三則言論全文引錄如下：

陳中豪傑父老乃説（陳涉稱王）……陳涉問此兩人（張耳陳餘），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嗔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説其豪傑日：“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鬥，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説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吊。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又做了范陽令的使者，這裏又有了一大篇為范陽令辯護的説辭）……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趙地聞之，不戰以下城者三十餘城。

這三則以攻訐秦政秦製為軸心的言論，具有顯然的不可信處：

其一，強烈的復仇心態與權謀目標，使其對秦政的攻訐具有明顯的手段性，喪失客觀真實性。簡單説，第一則是張耳陳餘利用農民集團在政治上的幼稚，對陳勝設置了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於稱王，農民軍當一面全力對秦作戰，一面同時扶持六國貴族儘速復辟。這一陷阱的要害，是誘騙農民軍抵擋秦軍，而六國貴族趁機復辟稱王。為了這一目標，張陳兩人將“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列為“暴秦”首惡，而將復辟六國貴族作為“為秦樹敵”的首要急務。而後來的事實是：包括張陳集團在內的六國貴族，一旦借陳勝兵力出動，則立即迅速稱王，絲毫不顧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這等因赤裸裸的權謀需要而蓄意生髮的“暴秦”説，是典型的攻訐説辭，無法與嚴肅的評判相提並論。是故，後世説者大多悄悄拋棄了這一説法，不再將滅六國作為秦帝國的罪行對待。

其二，為達成儘速下城佔地的實際利益，虛聲恐嚇，肆意誇大。蒯通説范陽令之辭，是“秦任酷吏”説的代表。其對民眾仇恨之誇張，其先前的恐嚇與後來的撫慰之間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顯然的事實是：蒯通為使自己成為縱橫名士，先恐嚇范陽令，再允諾自己所能給范陽令的前途：只要降趙為復辟勢力收服城池，便可“轉禍為福”；而後，蒯通再轉身變作范陽令特使，對武臣又大説范陽令苦衷，使武臣“從其計”；再後，蒯通又搖身變作武臣特使，賞賜范陽令以侯爵印並高車駟馬；至此，蒯通個人目標達成而成為名士重臣，范陽令也“轉禍為福”，武臣也藉此得到三十餘城。此等秦末策士捲入復辟黑潮，其節操已經大失戰國策士之水準，變成了真正的搖唇鼓舌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鑽營者。即或大有“賢名”的張耳陳餘，後來也因權力爭奪大起齟齬，終究由“刎頸之交”變成了勢不兩立。我們要説的是：此等實際利益爭奪中的虛聲恐嚇説辭，多有肆意誇大，不足作為史料憑據。

其三，此類説辭大而無當，與當時事實有顯然的矛盾，其諸多紕漏完全經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團的説辭，其顯然的誇大胡謅至少有四處：一則，“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史記》只雲“數十萬”，尚且可疑。百萬大軍攻秦，全然信口開河。二則，“陳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時，陳勝農民軍連一個陳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來方二千里土地？三則，“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秦帝國軍費來源頗多，説辭卻誇張地歸結描繪為“家家按人頭出錢，官府以簸箕收斂”這一殘酷形式。四則，“家自為怒，人自為鬥，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就實而論，舉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殺與殺官事實，如項燕劉邦舉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盡皆這般，何以解釋章邯大軍出動後在大半年之內的秋風掃落葉之勢？

其四，秦末復辟勢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性，其強烈的施暴實踐，最充分地反證出其誅暴言論的虛偽性。作為秦末復辟勢力的軸心，江東項羽集團的大暴行具有駭人聽聞的酷烈性。《史記?項羽本紀》記載了項羽集團對平民與降卒的六次大屠殺，全部都是戰勝之後駭人聽聞的屠城與殺降：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殺全城平民；第二次城陽大屠殺，殺光了此前輔助秦軍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新安大屠殺，坑殺秦軍降卒二十萬；第四次咸陽大屠殺，殺戮關中平民無計，大燒大殺大劫掠大掘墓；第五次破齊大屠殺，坑殺田榮降卒數目不詳，大劫掠大燒殺，逼反覆闢後的齊國；第六次外黃大屠殺，因一個少年的利害説辭而放棄。種種大規模暴行之外，項羽又恢復了戰國大煮活人的烹殺，後來又有殺楚懷王、殺秦王子嬰並嬴氏皇族、大掘秦始皇陵等暴行。項羽集團頻頻大規模施暴，使大屠殺的酷烈惡風在秦末之亂中驟然暴長。號為“寬大長者”而相對持重的劉邦集團，也有兩次大屠城：一屠潁陽，二屠武關。自覺推行安民方略的劉邦集團尚且如此，其餘集團的燒殺劫掠與屠殺則自可以想見了。

當時，不幸成為“楚懷王”的少年羋心，對項羽的種種惡魔行徑始終心有餘悸。這個楚懷王對大臣將軍們憂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齒地説：“項羽為人，剽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之處，無不殘滅！”故此，楚懷王堅執不贊同項羽進兵咸陽，而主張“寬大長者”劉邦進兵咸陽。剽者，搶劫之強盜也。悍者，兇暴蠻橫也。猾者，狡詐亂世也。賊者，邪惡殘虐也。少年楚懷王的這四個字，最為簡約深刻地勾出了項羽的惡品惡行。這個聰明的楚懷王當時根本沒有料到，因了他這番評價，項羽對他恨之入骨。此後兩三年，楚懷王便被項羽以“義帝”名目架空。之後又被毫不留情地殺害。楚懷王能如此評判，足見項羽的酷烈大屠殺已經惡名昭著於天下了。

太史公亦曾在《項羽本紀》後對其兇暴深為震驚，大是感慨雲：“羽豈舜帝苗裔邪？何興之暴也！”《索隱述贊》最後亦大表驚駭雲：“嗟彼蓋代，卒為凶豎！”——很是嗟嘆啊，他這個力能蓋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議的兇惡之徒！顯然，項羽之兇惡為患，在西漢之世尚有清醒認知。孰料世事無定，如此一個惡欲橫流兇暴駭人的剽悍猾賊，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為英雄，惋惜者有之，讚頌者有之，以致頌揚其“英雄氣概”的作品廣為流播。如此荒誕之認知，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整個戰國之世兵爭連綿，沒有過一次屠城暴行。秦始皇滅六國大戰，秦軍也沒有任何一次屠殺平民的暴行。秦末復辟勢力卻變成了瘋狂惡魔，對整個社會展開了變態的報復，其殘暴酷烈遠遠超過了他們所指斥的“暴秦”千百倍。此等無與倫比的大破壞大摧毀暴行，“楚漢相爭”的短短几年，成為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颶風大破壞時期。其直接後果是，繁榮昌盛的帝國文明在五六年中驟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過半”的社會大蕭條大赤貧境地，以致西漢建政五十餘年後仍然陷入嚴重赤貧而不能恢復。

作為歷史謊言的生髮期，説者的動機、手法與怨毒的心緒，已經在上述特徵中得到了最充分體現。某種意義上，秦末復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畫：言大而夸，辭偽而辯，行闢而奸，心逆而險。是故，其攻訐之辭無處不似是而非，幾乎沒有一條可以作為評判秦文明之依據。倘若忽視這些基本特徵，而將其作為論證“暴秦”的歷史依據，則意味着我們的歷史意識尚不具有高端文明時代應有的分析水準。

二、歷史實踐與歷史意識的最初分裂

西漢以對秦文明的評判為軸心，歷史的實踐與意識出現了最初的分裂。

歷經為禍劇烈的秦末之亂與楚漢相爭，西漢王朝終於再度統一了中國。當此之時，如何面對秦帝國及其母體春秋戰國時代，成為西漢建政立國最為緊迫的實際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直接取決於主導階層的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其軸心是社會主導階層的文明視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廣泛的社會利益，而絕非領袖個人秉性與權力陰謀所能決定。文明視野與社會利益的廣泛度，有一個具體的基準問題：對待秦帝國所開創的大一統文明框架，是全面繼承還是另起爐灶？

從中國文明演進的歷史意義上説，西漢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時代。這一特殊在於：西漢處在中國原生文明之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最具有發生種種變化的社會潛質，最具有重塑中國文明的種種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漢王朝承擔着“如何承前，如何啓後”的最重大的歷史課題。唯其如此，西漢王朝的歷史抉擇，顯得特別的重要。

西漢的開國階層，基本是由秦末各種社會職業的布衣之士組成的。其中堅力量之中，除了一個韓國貴族張良，劉邦集團的文臣武將大多由吏員、商販、工匠、小地主、遊士、苦役犯六種人構成。而劉邦本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長）。雖有職業的不同與社會身份的些許差異，但就總體而言，他們都處於平民階層。這一廣大階層，是孕育遊離出戰國布衣之士的社會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幾乎無不具有戰國布衣之士的進取特質。從社會意識與歷史意識的意義上説，當時的士人階層，是對歷史與所處時代有着相對全面、客觀、清醒認識的唯一社會階層。基於這種社會根基，劉邦集團的種種政治作為，一開始便與項羽集團有着種種較為鮮明的反差。對待秦文明的基本態勢，劉邦集團與項羽集團更有着重大的區別。項羽集團作為既得利益的喪失者，對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徹底地有形摧毀，又徹底地精神否定，滅秦之後則完全復辟了諸侯制。劉邦集團則雖然反秦，卻對帝國功業與秦始皇始終有着一種實實在在的景仰。對於帝國文明框架，則一開始便採取了審慎地權衡抉擇的做法。

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歷經百餘年，西漢終於完成了這種權衡抉擇。

這一過程，並不全部都是難題。對於中央集權、郡縣制、統一政令、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生產交通標準、移風易俗以及種種社會基本法度，西漢王朝都全部繼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謂“漢承秦制”，此之謂也。事實上，重新確立的秦制，也被整個社會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謂權衡抉擇，主要集中於兩個核心：一則，如何對待具有強大傳統的諸侯分封制？二則，如何對這種實際繼承秦制而道義否定秦製做出合理闡釋？具體説，對待分封制的難點，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廢除實地分封制，實行虛封制？合理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難點，則是要在反秦的正義性與秦文明的歷史價值之間，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判與説明。

對於分封制難點，西漢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協，至漢武帝時期基本確立了有限實地分封制。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國有所倒退，也給西漢王朝帶來了長期的惡果。這是“漢承秦制”歷史過程中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儘管西漢的妥協是有限的，然由於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實地分封制）帶來的社會動盪連綿不斷，故在西漢之後，這種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晉之後終於演變為完全的虛封制。也就是説，歷代政權對秦制的實際繼承，在西漢之後更趨完整化。這一歷史現象説明。歷經秦末亂世的復辟劫難，又再度經過西漢初中期“諸侯王”引發的動盪，歷史已經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則基本道理：從秦制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其結局只能導致中國重新陷入分裂動盪；歷經春秋戰國五百餘年激盪而錘鍊出的秦制，是適用於社會的，是有益於國家的，是有利於華夏民族長遠壯大發展的。從實際制度的意義上説，秦文明在本質上獲得了完全的歷史認可。

然則，在歷史意識的評判上，卻出現了巨大的分裂。

西漢王朝發端於反秦勢力。這一最基本的事實，決定了西漢政權不可能對秦帝國及秦文明在道義上給予認同。否則，西漢政權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義性。對於歷來注重道義原則而強調“師出有名”的古老傳統，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古代社會之所以將“弔民伐罪”作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於注重政治行為的道義原則。若對方不是有罪於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討”或“伐”；既是天下“討秦伐秦”，則秦只能是暴政無疑。這便是中國古老的政治道義傳統所藴涵的邏輯。

雖然，劉邦集團的社會根基不同，決定了其與六國貴族的復辟反秦具有種種不同。但在指斥秦政，從而使自己獲得反秦正義性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其間區別，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與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國貴族對秦政是仇恨攻訐，是蓄意謊言。而劉邦集團的指斥秦政，則僅僅限於泛泛否定。

細察《史記•高祖本紀》，劉邦本人終其一生，對秦政的評判只有兩次，且都是同一句話。一次是最初的沛縣舉事，在射入城邑的箭書上説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關中約法三章時，又對秦中父老説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還有兩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劉邦在稱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臨死之年的冬天，下詔為戰國以來六位“皆絕無後”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户守冢制度：陳勝及趙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户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對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後兩千餘年的歷史上，封民户為秦始皇守陵，劉邦是唯一的一個。與之相對比的是，漢武帝泰山封禪時，儒家大臣已經可以明確提出秦始皇不能進入封禪之列，而漢武帝也採納了。另一件事，是劉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國的統計官張蒼為“計相”，並“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實際上，便是以蕭何為總政丞相，以張蒼為主掌經濟的副丞相。以秦帝國經濟官員為自己的經濟丞相，劉邦實際推行秦政的意圖是很明確的。這位張蒼，後來在漢文帝時期一直擢升至丞相，總政十餘年。其時，甚至連西漢王朝的歷法、國運、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動。這種原封繼承，一直延續到漢武帝。

與劉邦同代的開國重臣，也鮮有系統指斥秦文明的言論。最典型者，是大謀士張良。張良曾經是韓國末世的“申徒”（民政經濟大臣），純正的六國貴族，且其青年時期始終以謀殺秦始皇與鼓動復辟反秦為使命。但是，在投入劉邦集團後，張良卻只以運籌謀劃為任，從來沒有涉足實際政務，也從來沒有對秦政做出過公然指控。劉邦稱帝后，張良便事實上隱退了。身為六國貴族，張良的政治表現前後有巨大變化且最終退隱，頗值得探究。歷來史家與民間演義，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説之。實則不然，張良的變化，實際與劉邦集團的政治氛圍密切相關。張良既不能使劉邦復辟諸侯制，又不願追隨劉邦實際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拋開歷來的政治企圖，而走入修身養性的“神仙”道路。此當較為接近歷史之真相也。

劉邦之後的呂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體相同：極少涉及評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幾句寬泛指斥。也就是説，在漢武帝之前，對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階段——出於必須的反秦正義原則，僅僅對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須性的感性評判而已。於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為籠統的代表性説法。

這種感性指斥，在漢武帝時期開始發生變化。

西漢對秦文明的評判，由感性向知性轉化，開始了大規模的理念探究。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西漢政權已經穩定昌盛，開始了結文治武功方面的種種難題。武功方面，是大力連續反擊匈奴。文治方面，則以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的歷史矛盾為基點，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價值法則。在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標的實現體現為兩個方面：既湧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梳理華夏足跡的經典史書——《史記》，又湧現了大量的審視秦文明的言論與文章。

從總體上説，西漢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以及對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現出相對客觀的態勢。所謂相對客觀，是西漢評判大體擺脱了秦末復辟者充滿怨毒與仇恨的心緒，開始從論説事實的意義上評判秦文明。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西漢學人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秦政，都極少引用秦末復辟者咒罵秦政的惡辭，都是在陳述自己認定的事實。儘管其中不乏大而無當的囫圇指責，但就其基本面説，相對客觀了許多。但無論客觀程度如何，西漢對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來越趨於理論化。

具體説，為西漢官方認定的《史記》相關篇章中，尚很少對秦文明作總體指斥。在《貨殖列傳》、《河渠書》、《平準書》等綜合性敍述篇章中，都是鋪敍歷代經濟功績與地域風習，基本不涉及對歷代文明演進的階段性總體評判。即或在專門敍述意識形態變化的《禮書》、《樂書》、《律書》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在《禮書》中只有一段隱約肯定又隱約指責的説法：“周衰，禮廢樂壞……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大抵皆襲秦故……少所變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後的“太史公日”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辭，但遠未達到秦末復辟勢力那般一體咒罵，亦遠未達到後世史家那般總體認定“暴政亡秦”。

漢武帝本人的態度，也是頗具意味的。

《史記•禮書》記載了一則基本事實：漢武帝大召儒術之士，欲圖重新制定禮儀，有人便主張恢復古代禮制。漢武帝便下詔説：“蓋受命而王，各有所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成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顯然，漢武帝對復古是敏感的，也是嚴厲的，即或僅僅是禮制復古，也依然給予很重的批駁，將話説得分外紮實：漢也是歷代之一家而已，沒有自已的法度禮儀，何以面對子孫！敏感什麼？警覺何在？其實際底線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為否定秦政而走向復古。這次詔書之後，漢武帝沒有接受儒術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禮儀，完成了既不同於復古又不同於秦制的“漢家禮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漢武帝的頗具意味處，在於其始終自覺地把握着一則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對秦的否定而走向復辟，也不能如同漢高祖那樣全盤繼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對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難如後世那般走向極端化。

這一基本事實，透漏出一則值得注意的歷史信息：即或已經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對秦文明的總體性評判已經明確持否定原則，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謹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統形式作最終的簡單否定。《史記》中“非秦”言論的感性閃爍，以及這一時代諸多思想家對秦政秦制的評判，都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幾類漢初的賈誼。凡此等等，足證這一時期對文明演進史探究的相對慎重與相對客觀。

西漢的官方歷史意識，在漢武帝之後開始了某種變化。

變化的標誌，是在官方聲音中開始出現總體否定秦文明的説法。所謂總體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對秦文明的分析態度開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實，是漢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大論爭。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如實記載了“賢良文學”與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爭論。其集中涉及評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賢良文學者，西漢之職業理論家也，儒生之羣體也。他們對秦文明的評判，是總體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論有：“商鞅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秦任戰勝之力以並天下，小海內以貪胡、越之地。”“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連反擊匈奴這樣的正義之舉，也被説成“貪地”，其荒謬可見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評判，則截然相反，這裏不再列舉。雖然，從形式上説，這種整體指斥秦文明的論説，只是中央會議的一家之言，並不絕對代表中央朝廷的聲音。但是，能以全盤否定秦文明的歷史價值觀為基準，以羣體之勢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實際政策發難，其中藴涵的轉機是意味深長的。

西漢時代的歷史意識，更多表現在官員學者的個人論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時，西漢時期具有官員身份的學人，對秦政得失與秦亡原因也開始了大規模探究。這種探究有着一個鮮明的趨勢：總體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圖從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尋覓秦帝國滅亡的原因。就其論説的影響力而言，西漢的不同時期分別有四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淮南王劉安學派，一個是賈誼，一個是賈山，一個是董仲舒。淮南王劉安的學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為《淮南子》，其對秦文明、秦帝國、秦始皇一體指斥，從經濟、軍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論説，其最終的評判屬於全盤否定式。《淮南子•汜論訓》的經濟否定論可謂代表，其雲：“秦之時，高為台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遺戍，入芻稿，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

賈誼的《過秦論》，是被歷代推重的一篇綜合評判性史論。賈誼的基本立場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對秦孝公商鞅變法作了高度肯定，對秦始皇的基本功績也作了高度肯定。賈誼對秦亡原因的總論斷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對秦文明的總體論斷則為：“秦王……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

賈山給漢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確指控秦政，號為“至言”。其代表性言論是：“秦……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視，側耳而聽！”其文咒罵秦始皇尤烈，“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因賈山之説大而無當，幾近於秦末復辟勢力之怨毒咒罵，故其影響力在後世較弱，不如賈誼與其後董仲舒的論説。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屬於全盤否定式的代表，其經濟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為後世“暴秦”論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極多，僅上書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論秦之説主要有兩則，一則見於本傳記載的上書，一則見於《漢書•食貨志》轉引的“董仲舒説上曰”（上書或問對記載）。兩論皆具後世“暴秦”説的典型性，被後世史家反覆引證為吏料依據，故此摘錄於下：

《漢書•食貨志》轉引其經濟指控雲：古者税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裏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税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

《漢書•董仲舒傳》載其法治指控秦雲：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説，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悟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漢書•董仲舒傳》記載其教化指控雲：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扦，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經濟指控與法治指控的經不起推敲，我將在後面一併澄清。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將西漢“習俗惡薄”的原因，沒有歸結為六國貴族集團大復辟帶來的社會大破壞，而全數歸結為秦政，這是顯然的歷史偏見。這種偏見並非誤解，而是蓄意為之。董仲舒的目標很明確：促使漢制“更化”，變為以“三代王制”為本體，而由儒家執意識形態之牛耳的實際制度。而如果將世道淪落之根源歸結於復辟動亂，則無異於否定了儒家頌揚“王制”的正當性。所以，只能將世風敗壞的罪名，整體性推於秦政了事。此等基於顯然的政治意圖而全盤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實在不甚高明，也存在着太多的矛盾紕漏。是故，並沒有從總體上動搖“漢承秦制”的實際國策。董仲舒生於西漢中期，距秦帝國時代不過百年上下，對復辟勢力的暴力毀滅、相互背叛、殺戮劫掠、道德淪落等等惡行，及其破壞力與後遺症，應該很清楚。對最為殘暴的項羽集團的大破壞，董仲舒應該更清楚。然則，董仲舒卻將這種破壞整個文明結構與社會倫理的罪責，轉嫁於素來注重建設而法度整肅的秦文明時代，事實上是不客觀的，是經不起質疑的，其學術道德的低劣亦實在令人齒冷。此等理念的背後潛藏着什麼樣的居心，不值得後人問一句麼？

西漢之世，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遭到了總體遏制。

然則，西漢之世對秦文明的總體評判，也第一次以理論化的否定形式出現了。這種理論化，既表現於相對謹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現於以私學官學中的種種個人探究為形式特徵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諸如賢良文學、淮南王學派，以及賈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又有了重新復活的歷史機遇，並最終釀成了西漢末期王莽復辟的實際災難，又最終瀰漫為久遠的歷史煙霧。

從形式上説，西漢時代對華夏文明演進的總結與審視，對秦文明的總結與審視，是中國歷史意識的第一次自覺。但是，由於具體的政治原因，由於所處時代的文明視野的限制，這次大規模的相對自覺的文明史審視，卻最終產生了接近於“暴秦”説的否定性結論。這一結論，導致了中國歷史意識不可思議的分裂：實際繼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國，歷史的腳步與歷史的意識從來是坦率合一的：一個政治集團認定並推崇某一種文明，必然竭盡全力去追求並實現，反之則斷然拋棄。只有從西漢這個時期開始，中國歷史的腳步與中國歷史的意識，出現了怪誕的分離。儘管這種分裂是初始的，遠非後世那般嚴重。但是，這一分裂因東漢的秉承而延續跌宕四百餘年之後，卻終於積澱為荒誕的歷史定式。作為實際繼承秦文明的兩漢中央政權，基於種種原因，始終對這種荒誕的分裂保持了默認，保持了實際上的支持。同時，由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方略的確立，儒家歷史價值觀日益佔據主流，中國歷史意識對秦文明的荒誕分裂——實際建政與價值評判的分裂，隨着歷史的推移而更趨深重了。

三、歷史煙霧的久遠彌散

歷史意識分裂的煙霧，終於無可遏制地瀰漫開來。

大一統的秦帝國十五年而亡，既無修史遺存，亦無原典史料現世。項羽的屠戮劫掠與焚燒，使大咸陽化作了廢墟，集戰國之世全部典籍法令與文明書證的豐厚無比的帝國文檔庫存，悉數付之罪惡火焰。從此，這個偉大的帝國喪失了為自己辯護的絕大部分書證、物證與人證，淪入了面對種種口誅筆伐而無以澄清的境地。就實説，後世對秦帝國的評判依據，相對直接的文本資料大體只有四種：其一是後來搶救再現的先秦典籍與諸子著作；其二是帝國遺留于山川河海的部分勒石碑文與殘存物證；其三是司馬遷的《史記》中所記載的經過作者“甄別”的史實；其四是西漢初期帝國遺民的部分親歷言論紀錄。當然，若天意終有一目可使始皇陵地宮藏品再現於世，我們為這個偉大帝國辯護的直接證據，完全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此之前，我們的澄清依然分外的艱難。

然則，我們的努力不能停止。

歷史，正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所謂國家與民族的歷史意識，大體是四個層面：其一是歷代政權對原生文明的實際繼承原則；其二是見諸正史的官方意識對歷代文明演進的價值評判；其三是歷代史家學者及學派的歷史論説；其四是見諸文學藝術與民間傳説的普遍認知。而我們所謂的歷史意識分裂的煙霧，當然也指同時體現於這四個方面的種種變形。

從此四方面説，自西漢之後，秦帝國及其所處的原生文明時代，在理念上被大大扭曲變形，且表現為一個愈演愈烈的歷史過程。也就是説，兩千餘年來，我們對自己的原生文明時代的總體評判，始終處於一種不可思議的割裂狀態：一方面，在建政原則上，對一統秦帝國的文明框架原封繼承，並全力維護；另一方面，在理念認定上，對秦帝國與春秋戰國的文明功績又極力否定，極力攻訐。這是一個奇特而巨大的矛盾。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沒有哪個創造了獨立文明的民族，在後來的發展中極力貶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更沒有實際繼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誕割裂先例。唯有我們，承受了先人的豐厚遺產，還要罵先人不是東西。此等咄咄怪事，發生於我們這個自認深有感恩傳統的古老民族身上，豈非不可思議哉！

一片博大遼闊的文明沃土呈現出來，耕耘者的屍體橫陳在田間。後來者毫不遲疑地宣佈了沃土繼承權，卻又困惑於曾經包括自己在內的一羣人殺死了耕耘者不好交代。於是，一面謹慎地審視着這片沃土，一面小心地探詢着其餘人對農夫之死的説法。終於，人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耕耘着，開始探究起來，漸漸爭論起來，又漸漸吵成了一團，終於將耕耘者的死與被開墾的沃土連成了一體，無休止地吵吵起來。有人説，這片土地邪惡，導致了農夫的突然死亡，與羣毆無關。有人説，農夫愚蠢不知歇息，才有突然死亡。有人説，農夫耕耘有誤，給這片土地留下了禍根。有人説，農夫根本不該開墾這片土地。有人説，農夫用力太猛死得活該。一代代爭吵延續下來，人們終於一致認定：這是一個壞農夫，原本該死，不需爭論。有渾不知事的孩童突然一問：“農夫壞，開出來的土地也壞麼？”人們驚愕良久，又齊聲回答：“土地是我們的了，自然不壞！”於是人們力乏，從此不屑提起這個死去了的壞農夫，索性簡化為見了農夫屍體只啐得一口，罵得一聲了事。偶有同情者，遙望農夫屍體嘆息了一聲，立即便會招來人眾側目千夫所指……

一則古老的寓言，一幅歷史的大相。

大偽欺史，文明何堪？

東漢伊始，“暴秦”説終於成為官方正式立場。

西漢末期，基於對秦政的普遍指控，對夏商周三代的“王制”文明一時滋生出一種嚮往思潮。在這一思潮的瀰漫中，一股信奉儒家文明價值觀的社會勢力崛起了。在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的同時，這股勢力力圖重新復辟周制，再現那個“憲章文武，禮治王化”的遠古田園詩時代。這便是號為“新始”的王莽集團，在近二十年的歲月裏全面復辟周制的荒誕時期。歷史的演進是殘酷的：王莽集團竭盡全力改制復古，非但沒有使天下趨於王道昌盛，反倒引發了大饑荒大混亂大動盪，華夏大地再次淪入了較秦末大劫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社會大倒退，西漢二百餘年累積的文明成果，悉數付之東流！綠林赤眉農民軍遭遇的大飢餓大殺戮，其酷烈遠遠過於因不堪徭役而舉事的陳勝吳廣農民集團。

歷史的教訓是冰冷的。隨後立定根基的東漢政權，不再做任何復古夢，很現實地回到了忠實效法西漢而秉承秦制的道路上，在實際施政中再度肯定了秦文明的價值，斷然摒棄了復古道路。秦末至西漢末的兩百多年間，歷經項羽王莽兩次大復辟，既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也對整個社會歷史意識產生了巨大的震懾。此後的中國歷史上，嘗試復辟“三代王制”的政治狂人再也沒有出現，即或偶有政治幻想症者，也只能自家嘟噥幾句而已。這一基本事實足以説明：華夏族羣的歷史意識已經實實在在地認定了秦文明的真實價值，在實際中永遠地奉行不悖了。

歷史的荒誕，也正在這樣的時期定型了。

東漢王朝在實際奉行秦文明的同時，官方意識卻更為明確地指控秦文明，更為高調地頌揚三代王制，從而瀰漫出一股濃郁的弦外之音：三代王制本身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只是王莽的復辟還不夠水準而已。再次確立這種實際建政法則與意識形態價值原則的荒誕割裂，是“暴秦”説瀰漫為歷史煙霧的根基所在。

《漢書•食貨志》與《漢書•刑法志》，是東漢官方對歷代文明框架（制）的總體看法。在這兩篇概括敍述並評判歷代體制的文獻中，完全可以看出“暴秦”説的新面目。這兩篇文獻對華夏文明進程的總體評判是：以井田制為軸心的夏商周三代“王制”文明，是最高的理想社會狀態；自春秋戰國至秦帝國，則是最為不堪的淪落時代；西漢之世，始入承平昌盛。基於此等價值標準，這兩篇文獻的定式是：開首皆以大段篇幅描繪三代“王制”的田園詩畫面，緊接着語氣一轉，便開始嚴厲指控春秋戰國秦的種種不堪與暴虐，之後再敍述西漢的承平國策。

唯其具有代表意義，我將其對春秋戰國秦的指控摘引如下：

《漢書•食貨志》雲：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書•刑法志》雲：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東漢官方認定“暴秦説”之外，學人官員的個人評判，也循此基準多有呈現。但是，這一時代的文明史視野已經大為弱化，官員學者個人即或有局部肯定秦政的論説，也是星星點點不成氣候。諸如東漢之桓譚、王充，皆有局部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為極其微弱的聲音了。

東漢之後，華夏再度陷入了分裂割據狀態。三國時代的劇烈竟爭，頗有小戰國氣象。基於競爭本身的需要，這一時代對歷史的重新認知，有了新的可能。由於《三國志》乃晉人陳壽撰寫，且沒有總括敍述某領域歷史演進的諸《志》專類，是故，無法評判三國及西晉的官方歷史意識。然則，從這一時期各方實際奉行的政策體制，以及著名君主與政治家的歷史評判言論，仍然可見其對秦文明的總體評判。這種評判，較之東漢鬆動了許多。曹操被《三國志》評曰：“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超世之傑矣！”而曹操對秦皇漢武的肯定也是明確的，其《置屯田令》雲：“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在三國大政治家中，唯有諸葛亮對秦政表現出繼承東漢的荒誕割裂：實際奉行而理念否定。諸葛亮《答法正書》雲：“……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足見其忠實秉承東漢之傳統也。

步入兩晉南北朝時期，華夏大地紛爭頻仍，又逢北方諸族羣相繼佔據北中國，政權不斷更迭，相互攻伐不斷。當此之時，中國關於文明史演進的探討幾乎趨於沉寂，玄妙清談瀰漫一時。無論是官府作為，還是官學私學，對歷史文明的總體探討及其理論總結，都幾乎趨於銷聲匿跡。這是一個特殊的沉淪時代，兩漢時代注重文明演進探討的歷史視野，這時已經變化為注重個人體驗的思辨“玄學”。在玄學清談瀰漫之時，偶然也迸發出些許文明史探究的火花。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用刑》，便對秦亡原因做了探討，認定秦亡並非嚴刑而亡，“秦其所以亡，豈由嚴刑？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其餘，如做過廷尉的劉頌、做過明法掾（解釋法令的官員）的張斐，也都曾經從論説法令演進的意義上肯定過秦政。當然，這些聲音遠非主流，幾乎沒有實際影響力。

進入隋代，對文明演進史的探討又是一變。

隋雖短促，然卻是三百年分裂之後再度統一中國的重要時期，是華夏族羣的第五次大一統。從實際制度框架説，隋繼承了秦制無疑。然則，由於此時距秦帝國已經千年之遙，且又經過了西晉之後的三百年分裂戰亂，隋對文明演進的審視，遂開始以西晉之後的歷史演進為主，對兩漢之前的歷史已經很少涉及，對秦政得失的探究則更少了。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基本面看出隋代對秦文明的模糊肯定。隋文帝楊堅注重實務，臨死之遺詔開首便是：“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遺詔最後雲：“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務當政要。”顯然，隋對秦文明所體現的變法精神尚是肯定的。

唐代情形，又是一變。唐變之要，是從隋的不甚清晰堅實的歷史評判中擺脱出來，再度開始大規模總結文明演進史。結局是，唐又重新回到了東漢軌跡。唐人魏徵主修的《隋書》，實則是唐政權的歷史目光，而不是隋政權的歷史目光。《隋書》的《食貨志》、《刑法志》、《百官志》等綜合篇章，在對特定領域的總括性敍述中，均對秦文明做出了復歸東漢傳統的評判。

《隋書•食貨志》雲：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脈；以頭會之斂，屯戍窮於嶺外。

《隋書•刑法志》雲：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於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閭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

《隋書•百官志》雲：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創立朝儀；事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眾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嬴氏。

如果説，《隋書》諸志的總括性敍述，代表了唐政權的官方評判，那麼唐太宗在《貞觀政要》中的理念，則是更為直接的建政施政態度。《貞觀政要•君臣鑑戒》雲：“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舉，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其《務農》篇雲：“昔秦皇漢武，外多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當然，唐代也有基於現實政治而對秦政秦法的具體肯定，但已經遠非主流了。同一個魏徵，在答唐太宗對商鞅法治的責難時，論説便是相對肯定的：“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魏鄭公諫錄》卷三）

在整個唐代的歷史意識中，只有柳宗元對秦文明做出了“政”與“制”的區分，指出了秦“失在於政，不在於制。”其《封建論》雲：“秦有天下……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行，竭其禍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將文明體制框架與具體的施政作為區別開來，這是自兩漢以來最有見地的文明演進史觀念。這一觀念，在某種意義上合理解釋了對秦文明的實際繼承與理念否定這一巨大割裂現象——實際繼承對“秦制”，理念否定對“秦政”。雖然，柳宗元的評判依舊遠遠不是主流歷史意識；雖然，柳宗元的“秦制”幾乎單純地指郡縣制，而並非包容了秦文明的所有基本方面，但就其歷史意識的出新而言，依然是不容忽視的。

唐之後，華夏又陷入了幾近百年的分裂割據。五代十國，是一個歷史意識嚴重萎縮的時期，大器局的文明視野與民族進取精神，從這個時期開始嚴重衰退了。政變頻頻交錯，政權反覆更迭，邦國林立，各求自安。這一時代除了諸多的佛教事件與閃爍的詩詞現象，幾乎沒有文明史意義上的重大事件，對中國文明史的探究自然也難覓蹤跡。

宋王朝統一中國之後，幾乎是立即陷入了連番外患與諸多內憂之中，對既往歷史的審視已經大為乏力了。《宋史》乃元代主修，其概括性的諸《志》綜述，已經根本不提秦文明瞭。當然，我們不能將《宋史》的綜合敍述，看做宋代的官方歷史意識。宋代的歷史意識，我們只有到其學派思潮與主要人物的言論中去尋找。宋代儒學大起，生髮出號為“理學”的新潮儒學。理學的歷史意識，自然是以儒家的歷史價值觀為根基的。

從宋代開始，一種歷史現象開始生成：審視歷史，必引孔孟言論以為權威。大量的先秦諸子典籍，在這個時期被一體性忽視。以致連墨子這樣的大家，其論著也湮滅難見，淪入到道家典籍中隱身了。直到近代，墨子才被梁啓超發掘出來，重新獲得重視。最為實際的改革家王安石，尚且言必引孔孟為據，對制度沿革的論説則多以五代十國的興亡為依據。其餘人物之論述，則更可以想見了。以修《資治通鑑》聞名的司馬光，其歷史意識更是明確地貶斥秦文明。凡見諸《資治通鑑》的“臣光曰”，很少對秦政秦製作認真的總體性評判，而對秦政秦制的具體“罪行”指控，則屢見不鮮。朱熹、二程等儒家大師，指控秦文明更是司空見慣了。作為治學，他們對秦政的探究是很認真的。譬如朱熹，對商鞅變法之“廢井田，開阡陌”做出了新解：“開”非開墾之開，而是開禁之開；開阡陌，便是開土地國有制不準買賣之禁，從此“民得買賣”土地。然則，這種具體的學問功夫，並不意味着文明歷史意識的深化與開闊。從總體上説，宋代對秦文明及其母體時代的評判，是遺忘融於淡漠之中——既很少提及，又一概貶斥。

元明清三代，歷史意識對秦文明的評判，已經板結為冰冷的硬體了。

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清人修《明史》。這三史，對包括秦帝國及先秦時代的評判都呈現為一個定式：先極為概括地簡説夏商周三代，而後立即接敍距離自己最近的前朝興亡，對春秋戰國秦時代基本略去不提。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遺忘定式”。然則，遺忘絕不意味着肯定，而恰恰是偏見已經板結為堅深謬誤的表徵。元明清三代，非但官方歷史意識斷然以“暴秦”為總括性評價，即或被後世視為進步思想家的學子，也同樣斷然“非秦”。也就是説，自宋開始的千餘年之間，對秦文明的評判已經積澱成一種不需要探究的真理式結論。耶律楚材有詩論秦：“……焚書嫌孔孟，峻法用高斯。政出人思亂，身亡國亦隨。阿房修象魏，許福覓靈芝。偶語真虛禁，長城信謾為。只知秦失鹿，不覺楚亡騅。約法三章日，恩垂四百期……”海瑞雲：“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尚可存古人遺意。”邱浚雲：“秦世慘刻。”黃宗羲雲：“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王夫之雲：“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