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流浪大師”有沈巍，清心寡慾做學問_風聞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興趣所在。李政道、楊振寧、陳省身等幾位諾獎獲得者自上世紀70帶回國講學都一再強調：“興趣是第一位的”。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先生一生的研究興趣都在“數論”，他平時連自己的襪子穿錯了都不知道可見與沈巍的“不修篇幅”有些類似，教書也不入門，但是他對“哥德巴赫的猜想”的研究成果至今無人企及。大學畢業教書被學校退回大學，是校長王亞南向華羅庚推薦了他，到了中科院數學所這才真正走向了數論的研究領域。文革期間它沒有任何研究環境（地下室和煤油燈），在生命垂危的時候，是武恆先生挽救了他，由此才有了重大的學術成果。先人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到了今天為什麼我們總是另眼看待沈巍呢？我不能肯定沈巍的學識有多大，但是至少可以肯定，憑着人們嚮往的職業沒興趣，靠撿拾垃圾的錢買書細讀，這並不另類（至少是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們來説無法理解）。陳嘉映先生在對東西方文化的比較中曾經説過，“中國人不是不聰明，而是缺乏純知性的追求”。沈巍在上大學之間就痴迷文史，對數字一向不感興趣。盡從他言語中所涉及的數目來看，即使算不上大家也絕不是吃乾飯的。沈巍屬於那種一向興趣非常專一的人，這沒什麼不好，也完全無害與社會。為什麼就有那麼幾個人對他橫挑鼻子豎挑眼呢，我看這些人大概屬於“吃不着葡萄説葡萄酸”吧？其實大可不必驚詫不已。到時從人才的角度網開一面——給他一個演講的平台（或者説在茶攤做些交流）這沒什麼不好。蔡元培先生不也是“只看學識，不問出身”嗎？熊慶來先生髮現了只有初中學歷的華羅庚，並能使其成為中科院數學所長，這不就是老一輩科學家一貫遵循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嗎？著名勞動模範倪志福早先在北京永定機械廠當鉗工。1953年他經過研究反覆試驗，發明了高效、長壽、優質（加工精度高）的“三尖七刃”鑽頭，解決了當時完成緊急任務的關鍵難題，其先進性得到世界公認。倪志福的發明立即被國家命名為“倪志福鑽頭（簡倪鑽）”，後來倪志福又根據生產實踐的不同需要，使“倪鑽”發展成適應對鋼、鑄鐵、黃銅、薄板、膠木、鋁合金及毛坯孔、深孔等不同材質、不同加工要求的系列鑽頭（即後來稱為‘羣鑽’），這是中國第一次在世界“鑽加工”領域展現世界先進水平。所以，在科學技術領域，學歷只是一個學習經歷的的符號，並不代表其就已經具有了相應的真實能力。大凡所謂“大家”，大多具有看人看事的本領：看人的思敏，看事就是看準研究的方向。這種辨識的潛能不是每個人都能具備的。科學發現往往起源於一種人的潛能（比如歸納演義的靈感等等），而這種潛能通常與其學識水平有關。早先，中國電子科技大學一位鼎鼎大名的電子工程學教授應邀出席學術演講會時被保安以“衣冠不整”誤以為是“拾荒老人”而拒絕其進入會場，結果經主辦方解圍才避免了誤會：“腳上穿的那雙布鞋髒兮兮的連襪子也沒穿哪想到是一位大教授”？其實，西裝革履不過是視覺表象，人的談吐才能反應其內在的涵養或學識。

   沈巍到底學識如何很容易辨識，如果水平不低於中學教師，半個轉崗手續不是難事。至少本人從網絡上看到的零散文字介紹和視頻來看可以説是“談吐不俗”，故而想到“諾大的中國給他一個説話的機會應該不是難事”。對於改革開放的而言，重要的資源就是人才。因此，“物盡其用，人盡其才”應是每個國人的共識。

  孔夫子説“三人行必有我師”講的就是每個人都不要忽視別人的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