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真的沒有“罵”過蔣介石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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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從來不罵蔣介石？別被謠言帶溝裏了

猶記得在中學時代流行語文的“三怕”，一怕文言文，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魯迅的名聲在學生中並不是“特別好”，但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魯迅以嬉笑怒罵表情包和影視劇《樓外樓》裏“抓捕周樹人跟我魯迅有什麼關係”成了我們生活裏的網絡紅人。

在我們印象中的魯迅是一個“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戰士形象，是以“罵”聞名的，但是畢竟人紅是非多，近年來網絡上一些自媒體為吸引流量不顧職業道德，企圖憑藉魯迅的正面影響力美化蔣介石，於是出現了諸如以下這樣的文章：

《魯迅為什麼從來不罵蔣介石呢？》

《魯迅為什麼從不罵蔣介石？魯迅死後，蔣介石送了6個字》

《魯迅一生批判無數，為何蔣介石沒有殺他？原因很簡單》

……

這些網絡文章都有幾個相同的特點:用大眾對魯迅“好罵人”的刻版印象激起讀者好奇心；文章內容打着重評歷史的幌子販賣經不起推敲和考證的觀點；幾句不知出自何處的所謂“魯迅話語”互相抄來抄去；含沙射影式的春秋筆法……於是乎，一篇篇“網絡爆（yao）文（yan）”就這樣被這樣批量生產出來了。

其實像這樣“重評歷史人物”的文章被大批量生產並傳播開來還是因為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替歷史課本上一個又一個定性的歷史人物翻案不僅僅是為了吸引流量，更是為了瓦解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套歷史敍事。本文無意於在這種現象背後的問題糾結再多，只是想像西西弗推大石一樣，繼續“造謠動動嘴，闢謠跑斷腿”的“事業”。

 

//兩個站不住腳的“證據”//

我們先來看看幾篇網絡文章裏面是怎麼解釋“魯迅之所以不罵蔣介石”的原因:

我認為很可能是由於魯迅相當欣賞蔣介石。1926年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寫道：“現在我最恨什麼‘學者只講學問，不問派別’這些話，假如研究造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為之造麼?” 1927年，在廣州教書的魯迅在給友人的信中又寫道：“如暑假前後，我們的‘介石同志’打到北京，我大概回北京去……”魯迅親切地稱蔣介石為“介石同志”，且若是蔣介石打到北京，魯迅書也不教了，要跟着他一同去北京，這話都隱隱有追隨蔣介石之感。從這些信中，我們能體會到魯迅對蔣介石是持讚揚態度的，且對他是予以厚望的。［1］

筆者查閲了《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湖南人民出版社）一書可以證明上述第一處引文確實存在，不過拿第一處引文作為佐證，用捕風捉影來形容是最為合適不過了，因為自始自終這封信的中心就不在於強調蔣介石的優點、進步性，**魯迅意圖説明“研究系比狐狸還壞，而國民黨則太老實”，反駁“只講學問，不問派別”的觀點。**哪怕是“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為之造麼”一句也不能看出魯迅的傾向性，退一萬步講，即使魯迅認為此時的蔣介石代表了革命那也是因為時蔣介石的政治野心並沒有暴露出來，國共兩黨尚處於合作狀態，而魯迅又豈能未卜先知呢？

**上述文段中第二處引文則是張冠李戴，**天底下難道只有他“蔣介石”配叫“介石”嗎？這一點很多人都沒有想到。

筆者親自查閲了《魯迅全集11》，上述第二處引文出自《270612致章廷謙》，全信有兩處提到了“介石”，分別是:

“

我很感謝你和介石向孑公去爭，以致此公將必請我們入研究院……至於此後，則如暑假前後，咱們的‘介石同志’打到北京，我也許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惡一通，試試我這個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槍暗箭。總而言之，現在是過一天算一天，沒有一定者也。

”

難道魯迅真的把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蔣介石稱為“同志”嗎？其實答案在此信的註釋當中:“介石即鄭奠。”

所以此“介石”非彼“介石”。那麼有沒有可能這是《魯迅全集》的編輯者在為尊者諱、為長者諱呢？其實也不是，縱觀全信的內容不在於講北伐戰爭的“打到北京”，而是此時的魯迅希望通過章廷謙與鄭奠能與蔡元培取得溝通，使之離開中山大學。魯迅在信中所説的“受得多少明槍暗箭”則是指與顧頡剛一行人的矛盾，這便是魯迅要離開中山大學的原因。

此外，《270530致章廷謙》一信當中魯迅説:“我滾出中大以後，似乎寄兩信，一往道圩，一往杭，由鄭介石轉。”這兩封信前後時間相差不大，所敍內容大致相同，可見把魯迅信中的“介石同志”想當然地同蔣介石等同起來純屬是某些無良媒體的張冠李戴。

至於什麼所謂的“魯迅對蔣介石持讚揚態度，並給予厚望”的結論則更是博人眼球的謠言。

//蔣介石國民政府對魯迅的迫害//

我們先來看一篇網絡文章是怎麼描寫魯迅和蔣介石的關係:

蔣介石對魯迅同樣也是很寬厚友善的，儘管魯迅寫了許多批判國民黨的文章，某些程度上都影響了民心。但蔣介石執政期間，從未對魯迅下手。曾有人向蔣介石舉報魯迅，説其是反對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可蔣介石竟然回答道：“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2］

姑且不論此文中蔣介石是否説過這幾句話，但我們知道古人的智慧告訴我們要“聽其言觀其行”，歷史上、現實中那些好話説盡壞事幹絕的人不是不存在，而蔣介石在魯迅身上就是這麼個形象。

作為文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傳播，而封禁文學作品是對文人最大的打擊。在蔣介石統治下，魯迅諸多作品均被刪減或封禁，例如:

1934年1 月26日，上海市教育局發佈命令對《二心集》展開查禁；

1934年2月，國民黨宣傳部發出命令查禁了149 種文藝書籍，其中包括魯迅的四本雜文集，包括《而已集》《三閒集》《偽自由書》以及《二心集》；

1934年5月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查禁了魯迅雜文《南腔北調集》，接着12月份圖審會再次被禁；

1935 年2月國民黨圖審會查禁魯迅《準風月談》……

哪怕是到了解放戰爭後期，魯迅的作品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封禁，例如《拾零集》［3］第七版於1949年2月被杭州市政府查禁。至於對文章的刪減更是魯迅的家常便飯，魯迅就曾感嘆道:“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刪之處，是留着空白，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卻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於是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削的痕跡，一切含胡和恍忽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準風月談 前記》）。

​

固然蔣介石沒有對魯迅像李公樸、聞一多、左聯五烈士那樣下毒手，但就此推定“蔣介石對魯迅同樣也是寬容友善的”只能説明原作者在政治上顯得十分幼稚。倘若蔣介石真的對魯迅很寬容友善，魯迅又何必害怕因柔石身上藏有他寫的字條而擔驚受怕呢？這不正從反面説明了蔣介石對魯迅不寬容嗎？ 

//魯迅對蔣介石的評價//

魯迅生前沒有公開批評蔣介石這是事實，筆者不敢也不能否認，不過據筆者所查閲到的資料而言，魯迅對蔣介石是存在着厭惡、反對的態度的，這主要是反映在魯迅同一些人的私下談話裏，例如:

“

沒有什麼。看情形，他們( 指國民黨)目前似乎還不想下手，他們的吵吵嚷嚷，目的是想嚇得我不敢説，不敢動;真正危險倒在他們不聲不響的時候——蔣介石這個東西就是個流氓。

——鄒魯風《黨最親密的戰友》，文刊1956年20期《中國青年》

我們中國也出了一個他們(指法西斯主義/筆者)的好兄弟，就是蔣介石。這三兄弟都是殺人的能手。

——錢俊瑞《回憶魯迅二三事》,文刊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報》

”

蔣介石一手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對於魯迅而言，使他“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魯迅怎麼可能會對他抱有好感呢？所以魯迅在生前就已經給出了結論，認為“蔣介石已經不能領導中國革命”，“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未來”。［4］

 

//誤打誤撞的批評//

1935年2月9日，魯迅在致蕭軍、蕭紅的一封信中説:

“

你記得去年各報上登過一篇《敵乎 ,友乎?》的文章嗎?做的是徐樹錚的兒子,現代闊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懷疑的結果，才決定是‘友’。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今年就要將‘一二八’‘九一八’的紀念取消，報上登載的減少學校假期，就是這件事，不過他們説話改頭換面使大家不覺得。‘友’之敵，就是自己之敵，要代‘友’討伐的。所以我看此後的中國報，將不準對日本説一句什麼話。

”

據《魯迅全集》註釋，這篇文章的全稱是《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徐道鄰作。這“徐道鄰”是何許人也呢？其實就是蔣介石。

這篇《敵乎,友乎? 中日關係的檢討》刊登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卷“書告類”第3133-3146頁。在文章前面有蔣介石本人的説明:“民國二十三年(即1934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極想設法打開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囑佈雷同志筆錄其詳，以此為中、日兩國朝野做最後之忠告，期其警覺，克免同歸於盡之浩動。惟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佈雷名義出之，乃託徐道鄰君印行。近閲是篇，撫今思昔，不禁感慨萬千！特付重刊，以備自反，或仍有助於將來東亞民族之前途乎！中正。三十九年九月。”

這兩處引文一是能看出魯迅對抗日持以積極態度，而蔣介石則是徹底的“和平主義”。

魯迅與蔣介石是兩個不同立場的人，哪怕魯迅生前沒有公開批評蔣介石的文字，那也只是一種策略上的考慮，而魯迅加入我黨所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實際上就象徵着魯迅拒絕蔣介石的道路。面對歷史我們要保持永遠的懷疑主義，但是這種懷疑主義是要建立科學、理性的分析之上，只能“大膽地假設”而不能“小心地求證”就只能讓人們與歷史真相越走越遠。

注：

［1］［2］《魯迅罵過無數人，卻從未批評過蔣介石，其實原因並非欣賞這麼簡單》

［3］《二心集》被查禁後，魯迅刪減大量文章，將剩下的16篇文章編為《拾零集》，然而1934年3月20日依然被上海國民黨黨部查禁。

［4］申彥俊《中國的大文豪魯迅訪問記》，文刊1934年4月號朝鮮《新東西》；魯迅 《二心集 序言》